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王法” 　　 　　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因為不同意揪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爭執(zhí)到最后毛澤東撂下的狠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詳見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頁)
　　為什么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程序而只需“動一個小指頭”，就能立時將國家主席“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只腳”呢?道理其實大家都明白，這是因為我們那時的憲法不過是紙面的文字而已，而實際上的法律體系，還是“秦制”以來以張揚權力者無限威勢為本質的“王法”，也就是毛澤東大力贊揚的“自古皆行秦政制”。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對“王法”的習慣和服膺決不僅僅是少數(shù)人的事情，相反它一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法律文化基礎，所以直到現(xiàn)在大家都會經常見到這樣的街頭場景：每當人們發(fā)生口角，爭執(zhí)撕扯到不可開交時，某方一定會憤憤然地說“還有沒有王法”――兩千多年以來，“王法”始終是國人概括社會秩序和制度法則的首要范疇，乃至到了今天它仍然留在億萬國人的嘴邊和心里。那么，這世世代代的沿襲不改，所謂“王法”背后隱涵著什么最重要的東西?“人隨王法草隨風，官家說了算”
　　我們說，要懂得中國的傳統(tǒng)法律學和制度學，其前提之一乃在于徹底明了這樣一些問題，比如：為什么“王法”和“官法”是這套制度體系和法律體系的核心?為什么它們無所不在地留存在我們的生活中?尤其是這套法律體系與現(xiàn)在越來越成為世界方向的憲政法律體系相比較，兩者間的根本區(qū)別在哪里?
　　還是從人們對于“王法”內涵的概括說起。
　　20世紀50年代，曾獲“斯大林獎”而廣為流行的小說《暴風驟雨》，其中敘述村民們面對工作隊的態(tài)度時有句最通俗的話：
　　從古以來，都是人隨王法草隨風，官家說了算!
　　這短短一句話似乎從來沒有引起制度學家的注意，但如果我們稍稍用心就可以看出其非同尋常的分量，因為它歸納出了中國傳統(tǒng)法律體系的基本內容：
　　第一，它是“從古以來”從未改變的一種亙古如此，即前面提到的“自古皆行秦政制”；
　　第二，這套法律和法理的核心被概括為“王法”，即王、皇帝等最高統(tǒng)治者與法律高度一體、他們絕對壟斷著法律，也就是今天常說的“有權就有法”、“有權才有法”：
　　第三，這個法律體系的實施結果，就是天下萬事永遠要由“官家說了算”，而小民百姓只能作為被“王法”驅遣和管束的風前之草。
　　
　　最高權勢者天然代表
　　和壟斷著法律
　　
　　知道了“王法”的三原則以后人們不免要問：最高權力者與生俱來地代表著法律，這“從古以來”就橫在國人頭上的鐵杠子，到底是根據什么邏輯建立起來的呢?
　　原來，“臣民社會”倚仗的是這樣一套“基本大法”：王、皇帝等等最高權力者，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從超驗的神圣那里領受到宇宙的和諧秩序、極崇高的道德、無限的智慧等等權力合法性的一切源頭。如果誰斗膽問一聲：“為什么唯獨您永世有此資格?別人是否也能嘗試一下類似的代表權?”那對不起，他就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雖誅滅九族也不足以懲罰這類僭越的思想。于是接下來，“大救星”對于億萬小民的賜福和教化，就不僅像家庭里父母對子女們的養(yǎng)育管束一樣不言而喻，而且更是小民們能夠生存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做小百姓的無一不是天生愚氓，在品性上與禽獸無大區(qū)別，所以需要統(tǒng)治者時時加以格外嚴格的訓導和管束，所謂“民如六畜，在牧養(yǎng)者耳”，這類定義在傳統(tǒng)政治學中隨處可見，以強調“牧養(yǎng)百姓”乃是統(tǒng)治者的天職。
　　于是，對億萬小民日夜不可松懈的訓導、羈束、防范、懲戒等等，就成了國家政治的基本內容。《周禮?地官大司徒》說得最清楚：“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可見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關鍵，就在于統(tǒng)治者能否成功地“防萬民”以禁止他們胡思亂想、為非作歹。而如果禮樂等勸導性手段不夠“防萬民”之用，那就需要威嚴無比的“王法”上場，所以《漢書?刑法志序》這中古時代法律學經典在引述《洪范》“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之后，馬上就說：“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總之，作為“民之父母”的“大救星”，他們規(guī)范和維系那么和諧美滿的社會是多么不易的事情，所以時時要用最為嚴厲的“王法”來提防小民百姓的妄加破壞。
　　
　　“王法”與憲政法理的根本悖逆
　　
　　《管子-任法》中說：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這話把統(tǒng)治者算盤下面的全部底牌都亮了出來：你臣民百姓命運中的一切一切都由我絕對掌控，這就是“法”最充分最理想化的實現(xiàn)！
　　而一旦失去了這個壟斷、聽任臣民們有了左右自己命運的自由，那將天下大亂，所以兩千年前一位官員兼學者所痛心疾首的就是：“氛霓郁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摧以陵遲�！�(《后漢書?崔傳》)這話看似文縐縐挺難懂，其實意思大家都最熟悉不過：沒有了統(tǒng)治者對權力的高度壟斷(“六柄”、“王綱”)，則不僅和諧社會將一去不返，而且連宇宙間的陽光都要永遠消失!
　　“王法”這套邏輯年復一年不遺余力地普及開來，于是連文字學的解說都是：“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經過這套法理兩千年的籠蓋，人們至今把“王法”掛在嘴邊、留在心里，不就是最順理成章的事嗎?
　　作為世界憲政制度發(fā)展過程中最重要里程碑之一的《大憲章》，它的確立方式和條款內容中有許許多多地方值得體會，而其中最直觀、也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從此以后被定為國家政治基礎的根本大法，它的訂立是國王與教會、地方貴族騎士、市民階層(后來的資產階級由此產生)等各方面力量和利益訴求相互博弈之結果!
　　就是說它再也不可能如前述“王法”那樣，將法律作為統(tǒng)治者無限威勢的附屬品、作為維系“權力禁忌”的利器。所以英王約翰在《大憲章》開篇的第一句話就不得不放下權勢的傲慢，依次向諸多國民階層表白自己的謙卑：
　　謹向諸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執(zhí)行吏、典獄官、差人及其管家吏與忠順的人們致意。
　　接下來他更不得不表示：自己乃是在貴族和教會力量的壓力下才明白，尊重人民與生俱來的一系列權利(《大憲章》列舉的臣民權利竟有60多項)、使其逐一得到法律保障，這不僅是上帝意旨下國家昌盛的前提，同時它也是國王人身、其先祖之靈、王室后裔等等一切權勢者們自身安全的前提!
　　法律的屬性再也不可能被統(tǒng)治者單向度地設定為“王法”，相反統(tǒng)治權力合法性的前提，乃在于必須以國家大法這最高形式而確認被統(tǒng)治者權利的不可剝奪，這個準則一旦被確立為政治的方向，于是民主等現(xiàn)代制度形態(tài)雖然還很遙遠，但是“馴服權力”、盡量迫使權力祛除其千百年積淀的野蠻專橫和神秘禁忌，這項人類最偉大的制度工程和社會工程就終于走上了正軌。
　　
　　(摘自《口望東方周刊》2010年第51期，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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