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日7時18分，一位百歲長者溘然長逝于上海華東醫(yī)院，他便是我國著名遺傳學家、我國現(xiàn)代遺傳科學的奠基人談家楨教授。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名譽主席。
　　在我擔任上海市科協(xié)常委的時候，跟談家楨教授有過許多交往。我們曾經(jīng)一起前往北京出席中國科協(xié)的會議，同住在北京京西賓館。在那里，他接受我的采訪，詳細地談及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和波折，他還送我在美國留學時的珍貴照片……
　　
　　諾貝爾獎獲得者摩爾根的學生
　　
　　1980年3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接見大廳里，出席中國科協(xié)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與中央領(lǐng)導人合影。在合影時，談家楨與一位白發(fā)蒼蒼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他倆意味深長地說：“這也是我們五十年師生之誼的紀念照!”
　　這位皓首銀發(fā)、高個子、臉膛黑里透紅的代表，叫李汝祺。他當時已是八十六歲高齡，曾任中國遺傳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生物系遺傳室主任，天津人。
　　談家楨，中等個子，身體壯實，前額寬廣，當時雖然年已七旬，仍然顯得很精神。
　　談家楨祖籍浙江寧波，1909年9月15日(農(nóng)歷八月初二)生于浙江慈溪。他的父親當時是郵政局局長。由于他父親的工作常調(diào)動，所以談家楨在少年時代到過浙江好多地方。他念過私塾。在寧波斐迪中學讀完初中，在湖州東吳第三中學讀完高中。
　　1930年，李汝祺任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當時。談家楨從蘇州的東吳大學生物系畢業(yè)。出于對李汝祺教授的敬慕之情，他特地千里迢迢來到燕京大學生物系，在李汝祺門下當研究生。
　　李汝祺是一個脾氣和善、治學嚴謹?shù)娜耍�他主張對學生“教而不包”。他認為，培養(yǎng)學生獨立研究能力是最重要的。正因為這樣，他對年僅二十一歲的談家楨只是在關(guān)鍵的地方給予指點，平時放手讓他自己鉆研。談家楨非常勤奮，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內(nèi)，寫出好幾篇遺傳學論文，在學業(yè)上大有進步。其中，有一個研究題目是生物系主任胡經(jīng)甫教授出的，--《異色瓢蟲色斑的變異遺傳規(guī)律》。瓢蟲，俗稱“花姑娘”，談家楨像著了迷似的，捕捉各種瓢蟲，細心研究，寫出的論文受到老師們的好評。
　　李汝祺是美國著名實驗胚胎學家、遺傳學家托馬斯?亨特?摩爾根(1866―1945)的高足，在1919年至1926年留學美國，在摩爾根指導下從事科學研究。李汝祺那套“教而不包”的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便是從摩爾根那里學來的。李汝祺在言談之中，非常推崇摩爾根，使談家楨也非常向往這位太平洋彼岸的遺傳學泰斗，盼望著有朝一日能夠親耳聆聽他的教誨。
　　在李汝祺身邊攻讀了?年半之后，談家楨回到了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李汝祺把談家楨的論文《異色瓢蟲色斑的變異遺傳規(guī)律》轉(zhuǎn)給了摩爾根，另外兩篇在國外雜志上發(fā)表。
　　摩爾根看了談家楨的論文，非常贊賞，希望談家楨到他的實驗室里當博士研究生。
　　1934年，談家楨的夙愿終于實現(xiàn)了。他來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成為摩爾根的研究生。
　　摩爾根身材頎長，大胡子，前額微禿，雙眼閃耀著聰穎而堅定的目光。他早年主要從事實驗生物學的研究，進行性別鑒定、授精、再生、發(fā)育等方面的實驗。后來，他轉(zhuǎn)入研究遺傳學，在遺傳學的奠基人――奧地利神父孟德爾的理論基礎(chǔ)上，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基因?qū)W說。他還曾在果蠅的實驗遺傳學研究中，論證了染色體遺傳學說并進而提出基因理論。1933年，摩爾根榮獲諾貝爾生物與醫(yī)學獎。
　　談家楨第一次見到摩爾根，顯得十分拘謹。然而，摩爾根那謙遜的為人，很快就使談家楨打消了顧慮。盡管當時摩爾根由于獲得諾貝爾獎，社會活動異常繁忙，但他總是抽時間指導談家楨，果如李汝祺所說。摩爾根對學生熱忱而尊重，充分發(fā)揮學生的獨創(chuàng)精神。摩爾根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談家楨，而是讓他去獨立思考，自由發(fā)展。
　　不久，談家楨還發(fā)現(xiàn)，摩爾根以自己為核心，以他的研究生、助手為成員，組成一個團結(jié)、友愛的集體。進行各種研究。摩爾根對遺傳學的重大貢獻――發(fā)現(xiàn)“伴性遺傳現(xiàn)象”，提出“遺傳學第三定律”(連鎖交換法則)，建立染色體遺傳學說和基因理論，這都是摩爾根和他的幾位學生共同研究取得的成果。摩爾根學識淵博，他采取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充分發(fā)揮他的才智，在許多領(lǐng)域中進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培養(yǎng)一代新人，使學生們得到鍛煉。后來，摩爾根的學生斯多芬、穆勒和布里治。都成為國際上著名的遺傳學家，其中斯多芬、布里治和摩爾根共享諾貝爾獎金，而穆勒曾獨自獲得諾貝爾獎。
　　在摩爾根的實驗室里，談家楨從事果蠅進化遺傳學的研究，利用當時剛發(fā)現(xiàn)的巨大唾腺染色體，進行種內(nèi)和種間的染色體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演變規(guī)律的探索。在三年時間里，發(fā)表了十余篇科學論文，登載在美、英、德等國的一些學術(shù)性刊物上，有些論文被國際上公認為經(jīng)典著作，對現(xiàn)代進行綜合學說作出了重大貢獻。直到半個世紀之后，《科學美國人》等雜志，還引用、介紹了他的這些研究工作。
