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土耳其的歐洲化進程面臨嚴重障礙。由于對入盟談判框架的失望、關于歐盟強烈反對土耳其入盟的認知以及對歐盟雙重標準的不滿，土耳其的疑歐主義在大眾和政黨中有了較快的發(fā)展，其主要特點是對歐盟普遍的不信任。這導致了兩個重要的政策結果：第一，由于土耳其國內關于加入歐盟的政治共識破裂，導致政壇動蕩，改革阻力加大；第二，土耳其改變以往對歐一邊倒政策，尋求拓展新的外交空間，逐漸與西方偏移。當前土歐關系的核心任務之一在于重建信任。
　　關鍵詞：土耳其 疑歐主義 土歐關系 歐洲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11) 04-0073-79
　　
　　當前土耳其和歐盟的關系處于較為尷尬的境地。土耳其作為歐盟的候選國之一，近年來其政治生活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卻是疑歐主義的興起。它與歐盟的入盟談判基本陷于僵局，不僅國內改革推動乏力，而且入盟無期并難有保證。隨著它在對外政策上頻頻與西方對立，土耳其似乎對曾經(jīng)熱衷的歐洲化道路有所拒絕。歐盟在對外政策上長期致力于發(fā)揮“規(guī)范性力量”，土耳其一直是其模范學生的典型。然而近年來土耳其的變化正在對歐盟東擴政策的歐洲化效能提出了挑戰(zhàn)。歐盟在失去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為何轉向拒絕歐洲化？本文將對土耳其疑歐主義興起的原因、特點及其影響進行深入地分析，試圖為解釋土歐關系的變化提供新的視角。
　　一、 不可靠的歐洲化：土耳其疑歐主義興起的原因
　　疑歐主義的興起和發(fā)展是冷戰(zhàn)后歐洲面臨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它代表了一種反對歐洲一體化或歐盟的情緒、觀念和態(tài)度。保羅•塔戈特（Paul Taggart）為疑歐主義給出了一個經(jīng)典定義：“疑歐主義表達了條件性的、或有限的反對，也包括完全徹底和無條件反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觀念”。[1] 和其他中東歐國家一樣，土耳其疑歐主義產(chǎn)生的一個普遍根源是歐洲化進程帶來的適應性壓力和調整成本，它主要來自于為滿足歐盟入盟條件而進行的國內改革。[2]為迎合哥本哈根標準而進行的改革及其高昂代價在土耳其國內引發(fā)了很多爭議。例如對庫爾德人權利的承認是土耳其民主化改革的重要舉措。在歐盟的壓力下，土耳其承認了庫爾德語言在教育和廣播中的使用。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卻抵制這個改革，認為它不僅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權，而且會威脅到國家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
　　土耳其疑歐主義興起的特殊原因在于它日益對歐盟及其入盟承諾的可靠性產(chǎn)生了深刻懷疑，因為和先前其他候選國的差異在于：土耳其人面臨的竟然是一個嚴重缺少保證和確定性的歐洲化進程。首先，歐盟關于土耳其入盟談判的框架及其效果令人失望。歐盟宣稱其東擴的“哥本哈根標準”適用于土耳其。按照2004年東擴前歐盟的入盟談判框架，中東歐候選國只要完成國內改革以達到歐盟標準，歐盟就將按承諾接納它入盟。但是2004年之后，歐盟吸納新成員的入盟談判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新的框架被稱為“無限期入盟談判”（open-ended accession negotiation）模式。2004年12月，歐盟委員會確定土耳其已經(jīng)為實現(xiàn)哥本哈根標準作出了顯著的改革，有了明顯的進步，入盟談判將盡快開始。但是，歐委會又指出其入盟談判將是“無限期的”，它宣稱：“談判的共同目標是入盟。這些談判是一個無限期的進程，其結果不能被事先保證�！倍�且只有“當完全符合哥本哈根標準，包括聯(lián)盟的吸收能力允許時，土耳其才有望完全扎根于‘歐洲結構’�！