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到也門、約旦再到巴林、伊朗，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從北非穿過整個中東直抵波斯灣，正蘊釀成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新一輪民主之波。約旦政治分析家坎哈威說：“警鐘已經(jīng)響起，其他國家領袖應有所醒悟，意識到民眾已非常厭煩，他們要爭取政治自由、實現(xiàn)真正的經(jīng)濟改革、杜絕貪污和用人唯親�！�
　　有學者將中東的此次民主化浪潮稱為“千年未有之變”，似乎這是中東歷史上的頭一回，事實并非如此。最近20年來，中東就至少出現(xiàn)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民主運動。
　　1990年代初的那一次，是在蘇東劇變的影響下。當時，長期執(zhí)掌阿爾及利亞政權的“民族解放陣線”頒布新憲法和政治結社法，實行新型的政治體制；同年，分裂對立數(shù)十年的南北也門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實施政治多元化的改革；與此同時，埃及、黎巴嫩、約旦等國也有限開放了政治進程，允許一些政黨和個人參加市政和議會選舉。沙特于1992年3月公布了治理國家的基本法，科威特則于1992年10月恢復了被解散多年的國民會議。
　　第二波則是2005年美國“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推動下，伊拉克舉行了薩達姆被推翻后的首次大選，巴勒斯坦先后舉行了大選和市政選舉，就連長期君主專制的沙特阿拉伯，也破天荒地舉行了有限的地方民主選舉。
　　然而，這兩場如火如荼的民主“進軍”很快出現(xiàn)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結果。第一次，阿軍方宣布“伊斯蘭拯救陣線”為非法，引發(fā)了延續(xù)多年的阿爾及利亞內(nèi)戰(zhàn)。第二次由美國主導的民主計劃遭到了中東保守派統(tǒng)治者的集體抵制，并導致了伊朗的坐大和哈馬斯的上臺。
　　這似乎證明了亨廷頓的著名論斷：在中東國家中，最有影響、最有動員能力的政治反對派往往是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組織，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往往成為宗教勢力取代世俗勢力的過程。也就是所謂“伊斯蘭劫持民主”。這為人們觀察今天的中東民主提供了發(fā)人深省的參照。
　　此次，雖然無論是突尼斯民眾還是埃及民眾，以及包括目前所涉及的其他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勢力都不是抗議的主導力量，示威者的口號中也沒有任何伊斯蘭教的訴求。但長期的權威主義統(tǒng)治使中東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中產(chǎn)階級遠未形成，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統(tǒng)治、世襲制等傳統(tǒng)的政治統(tǒng)治方式在中東國家還比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嚴格的分權制衡或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伊斯蘭黨派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反對派。不僅如此，他們還承擔了大量國家本該承擔的社會功能：從事社會救濟等慈善事業(yè)，修建大量的清真寺、幼兒園、學校、醫(yī)院和診所，免費讓貧困家庭享用，補貼死難者家屬，資助貧困學生或失業(yè)者。
　　因此，一人一票下的民主，在中東幾乎是必然意味著伊斯蘭勢力上臺。這固然可能導致民主倒退、世俗化原則遭到破壞，但禁止它們參政或對選舉進行操縱同樣有違民主原則。雖然政治民主化與政治伊斯蘭化是兩種看似對立的政治發(fā)展趨勢，但鑒于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特性，中東國家在現(xiàn)階段政治改革中，必須汲取伊斯蘭政治中適合于中東社會環(huán)境的合理成分，生成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政治結合的具有中東特色的民主政治。這一過程將非常漫長，遠非幾次街頭運動所能完成，其中的曲折甚至倒退幾乎不可避免。有一天，如果中東能出現(xiàn)一種全新的伊斯蘭民主體制的話，將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將證明，民主是可以有多種形式的。
　　與以往主要由上層統(tǒng)治者和外力來推動的模式不同，此次中東的變化是自下而上的。這代表了中東民主的社會基礎正日趨成熟。中東的前兩次民主浪潮雖然不能算成功，但它對中東特別是阿拉伯世界民主意識的提升和民主化進程的加速無疑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經(jīng)過此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禮，未來在中東，無論是傳統(tǒng)的君主制國家，還是現(xiàn)代的共和制國家，乃至處于政治重建中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政治變革將成為大勢所趨，無論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還是通過自下而上的變革，中東國家體制中的民主因素無疑將大幅增加，國家政權更迭和國家領導人任職的法律程序將得到加強。
　　但是，中東地區(qū)的民主化和現(xiàn)代化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甚至要花去幾代人的時間和努力，而且，中東歷史上民主進程反反復復的舊事太多了，人們不應盲目樂觀。因此，盡管此次中東民主的進程仍然值得企盼，但這一進程的真正效果，仍有待觀察。中東民主的未來，仍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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