　　談家楨獲博士學位后，于1937年回國，在浙江大學任教十多年，曾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
　　談家楨剛回國，“七七事變”爆發(fā)了。緊接著，8月r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發(fā)生了“八一三”事變。不久，戰(zhàn)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學搬遷了，教師和學生過著動蕩的生活。那時候，浙江大學曾搬到浙江建德，又搬到_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貴州遵義、湄潭。時而在破廟里上課，時而把山洞當課堂，頭上有日軍的飛機轟炸，地上有日軍的追兵。在這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年月，談家楨與王淦昌、貝時璋、蘇步青、錢人元、王葆仁，盧鶴紱等教授一起堅持教學工作。
　　
　　來自北方的“寒流”
　　
　　新中國成立后，談家楨的境遇大為改善。1952年。他被調(diào)到復旦大學，任生物系主任，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遺傳學。
　　正當談家楨打算大展宏圖、探索遺傳學的奧秘的時候，卻從北方刮來一陣“寒流”。這“寒流”，來自當時的蘇聯(lián)，來自李森科。
　　李森科從1929年起因搞小麥“春化”而聲名顯赫。逐漸爬上蘇聯(lián)生物學界“權(quán)威”的地位。他拉米丘林的大旗做虎皮，“創(chuàng)立”所謂“米丘林―李森科主義”。
　　其實。由于人們對自然現(xiàn)象的認識不同，在一門科學中產(chǎn)生不同的學派，是完全正常的。在遺傳學范疇中。便存在著孟德爾－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然而。李森科這道道地地的學閥，把經(jīng)典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體系打成“偽科學”，扣上“唯心”、“資產(chǎn)階級反動理論”的大帽子，公然提出“消滅孟德爾一摩爾根主義”，把反對他們的科學家打成“科學上的反動派”，輕則撤職，重則判刑以至流放，死于不毛之地。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科學界受蘇聯(lián)的影響，照搬蘇聯(lián)科學界的某些錯誤做法。例如，1957年當我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習的時候，當時的中國化學界便照搬蘇聯(lián)，開展所謂對美國化學家鮑林的共振論的“批判”，把“共振論”稱為“馬赫主義”和“機械主義”。我的老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傅鷹教授是鮑林的學生，也因此遭到批判。在中國生物界，當時 則“批判”起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來了。
　　談家楨是摩爾根的學生，通過自己的長期實驗堅信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的基本內(nèi)容。早在1948年，在瑞典出席第八屆國際遺傳學會議時，他發(fā)覺原定擔任會議主席的蘇聯(lián)著名遺傳學家、列寧農(nóng)業(yè)科學院院長凡維洛夫沒有出席會議。一打聽，才知凡維洛夫的理論在國內(nèi)被李森科指責為“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遭到“批判”，凡維洛夫受到政治迫害。當時，許多人勸談家楨不要回中國，因為李森科的那套學閥作風使人心寒，恐怕中國在政權(quán)被共產(chǎn)黨奪取之后，也會這樣。談家楨卻堅定地回國了，因為他熱愛自己的祖國。他認為，共產(chǎn)黨總比國民黨好，中國不一定會學那一套。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那“批判”孟德爾一摩爾根的浪潮中，談家楨首當其沖。有關(guān)部門憑借行政力量，不準談家楨在復旦大學開設(shè)講授以孟德爾一摩爾根學派觀點為基礎(chǔ)的正統(tǒng)的遺傳學課程，強令改學米丘林遺傳學說。就這樣，談家楨關(guān)于基因和染色體遺傳學的研究，被迫停了下來。
　　這件事，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關(guān)注。
　　1956年，毛澤東主席為了繁榮中國科學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這一年夏天，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guān)懷下，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根據(jù)“雙百”方針，談家楨在會上闡述了對國內(nèi)片面強調(diào)米丘林學說、壓制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的意見。
　　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當晚，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談家楨。一見面，毛澤東第一句便說：“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先生啊!”接著，便問起他的工作和身體狀況，問起青島的遺傳學座談會。談家楨一一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后說，你們青島遺傳學會議開得很好。過去我們學習蘇聯(lián)有些地方不對頭。應(yīng)該讓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7年7月，毛澤東第二次見到談家楨時，一眼就認出了，說道：“談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又用他自己平時乘坐的飛機。把談家楨等三位知識分子從上海專程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一個庭院里，共進晚餐，并作了長時間的暢談。
　　毛澤東關(guān)切地問：“談先生，把遺傳學搞上去。你覺得還有什么障礙和困難嗎?”