盵3]在2005年10月入盟談判正式啟動之后，歐盟對土耳其的改革并不滿意，而土耳其也熱情驟減，對進一步的歐洲化存在疑慮，在不斷抱怨的同時放慢了改革步伐。無限期談判框架使得土耳其融入歐洲的“扎根/可靠性”（Anchor/ Credibility）的兩難困境再次出現(xiàn)。[4] 邁哈麥特•尤格爾（Mehmet Ugur）指出一個無限期入盟談判的框架產(chǎn)生了強烈動機，可能導致歐盟和候選國都減少他們對履行其義務承諾的可能性。這是因為自身遵守承諾可能性的上升對對方有利，而它對自身的效果則是不確定的。而且，無限期入盟談判框架并沒有為彼此采取單邊行動來打破僵局提供足夠的動機。[5] 由于歐盟未能給予足夠的保證，土耳其擔心無論自身如何改革，最后都無法加入歐盟。
　　其次，歐盟大眾和精英對土耳其入盟的強烈反對引發(fā)土耳其懷疑。沒有一個候選國像土耳其那樣使歐盟內部陷入嚴重分裂。歐洲人不愿意接納土耳其的主要理由為：土耳其不良的人權紀錄，特別是對少數(shù)民族如庫爾德人權利的侵犯；經(jīng)濟水平低下和龐大的貧困人口；靠近問題復雜的中東地區(qū)；穆斯林身份和與歐盟國家巨大的文化差異等。2005年土耳其入盟談判開啟前，歐洲晴雨表專就土耳其問題進行的社會調查顯示，高達52%的歐盟公民反對土耳其入盟。有84%的公民認可土耳其要系統(tǒng)性的尊重人權，76%的人要求土耳其提高經(jīng)濟水平，63%的人擔心土耳其入盟后鼓勵其民眾向歐洲移民，54%的人覺得土耳其和其他成員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太大。[6]目前對土耳其影響最大的是法德現(xiàn)任首腦態(tài)度的轉變。法國總統(tǒng)薩科奇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曾多次公開表示了對土耳其歐盟完全成員資格的反對。他（她）們現(xiàn)在試圖通過給予一種“特殊伙伴關系”（privileged partnership）來重新考慮土耳其問題。歐盟內明顯的反對淹沒了同情土耳其的聲音。土耳其人日益覺得歐盟是一個“基督教俱樂部”，它被證實在本質上對土耳其缺少誠意。
　　再次，土耳其認為歐盟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行事不公。一方面，由于相對于其他中東歐國家而言過度緩慢的入盟速度，土耳其認為歐盟在其入盟道路上設置了過多的障礙，在它表面主張的哥本哈根標準之外對土耳其別有看法，存在歧視；另一方面，土耳其認為在塞浦路斯和庫爾德等問題上歐盟都存在一定的雙重標準。在塞浦路斯問題上，土耳其認為歐盟吸收希臘族的塞浦路斯入盟，而對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地區(qū)實行經(jīng)濟禁運，這并不公平。因為土耳其族愿意按照“安南計劃”（Annan Plan）舉行全民公決而實現(xiàn)整個島嶼統(tǒng)一，希臘族卻表示反對。邁哈麥特•巴達克西（Mehmet Bardakci）指出“隨著對安南計劃的全民公決，歐盟作為在塞浦路斯問題上一個誠實的破冰者失去了土耳其人民的信任”。[7]由于土耳其拒絕對塞浦路斯開放所有港口和機場，歐盟因此于2006年12月部分凍結了與土耳其8個領域的入盟談判，至今尚未重新啟動。而歐盟單邊的強硬舉動讓土耳其更加失望。此外土耳其批評歐盟忽視了庫爾德嚴重的恐怖主義，一味在這個問題上強調土耳其壓迫少數(shù)民族其實并不客觀。
　　2009年春天的一個民意調查很好地說明了土耳其對歐盟的看法。80%的土耳其受調查者認為即使土耳其滿足了所有標準，歐盟也不會允許它加入。93%的人認為歐盟沒有像對其他候選國一樣同等對待土耳其。而76%的人則覺得美國和歐盟的首要目標是分裂土耳其。[8]
　　二、 反對歐洲：疑歐主義在土耳其大眾和主要政黨中的發(fā)展
