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討要活命錢】 如何討要農民工工資
發(fā)布時間:2020-03-06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慘禍,“鍋”中鐵水兜頭降 農民工張洪昌是四川省都江堰市石羊鎮(zhèn)人,因為家里修房欠了1萬多元,父親去世前又欠下幾千元醫(yī)藥費,張洪昌便外出打工,掙錢還債。打工期間,他認識了同是在外打工的藏族姑娘尹才蘭,并于2004年結了婚。尹才蘭嫁給張洪昌后,因為說漢語困難,就留在家做農活干家務,照顧張洪昌的母親。2005年9月,尹才蘭生下了兒子,為這個困頓的家庭增添了一抹亮色。
2005年12月14日,尹才蘭突然接到通知,說張洪昌出了事故,正在雅安人民醫(yī)院搶救,叫她趕快去醫(yī)院。尹才蘭心急火燎地趕到醫(yī)院,眼前的丈夫,實在是慘不忍睹。張洪昌全身55%的面積被燙傷,面目全非,昏迷不醒。
原來,2005年9月,張洪昌經朋友介紹,到蘆山縣一家機磚廠打工。工廠老板叫王平。王平在經營過程中,私購煉鋼設備,冶煉生產國家早已明令禁止生產的地條鋼。因為不敢公開生產,往往都在夜間工作。12月14日凌晨2時許,張洪昌被安排檢修鍋爐,忽聽“轟”的一聲巨響,另一臺正在冶煉鐵水的鍋爐發(fā)生爆炸,噴濺出的鐵水“天女散花”一樣滿天飄灑。在另一口鍋爐里進行檢修的張洪昌,被爐體困住,火花雨一樣的鐵水兜頭潑下。幾聲凄厲的慘叫后,張洪昌昏倒在鍋爐里。
事故發(fā)生后,張洪昌被緊急送到雅安市人民醫(yī)院搶救。
可憐,4萬元私了殘身
尹才蘭與張洪昌的哥哥張開洪及舅舅趕到雅安醫(yī)院后,老板王平不是積極采取救治措施,而是“規(guī)勸”尹才蘭趕緊把張洪昌轉院。尹才蘭不知道該不該轉院,便問醫(yī)生。醫(yī)生告訴她,病人傷情嚴重,轉院過程中可能發(fā)生意外。因此,尹才蘭起初不同意轉院。
然而,王平怕在“大醫(yī)院”的治療費用會是“無底洞”,便給張開洪和舅舅“做工作”,謊稱雅安醫(yī)院條件不好,要把張洪昌轉到成都的大醫(yī)院醫(yī)治。張開洪和舅舅認為王老板說得在理,都極力動員尹才蘭把張洪昌轉去成都。尹才蘭也就同意了轉院。
然而誰都沒有料到,王平并沒有把張洪昌轉到成都的大醫(yī)院,而是轉到雙流縣彭鎮(zhèn)一家個體診所,王平付給醫(yī)院5000元醫(yī)療費,又甩給尹才蘭500元生活費,揚長而去。
一個全身大面積燒傷的重癥患者,生命尚未脫離危險,區(qū)區(qū)幾千元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一個鎮(zhèn)上的個體診所,醫(yī)療條件有限,哪里奈何得了張洪昌的傷情。尹才蘭痛苦不已,整日以淚洗面。
因尹才蘭漢語不好,不便交涉,張開洪便與舅舅去蘆山找到老板王平,希望他支付醫(yī)療費。王平卻告訴他們,冶煉廠真正的老板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事故發(fā)生以后,老板已逃跑了,找不到人了。王平說,看到張洪昌的慘狀,他發(fā)善心,可以代替他朋友給張洪昌一點資助,不過得簽訂一個協(xié)議,完事以后再不能找他了。如果同意就馬上簽協(xié)議,不同意的話,他就撒手不管了。
真正的老板是誰,張開洪和他舅舅問了不少人,都是異口同聲“不曉得”。張洪昌生命垂危,等著錢救命。迫不得已,張開洪就同意了王平“發(fā)善心”的意見,雙方簽訂了協(xié)議:由王平一次性付給張洪昌4.25萬元“買斷”這件事,此后再與王平無關。
扣除在雅安醫(yī)院的1萬多元的搶救費和在彭鎮(zhèn)給的幾千元后,張開洪實際上拿到2萬余元;氐脚礞(zhèn),張開洪給了尹才蘭5000元作為生活費,其余則全部交給了診所。
