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面臨的基本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說到目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特別是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我認為核心就是一條：加速市場化的進程。 　　 　　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一系列擴張政策幫助經濟迅速走向復蘇，無論在宏觀領域、微觀領域還是對外開放領域，處處可見政府行政干預的力量。而今，危機逐漸退去。流動性過剩和通脹已經出現，反通脹已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是繼續(xù)依賴短期有效的行政干預，還是逐步減弱行政干預同時堅定不移地推動要素市場化的改革?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教授日前就此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反危機降低了中國市場化水平
　　
　　《南風窗》：您對行政干預市場始終持批評態(tài)度，您如何評價2008年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水平?
　　劉偉：2008年前，關于中國市場化進程的評價，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國內的一些研究機構，評價是在不斷提高的。就我的了解，北京師范大學李曉西博士的課題組對中國市場化指數的評價達到了73％，當然這是最樂觀的了。但不管是最樂觀的，還是評價低一些的，總體上認為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進展是比較快的，在這點上，國內外的機構已經達成了共識。
　　經過2008年治理國際金融危機和反危機措施實施之后，大家也有一個共識，中國的市場化水平降低了。這個降低是有客觀原因的，全世界發(fā)動了二次大戰(zhàn)以來從未有過的、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干預程度最全面、系統(tǒng)干預最強的政府干預。這是大的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風窗》：2008年以來政府在微觀領域進行了哪些行政干預?
　　劉偉：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價格的控制。當然價格干預有些是必要的，比如價格秩序的維護、反壟斷行為以及一些不應有的價格歧視，以及在這些方面的市場克服。但顯然，我們對微觀領域的干預明顯強化了。
　　二是政府通過國企進行行政干預。我們前一段討論的國進民退，雖然統(tǒng)計數據稱沒有國進民退，但統(tǒng)計數據是從總量、資產額、國有資產的比重、產值占GDP的比重等進行統(tǒng)計的，倘若從結構指標上看就未必。在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家的很多措施是通過國有企業(yè)的微觀基礎來發(fā)揮宏觀作用的。這就使政府干預通過國企行為注入。
　　三是政府直接干預要素配置。這點顯得尤其突出。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實際上主要體現在商品市場化基本完成，現在95％左右的商品的定價是由市場定的。留給政府定價的商品種類已經不到10％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商品市場化已經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場化非常滯后，比如勞動力市場的發(fā)育問題，中國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看起來已經不低了"但其中的制度性歧視很嚴重；再如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土地真正的產權制度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交易和交易秩序問題還會存在更久；相對于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更加滯后的是金融要素，我們的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匯率也是政府有管制的浮動，也就是說在中國，貨幣資本的價格還是行政決定的。
　　在這三個方面，政府對微觀領域的干預相比危機前有了較明顯的提升。
　　《南風窗》：除微觀領域外，政府還在哪些領域進行了行政干預?
　　劉偉：在宏觀層面，政府的干預也是比較強的。在危機前的2003年到2007年，我們的宏觀政策采取的是松緊搭配的組合方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相組合，采用了反方向的組合。危機來臨之后，政府干預在宏觀上的力度加大了，那時稱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行政色彩還是加深了。
　　行政色彩的加深主要有這么幾方面：一是財政直接干預經濟的力度加大了，中國的財政干預具有強烈的行政性。由于我國的財政體制朝公共財政體制方向的改革剛剛開始，遠未完成，而公共財政體制核心有兩個要素：第一，財政要提供公共產品，而非私人產品，第二，財政是公共選擇、公共決策，其程序是民主的法制的。這兩點中國的財政體制都不具備，因此在加大財政干預力度時，就必然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
　　二是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具有強烈的行政性。由于中國的資本市場欠發(fā)達，貨幣政策很難通過有效的資本市場去傳遞，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采取的是既盯緊供應量，又盯緊利率的雙鎖定方式，行政色彩極濃。
　　三是貨幣和財政之間是配合的，即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財政化的。財政的擴張計劃要求銀行信貸的配套支持，比如財政擔保的貼息貸款，就是財政和貨幣聯手通過政府的行政指導完成的。比如兩年4萬億的財政擴張計劃，很多是通過銀行信貸來支持的。因此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共同服從行政中樞的協(xié)調。
　　另外，除了以上講到的微觀和宏觀干預兩個方面(對內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預還體現在對外經濟開放方面(對外方面)。開放和改革的一個重要區(qū)別在于，改革可以造假，開放是造不了假的。改革是內部制定規(guī)則，開放是適應外在的規(guī)則，本來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行政性不應當很強烈，但在金融危機面前，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都強烈抬頭，中國也隨之跟進，行政干預進一步加強。
　　《南風窗》：您剛才講到在微觀、宏觀、對外開放三個方面，國家的行政干預都加強了，您如何評價這些行政干預的效果?
