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黨史上兩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陳獨秀與高語罕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演繹了一段傳奇交往：兩人相識于早稻田大學，其后并肩戰(zhàn)斗在五四運動中，接著陳獨秀發(fā)起成立中國共產黨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局書記、中央總書記，高語罕作為第一批黨員與其親密合作，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yè)攜手奮斗；再往后，陳獨秀因托派問題被開除出黨，堪稱陳獨秀代言人的高語罕也被開除出黨，歷史再一次見證了這對“難兄難弟”的“同病相憐”；及至最后，陳獨秀受人挑唆與高語罕絕交，兩人于貧病交加中寂寞謝世。
　　
　　初識
　　
　　1906年9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國，赴安徽蕪湖皖江中學任教。彼時，腐朽無能的清王朝為了撲滅全國各地的反清烈火，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群眾。在安徽巡撫恩銘的血腥鎮(zhèn)壓下，安徽各地曾經一度高漲的革命形勢逐漸被鎮(zhèn)壓了下去。
　　傾心革命的陳獨秀不甘于革命形勢的低落，他以皖江中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一面利用蕪湖圖書社來聯(lián)絡革命黨人，進行革命活動，一面與體育教員柏文蔚效仿上海暗殺團形式，在關帝廟前“歃血為盟”，成立暗殺組織，冀望用暗殺這一手段，來除掉殘暴的清廷官吏，推動安徽乃至全國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但就在他與柏文蔚一同北上，到皖北發(fā)展反清勢力，即將與“淮上豪杰”聯(lián)成一體之際，卻被蕪湖“奸民候補道記汪云浦告密于恩銘”，恩銘又上書兩江總督端方，端方立即下令緝拿。隨后，在安徽地方當局的嚴密搜捕下，陳獨秀在安徽無法藏身，被迫于1907年春第四次東渡日本。
　　到達日本后，陳獨秀進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同時到早稻田大學學習西歐文化。也正是由于在早稻田大學學習的機緣，陳獨秀結識了高語罕，兩人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傾心交往。
　　高語罕原名高超，號一羽，筆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壽縣正陽關鹽店巷。高父為一私塾塾師，精通漢學，在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高語罕亦具備了較深的文字功底。文人相惜，日后陳獨秀等人振臂一呼，發(fā)起在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的新文化運動，高語罕隨即積極響應，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fā)表眾多文章，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沖鋒陷陣的猛士。
　　讀了幾年私塾之后，高語罕轉入鳳陽經世學堂學習，后又于1905年考入安慶陸軍測繪學堂。與同時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樣，此時的高語罕亦滿懷拳拳報國之志，他隨即踏上中國留學生漫漫的“留東”路程，于該年秋天東渡日本，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學習那“能使國家富強的技藝能事”。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經人介紹，高語罕還加入了同盟會，開始走上反對清朝統(tǒng)治的道路。
　　在同盟會的一次革命活動中，陳獨秀與高語罕相識了。當時陳獨秀已是留學生中的傳奇人物，是當時進步留學生心中的偶像。