　　融入歐洲是現(xiàn)代土耳其的長期愿望。自1923年建立共和國以來，土耳其一直把被承認為是一個歐洲國家看作其實現(xiàn)西方化、現(xiàn)代化的主要目標。這種歐洲取向和定位在土耳其官方和知識界中尤為強烈。1987年申請加入歐共體之后，土耳其的歐洲問題有了一個直接的答案：那就是力圖獲得歐盟（歐共體）的完全成員資格。1999年赫爾辛基峰會中歐盟終于承認土耳其為候選國之一，從而為土歐關系揭開了新的一頁。赫爾辛基峰會宣稱：“在適用于其他候選國的同一標準的基礎上，土耳其是一個注定要加入聯(lián)盟的候選國……土耳其，像其他候選國一樣會從一個激勵和支持其改革的入盟前戰(zhàn)略中獲益”。[9] 在土耳其看來，歐洲大門已經(jīng)不可逆轉地對他們開放。紛爭的土耳其各界在21世紀初融合出一個共識：加入歐盟是土耳其的最終命運。
　　2004年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熱情達到最高點。歐洲晴雨表顯示當年支持“歐盟成員資格是一件好事”的土耳其人比率上升為71%，認為是“一件壞事”的人僅為9%。然而此后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疑歐主義確實在土耳其大眾心中不斷增長起來。在2006年土耳其支持“歐盟成員資格（對本國）是一件好事”的比率迅速下降到44%，認為它是“一件壞事”的人則上升為25%。[10] 2010年春天歐洲晴雨表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土耳其認為“歐盟成員資格（對本國）是一件好事”的比率為47%（歐盟27國平均值為49%），“為一件壞事”的占23%（歐盟18%）。對歐盟的不信任是土耳其大眾疑歐主義的主要特征。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在被問及是否信任歐盟組織的時候，高達60%的土耳其人選擇了“傾向于不信任”，這個數(shù)據(jù)較多地超過了歐盟27國的平均值（47%）。而選擇“傾向于信任”的人數(shù)比例也只有27%（歐盟27國平均值為42%）。[11] 土耳其大眾的信息主要來源于新聞媒體。巴薩克•塔里克塔斯（Basak Taraktas）通過土耳其媒體的話語分析，認為“在土耳其新聞界，不信任構成了一種普遍的模式，甚至在支持歐盟的媒體中”，而他指出庫爾德問題、雙重標準和塞浦路斯是一再重復出現(xiàn)的話題，這是因為它們觸及了土耳其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此外，構成威脅的觀念（the notion of threat）、歐盟的雙重標準是被提及最多的批評詞匯。他的結論是：在土耳其的特殊背景下，歐盟不愿讓土耳其入盟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面的大眾不信任，激起了強調國家分裂危險的民族主義反應。[12]這種對歐盟的普遍不信任是對土耳其歐洲道路受挫的一種反應。希格頓•肯特曼（Cigdem Kentmen）指出實用主義考慮和民族認同是理解土耳其支持還是反對加入歐盟的主要因素，實用主義考慮導致土耳其人支持入盟，民族認同則削弱了對歐盟成員資格的支持。[13]反對意見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歐盟不承認土耳其“歐洲身份”而產(chǎn)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入盟談判開始后對改革代價的恐懼。2008年的調查曾顯示在反對歐盟的土耳其民眾中，竟然有30%疑歐者沒有為他們對歐盟的消極態(tài)度給出特定的原因。 [14]
　　在土耳其看來，歐盟具有雙重形象，因為它既是榜樣，也是威脅的來源。[15] 所以在土耳其政治圈內，一直存在支持歐盟者和疑歐派之間的爭論。實際上這些爭論特別受歐盟對土耳其成員資格的立場所影響。來自歐盟的積極信號有助于加強支持歐盟圈子的立場，而另一方面來自歐盟的模糊信號和有爭議的宣言則對歐盟入盟條件的可靠性產(chǎn)生消極影響，擴散疑歐派的觀點，以及由此減少土耳其大眾對歐盟成員資格的支持。[16] 其中，極端民族主義（Ultra-nationalism）是土耳其政黨中疑歐主義的重要來源之一。極右翼擔心加入歐盟會冒失去民族認同和主權的風險，而極左翼則強調歐盟的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特征。極左的土耳其共產(chǎn)黨（TKP）支持者宣稱“土耳其在加入歐盟后，其地位不能比它今天在歐盟之外還低（成為一個殖民地）”。屬于民族行動黨的極右民族主義者則提出“既不要歐盟也不要美國，只要一個完全獨立和民族主義的土耳其”。[17]