就這樣,一樁性命攸關的傷害事故,在老板的“發(fā)善心”下,4.25萬元就給打發(fā)了。
無助,費用無著停醫(yī)等死
還好,醫(yī)了一個多月,張洪昌終于從昏迷中蘇醒過來。不醒倒還罷了,一醒來,他感到全身燒傷部位感染化膿,癢痛鉆心。診所卻不斷地催促尹才蘭快去準備醫(yī)療費用,因為張開洪給診所的費用已經不多了,不交費就要停藥。
張家本已欠債一萬多元,根本拿不出錢。尹才蘭就請大哥張開洪想辦法,張開洪說他也沒辦法。
尹才蘭實在沒法,只好向娘家人求助。娘家父母來看女婿,見到張洪昌的慘狀,除了悲傷掉淚,經濟上也是無能為力。
尹才蘭在西藏打工的姐姐妹妹及姐夫妹夫,聽說了張洪昌的慘狀,就從西藏趕了回來。妹夫李銀壽懂得一些法律知識,決定去找老板討說法。于是,李銀壽便和姨姐夫唐建東一起去蘆山,找到王平,要他繼續(xù)支付醫(yī)療費。王平卻說,他不是老板,老板逃跑了,找不到人。
李銀壽認為,王平和張開洪簽的協(xié)議,就說明王平代表老板,他們來,就要找王平討說法。王平說,已經簽了協(xié)議,你們能怎么樣!我到處都有人,你如果拿得出10萬元打官司,我就拿100萬奉陪,你拿100萬,我就拿1000萬。你別認為是法治社會,到時候看法律是幫你還是幫我!
王平還說,他和張開洪簽訂的協(xié)議,錢也給了張開洪,要找,找張開洪要錢去!他王平發(fā)善心做好事已經做到頭了,再也找不著他了。
李銀壽、唐建東氣得咬牙切齒,卻毫無辦法。兄弟倆回到診所,把張開洪和舅舅叫來商量。張開洪說,沒得辦法,只好聽天由命。
李銀壽責備張開洪不該與王平簽那樣的協(xié)議,雙方為此大吵起來。張開洪最后說,傷的是他的親弟弟,是死是活是他們張家的事,用不著外人來管!尹才蘭的親屬見張洪昌的親哥哥那么絕情,既氣憤又無奈,一個個離開了。
尹才蘭陪在丈夫身邊,為了節(jié)約錢,就去撿垃圾,賣了錢做生活費。撿得多,一天可以賣五六元;撿得少,則只能賣二三元。無論多少,這都是她和張洪昌兩人一天的生活費。有時候,兩個人一天就只能合吃一碗面條。即便是這樣,不久之后,診所仍然下了最后通牒:沒錢了,再不交錢就走人!尹才蘭實在拿不出錢,診所說,這里不是慈善機構,診所的人也要吃飯,沒錢就請離開。
哭天無路,求助無門,2006年3月4日,尹才蘭只好請了兩個三輪師傅,把張洪昌抬出診所,住進了一家個體旅館。停止治療,張洪昌只有等死一條路了。
維權,老板“顯形”賠錢來
張洪昌在旅館里住著,傷情還在惡化,燙傷處化膿,既癢痛又惡臭。旅館老板看不下去,叫走人。尹才蘭走投無路,坐在旅館門口大哭。過往行人詢問她的情況,有好心人同情她,就向四川電視臺撥打了新聞熱線。
2006年3月9日,四川電視臺專題節(jié)目報道了張洪昌的不幸遭遇,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四川省總工會法律工作事務部部長楊小紅看了報道,非常震驚。3月11日,楊小紅和副部長張瑩帶領工作人員來到雙流縣彭鎮(zhèn),經三輪車夫的指引,在一家小旅館見到了痛苦不堪的張洪昌。楊小紅對張洪昌的遭遇非常同情,當即以省總工會的名義向張洪昌捐助1000元現(xiàn)金,并與四川省武警消防總隊醫(yī)院聯(lián)系,當即把張洪昌轉到了武警消防總隊醫(yī)院。在沒有付費的情況下,總隊醫(yī)院先行給張洪昌做了抗感染治療、抑制疤痕增生及嘴部整形術。
楊小紅決心為張洪昌維權討回公道。隨即,她與四川省司法廳取得聯(lián)系,希望提供法律援助。省司法廳隨即通過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四川維康律師事務所指派鐘瑾律師、省總工會法律事務部則指派恒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斌與省總工會、省法律援助中心聯(lián)合組成工作組,開始了歷時一年多的艱苦維權。
