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把假冒偽劣盛行、黑社會猖獗、瘋狂騙稅并列在一起思考的時候，共性的定義都可以指到一個共同的法律現實：地下非法組織的蓬勃發(fā)展。地下非法組織20年來死灰復燃，從小到大�？疾斓叵陆M織的這種演變，廓清其中危害最烈、最為人民群眾痛恨的黑社會成長的根源，才能從根本上為創(chuàng)造我們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打下基礎。
　　提起地下組織，不能不提“地下經濟”。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謂，如“影子經濟”、“秘密經濟”、“黑色經濟”等等。地下經濟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經濟與管理大辭典》的定義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經濟活動，這類經濟活動不納入官方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內，不向政府申報和納稅”。它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對外不公開的非法經濟活動，如地下工廠、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機構、走私等等，假冒偽劣僅僅是其中表現得最為公開、同百姓利益最為相關的部分，人們也最為熟悉；2.對外不公開的違法經營活動，如毒品買賣、非法賣淫等等；這兩類經濟活動同黑社會有著天然的臍帶。3.通過合法經營單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經營活動，如偷稅漏稅經營，但是，刻意地騙稅已經不屬于此類了。
　　總之，無論騙稅，制假，黑社會，都可以在地下經濟的蓬勃中找到共性的特點：非法，為正常社會秩序所難容。
　　對于黑社會，常人的理解不外兩種：一是20世紀80年代末，電視劇《上海灘》把黑社會頭子許文強塑造得像個英雄，其瀟灑果斷的形象相信對許多最早的黑社會分子起到了相當的啟迪和激勵作用。二是平常人們遭遇或者想像中的流氓地痞形象，敬而遠之，畏而避之。當有一天，我們突然發(fā)現身邊就有同陰影般無所不在的黑社會，并且在一些地區(qū)，人們還習以為常時，對于我們的社會來講，就不再是“正視”的問題了。
　　根據南京大學蔡少卿教授的定義，黑社會是一種獨立于正常社會、具有反社會的價值觀念、文化心理、嚴密的組織形式的犯罪團體。它具有政治保護和資本支持，進行職業(yè)犯罪活動。根據中國黑社會的情況，一般有5個特征：通過結拜把兄弟等方式結伙；內部有嚴密的分工和紀律；有內部的隱語暗號；活動處于隱秘狀態(tài)；有政治保護傘，即官匪勾結，警匪勾結。
　　中國目前的犯罪團伙，不單單是流氓惡勢力，大多數是黑幫，具有黑社會組織的雛形，組織發(fā)展得還不夠成熟，所以中國警方稱之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分析黑社會的根源，最初的可以追述到改革開放之處的沿海地區(qū)。許多的研究也顯示，在這些經濟最早放開的地區(qū)，黑社會就是打開窗子之后飛進來的蒼蠅之一。受一些非法經濟活動，其中特別是走私的影響，加上外來影視作品中大肆宣揚的黑社會暴力活動的啟迪，青少年輟學之風一度盛行，黑社會開始在一切地區(qū)，特別是民風強悍的沿海地區(qū)最早復燃。當然，其最初的表現形式還是局限在很小范圍之內的地區(qū)非法活動。表現在組織形態(tài)上，還是處于一種松散的利益聯盟，向外擴展的空間和沖動都還沒有具備。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隨著基層組織的弱化，經濟利益的空間以及文化認同上的變化，近十多年來，黑社會的發(fā)展呈加速狀態(tài)，從小到大、從零散化到組織化。現在，全國各省、區(qū)都有黑社會組織，而廣東、廣西、云南、四川、山西等省尤為活躍。
　　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出現了名目不同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在城市，沈陽、廣州、上海、天津等黑社會勢力更加猖獗；在農村，許多地區(qū)出現帶有封建幫會性質的黑社會組織，如四川的安岳縣就有50個，湖南益陽地區(qū)有250個3120人，河南商丘地區(qū)121個，各142人。雖然經過幾次嚴厲打擊，但仍然在不斷出現，并有上升趨勢。蔡少卿教授估計，中國黑社會成員至少100萬人以上。
　　新舊體制、新舊觀念之間的劇烈沖突，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防范機制還沒有確立。轉型期的“綜合癥”，恰恰是黑社會犯罪活動滋生的溫床。
　　我們不妨把黑社會的大體基礎分成兩類，并分別分析。
　　
　　權力觀念的演化
　　
　　在我們的社會權力架構上，權力可以分為職務權力和職業(yè)權力兩種。其中職務權力的取得必須經歷合法認同的階段，并且，職務權力的運用還受到相應的諸多制度性、法律性制約，擁有職務權力的人，并不意味著運用起來就變得張揚。但是，在中國行使這種權力的示范作用，特別是在牟取經濟利益層面上的先行作用，無疑對整個社會風氣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不管你是管寄信的，還是管煤氣、收垃圾的，只要擁有一定的職務權力，權力的尋租就顯得理所當然。擁有權力就是擁有資源，權力的腐化無疑對沒有擁有職務或職業(yè)權力、對沒有擁有資源優(yōu)勢的一般社會分子提供了非常強烈的示范作用。