　　見到陳獨秀時，高語罕一陣興奮。陳獨秀那樂觀大氣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精辟的分析，都讓高語罕深為嘆服。而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對封建三綱五常舊禮教異常痛恨的高語罕，也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民主共和的向往與對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兩人迅速走在了一起。就這樣，一直到1907年年底高語罕回國前，陳獨秀都與其往來密切。兩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學，交談時事，發(fā)表對時局的看法。
　　1907年4月2日，沙皇俄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悍然批準《中東鐵路管理局組織大綱》，其中規(guī)定中東鐵路局有管理沿線地區(qū)民政、地畝、交涉、醫(yī)務、學務、出版等權限。消息傳到日本，以陳獨秀、高語罕為代表的愛國學生十分憤恨，他們遂舉行集會，抗議沙皇俄國不斷侵犯我國東北邊境的罪惡行徑。日本政府對此采取了高壓政策，高語罕還被驅逐回國。
　　與陳獨秀依依惜別回到祖國后，高語罕先是赴安慶參加著名革命黨人柏文蔚領導的秘密反清活動，次年11月19日又參與了熊成基、范傳甲等人領導的馬炮營起義，稍后還輔助皖籍激進革命詩人韓衍創(chuàng)辦了《通俗報》�！锻ㄋ讏蟆穭�(chuàng)刊后大力宣傳革命，堪稱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安徽俗話報》之姊妹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各省隨即紛紛響應。次年1月2日，安徽正式成立軍政府，先由孫毓筠任都督，后由柏文蔚接任。柏文蔚任都督后，隨即委任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組織革命黨人編為安徽青年軍，高語罕被任命為青年軍秘書長。
　　陳、高兩人自早稻田大學分別后便許久未見，此刻能一起共事，皆欣喜異常。也就是這段并肩戰(zhàn)斗的風雨歷程，讓陳獨秀與高語罕結下了深厚情誼，為其以后攜手編輯《新青年》、領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打下了基礎。
　　
　　風華正茂之年
　　
　　1913年6月30日，竊取革命勝利果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以柏文蔚反對善后大借款、不服從中央為名，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之職。稍后，柏文蔚由上海秘密返回安慶，毅然于7月21日樹起討袁旗幟。
　　10月21日，袁世凱的爪牙、時任安徽都督的倪嗣沖發(fā)出通告，捉拿革命黨人，第一批名單有二十人，陳獨秀赫然被列為第一名“要犯”。在反動軍警的嚴密搜捕下，陳獨秀在安徽無法藏身，遂潛往上海，后于1914年7月東渡日本，直至1915年6月始回國抵滬。
　　而還在柏文蔚發(fā)動的討袁之役開始前，高語罕好友韓衍已被刺身亡，稍后又目睹自己為之奮斗多年的革命遭受失敗，高語罕內心極為痛苦，遂前往山東青島任教。為掩人耳目，他還將自己的名字由高超改為高語罕。稍后，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高語罕又于1914年辭職由青島轉至上海，以寫作謀生。他在《神州日報》上發(fā)表《青年軍講義疏箋》，號召完全革命，希望借此紀念好友韓衍，稍后又出版辛亥革命個人回憶錄《百花亭畔》，漸成上海一文學名家。
　　由日本回國后，陳獨秀開始積極籌辦其“能令全國思想都全改觀”的雜志――《青年雜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15年9月15日，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極具影響的《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問世�！肚嗄觌s志》創(chuàng)刊后，為了進一步提高雜志的知名度，陳獨秀開始聯(lián)系當時名家征求優(yōu)秀稿件，他想到了高語罕，便誠心向這位昔日的好友約稿。
　　接到陳獨秀的稿約后，高語罕奮筆疾書，先后于《新青年》發(fā)表《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年之敵》等多篇文章，漸成《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在《青年與國家之前途》一文中，高語罕著重強調了共和民主國家的實現(xiàn)與青年的關系問題，他拿老年、幼者與青年作比較：“老者血氣既衰，殆如秋草斜陽，萎謝之期將至；幼者年力未壯，方似春芽初發(fā)，郁茂之日尚早。而國勢危亡，迫不及待，求于此十年之內，能以卓自樹立，奮發(fā)為雄，內以刷新政治，鞏固邦基，外以雪恥御侮，振威鄰國，則舍我青年誰屬？蓋民為國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堅也�！�
