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坊間流布多日的《信報》“賣盤”消息，終于做實，買家李澤楷正式露面。李澤楷一再強調編采不變，更聲稱買《信報》不為錢……香港文人辦報的歷史，終于隨《信報》易手而終。
　　
　　在香港辦報無須執(zhí)照，老板不限國籍、地域，注冊個公司就可開張。因此，700萬人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報；此外還有6份中國內地、美國和英國報紙在這里印刷發(fā)行。人均的報館數(shù)目是全球之最，而報紙也如同一般生意，隨著市場的變遷此起彼落。
　　香港回歸之初的1997年11月，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港澳臺及海外華文傳媒名錄》。但經過金融危機和非典疫癥，9年后的今天，《華僑日報》《星島晚報》《新晚報》《快報》《天天日報》《港人日報》退出了市場，占報館數(shù)目1/3。其中有5份曾風光過一時，《新晚》《快報》《天天》在1970年代還很暢銷；《華僑》和《星晚》更是當年報界的老大。筆者是看《星晚》和《新晚》長大的，1980年代中期還給《天天》打過工。
　　至于現(xiàn)存的17份報紙，由于僧多粥少，虧本的多，換老板也很平常�！冻蓤蟆吩谏鲜兰o60~80年代銷量高居第二，但近年一再轉手。只要你有幾個億，隨時歡迎來采購。
　　在港辦報，基本上文責自負。政府最怕被指打壓言論，除非社會壓力擺不平，否則絕少“動”媒體。色情暴力太“出位”時，會告你違反《淫褻不雅物品條例》。而如果你“砌人生豬肉”，無中生有，也偶爾會被受害人告誹謗。但后一類私人官司，原告很少打贏。因為一打就是好幾年，訴訟費以百萬元計，精神壓力大，誰也受不了。因此，受害人要么忍氣吞聲，要么在庭外私下了結。
　　政治上，報紙雖然可以暢所欲言，但報館多，彼此惡性競爭，部分抵消了對政府的壓力。加上政府掌握了信息，報館為了維持消息來源，也會留有余地。上百年來，香港政府和報館之間一直維持著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報館因為政治而被整，記憶中只有1967年。受內地“文革”影響，有愛國報館一度被港英政府封閉，負責人被扣押。
　　正因為辦報不設限，報紙創(chuàng)刊、�？�、轉賣司空見慣。因此，過去這一年，《信報財經新聞》“賣盤”（待售）傳出后，新聞界、政界、學術界憂心忡忡，分屬例外。知識界擔心，這個精通琴棋書畫的“老處女”被登徒子買去糟塌，甚至高價變賣，流落煙花巷。
　　雖然我在《信報》工作過，在該報的專欄已寫了多年，但話要實說。這份財經報在香港收費報紙里所占的份額相信不夠5%。每天的廣告“兩只手數(shù)曬（完）”。原因是以今天的口味看，《信報》可以悶死人。每天只有六七張紙，不但只講財經，更偏愛評論、取材嚴肅、條少文長、版面單調。以同樣的價錢，暢銷報厚厚的一大疊，包羅萬有。
　　由于老板信心不足，《信報》早在回歸前就已傳過賣盤。但當時正值“魚翅撈飯”的經濟泡沫期，據(jù)說要價太高�；貧w后又碰上金融危機，樓與股跌去一半，廣告市場蕭條，財經報備受冷落。當時社會氣氛惡劣，傳媒唯一的市場是批評特區(qū)政府。繼而非典來襲，香港人均死亡率高居全球之冠。接著因為國家安全立法的爭議，港人的“信”心受挫，更不會來買《信報》。
　　直到去年經濟復蘇、失業(yè)回落、樓股反彈、地產廣告重現(xiàn)，市場好轉，《信報》才有轉手的可能。但小道消息傳出后，觸動了有識之士的神經。
　　
　　《信報》“信”在何處
　　