聯(lián)合工作組到蘆山縣調查了解到,某監(jiān)獄所屬的苗溪有限責任公司于2002年7月,將其所屬機磚廠承包給自然人王平,承包期為15年。王平在承包期限內,使用苗溪責任公司的營業(yè)執(zhí)照及稅務登記證。因此,王平只有對機磚廠的經營權,而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其民事責任由苗溪責任公司承擔。因此,公司依法應承擔張洪昌的工傷待遇。
然而當工作組與苗溪公司領導及機磚廠承包人王平交涉時,公司及機磚廠一口咬定,根本就沒有聘用過張洪昌,既沒簽訂勞動合同,也不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系,機磚廠也根本沒有冶煉鍋爐這一生產設施。他們說王平的一個朋友在其承包的磚廠旁開了一個冶煉廠,張洪昌是在冶煉廠上班受的傷,與公司及機磚廠沒有任何關系。工作組詢問“冶煉廠”負責人的情況,公司和機磚廠卻拒絕提供。
對責任公司和機磚廠的惡劣態(tài)度,楊小紅及工作組成員都很氣憤,大家商議認為,必須抓住鐵的證據,才能為張洪昌討回公道。
于是,工作組從營業(yè)執(zhí)照入手,查清冶煉廠的來龍去脈。他們在蘆山縣工商局查到了2005年7月8日一份《關于對王平非法生產地條鋼的處罰決定》。這個處罰決定證明,冶煉廠的老板就是王平。接著,工作組又受張洪昌委托,向雅安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工傷認定。2006年4月14日,雅安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定張洪昌為工傷。但苗溪公司及王平仍然拒絕支付治療費。
在張洪昌的治療費用達到3萬余元時,工作組二次奔赴蘆山,于8月21日通過蘆山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由責任公司先予支付拖欠的醫(yī)療費30288元,后續(xù)治療費5萬元。之后,張洪昌在消防總隊醫(yī)院繼續(xù)治療近3個月,于2006年11月3日初步治愈出院。
張洪昌出院后,工作組領著他第三次趕赴雅安,申請傷殘勞動能力鑒定。12月23日,雅安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五級傷殘。鑒定結論出來后,工作組又多次協(xié)商要求苗溪公司與王平按相關工傷規(guī)定支付張洪昌的醫(yī)療補助和傷殘補助金,但對方仍置之不理。
2007年6月29日,工作組第四次奔赴蘆山縣,在縣勞動爭議仲裁委的主持下,經過一整天的協(xié)商,王平終于答應再一次性支付張洪昌補助金6.2萬元。當天,張洪昌即從王平處拿到了6.2萬元現(xiàn)金。至此,在四川省總工會、省法律援助中心及各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這樁艱難的維權活動落下了帷幕。
不得不說,張洪昌事件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他的不幸偶然中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從而得到相關部門的大力襄助,爭取到了自己應有的權益。然而,這種“幸運”,更讓人感到心情沉重。如果說勞動者正常的合法權益的維護,都需要寄希望于這種彩票中獎式的“運氣”,那么,我們這個社會,又是何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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