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部，關于民辦教育發(fā)展模式的探索一直就沒有停止過。一種精神和夢想支撐下的“萬里模式”破土而出，這種被業(yè)內人士稱之為“雜交稻”的新品種長勢喜人；一種理念孵化出的“教育股份制”在東海之濱的小城正在進行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迎著人們驚喜、惶惑的目光呱呱墜地。
　　與此同時，在南方，連鎖經營、教育經理人的問世，完成民辦教育在夾縫中的突圍。
　　
　　寧波：“萬里模式”
　　撕開裂縫
　　“我就是‘雜交稻’！”徐亞芬爽朗地笑起來。江南女人特有的溫婉和職業(yè)化的干練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在教育界，“萬里模式”被稱之為“雜交稻”有著另一層含義，即其特點在于既能享受公辦學校的體制優(yōu)勢，又能靈活運用民辦學校的靈活機制。
　　徐亞芬是從公立學�！皻ⅰ背鰜淼�。1992年，她就任寧波機械學校的黨委副書記。600個學生的學校，竟有200個老師！人浮于事、教育資源利用率極低的現象使她強烈地感受到，傳統教育體制的積弊是制約教育發(fā)展的根本原因。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應雄接管了瀕臨倒閉的寧波機械局職工學校，將其更名為培訓中心，開始了大膽的教改嘗試。他們做出的承諾讓許多人迷惑不解：辦校不用國家一分撥款，虧了自己承擔，成功了辦學形成的固定資產歸國家所有。這個直冒“傻氣”的承諾讓人們議論紛紛。
　　徐亞芬6年辦了8所學校，從創(chuàng)業(yè)時的兩個人發(fā)展到現在1500余名教職工，從當初接管的36名學生發(fā)展到現在1.2萬余在校生，從職業(yè)培訓起步發(fā)展到現在涵蓋普通教育、職業(yè)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大類型，教育總投資突破6億。
　　與此同時，萬里的教學質量也快速提升。從1997年至今，萬里國際學校高中部連續(xù)一次性全部通過各科省證書會考，并達到省1級水平；英語特色教育、自主式教學、“學生點老師”等教學模式的創(chuàng)新都帶來了豐碩的成果。就在眾多的民辦學校面臨著生源不足的窘境時，萬里的在校生規(guī)模卻急劇擴充，招生計劃數與生源數高達1∶5。
　　萬里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經濟一體化”的辦學理念：引入市場經濟的成本概念，嚴格成本核算；接受雙重的考核評價標準，既有政府部門認可，嚴格按教育規(guī)律辦事，更聽從學生和家長的信息反饋，接受市場和社會的監(jiān)督；建立優(yōu)勝劣汰的用人機制。浙江省教科院在對“萬里模式”進行調研后得出結論：“這是懂教育的企業(yè)家和懂經濟的教育家的優(yōu)化組合，是一種‘雙贏’的體制。”
　　1998年11月，萬里集團投資8000萬元將瀕臨倒閉的原浙江農技師專收編，改制成了大學，并在寧波高教園區(qū)征地67萬平方米，一期已建成12萬平方米校舍。目前在校生已達5200人左右，并正向萬人大學的目標邁進。
　　萬里學院探索的“國有、事辦、民營”模式，引起了教育界乃至社會的矚目。正如業(yè)內人士指出，“萬里模式”的真正意義在于為深化國有高校辦學體制改革探索了一條新路，尤其是探索出了一條國辦高校在不增加國家財政投入的條件下，如何廣泛吸納社會力量辦學、促進學校自主發(fā)展的新路。
　　“萬里模式”的出現，使人們看到公立教育走向市場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現在的萬里是一個擁有數以億計資產的財團，但萬里人始終信守著當初的承諾：這幾億資產全部歸國家所有。萬里辦學堅持所有收費都納入國家財政專戶，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項下撥，確保經費100%用于教育�！斑@是一群搞黨務出身的知識分子在國家沒有一分錢撥款的情況下，以教養(yǎng)學，用滾雪球的方式積累資金來辦學。這是一群無私的真正致力于教育事業(yè)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黃新茂曾做出如是評價。