　　劉偉：效果要從兩方面看：一是增長效應，二是體制效應。從增長效應來說是肯定的。在反危機的時候，政府能起到比較大的整合資源的作用，這可能還是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從增長效應看，這種干預目前來看確實有比較好的效果。比如，2009年全世界經濟出現自二次大戰(zhàn)之后的首次負增長，而同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接近10％。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不到3％，同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則有10.3％。這種增長和政府的干預是有直接關系的。
　　但是增長的效應是短期的，由此引發(fā)的制度效應可能更值得深思。中國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在完備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加強市場干預，中國則只是一個經濟轉軌國家，正朝市場經濟過渡，因此如果中國的行政干預過猛或時間過長，可能阻礙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由此會犧牲長期效應。眾所周知，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盡管偶有失靈，但從長期來說，比政府配置資源是更有效率的。因此從體制效應來說，政府過多干預市場，可能對經濟的轉軌造成歷史性的阻礙，為此將付出更高的代價，這種代價主要是經濟上的低效率和行政上的高腐敗。因此中國的行政干預應該在經濟較好的時刻擇機退出�；蛘哒f，我國在擇機退出問題上可以也應當更積極些。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需要重新思考
　　
　　《南風窗》：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穩(wěn)定復蘇的軌道上，可我們看到，2011年，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國家對微觀領域的干預還在進一步持續(xù)，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劉偉：此次政府干預，需要引發(fā)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一輪思考。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和中國，都需要這樣的思考。關于這種“政府一市場”關系，在經濟思想 史上，主要有幾個大的、劃時代的爭論。產業(yè)革命之后，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占主導，強調市場，不強調政府，其間沒有宏觀經濟的概念。到19世紀末，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有初步的懷疑，其經濟史背景是美國和德國經濟的崛起，美、德相比英、法是后起發(fā)展國家，當時他們不鼓勵自由競爭，提倡保護主義、政府保護和干預，否則無法與英法競爭。但這種思想在當時不占主流。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后，人們對市場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在經濟理論上產生了凱恩斯主義，實踐上產生了羅斯福新政，主旨就是系統(tǒng)的政府干預，干預在彼時成為主流。直到20世紀70年代，出現經濟大滯漲。又重新回到經濟自由主義，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重振。
　　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自由主義經濟累積的結果就是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此次危機的源頭是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由于各種成本的提高，以成本(包括人工、土地、能源、原材料的成本)推進為主的通貨膨脹導致一個結果，即物價上漲的同時就業(yè)率沒有增加。為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降低企業(yè)成本，降低成本用財政辦法很難，不能給企業(yè)直接補貼，用貨幣的辦法就比較容易，所以貨幣政策就取代財政政策成為主要的經濟政策。
　　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就是降息，通過降息降低企業(yè)運用貨幣的成本。格林斯潘在主政美聯儲的將近20年，基本上沒有加息，而是不斷降息，這種手法確實刺激了需求。但等到需求越來越大，有一天，供給不足的矛盾會形成并加劇，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利率就要回調，回調之后，前一時期相對低利率來說是好的投資項目的資產，全都變成有問題的資產。故此次經濟危機，正是對以往二三十年不斷刺激需求導致效率低下、資產不合格的還賬。因此這次經濟危機再次引發(fā)人們對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思考，我認為此次思考或許將帶來經濟學大的變革。
　　相比之下，中國更需要這樣的思考。因為中國改革面臨的基本問題正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因此我們對該問題的思考理應比西方更迫切。說到目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特別是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我認為核心就是一條：加速市場化的進程。
　　
　　要素市場化的滯后將阻礙市場化進程
　　
　　《南風窗》：在微觀領域的行政干預并沒有隨著經濟的好轉有減少的跡象。比如我們看到最近食用油也加強干預了，政府要食用油企業(yè)延緩漲價。
　　劉偉：在通脹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對個別商品進行價格干預的問題不大。我覺得政府干預目前面臨的真正問題是沒有使要素市場化，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要素。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市場經濟的根本不在于其商品是否市場化，而是形成商品的各種要素是否市場化。
　　《南風窗》：所以也就是說目前對食用油及其他日消品價格的干預不會阻礙市場化進程?