　　原來，《信報》的市場規(guī)模與影響力不成比例，在知識界里的分量遠遠超過銷量大好幾倍的暢銷報。
　　首先，老板林山木號稱“香江第一健筆”。自1973年7月3日創(chuàng)報以來，以筆名“林行止”發(fā)表的每日專欄，很多有識之士必讀。因此一聽《信報》要賣，讀者首先就擔心“第一專欄”成為絕響。
　　香港并非沒有更紅的作家。近年被譽為“香港第一才子”的陶杰每天寫幾個專欄、每晚上電臺論道、經常剪彩做騷（作秀），風頭不亞于臺灣當年的李敖。而陶杰也一如林老板，博覽群書，旁征博引，并非起床打個呵欠也能成篇的“作”家。但偏偏林老板特別受敬重，因為秉筆直書，不黨不群，不賣賬以遂私利，不干預員工的運作，不為專欄作家設限，不因為市場競爭而出橫手。
　　幾乎所有的當政者，他都批評過。回歸前，他在社論里說，他日《信報》若不能暢所欲言，寧可關門�；貧w后，時移勢易，不少媒體放緩了語氣，但林老板對特區(qū)政府，特別是首任特首照樣針砭。他亦曾高調宣稱，有礙言論自由的法例一旦通過即停刊，香港歷史上首次有報紙為了言論自由而預告關門，全城震動。
　　林老板賦予專欄作家的自由度，我有切身的體驗。在《信報》的專欄少說也寫了五六年，從未聽說林老板有意見。所接到的指正都來自讀者。而且我事后在專欄里道歉和更正后，也未聽說林老板埋怨我疏忽，督促我檢點。傳聞《信報》賣盤后，我不只一次以“中立”的角度，在專欄里揣測交易的利弊、擔心員工的生計、批評《信報》落后于時代。說實在的，我一無內幕消息，二不代表任何人，所有的論點純屬想當然，唯一的依據(jù)是良心。交稿前后從未與林老板夫婦打過招呼，但見報時幾乎沒有動過一個字，事后也沒有聽說老板有表示。
　　與此相反，我唯一接到過的林老板信息，是他手書的一個便條。具體的文句已記不清，但記得是激勵的話。換言之，專欄作家一旦落入他手里，他只會打氣，不會打擊。
　　除了林行止專欄，《信報》的第二個賣點是該報第三個創(chuàng)辦人曹志明以筆名“曹仁超”見報的每日專欄。如果林行止專欄是有識之士的日課，曹仁超的《投資者日記》則是股民的風向標。
　　不用說，曹志明買賣股票賺了大錢，也將經驗寫在專欄里。但他的專欄成為理財資訊的長青樹，要說因為“貼士”準，還不如說是融入政經八卦，提供了談資，有助于讀者了解政策方向�！安苋食�”用方言撰寫，以隱喻的語氣“放”小道、冷嘲熱諷，但用呼之欲出的綽號代替決策者的姓名。說得煞有介事，成為政經界的每日一謎。
　　說實在的，正如政治上“林行止”并非行情最準的專欄，“曹仁超”也不是預測個別股票最準的專家。香港報紙有所謂“當炒股”專欄。你不需要懂股票，只要大清早買份報紙，按照上列的“當天”某種股票建議的賣出或買入價“炒”之，有時候也能獲利。而這類報紙也以這種“信者得救”的貼士為賣點。
　　對財經媒體來說，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場氣氛好則股民敢投資，股經有需求，最大的誘惑不是唱好某種投資工具，而是唱好市場、淡化不利因素。而且，當官的都想歌舞升平，把唱好的媒體視為政治盟友，經營時予以方便。
　　但《信報》以“信”為本，堅持理性投資，不造市，不托市，不主張短炒，不營造“內幕”。這種書生論股，注定討好不了股民、經紀和政府。但以事論事，不怕“唱衰”、不怕與造市者抬杠，贏得了知識界的“信”任。
　　《信報》的第三個賣點是政論。但財經報而以政論為“主打”，天下之怪莫過于此。
　　《信報》是香港第一家財經報紙，1973年創(chuàng)辦時正值香港第一次股災。正如上述，股市不振時，沒有人有心情看財經報。我不清楚《信報》為何不待股市好轉后才創(chuàng)刊，但林行止和曹仁超都出身財經新聞，當初辦報可信并非想賣政論。林行止從英國深造經濟歸來，有感于香港報紙的財經版唱好多、可“信”的資訊少，決定填補這個空缺。果然，《信報》熬過了股災后，一炮而紅。后來怎樣會由財經報變成“政論報”，委實是一個謎。