　　就在眾多的民辦學校為產權歸屬的政策制約深深困擾時，“萬里模式”也在業(yè)界引發(fā)了廣泛的爭議。從辦學者的思想境界來說無疑是可欽佩的，但從教育產業(yè)的發(fā)展來說，這種“雜交稻”難以大面積推廣。畢竟，教育不是創(chuàng)辦者幾個人的短期行為，它需要幾代人的傳承接替，發(fā)展過程難免曲折興衰，現有產權不明晰，很可能構成將來的法律糾紛。
　　
　　臺州：“教育股份制”
　　的寧靜革命
　　我沒有想到推動“教育股份制”出臺的主導力量竟是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qū)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門。在我的采訪中，來自民間的辦學力量總與當地的政府部門發(fā)生著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沖突，它們慣于“像黃鱔一樣躲來躲去”地逃避著政府整肅的目光。但在椒江，這兩種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為一體。
　　“教育主管部門有責任心推動，對我們以后的發(fā)展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礎。”臺州書生教育實業(yè)有限公司總經理牟振彬特別強調說。
　　90年代以來，椒江教育供給不足的矛盾越來越成為制約經濟發(fā)展的突出瓶頸，全區(qū)只有一所上規(guī)模的省重點中學椒江一中，且招生數只能保持在300人左右。
　　政府教育經費的短缺是瓶頸所在。在椒江的日子里，我發(fā)現當地旅游部門有一個獨特的項目：“股份制明星企業(yè)考察游”。原來，椒江還是股份制企業(yè)發(fā)端的源頭。椒江的經濟模式決定了社會閑散資金多但個體資金額不高的特點。結合種種情況，教育股份制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臺州書生集團組建于1996年底，32個企事業(yè)單位和個人共同入股1200萬元，資產規(guī)模達8000萬元，成為全國第一家以股份制方式組建、以投資辦學為主業(yè)的教育公司。
　　“當時一提股份制，教育界人士立馬想到僅僅是實現利潤最大化，與《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guī)定的‘不以贏利為目的’相沖突，省里有領導認為‘教育股份制’的提法不妥，因此，討論后決定將公司章程中有關贏利分紅的內容改為‘按照投資比例計算股息’，才算是過了這道關……
　　“教育股份制”就這樣在初期“上層不認可、不能張揚”的氣氛下推動著。它所建立的“雙法人結構”基本由兩部分構成，即以辦學為目的的股份公司法人和由股份公司投資設立的學校法人。兩個法人各負其責，借助制度相互制約，以解決教育的特殊性與市場、企業(yè)運作特性的矛盾。而政府作為最終受益者，對學校辦學進行調控管理和政策扶持。
　　臺州鴻宇中學曾是當地名噪一時的民辦學校。但去年遭遇破產�！斑@其實也是目前很多民辦學校的通病，所有權和經營權都集中在同一人手上，沒有良好的制度約束，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投資風險過大。教育股份制的最大特點就在于規(guī)范了整個運行機制，從制度上加以約束。在雙法人結構中，公司作為媒介，隔開了股東與資金和學校與管理，一方面避免了校長和總經理、投資人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制約了投資人通過收費來贏利的任何可能性，為教育創(chuàng)造了健康發(fā)展的良性環(huán)境。”
　　去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為傳媒關注的焦點。書生教育集團公開招聘獨立董事！倡導者就是椒江區(qū)教育局局長徐正福。這位“教育股份制”的積極推動者認為，股份制盡管避免了傳統民辦教育中投資人過深地介入學校運作造成的諸多矛盾，但由于股權集中，董事會由大股東“一統天下”，獨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獨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徑之一。
　　
　　廣州：教育經理人浮出水面
