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在天津市臺胞第二次代表會議上，我當選為天津市臺聯(lián)會長，并被任命為黨組書記，并先后擔任天津市政協(xié)常委、全國臺聯(lián)副會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在天津臺聯(lián)任會長后，我很注重加強自己的黨性鍛煉，堅持理論學習，關注天津市的發(fā)展，針對天津市的各項建設和群眾反映熱點和難點問題，寫出意見和建議。制定《職責與制度》，在天津市臺聯(lián)推行目標管理制度，加強干部的學習和培養(yǎng)，不斷擴大聯(lián)系范圍。聯(lián)誼在津臺胞和島內外臺胞，發(fā)揮臺聯(lián)的對臺優(yōu)勢，廣交朋友，宣傳大陸的對臺政策，使他們化解疑慮并在天津投資，努力把天津市臺聯(lián)辦成名副其實的“臺胞之家”。
　　在長期操勞中，我的兩腿骨股頭壞死，雖然經過兩次手術，身體還是行動不便，但我堅持到臺胞家中拜訪，及時反映和處理臺胞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困難和問題，把溫暖送到臺胞心中，臺胞們很受感動。為加強與海外臺胞聯(lián)系，我還率團赴日本訪問。臺聯(lián)就是臺胞的家，在我的倡議下，老臺胞每月聚會一次，還籌建了臺胞基金會，每年表彰優(yōu)秀臺胞學生和補貼臺胞困難學生，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為加強與臺胞的聯(lián)系，我在任期間，創(chuàng)辦了《天津臺訊》并親自擔任編委會主任�，F(xiàn)在《天津臺訊》不斷改進，已經成為宣傳、教育、聯(lián)系臺胞的陣地，深受臺胞歡迎。
　　天津市臺聯(lián)和市臺盟是聯(lián)合辦公，兩個單位工作的性質雖然不同，但從對臺工作角度，服務對象大多相同。臺盟、臺聯(lián)形成合力，工作各有側重，這得到了全國臺聯(lián)和中共天津市委的肯定。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歲月如歌，回憶往昔，感慨萬千。許多難忘的人、難忘的事，時時浮現(xiàn)在眼前……
　　1931年，我出生在臺灣島最北端的基隆，它背山面海，是個美麗而富饒的地方。但是，我童年時代的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人被歧視，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沒有自由、民主可言。經過8年抗戰(zhàn)。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國民黨接管了臺灣。由于國民黨的殘暴統(tǒng)治，激起臺灣同胞強烈不滿，1947年，即臺灣光復的第三年，島內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二?二八”起義，國民黨當局屠殺了許多起義者和無辜的老百姓。那時，父親的許多好友被殺害，我家也受到牽連，憲兵兩次來搜捕我父親，聲音如果找不到老子，就要16歲以上的兒子或者兄弟頂替。在白色恐怖中，父親被迫離家躲避。那時，我正在臺灣工業(yè)學校讀書，為了生存，我不得不離別故鄉(xiāng)到日本繼續(xù)求學。我永遠忘不了臺灣這段辛酸、苦澀的歷史。
　　1949年如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此新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華僑在國外也越來越受到尊重。在日本讀大學時，我參加了中國留日神戶同學會。我們經常聚在一起談論祖國的大好形勢，閱讀有關新中國的新聞報道和畫報，看到祖國的每一點進步、變化，大家都興奮不已。我們經常一起組織學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際歌》、《歌唱祖國》、《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因為唱歌是學習漢語的好方法，是交流感情的好渠道，認識朋友的好機會。當年，我作為神戶同學會代表與同學會主席周桑漪(后任江蘇省政協(xié)副主席)、林麗珍(林麗韞之姐)、陳妙齡，一起到東京參加了留日中國同學總會代表會議。總會主席郭平坦(后任全國臺聯(lián)副會長)每晚不辭辛苦地到我們的住地清華寮與我們談心，熱心地教我們學唱“國際歌”，相互鼓舞著彼此的愛國熱情。上世紀50年代初，當聽到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消息，我們從內心感到揚眉吐氣，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堅定了我們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的決心。新中國成為我們向往的地方。后來，一批又一批旅日華僑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自愿報名，陸續(xù)回到祖國的懷抱，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那時，我在上大學四年級，在檜山八郎教授的指導下，我選擇了“染料及其中間體”作為畢業(yè)論文，真鍋修教授為我安排實習內容，從分析化學、紙上色層分析法、染色機理和各種染色方法，到幾種染料中間體工藝路線及合成法、新型染料的探索試驗等，使我大開眼界，較全面的掌握了染料化學方面的理論和生產工藝，畢業(yè)后我在大阪柏原淀川化學廠試驗室從事“螢光增白劑”的研究工作。看著一批批華僑回國，我經過一番考慮，決定把所學專業(yè)貢獻給新中國。在父親和家人的鼓勵下，1957年3月，我從神戶港乘挪威華貨輪回國。該船途經九州門司港時，我父親和妹妹特意從山口趕來為我送行，支持我的選擇。