　　在《青年之敵》中，高語罕更是從主客觀方面分析青年發(fā)展的敵人：“家庭的子孫觀念、早婚惡習，社會風氣，升官發(fā)財的人生觀等等均為青年之敵。”他把國民心智方面的缺陷也視為青年成長的敵人。高語罕還列舉了“籠統(tǒng)”、“將就”、“敷衍”、“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觀望”、“首鼠兩端”等國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觀方面形成的原因，對青少年極盡循循善誘之力。
　　當時，高語罕此兩文發(fā)表后，一時間舉國震動，無數青年為之歡欣鼓舞。陳獨秀更是欣喜異常，在其眼中，高語罕儼然已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猛將，兩人情誼由此更上一層樓。
　　此后不久，經時任安徽省立五中國文及修身課教師劉希平的介紹，高語罕前往五中任學監(jiān)兼授英文。雖然離開了陳獨秀，但高語罕還經常與之通信聯(lián)系，討論新文化運動問題，將其寄來的《新青年》、《新潮》、《星期評論》等分發(fā)給學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為支持老友陳獨秀，高語罕還冒著生命危險，毅然發(fā)動學生聯(lián)絡蕪湖各校，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
　　在這期間，高語罕還在陳獨秀支持下編輯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教材《白話書信》。《白話書信》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高語罕遂成安徽系統(tǒng)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栋自挄�信》共發(fā)行十萬余冊，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讀物。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語罕極受鼓舞，他隨即于1923年春前后由李大釗介紹加入其中，成為中共最早的五十名黨員之一。稍后，高語罕與章伯鈞等共赴德國留學，入哥廷根大學學習哲學，兩年后學成回國，在上海見到陳獨秀后被派往平民女校任教。五卅運動爆發(fā)后，高語罕轉任上海總工會宣傳科主任，兼任上海大學教授，后又被陳獨秀派到蕪湖，指導國共合作后的安徽國民黨省部事務，并建立中共蕪湖特別支部。不久，高語罕又受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聘請，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教授《政治學概論》。
　　在黃埔軍校教授《政治學概論》時，高語罕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大力提倡白話文，他認為白話文要成為革命事業(yè)的宣傳工具，“要普及，用到革命生活一切領域中去”。文史學家張衛(wèi)強曾記述了高語罕在黃埔軍校課堂上的一次精彩講演，當時高語罕講道：“同學們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沒有對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用文言文寫愛情信，不如用白話文寫愛情信，這是最能表達內心情感的，諸位努力吧！”這番道理講得通俗、風趣，再加上高語罕為人十分和藹，遂被譽為“最受學員歡迎的政治教官”。
　　
　　也曾生死與共
　　
　　“中山艦事件”后，高語罕轉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隨陳獨秀赴武漢，任漢口民國日報社社長，并任在武漢成立的安徽黨務干部學校校長。
　　這年7月，汪精衛(wèi)背信棄義地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人，高語罕不顧生命危險，毅然于當月下旬參與發(fā)動南昌起義的聯(lián)絡準備工作，曾同廖乾五等秘密會見葉劍英，獲知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召開廬山會議反共的陰謀，并將之告知于黨。8月1日，也就在高語罕三十九歲生日的這一天，他參加了南昌起義，被任命為革命委員會秘書。高語罕當時還受命起草了《中央委員宣言》，于起義當天在南昌的《民國日報》上發(fā)表，揭露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反革命行徑。隨后，起義軍南下廣東受挫，高語罕被前委派去香港進行聯(lián)絡工作，不久移居澳門。