　　“應該讓最優(yōu)秀的人從事教育！”說這話時，信力建已經在今年初在集團內部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變動:聘請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的教育學博士王衛(wèi)東出任集團總經理，原董事長兼總經理信力建只保留董事長一職。這個不動聲色的舉動還是引起了廣東眾多媒體的紛紛猜測:作為廣東民辦教育界的龍頭，信孚推出了國內第一位教育經理人，是否有意解決深藏于內部的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的難解矛盾？
　　信力建否認了這種說法。倒是更多地談到了人才之于教育的重要性：“民辦教育呼喚有思想、有獨立人格的校長。你只要去看看我們的中小學，中專畢業(yè)生充當了公立學校的師資主力，廣州市各中小學校長本科學歷百分比之低，就明白為什么我們的教育難以沖破舊有體制、觀念的桎梏。”
　　民辦教育走到今天，對于教育管理者的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教育經理人必須是既懂得教育教學規(guī)律、又通曉現代科學管理的專業(yè)人士�！�
　　近年來，廣東省一些民辦學校高薪聘請的校長往往兩三年就要辭職。信力建也坦言，信孚的校長流動也很大，幾乎快成了民辦學校校長的“黃埔軍�！�。目前，民辦學校校長都沒有完全的人權和財權，校長（管理者）更容易與董事長（投資者）產生矛盾。而此次王衛(wèi)東就任總經理后將能擁有充分的人權和財權，100萬元以內的開支可以自主決定，自主聘任26所學校的校長及教師。當然，如不能按期完成集團的經營指標，王衛(wèi)東個人的獎金和任期就會面臨嚴峻的考驗。
　　信孚在中國教育界首先推出教育經理人的概念，實行教育管理的專業(yè)化制度，對破除家長式管理的弊端，轉變管理機制，實施集團產業(yè)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制度，具有積極的現實和歷史意義�！爸袊�教育產業(yè)呼喚一大批職業(yè)教育經理人，民辦學校在培養(yǎng)教育經理人上要先行一步！”
　　信孚教育集團是一個擁有26個教育實體、近萬名學生和800多名教職工的教育集團，辦學層次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到社區(qū)服務中心、養(yǎng)老院等。信孚連鎖經營的運作模式，在廣東教育界也堪稱“吃螃蟹者”。幾年來，通過全資創(chuàng)建、租賃、收購、承包等資本運營方式，在廣東多個縣市的幼兒園、學校冠名，收到非常好的聯動發(fā)展效應和規(guī)模效應。
　　
　　請呼吸這種空氣
　　公辦學校如果還不在機制和體制上發(fā)生質變的話，進入21世紀后，是否會成為一艘“泰坦尼克號”？
　　一位教育專家發(fā)出這樣的警世危言。可謂振聾發(fā)聵。
　　改革開放以來，教育成為最后一塊幾乎被人忘卻的壟斷堅冰。直到種種教育黑幕撕開后露出令人瞠目的體制性潰瘍，直到由于壟斷造成的教育短缺表現出越來越嚴重之勢。
　　民辦教育就恰逢其時地處在這個交界點上。這種堅韌而潑辣的民間力量，20年來一面在夾縫中爭取生存的權利，一面不斷敲打著現行教育沉重的幕墻，試圖尋找到一次次蛻變的可能。盡管艱難，盡管曲折。
　　在業(yè)界，“萬里模式”激起的沖擊波是深遠的。從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層面看，僅靠一種“理想”或“精神”來支撐的企業(yè)文化，常常孕育著危險的種子。因此，必須建立“法人制度”、“產權制度”，以確保民辦教育長遠的、健康的發(fā)展。
　　有專家預言，迅猛發(fā)展的民辦教育產業(yè)必將催生“法人”，現行教育體制面臨大裂變！
　　椒江的“教育股份制”則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更為理性的制度探索。它會怎樣成長？需要何種適宜的土壤和溫度？這些需要時間，需要在改革的試驗中自然地給出回答。
　　當人們把關注的目光聚焦在民辦教育正在破繭而出的體制變革時，其實，我們最該討論的是，怎樣讓政府權力主體賦予民辦教育更大的創(chuàng)新空間。少一點窒息，多一分自由、寬松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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