　　劉偉：這個問題不大。要知道中國食用油主要的生產廠商是三資，中國的壓榨業(yè)基本上是三資壟斷的，因此它的參與主體是市場化的。政府對價格的管制各個國家都有，因為在市場上，有些商品已經不是作為商品，而是金融符號了，這里邊存在市場投機問題。因此就該界定，一個商品是作為商品在管理還是作為金融符號管理。如果作為商品，價格又離譜，那政府就該管。如果作為金融產品，那就可以納入商品期貨市場，或虛擬資本市場。決不能在商品市場上，把一些商品變成虛擬化的金融產品進行炒作。因此，政府對部分商品價格的管制完全必要。反倒是政府在價格管制方面還不到位，包括公平交易的價格秩序，各種反壟斷價格、產品質量的監(jiān)管等。
　　真正市場化的倒退是要素市場化的倒退。土地、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產權都不夠清楚，土地產權改革尚未開始，至于資本的產權，90％的金融資源屬于國有壟斷，資本的定價也就相對受行政性干預的扭曲。因此政府要加深市場化進程，關鍵是推動要素的市場化。
　　《南風窗》：要素市場化滯后產生的后果是什么?
　　劉偉：概括講有兩個后果：一是經濟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高腐敗。低效率方面，行政化干預以后，大量的資源是通過政府行政配置的，這種配置缺乏市場競爭性，過去幾百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至于政治上的高腐敗，意味著市場化滯后以后。行政權力在資源直接配置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市場力量要獲得資源的話就要和政府談判，而和政府談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賄，那么會導致一個惡果，市場資源不是按照效率配置，而是按照腐敗指數配置，由此將產生政治、道德、法律等問題。
　　而產生的經濟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不按效率原則配置，而按腐敗原則配置，它的結果將是既不公平，又沒效率。這對我們發(fā)展市場經濟的核心目標“效率與公平”，是一個根本性的瓦解。所謂發(fā)展中國家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出現有很多原因，關鍵就是這個社會到了這個時候，創(chuàng)新力不足，一個是技術創(chuàng)新力不足，就導致投資需求疲軟，內需、外需各方面不足，競爭力不夠；另一個就是制度創(chuàng)新力差，核心是市場化滯后，導致錢權交易普遍發(fā)生，就會導致低效率高腐敗的泡沫經濟，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造成不可持續(xù)性甚至社會動蕩。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很多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韓國、馬來西亞等都有類似的情況。而所謂的“拉美陷阱”也是如此�，F在的北非和中東很多國家出現危機，根本的經濟原因也是這樣。
　　《南風窗》：所以，您主張中國在擇機退出的時機上要比西方國家更積極、更主動。
　　劉偉：西方政府退出以后，有一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制自動啟動發(fā)揮作用。當我國政府退出的時候，你會發(fā)現在很多方面面臨體制真空，既沒市場也沒政府。一旦出現這種問題，可能導致一個結果：路徑依賴。即進一步依靠政府，使得政府行政調控長久地固定化。這樣對中國的發(fā)展帶來的危害就長遠了。
　　我們的擇機退出應該是以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來配合擇機退出，不是單純的干預措施的減弱。因為干預減弱之后，要有新的機制去替代，若不能推動市場化特別是要素市場化的進程，在政府退出以后，將產生嚴重的無序。
　　
　　慎用加息手段反通脹
　　
　　《南風窗》：但是這個好像很困難。比如說在應對通脹的時候，我們會運用信貸配給，也會進行窗口指導，但顯然在推動利率市場化方面作為不多。
　　劉偉：你說的通脹是個短期問題，要素市場化是一個長期的制度問題。至于談到中國的反通脹問題，實際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的第五個階段。和前四個階段不一樣，這個階段有滯漲的危險。因為內需疲軟問題在中國還沒完全克服，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也沒有完全消退，經濟可能再次面臨衰退的威脅。再有一個就是通貨膨脹的壓力。我們已經到了中等收入發(fā)展水平的階段了，會面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成本提高速度可能超過效率改善的速度。如果競爭優(yōu)勢不能完成主要靠成本 低廉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轉變，就可能產生以成本推動為主的通貨膨脹，這就是滯漲。