　　《信報》的政論是香港媒體的異數(shù)。由于政論既不賣錢，又得罪人，香港大約每三份中文報紙才有一份有政論版。每天半版到一版，三四篇文章，過千字就算長。唯獨《信報》逆其道而行。報紙的張數(shù)只是大報三四分之一，卻有兩大版政論，六七篇文章，每篇短的千字，長的兩千。至于是否有“料”，筆者作為作者之一，不便置評。留待你來港“自由行”時，買一份自行判斷。
　　
　　股權對等，未來不明
　　
　　《信報》賣盤，讀者除了擔心失卻上述三大賣點，還另有掛念。知識界有些人覺得，回歸后，只有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和林山木的《信報》堅持初衷。但前者現(xiàn)已經以意識形態(tài)為依歸，《信報》堪稱唯一獨立的理性聲音。
　　讀者除了珍惜《信報》的價值，也因為買方的身份而擔憂。過去一年來，雖然據(jù)說有三四個買方有興趣，但認真在談的其實只有李澤楷。后者洋名Richard，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的次子，出道后主要經營媒體和電訊。社會上對他的成見來自二方面。一則李家的生意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在港無人能望其項背，政府都要敬他三分。如果最有“信”譽的報紙也為其打邊鼓，連輿論都將被“壟斷”。
　　二則《信報》成交前夕，李澤楷出售名下“電訊盈科”（簡稱電盈或PCCW）的資產以套現(xiàn)。這是他出道以來第二次買賣企業(yè)。第一次是將當時的“衛(wèi)星電視”(StarTV)賣給傳媒大王默多克，賺了幾億美元。這次賣電盈雖然虧了，但當初他高價買入電訊資產時，股民看好他買賣衛(wèi)視“點石成金”的本領，爭購電盈股票。不料股價轉眼間跌到一個零頭，至今未復原。股民恨透，認定李澤楷只是低買高賣以牟利的“財技”專家，無意經營實業(yè)。
　　若此，買《信報》很可能又是待價而沽的游戲。萬一落入不智之人手里，《信報》信譽固然毀于一旦，香港終將失去一個獨立的聲音。
　　《信報》三位創(chuàng)辦人林山木、駱友梅夫婦、以及曹志明和買方李澤楷都深明公眾的憂慮，8月8日宣布成交后，一再強調編采不變。李澤楷更聲稱，買《信報》不為錢，而是為了新聞自由，不會把報紙當作“私器”以宣傳家族生意。
　　綜合雙方公布的交易條件，買方李澤楷與賣方的三位創(chuàng)辦人初期各占50%股權；買方有意逐步增持股權，但賣方說要視乎合作的成效再談；買方會派財務和市務專家加入董事會，但不會涉及編務；駱友梅繼續(xù)擔任《信報》及《信報月刊》社長，編采方針不變；林行止和曹仁超的招牌專欄繼續(xù)寫；原有員工的雇傭條件不變。
　　雙方拒絕透露交易額，只強調“銀碼”（款額）從來不是談判的焦點。傳聞中有2.4億元和2.8億元兩種說法。但李澤楷買報紙的錢并非來自上市公司，而《信報》也沒有上市，有關交易不涉及公眾的錢。4000萬元的出入與公眾無關。
　　交易條款很富心思，關鍵在于落實。首先，雙方股權對等，意見不同時如何取決？這是表面上的情形。林家可信私下正“鴨子劃水”，逐步向目標推進�！缎艌蟆吩谫u盤公布前改動評論版就引人注目�！读中兄箤�欄》原本在版面上方，以“通欄”方式“君臨天下”，現(xiàn)在移到左側，“偏安一隅”，不若右上角的大塊專欄來得搶眼，感覺上篇幅也有所縮減。《林行止專欄》也更多講非中華圈的事、讀經濟學書籍所得，似欲淡出本地。