　　談家楨如實地回答：毛澤東主席提出“雙百”方針后，盡管在復旦大學可以開設(shè)孟德爾一摩爾根遺傳學說課了，可是大多數(shù)人以為米丘林學說才是“正統(tǒng)”。讓他開課只是“統(tǒng)戰(zhàn)”的需要，是對高級知識分子的一種“照顧”。正因這樣，要真正開展現(xiàn)代遺傳學的研究工作，困難還不少哩!
　　毛澤東聽了，熱情地鼓勵他：“有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一定要把遺傳學搞上去!”
　　那晚，毛澤東興致很濃，和談家楨等一直談到凌晨3點，臨了，還親自把他們送到西湖邊。毛澤東指著高掛在夜空的明月，說道：“今晚的聚會，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話吧!”
　　就在那年，復旦大學生物系設(shè)立了遺傳學專業(yè)。談家楨勁頭十足地干起來了。
　　1961年五一節(jié)前夕，毛澤東來到上海，再一次接見了談家楨。毛澤東緊握著談家楨的手，問道：“你對把遺傳學搞上去，還有什么顧慮嗎?”
　　這時，站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道：“我們大力支持談先生在上海把遺傳學研究搞起來�！�
　　毛澤東笑了，點了點頭說：“這樣才好呀!要大膽搞，不要怕�！�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復旦大學在1961年年底成立了遺傳學的研究所，談家楨任所長。這樣，談家楨帶領(lǐng)一批中青年人向著遺傳學高峰登攀。
　　談家楨學習了摩爾根的治學方法，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有為的遺傳學工作者――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覺、劉祖洞等，分別從事微生物遺傳學、細胞遺傳學、人類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
　　談家楨也是“教而不包”，著重培養(yǎng)青年一代的獨立工作能力。在談家楨的領(lǐng)導下，從1962年到“文革”前夕，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共發(fā)表了論文五十多篇，出版了專著、譯作、討論集等十六種。外國朋友見了，都歡喜地說：“新中國的遺傳學家們，正在奮起直追�！�
　　
　　幾經(jīng)磨難　勇往直前
　　
　　正當談家楨及其同事們瞄準國際先進水平急起直追的時候，卻又被絆腳石絆了一跤，本來正在縮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
　　這絆腳石，就是從1966年開始的“文革”。
　　“打倒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談家楨”的大字標語，貼滿復旦大學。
　　“四人幫”用盡一切惡言毒語，嫁禍于談家楨，污蔑談家楨堅持摩爾根學派觀點，“是在生物學外衣下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世界觀”。是“宣揚‘龍生龍，風生鳳’的資產(chǎn)階級血統(tǒng)論”，攻擊談家楨進行人類和醫(yī)學遺傳的研究是搞“希特勒種族主義”。
　　談家楨的助手們也受牽連了。談家楨領(lǐng)導的遺傳研究所被污蔑為“談氏小朝廷”、“資產(chǎn)階級土圍子”。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設(shè)備和儀器也遭到破壞。
　　談家楨遭到了多次抄家，更不幸的是，談夫人多次被斗，受盡折磨，于1966年9月自盡，含冤離開人世!談家楨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是，為了祖國的遺傳學事業(yè)，他堅強地活了下去!
　　談家楨被下放到農(nóng)村，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
　　談家楨一邊勞動，一邊仍不忘遺傳學的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生產(chǎn)隊的棉花遭到了嚴重的枯萎病害，便把幸存的棉桃種子收存起來，想來年在這塊帶菌的大地上播種，看看新一代的棉苗是否仍具有抗病能力，以便從中培育抗病的良種。
　　誰知這件事竟被當做“階級斗爭新動向”，談家楨又受到了批判。在那艱難的歲月里，談家楨不僅無法從事遺傳的研究，就連這種結(jié)合生產(chǎn)實際的試驗都無法進行!但是，他堅信，真理總會戰(zhàn)勝強權(quán)，科學總會進步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談家楨正在田里鋤草，有人特地來找他。附在他耳邊說：“你明天不要來勞動了。”直到后來，談家楨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了談家楨，指名應(yīng)當解放他。毛澤東說：“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談家楨終于又回到了復旦大學�？墒钱敃r在“四人幫”牢牢控制的復旦大學，開展遺傳學的研究談何容易!