　　既沒有職務權力又沒有職業(yè)權力的人在泛化中處于最不利的地位，權力泛化的最終受害者是下層人民。他們沒有什么能和別人交換，沒有任何手段勒索金錢謀取好處，反過來還要受職務權力和職業(yè)權力的雙重剝削。另一方面，非規(guī)范行為的泛濫，人們利用職務和職業(yè)謀取利益的現實又每日每時刺激著他們，使他們不能安靜。由于他們沒有“正當手段”去謀取這些利益，就只好不擇手段，有的訴諸暴力，有的只好出賣自己的肉體，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人們不再恪守自己的角色道德，法律也顯得蒼白無力。他們中的一些人一只腳已經踏進黑社會的門檻了。在進城農民中，這種演變尤其明顯。
　　在這樣權力泛化的時代，資源的不對稱，機會的不均等，為黑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會大環(huán)境。對比起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過程，由于種種權力全面介入改革的各個階層，黑社會獲得空前快速的發(fā)展社會條件，現在俄羅斯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就是由于短期之內沒有積極防范，造成難以消除的惡果。
　　
　　基層政權的弱化
　　
　　社會的松動，表現在基層組織職能的弱化上。特別是農村人口的大規(guī)模流動，城市化進程的加劇，這種松動表現得更加明顯。從歷史來看，農村組織化程度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基層政權的職能呈現弱化和單一化的趨勢。而近些年來，由于農村經濟發(fā)展的相對遲緩，長期“積弱”的態(tài)勢已經形成，城鄉(xiāng)發(fā)展的差距日益拉大，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發(fā)展的落差造成社會的等級性日趨明顯，這些都為黑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客觀上看，流動人口的激增，是黑社會幫會團伙產生的重要原因。這幾年，全國城鄉(xiāng)流動人口5000到8000萬人，盲流擁入城市。50年代，上海流動人口10萬；1988年29萬，增加了20倍；1998年近300萬，增加30倍。外來人員犯罪率占上海發(fā)案率的1/3。他們找不到工作，就結幫作案，扒竊為主的“新疆幫”，詐騙為主的“貴陽幫”、“安徽幫”，以盜竊為主的“蘇北幫”，搶劫為生的“東北幫”，盜賣車船的“溫州幫”應運而生。
　　農村富裕勞動力的大量存在也是一個客觀的條件，從土地中走出的農民，如果沒有良好的就業(yè)機會，或者沒有得到適當的疏導，那么，顯然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黑社會在進城農民之中容易產生也就不難理解了。
　　基層政權的弱化還表現在，農村社會控制力的減弱，種種原先賴以維持農村穩(wěn)定結構的組織條件在發(fā)生變化。而在道德公德層面上，惡勢力的發(fā)展無疑也在摧毀原先相對純樸的民風，道德約束力的減弱使得基層民眾在蓬勃發(fā)展的黑社會面前顯得極為乏力。道德秩序的崩潰，使一直很大程度上依賴傳統思想維持的鄉(xiāng)村結構受到猛烈的挑戰(zhàn)。
　　而在城市，促使地下非法組織形成的更多是因為利益方面的因素，以及同種種權勢的結合上，表現在犯罪層次上顯得更加高級，危害也更加惡劣。而近些年來，隨著失業(yè)下崗人數的增加，也是加速黑社會犯罪組織形成的關鍵原因。
　　政府職能的缺失一方面造成基層社會的失控，另外一個更加讓人可怕的現實是：由于職能的缺失，導致了黑社會勢力得到填補，于是，在許多中國農村地區(qū)，黑惡勢力實質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補充政府職能的作用。
　　在經濟信用嚴重失常的情況下，一些經商者和政府基層單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證不了自己的應得利益，竟啟用一些地方流氓來幫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稅費。如江西漳樹市淦陽街財政所和鹿匯街財政所于1996年4月分別聘請了3名社會無業(yè)人員（其中有勞改釋放及劣跡累累不思悔改者），向來往的三輪車收稅費，據說是因為人們稅法意識淡薄，有人偷稅漏稅，賴稅不交，故需借助這些地痞的力量，以“毒”攻“毒”。據說這些人物討債“成效顯著”，只要他們一上門，不僅欠債賴債者會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連一些多年的“死賬”也被他們討回。“紅道不如黑道”的觀念也開始得到一部分人的認同，并屢試不爽。
　　擴而展之，如果基層政權完全無視法律和法規(guī)，按權力大小謀取私利，那么該基層政權就在實質上蛻變?yōu)楹谏鐣�組織，而其危害則比普通黑社會更大。具體來看，一部分政府官員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和法律意識，其語言和心態(tài)已經與黑社會老大十分接近。根據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分析：普通黑社會受到合法政權的打擊和制衡，最多只能與合法政權共享對公眾的控制權，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權運作原則一旦黑社會化，民眾就無可逃遁，只能聽憑宰割�，F在中國社會的危險恐怕也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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