　　八七會議后，高語罕輾轉前往上海，參加中共春野書店支部活動，參與指導太陽社文藝工作。也因此工作機緣，高語罕與陳獨秀過從更為親密。此時的陳獨秀已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在上海處于隱蔽狀態(tài)，其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皆由高語罕代為辦理。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陳獨秀、高語罕等人到蘇聯(lián)向共產國際檢討錯誤。在這之前，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剛被國民黨殺害，長女筱秀來上海奔喪，憂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醫(yī)院。一年之內三個兒女相繼離去，陳獨秀已十分悲痛，時常老淚縱橫。此時，看到中央的指示，倔犟的陳獨秀不同意由他負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不愿意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處理，拒絕前往蘇聯(lián)。
　　在與陳獨秀的來往中，高語罕由發(fā)牢騷、訴不滿到在陳影響下拒絕赴莫斯科檢討，最終于1929年11月與陳獨秀、尹寬等人同時被開除出中共。12月15日，高語罕還和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發(fā)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后，高在政治上逐漸消沉，為自己的悲情人生埋下了伏筆。而他與陳獨秀兩人則因此而關系更近，堪稱相濡以沫，生死與共。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由于叛徒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監(jiān)禁。被囚后，陳獨秀還將其最為掛懷的妻子潘蘭珍的生活托付給了高語罕。11月30日，他曾致函高語罕：“書桌抽屜內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積蓄，盡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對她不起，務請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攜存先生處……函告潘女士親自前往領取�！�
　　稍后，當高語罕告訴陳獨秀潘蘭珍已去南通，待托付養(yǎng)女之后要來監(jiān)獄探視時，陳獨秀又于12月13日致高語罕的信中動情地讓他轉告潘蘭珍：“鄙人生活近況，且語以案情無大危險，免她懼慮�！痹谥赂哒Z罕的信中，陳獨秀還托告潘蘭珍撿出羊皮袍及駝絨被這兩件衣服的當票，以備贖取。后來，聞知潘蘭珍即將來監(jiān)獄看他，陳獨秀又寫信叮囑高語罕，要他“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
　　而陳獨秀被捕時，潘蘭珍正在浦東娘家，當她在報紙上看到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和照片時，大吃一驚，萬般無助之余，她也首先想到了高語罕，連忙找到高，探聽丈夫的消息。
　　看到陳獨秀與潘蘭珍兩人如此地信任自己，高語罕十分感動，他曾對潘蘭珍說：“先生的事，你已全清楚了。沒想到你對先生如此一往情深，對他的事全無畏懼，真是難得啊。先生已給我來信，讓我轉告你，他的案情無大的危險，請萬勿懼慮……在你回娘家時，他為生計所迫，把你的兩件衣服也當了。而且，在相處這么長的時間里，又一直隱瞞真實姓名，你一定有怨言吧。你是個明白人，先生這樣做，也是萬般無奈的事，蘭珍女士定要包涵、諒解……”寥寥數語，他與陳獨秀夫婦的深情厚誼，盡顯其中。
　　此后不久，國民黨特務開始注意高語罕，他隨即潛往香港，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后，國民黨政府在全國輿論的譴責下不得已釋放陳獨秀，高語罕才離港返皖，回到正陽關家中。
　　
　　共度危難
　　
　　1937年9月，高語罕隨陳獨秀前赴武漢。到武漢后，他用高超的名字領了難民證，住進漢口的難民所（此時漢口各學校停課，改為難民所，每日由公家供應稠粥兩餐），并與在漢口的《新民報》取得聯(lián)系。《新民報》后由漢口包輪遷往重慶，高語罕也搭乘該輪到了重慶。稍后陳獨秀由漢口乘輪到達重慶，高語罕隨即前往朝天門碼頭迎接。