　　1970年。王震曾兩次托人寫信給談家楨，約他一起到全國各地考察育種工作。談家楨欣喜地把信交給了當時的復旦大學黨委，結(jié)果卻是不予理睬。
　　可是不久，那些人卻又主動找上門來，又是“請教”，又是“指點”，圍著團團轉(zhuǎn)。這是怎么回事兒呢?原來，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這樣的報道：用微量電刺激棉花植株，據(jù)說可以使棉纖維的長度增加，從而使普通棉花轉(zhuǎn)化成長絨棉。對遺傳學一竅不通的姚文元。居然寫下了如下“批示”：“要通過電刺棉花走中國遺傳學發(fā)展的道路�！庇谑呛�，忙壞了一班人，又是開現(xiàn)場會，又是搞展覽會，又是找人寫捧場文章。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捧場者中，唯獨沒有遺傳學家。于是，便想找談家楨當吹鼓手。
　　談家楨沒有昧著科學家的良心去參加他們的“拉拉隊”。所謂電刺棉花熱鬧了一陣子，也就化為泡影。
　　這時，又有人遠道而來，找談家楨了：四川的某人把棉花與蓖麻雜交，搞什么“有色棉花”。 　　這件事又吹起來了。
　　談家楨專程來到四川，在那里“學習”了兩個月，他看不出什么科學依據(jù)。然而，那位試驗者卻是一位在當時不可一世的“火箭式”人物，有著“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頭銜。此人明知自己的試驗沒有科學根據(jù)，卻硬要在自己所寫的“論文”上添上談家楨的名字。他想，一旦加上了談家楨的名字，在《植物學報》上一發(fā)表，這“談家楨”三個字便是“論文”的科學依據(jù)。這么一來，他的“政治資本”就更加雄厚了。
　　談家楨是有科學家的骨氣的。在科學上，他毫不含糊。他很堅決地對那位“中央候補委員”說：“我無功不受祿，請不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談家楨久久地感嘆：“如今，真科學不許搞，偽科學卻在中國盛行!”
　　談家楨痛心疾首。
　　就在這時，毛澤東主席在病中托王震帶來了口信。王震對談家楨說：“毛澤東主席很關(guān)心你，問這幾年為什么沒有見到你發(fā)表文章�！�
　　毛澤東的問話，勾起了談家楨的滿腹辛酸�？墒牵�當他想到自己在復旦的處境，到了嘴邊的話不得不重新咽了下去，只是托王震轉(zhuǎn)告毛澤東主席：“謝謝他老人家，我是要搞的啊!”
　　痛苦的日子，終于一去不復返了。在科學的春天里，談家楨的臉上露出了多年未見的笑容。十年浩劫，給談家楨帶來巨大的痛苦，他并不計較個人的委屈，只是痛惜新中國的遺傳研究事業(yè)遭受到挫折。他回顧歷史，深刻地用“兩落兩起”四個字來概括：新中國成立初期，受李森科的影響，新中國的遺傳學研究“落”了一次；由于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guān)懷和“雙百”方針的貫徹，從“落”轉(zhuǎn)為“起”。然而，當新中國的遺傳學之花含苞待放，卻又遭“四害”霜打，從“起”轉(zhuǎn)“落”；粉碎“四人幫”之后，再度由“落”轉(zhuǎn)“起”。
　　談家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寬宏大量，團結(jié)許多曾經(jīng)“批判”過他的同事一起工作。他認為，那是時代造成的過錯，不應(yīng)追究個人的責任。要發(fā)展祖國的科學事業(yè)，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啊!
　　談家楨不顧年逾古稀，遠涉重洋，到美國參加學術(shù)會議，并訂購實驗器材。特別是在全國科學大會把遺傳工程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后，談家楨更是夜以繼日，獻身于科學事業(yè)。
　　談家楨說：“我是一個摩爾根學派的遺傳學工作者。摩爾根學派掌握的科學事實，不僅有理論的根據(jù)，而且有豐富的實踐意義。”但是，他也并不否定米丘林學派，他認為應(yīng)當“求同存異，百家爭鳴”。
　　談家楨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并不笨。差距雖然大，趕超有基礎(chǔ)。只要我們扎扎實實地前進，步子會越來越快，一定能趕超世界遺傳學的先進水平�！�
　　1999年9月25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發(fā)現(xiàn)的354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談家楨星”。
　　
　　(責任編輯／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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