　　經過了三天兩夜的顛簸，我到達上海港，由市僑辦干部張城(日本歸僑，曾在東京華僑總會工作)接待。記得從上海港乘黃包車到南京路東亞旅館，看到的一切都充滿著新鮮感，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人們的面部表情無不流露出主人翁的自信，讓我心中充滿了暖意，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在上海生活的一個月中，赴蘇州看望老朋友周桑漪、文云清(廣東籍，日本歸僑)夫婦，經他們介紹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更沒想到3年后，我與黃露倩結婚，居然變成了上海女婿，這是我和上海的緣分。
　　4月下旬，我到北京國務院接待歸國留學生招待所報到。與20多位從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家歸來的知識分子一起等候分配工作。招待所食宿條件很好，還經常為我們安排觀光游覽、觀看雜技和京劇，組織豐富多彩的活動，飯食豐富多樣，享受到貴客待遇，使我深深感受到祖國母親懷抱的溫暖。那年(1957年)“五一”勞動節(jié)，我被邀請登上天安門觀禮臺，榮幸地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我有生以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大規(guī)模又隆重的游行隊伍，感慨萬分。兩天后，又在北京飯店聆聽了周總理特意為海外歸來的華僑、港澳臺同胞和留學生作的形勢報告。“五四”青年節(jié)，在政協(xié)禮堂舉辦了在京歸國華僑學生和留學生的舞會，周總理突然來到會場，與學生一起翩翩起舞，邊跳邊聊，談笑風生，一點沒有大國總理的架子，就像一位可親的長者，周總理永遠是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游頤和園時，我們再次見到出席外事活動的周總理，當他老人家知道我們的身份后，特別親切地把我們是臺胞的情況介紹給外賓，那感人的一幕至今難以忘懷。我一生曾見過周總理8次，他那偉大的形象至今銘刻在心。他平易近人。關心群眾、嚴于律己、克勤克儉、恪盡職守、無私泰獻的模范作風和崇高精神，成為我一生努力工作的動力。
　　6月中旬，化工部分配我到天津市染料廠做技術工作，這一千就是30年。我先后攻克了語言障礙和生活習慣等難關，逐步適應了新的生活。
　　歸國50年中，在黨的教育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我從一名海外孤兒成為學以致用，服務人民的國家主人，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我沒有辜負祖國對我的期望，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克服了語言、生活上的困難，不斷鍛煉自己，時刻保持樂觀和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工作上刻苦鉆研，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在思想上、業(yè)務上不斷進步，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先后為我國染料工業(yè)增添了螢光增白劑、活性染料、媒介染抖、酸性染料、分散染料、還原染料及其中間體等30余種化工產品，大多投入批量生產，為國家創(chuàng)造了財富，填補了印染行業(yè)的空白。我覺得生產染料的目的就是豐富人民的生活，由白、黃、橙、紅、紫、綠、翠、蘭、棕、灰、黑等色譜，形成一個充滿色彩，鮮艷奪目的社會。染料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化工產品，我為在天津化工戰(zhàn)線上作出貢獻感到欣慰。
　　后來，我被提拔為副廠長級總工程師。我作為染料行業(yè)的一名高級工程師，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了一些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黨和人民確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我從1959年至1978年，榮獲天津市勞動模范、市級五好職工和先進生產者：1979至1981年，榮獲天津市特等勞模和全國勞模等光榮稱號，使我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名勞動者的光榮。
　　2004年5月，我光榮退休。憶往撫今，作為一名老臺胞，作為臺聯(lián)系統(tǒng)的一員，我感到生活在偉大的祖國，生活在偉大歷史變革時期的自豪，我仍愿意在有生之年為祖國的繁榮和國家早日統(tǒng)一繼續(xù)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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