　　此后，由于陳獨秀在重慶的演講或文章中常�？跓o遮攔，影射攻擊中共，使得一些朋友甚為不安，加上陳獨秀高血壓病日益嚴重，重慶天氣又太悶熱，對病不利，日機又空襲頻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寧，國民黨特務還處處監(jiān)視他的行動，陳獨秀遂甚感沮喪，高語罕亦為此憂心忡忡。
　　彼時國立第二安徽中學（后改稱國立第九中學）在江津成立，實際負責該校校務的總教導主任兼高一分校校長鄧季宣（鄧仲純胞弟）和陳獨秀是好友。鑒于此，陳獨秀遂于1938年8月3日應皖籍名醫(yī)鄧仲純的邀請舉家遷至江津。作為陳獨秀的忠實追隨者，高語罕亦隨其自重慶移住江津。到江津后，高語罕一面佐助夫人王麗立行醫(yī)，一面靠賣文為生。
　　陳獨秀剛到江津不久，胡宗南、戴笠便在蔣介石指示下前來“拜訪”。
　　待其敲響陳獨秀寄住房屋的門時，出來開門的由于是高語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其鞠躬。高語罕將二人請進客廳后，又進里屋請出了陳獨秀。其后，擔心著陳獨秀的安全，高語罕與夫人王麗立寸步不離陳獨秀。
　　稍后，陳獨秀起身送客，高語罕領著戴笠與胡宗南走了出去。一直看著戴笠與胡宗南走得沒有蹤影，高語罕才放心地返回。
　　此事過后，陳獨秀從白沙鎮(zhèn)遷至位于江津西南鶴山坪上的石墻院，一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
　　在江津的這段日子里，陳獨秀與高語罕兩人生活都十分艱苦。好在陳獨秀由于有其北大學生資助以及一些朋友的援助，生活還算過得去，但高語罕卻生活艱難，為維持生計，他甚至還化名為重慶《新民報》寫文章，以換取微薄的稿費。曾任《蘇南文藝》主編的章品鎮(zhèn)在《花木叢中人常在》一書中提及時任《新民報》編輯的張慧劍，如是說道：“慧老在重慶編《新民報》副刊時，高語罕來投稿，他與這位……名人認識了�？箲�(zhàn)勝利東還，高無以自活，慧老就為他找賣文的路，結鄰而居，便于照應他的老、病，直到為他營葬結束……”高語罕生活之清苦，由此可見一斑。
　　而陳獨秀亦時時刻刻惦記著高語罕，在1940年9月25日給好友臺靜農的書信中還有“……敵人不入川，則到處可居，倘入川則大難矣，弟尤大難。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鄧六先生有可靠之親友在鄉(xiāng)間能容我避居否（總須離場稍遠）？語罕所居萬家山不知情形如何”之內容，足見兩人感情之深。
　　苦中有樂，此時兩人最愜意的，恐怕就是去支那內學院與歐陽大師等人交談了。支那內學院是由江蘇南京遷往四川江津的一個研究印度佛學的單位，它當時還是江津公園所在地，院內種滿了樹木花草，風景秀麗。著述之余可與友人聚在一起，談詩論詞，朗誦吟詠，交流詩作，相互評頭品足，陳獨秀、高語罕均感其樂無窮。
　　
　　絕交
　　
　　1942年3月底，高語罕受到了一次嚴重打擊：好友陳獨秀受人挑唆，竟與其絕交。
　　事情還得從3月29日說起。原來，29日當日，國民黨江津縣黨部在縣城東門外廣場召開紀念黃花崗烈士犧牲三十一周年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六周年群眾大會，在會議結束時，主持大會的羅宗文縣長號召大家要繼承總理遺志，發(fā)揚烈士革命精神，抗日到底，打敗法西斯……最后他禮節(jié)性地問主席臺上其他人員是否還有話講。
　　這本是一種客套，會議議程也根本沒有安排其他人員講話，但萬沒有想到的是，臺上一位雙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兒的攙扶下，走上前臺激動而又大聲地講起來。他聲色俱厲地將話鋒直指陳獨秀，說陳發(fā)表在《大公報》上的《戰(zhàn)后世界大勢之輪廓》中散布悲觀情緒。
　　在《戰(zhàn)后世界大勢之輪廓》中，陳獨秀曾這樣寫道：“在這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和德國可能會勝利，中國抗戰(zhàn)有可能失敗，中國必然淪為殖民地；若美國勝利，中國也只能恢復為半殖民地�！贝丝陶�值抗戰(zhàn)關鍵之時，陳獨秀此文確有不妥之處。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zhàn)時新聞檢查局就曾指責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建國策”，并指令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查處檢扣”，其續(xù)篇《再論世界大勢》也遭封殺。