　　總之，買賣雙方的企業(yè)文化不同，磨合時“火花”必定不少。既要有良好的愿望，又要作最壞的打算。
　　既已公告天下，李澤楷在可見的將來相信不會觸動現(xiàn)有的《信報》，包括員工和作者。但由于他的財力，李澤楷入股反過來也引起了憧憬。
　　在林山木夫婦主持下，《信報》經營上最成功的是成本低。因此在長期蕭條中，《信報》幾乎沒有廣告仍然撐得住。但經營上靠壓低成本、只守不攻，在經濟蓬勃時，不利于搶市場。香港現(xiàn)正好景，《信報》有了李澤楷的財源后，會否轉守為攻？
　　
　　文人辦報，時勢不再
　　
　　香港文化界對《信報》賣盤感到特別哀傷，因為在查良鏞出售《明報》后，這是最后一份文人辦的報紙。其余的報紙不是隸屬傳媒集團，就是隸屬綜合性財團，業(yè)務多元，并非專心辦報。前一種老板把新聞出版純粹當作生意，后一種老板更可能借用報紙來宣傳其他的生意，所謂發(fā)揮“協(xié)作”功能。
　　“文人辦報”受敬重，因為我們相信讀書人有風骨，不會為了銷量和廣告而廢言。但商人辦報，只要有利可圖，內容說什么分屬次要。
　　這種憂慮有理。但傳媒集團化正如經貿全球化，后果令人憂慮，卻是社會發(fā)展的大勢。只能防范其副作用，不可能把歷史拉回頭。文人辦報難以適應全球化、網絡化、影音化的大勢，不能提供切合年輕人需要的資訊，也就會把下一代奉送給網絡和影音。
　　首先，文人辦報通常是國難的產物，和平時代缺乏這種土壤。20世紀上半葉，國家內憂外患。報人為了救國，選擇以筆代槍，不惜“拋頭顱，灑熱血”。1949年后，由于內地“文革”等動蕩，香港直到1980年代仍有這類報紙�！睹鲌蟆肪桶缪葸^這種角色。但隨著內地經濟飛躍，這種辦報的動力已消失。
　　次之，文人辦報也是高壓的產物。政府若鉗制言論，則刺激了文人爭取自由的決心。但香港誰都可以辦報，由市場決定成敗。這也就決定了，辦報在香港作為商業(yè)行為的成分遠多于政治行為，商人辦報遠多過文人。
　　因此，文人辦報在香港從來不是主流。直至1980年代初，市場份額較大的報紙，無論是嚴肅的《星島》《華僑》，還是大眾化的《東方》《成報》，沒有一份是文人辦的。
　　香港很少文人辦報，另一個原因是回歸前，香港被視為“借來的地方”。由于市場開放、言論自由、法治良好，各方人馬都“借”這里來講話、比拼。但正因此，香港有政治理念的報紙大都帶點外來背景，很少是本地人獨立經營的。就以文人辦報的典范《大公報》來說，在內地創(chuàng)辦了36年后，1938年來港出報，主要是借用這里的自由凝聚海外華人、支援內地抗戰(zhàn)。
　　同樣地，香港的《文匯報》本來是上海報紙，1938年創(chuàng)刊時，主要是宣傳抗日。戰(zhàn)后由于反對國共打內戰(zhàn)，1947年被國民黨政府迫令�？�。這才南下，以《香港文匯報》的名義，利用這里的自由繼續(xù)發(fā)炮。1949年后，香港的《文匯》和《大公》受內地領導，嚴格來說不再是文人辦報。
　　1949年代以后，香港最有名的文人報紙，相信是查良鏞時期的《明報》。但《明報》某種程度上是時勢造英雄。1959年創(chuàng)報時，主要是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在《商報》上發(fā)表的武俠小說風靡全港，于是自立門戶。但金庸的獨家連載一紙風行，奠定了《明報》的基礎。接著碰上“文革”，查良鏞執(zhí)筆的社論切中香港人的心態(tài)，《明報》才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
