“聯(lián)防隊員入室強暴女子，丈夫隔壁忍氣吞聲”，一場離奇的性侵案，在掀起了一輪窺私般的報道狂歡后，眼下正在引發(fā)一場對媒體倫理的社會性反思。 　　這次性侵事件報道中，媒體被人詬病者，不外乎三個方面：
　　一是把一起惡劣的性侵案娛樂化，如有些報道中繪聲繪色地描寫犯罪過程，如“他聽到床的晃動聲、楊喜利淫蕩的呻吟聲”。這樣的描寫，對滿足讀者的知情權毫無助益，只會幫助少數(shù)人進行猥瑣意淫而已。
　　二是一些媒體在報道中把譴責的矛頭指向受害女子的丈夫，指責他窩囊。有報紙甚至使用了《“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是的，你還好意思說》這樣的標題，把許多媒體面對社會弱勢群體時的殘忍彰顯無遺。
　　更為過分的是，媒體記者明明看到那名被強暴的女子已經(jīng)精神接近崩潰，但是，他們仍然長槍短炮一窩蜂地闖入受害者家中，把穿著睡衣，蜷在被窩里的女人堵在床上，連珠炮般追問那些噩夢般的事情。
　　上述現(xiàn)象令人痛心甚至憤怒。但是，作為一名在高校里講授媒體倫理的教師，從專業(yè)角度上看，這次性侵案報道并沒有太高的探討價值。性侵案報道要注意對受害者姓名等足以讓人辨認其身份的信息和特征進行隱匿，以防報道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這是國際通行的報道準則；還有比如說采訪不能擅自闖入他人家庭，更是法律常識。這些規(guī)則，卑之無甚高論，應該說都是底線性規(guī)范。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國內媒體類似的無底線狂歡，在當下越來越稀松平常。還記得嗎？死去的卡扎菲血淋淋的頭顱出現(xiàn)在多少家媒體上？這只是半個多月之前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國內媒體在突破新聞倫理時爭先恐后？怎么樣才能讓媒體守住基本的倫理底線？
　　搜狐微博近日邀請我參加一個關于性侵案中媒體倫理問題的“微訪談”，不少網(wǎng)友在交流中不約而同地呼吁“加強對媒體的管制”。目睹媒體間無底線的狂歡，再聽聽網(wǎng)友這些呼吁，這讓我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其實在我看來，媒體在恪守報道倫理上失去自覺，恰恰是“加強管制”的后果。如果媒體的報道空間逼仄，本來可以充分施展拳腳的領域，像時政、經(jīng)濟，乃至文化等，因為條條框框過多，媒體的嚴肅報道難以有所作為，只好劍走偏鋒，于是造成了這樣一種“黃色小報化”的媒體生態(tài)：一切都可以被娛樂，一切都可以被消費。像深圳聯(lián)防隊員的性侵案，其背后其實有許多值得反省的社會問題，但媒體在娛樂化視角下，嚴肅的問題被忽略，而一些無關緊要的因素只是因為容易抓眼球，于是被選擇，被放大，而在這一放大的過程中，底線被突破，當事人受傷害。
　　目前圍繞深圳聯(lián)防隊員性侵案引發(fā)的對媒體倫理的反思和追問還在進行中，我們聽到了許多尖銳激烈的批評聲音，批評是必要的，但媒體倫理的重建和提升，最重要是營造一個有利于媒體倫理發(fā)育的制度環(huán)境，而業(yè)界的自主與自省，正是專業(yè)倫理發(fā)育的前提條件。那么，我們努力的方向在哪里？這才是需要新聞業(yè)界全體同仁共同思考的問題。
　　令人高興的是，我們看到，新媒體給社會大眾提供了眾多的發(fā)聲機會和表達渠道，也為放大社會精英清醒理性的聲音提供了可能，這一因素，有可能成為媒體倫理建設的良性因素。
　　在深圳聯(lián)防隊員性侵案的媒體狂歡甚囂塵上的時候，微博和各種論壇里開始出現(xiàn)網(wǎng)友抗議的聲音，2011年11月9日，媒體人柴靜通過網(wǎng)絡發(fā)表《沒忍住》一文，對性侵案中的媒體行為提出批評，這篇文章也迅速通過微博廣為傳播，由此促成了對媒體倫理的社會性反思。11月10日，我們看到《江淮日報》通過官方微博發(fā)表“道歉”，對該報11月9日以《“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 是的，你還好意思說》為標題的報道表示歉意，報社坦承這樣的新聞標題未能做到應有的公正、公平，給受害人及讀者帶來了傷害。能作出這樣姿態(tài)的媒體盡管還不多，但是，我們知道職業(yè)道德的維系需要借助一定的社會壓力，《江淮日報》的道歉，讓我們看到了媒體與社會良性互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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