　　這個老頭叫凌鐵庵，是辛亥革命元老。由于德高望重，他常被邀請參加當局組織的一些社會活動。凌鐵庵與陳獨秀是老鄉(xiāng)，平時也有交往，他甚為關注抗戰(zhàn)進程，主張抗戰(zhàn)到底，因此對陳獨秀此時發(fā)表文章散布消極悲觀情緒十分不滿，遂在大會上公然提出反對。
　　凌鐵庵對陳獨秀進行了批駁和盤詰，一時間全場震動，大家議論紛紛，全都責難和攻擊陳獨秀，次日江津報紙也對此事進行了報道。陳獨秀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感到尊顏掃地，無地自容。他躺在床上，郁郁寡歡，病情也日益加重。陳獨秀惱怒地認為在會上打出第一炮的凌鐵庵就是當局專門請來罵他“仲甫是反革命”的，高語罕便是這起事件的幕后策劃者。于是，他立即與高語罕斷絕關系，高語罕也被迫離開陳獨秀。
　　據高語罕事后的解釋，事情是這樣的：陳獨秀的《戰(zhàn)后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在重慶《大公報》(1942年3月21日)發(fā)表后，招致各方非議，由此續(xù)編《再論世界大勢》為當局扣壓不發(fā)。3月29日，國民黨江津縣黨部召開大會，請了外省籍的一位老國民黨員演講，而此人在講話中則對陳獨秀的那篇文章大加攻擊。會后，有兩位友人向陳獨秀談起此事，稱這是高語罕幕后策劃的。陳獨秀聽罷，對高非常氣憤，并囑友人和潘蘭珍今后不再理睬高語罕。果然，稍后當高語罕約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陳獨秀時，陳獨秀也就只與別人交談，對高置之不理。
　　高語罕離開時，陳獨秀身體非常糟糕，但因陳性格倔犟，受冤的高語罕也沒有向他作過多解釋……兩個月后，即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墻院溘然長逝，高語罕聞知噩耗立即趕回奔喪，并負責料理后事，且送挽聯(lián)：“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后；哀哀蜀洛誰悟？彗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對老友的深情厚誼，盡在其中。
　　在葬禮上，高語罕強忍悲痛，發(fā)表了講話。29日，他又撰寫《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一文，刊登于1942年6月4日的《大公報》上，以懷念老友陳獨秀。此后，高語罕不斷撰文評述陳獨秀的一生，給后世學者研究陳獨秀留下了寶貴的史料。當時做此事的，唯有高語罕一人。
　　陳獨秀遺囑中最重要的，是遺稿的整理，但他把三十多年來的患難之交高語罕除外，卻又令高語罕甚為心傷。據早期共產主義者、歷史大家鄭學稼當年6月16日日記，高語罕曾給其長信，講述陳獨秀不滿高之內情，內中傷感無奈之情溢于言表：“高語罕自有其所以自立為人之道，絕非他人所能毀謗，所能磨滅，然獨秀因此抱著一種懷疑――有一個三十多年的老友賣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實在此�！睂τ谄溟g的誤會，高語罕心知肚明：是何之瑜等人向陳獨秀談及陳文被批判之事，并向陳說恐是高匿名寫文章攻擊他，說高還策動皖人在黨部大會上引《大公報》只發(fā)表一半文章罵陳為反革命，陳輕信了何，遂與高翻臉。但高語罕為人生性善良，他不愿將事情鬧大，便任由事態(tài)發(fā)展，遂致兩個好友反目成仇，成為歷史的遺憾。
　　鄭學稼完全能體會到好友高語罕的心情，他寫信勸慰高。20日，高語罕復信鄭談及何之瑜，關于其整理陳獨秀遺著事有這句話：“惟仲甫遺著關系中國近四十年來歷史文獻至巨，一有蹉跎，必失其本來面目。鰓鰓之慮，職此之由，然亦只好聽之而已�！睂τ诶嫌殃惇毿阒脙扇藬凳�年的友情不顧而將自己排斥在“托孤”的名單外，慨嘆無奈之情盡顯無疑。
　　1943年，高語罕由江津遷至重慶，寄居在《新民報》社長兼主編陳銘德家中，三年后隨《新民報》編輯人員乘船回到南京，住在城南一低矮民宅中。1948年，高語罕患病臥床，無錢醫(yī)治，他原想回安徽老家養(yǎng)病，但思及陳獨秀，想到自己是陳獨秀的追隨者，遂放棄此念頭，于貧病交加中謝世于此，終年六十歲。原蕪湖省立第二甲種農業(yè)學校學生王持華等葬高的遺體于南京南門外花神廟旁，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了墓碑。后其妹輾轉設法，將棺木運回故里安葬。
　　歷史竟出奇的相似：兩人堪稱難兄難弟。陳高二人均為一代俊杰，卻都在貧病交加中孤獨謝世，死非其時，真令人生出無限感慨�！�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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