　　查良鏞在六七十年代執(zhí)筆的社論，有識之士必讀，而《明報》至今以文教見長。但創(chuàng)辦時并非為了讜言高論，相信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大的影響。
　　但不幸的是，查良鏞的子女無意繼承報業(yè)。找人接棒時，相人不慎，不但錢財蒙受損失，《明報》的信譽也至今未能復原。查良鏞“晚節(jié)不�！�，堪為《信報》前車之鑒。
　　而此前香港的17份本地中英文報紙，只有《信報》和免費派發(fā)的《am730》是老板獨資經營的“個體戶”，其余15份股權雖然控制在家族手里，但都隸屬傳媒集團、綜合財團或內地。集團化之下，獨立辦報更難。
　　隨著經濟發(fā)展、資本集中，報紙與財團的經濟規(guī)模日益懸殊。香港最值錢的報業(yè)集團東方、蘋果、南華早報也不超過20億，但年營業(yè)額過百億的財團多的是，內地國企更有上千億的。除了壹傳媒意識形態(tài)強、明報企業(yè)有文化使命，不會出售外，其他報紙只要財團有意，相信都“有得談”。但由于辦報通常虧本，加上有政治風險，財團除非覺得對其地位和形象有所值，才愿意考慮。這種財團自然不多。
　　
　　香港報業(yè)的展望
　　
　　香港時政記者普遍相信，香港的媒體，特別是報紙，大都“溫馴轉型”。的確，現(xiàn)在的香港報紙不像前幾年，以將政府的軍為樂，甚至愿意報道正面發(fā)展。但長遠來說，相對于政治，市場的挑戰(zhàn)，特別是讀者加速向網絡流失、青少年對傳統(tǒng)價值的顛覆，遠較嚴峻。
　　報紙讀者向網絡流失的問題早已存在，但博客風靡全球后，形勢才急轉直下。以往年輕人縱使不看報“紙”，也會拜訪其網頁�，F(xiàn)在往往只上博客。彼此間議論，但可能大都沒有看過當天的傳統(tǒng)媒體，偶爾才有人引用報紙電視的一言半語。但有否錯引、以訛傳訛，誰也不在乎。博客成為新的言論王國，議題、論點和思維獨立于傳統(tǒng)媒體之外。這種趨勢若持續(xù)，網絡有一天會成為主要的資訊和輿論來源。
　　香港由于人口密集，報紙利用科技一向比較落后，加上成本的考慮，至今沒有在網上開展與讀者的實時討論。最近《蘋果》每天選刊博客網站的內容，但目的只是好玩、吸引讀者，并非反映博客具實質的議題。李澤楷熟悉電訊，或者可以使《信報》在這方面做點示范。
　　對報紙另一項重大的沖擊是青少年對傳統(tǒng)價值的顛覆。這在網絡普及前就已浮現(xiàn)。專長青少年問題的日本學者千石保1991年為此寫了《“認真”的崩潰》一書。從書名即可知，在富裕中成長的一代拒絕嚴肅地對待生活，但求即時的快樂，對事物不愿思考，不求甚解。上述一書出版后這15年，“玩世不恭”已成為全球富裕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香港自不例外。內地進入小康后，相信也會跟進。
　　青少年進入社會后，雖然會變得比較“成熟”，但成長期拒絕認真的經驗會融入他們的處世方式。嚴肅地對待事物是新聞和言論的基礎。但如果媒體大聲疾呼，新一代覺得大驚小怪，認為人生沒有那么大不了的事，也就是遠離傳統(tǒng)的媒體。
　　此將逼使新聞作業(yè)由選題、定調、用詞到是非判斷都作出相應的調整。近年流行用輕松甚至搞笑的形式講嚴肅話題，就是其中一種嘗試。
　　過去這20年，隨著電腦普及，技術突飛猛進，資訊渠道由紙張過渡到網絡、由文字過渡到影像。價值永恒，但表達常青，相信今后仍然如是。香港報業(yè)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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