　　短期問題，是需求方面的因素。2008年為反危機采取了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措施，但這種措施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刺激經濟增長，但它的消極方面在于，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它會拉動物價的增長，造成通貨膨脹。問題在于，在拉動經濟增長和造成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時滯，貨幣出去后大概經過兩年，通貨膨脹現象會出現。即2008年出去的貨幣，導致2010年通貨膨脹的出現；2009年的新增貨幣則導致2011年通脹壓力的加大；2010年上半年增發(fā)的貨幣到2012年上半年可能會形成通脹壓力。因此從去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中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通脹壓力。
　　現在我們擔心的是，這些擴張性措施出臺以后，沒能及時有效地傳導到實體經濟。盡管目前不能立刻判斷出中國經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但有一個現象表明，有一部分錢是到了虛擬經濟市場，將來這些錢將傳導到商品物價上，從而提高物價。這些物價起來之后，可能經濟增長依然乏力。那么滯漲就會出現。
　　所以說，大的背景是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的原因是如果政府用于刺激經濟的大規(guī)模舉措沒能使經濟增長有效提高，那么將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滯漲。
　　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選擇和財政政策選擇既要考慮增長目標，即反蕭條，也要考慮到反通脹的目標。在反通脹措施方面，我贊同貨幣政策基本從緊的方向，因為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失衡和歐美國家的失衡是不同的。歐美國家的失衡是由于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有問題，所以它收緊貨幣，而一收緊，實業(yè)經濟的流動性就有問題。所以歐美國家的經濟危機大的背景是金融和非金融的企業(yè)都產生流動性緊張，對貨幣有巨大需求，因此這些國家的對策就是增加貨幣投放。
　　我們國家的情況是，此次危機首先是從國外傳導進來，首先遭殃的是出口型企業(yè)，它拿不到訂單，拿不到訂單就停產，它并不需要貨幣。而國企、央企等大企業(yè)具有壟斷性利潤，它不缺錢；至于民營企業(yè)即便需要錢。由于體制的問題，他們也形不成有效的需求。這樣。歐美國家是企業(yè)和銀行都需要錢，要求政府給錢；中國是大企業(yè)小企業(yè)都不需要錢，而銀行又有錢。因此解決我們問題的關鍵是培養(yǎng)貨幣有效需求，就是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弱，而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是短期的貨幣政策所能解決的，它實際上要求有一個創(chuàng)新問題。為什么大企業(yè)有錢花不出去?它創(chuàng)新力弱，沒有新產品開發(fā)，所以它不敢投，一投就是重復建設；小企業(yè)為什么沒有貨幣需求?制度創(chuàng)新力弱，資本市場化水平低，小企業(yè)不能公平地應用融資市場，所以它即使需要資金，也形不成被體制承認的需求。
　　所以現在對貨幣需求的培育，需要用制度創(chuàng)新和技術創(chuàng)新來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短期內的增大貨幣投放能解決的。中國銀行本身的流動性較為充裕，我是從這個背景建議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把多余的流動性上收，來防止流動性膨脹�？傊�中國的經濟增長乏力不是由于缺貨幣，而是缺少對貨幣的有效需求。
　　我主張貨幣政策的從緊要多用數量手段而少用價格手段。因為運用價格手段，增加利率會增大企業(yè)成本，遏制企業(yè)投資需求，運用貨幣政策反通脹，還要考慮到有一個停滯、衰退威脅的問題，而運用利率手段將抑制企業(yè)的投資需求，這就有可能加劇經濟衰退。
　　《南風窗》：對于這個問題分歧很大，有經濟學家建議加息3個百分點。
　　劉偉：我不認同加息的觀點。我認為中國的反通脹政策要長期化，不要企圖在短時期里采取過猛的手段，否則會付出更大的經濟衰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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