　　當前土耳其議會的三大主要政黨在歐洲問題上都有各自的立場。反對黨和邊緣政黨往往通過鼓動和利用大眾對歐盟的不滿獲得選票。而執(zhí)政的正發(fā)黨則不得不一方面要照顧民眾的情緒，另一方面要從國家利益出發(fā)來看待土歐關系。第一，正義與發(fā)展黨（AKP）。它有濃厚的伊斯蘭背景，但自身定義為一個中右翼的、溫和的民主保守黨。自2002年以來有過兩次單獨執(zhí)政。出于使土耳其在獲得歐盟完全成員資格中獲利，以及在歐盟保護下擴展宗教自由并與世俗主義者相對抗的目的，正發(fā)黨政府在第一任期內（2002―2007）成為入盟的熱情支持者。它同意把庫爾德、塞浦路斯問題等與入盟掛鉤。正發(fā)黨表示加入歐盟有助于土耳其的民主、人權與法治的提升，在其執(zhí)政期間土耳其實現(xiàn)了最為激進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土耳其更加融入歐洲。2005年開啟入盟談判被該黨看作是自己的重要成功。然而它也被反對黨批評對歐盟讓步過多。2006年歐盟決定擱置與土耳其在八個領域中的談判讓正發(fā)黨非常失望。正發(fā)黨政府表示了對歐盟的不滿和批評�？偫戆�爾多安認為這個政策對土耳其不公平，但他宣稱該黨的對歐政策仍然不變，入盟依舊是一個基本國策。總體看來作為執(zhí)政黨，無論出于政治利益還是意識形態(tài)原因，正發(fā)黨都屬于親歐派，代表了多數(shù)土耳其人的愿望。2007年大選中它代表了46.58%的選民。但西方對于該黨的伊斯蘭身份頗為忌憚，對于它的親歐立場是出于真心推動土耳其民主化進程還是純粹的政策機會主義目的存有懷疑。[18]
　　第二，共和人民黨（CHP）。它是一個有強烈世俗背景的中左政黨，其傳統(tǒng)為凱末爾主義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共和黨曾轉向支持歐洲一體化，因為它認為加入歐盟有助于提升民主、人權和政治自由等。然而2005年以后，它對歐洲一體化采取了一種民族主義和有限反對的立場。它懷疑一些歐盟所要求的改革，認為這是土耳其的內政并有損其國家利益。在其官方聲明中，它是支持并肯定土耳其的歐盟成員資格的。不過它表示只支持一種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土耳其共和國基本價值的完全成員資格。該黨支持土耳其的現(xiàn)代化和民主化，希望歐盟有一個讓土耳其入盟的時間表。作為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尋求通過批評正發(fā)黨政府的親歐政策而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19]； 另一方面，它也試圖去迎合土耳其大眾疑歐主義的上升趨勢。所以它反對把塞浦路斯問題、承認亞美尼亞屠殺事件、庫爾德人自治等問題和土耳其入盟掛鉤，并在議會阻撓入盟的相關改革。[20]
　　第三，民族行動黨（MHP）。該黨代表了土耳其極右的民族主義主張。它反對與歐盟1995年簽訂的關稅同盟，堅持反對為了滿足歐盟入盟標準的許多改革，例如廢除死刑、擴大少數(shù)民族權利等。該黨覺得這些改革削弱了土耳其國家的自治和主權。針對2005年正發(fā)黨政府為入盟談判正式開啟表示慶功，該黨進行了嚴厲批評，聲稱“在土歐關系的漫長歷史中，土耳其一直經(jīng)歷了由歐盟帶來的失望和歧視。與歐盟的關系脫離了尊重和好意。歐盟努力使土耳其成為一個聯(lián)盟內的衛(wèi)星國，而正發(fā)黨卻正毫不懷疑的進行這個游戲。一些國內敏感的議題不能操于外國人如歐盟之手�！盵21] 2006年在8個領域的談判被叫停之后，民族行動黨領袖德瓦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celi）提出歐盟計劃對于土耳其實際上是一個騙人的毀滅計劃。在2007年國內大選中，該黨成為主要政黨中反對歐盟聲音最響的一個。在2008年的政黨計劃中，它指出那些對土耳其社會必不可少的價值如民族文化、領土完整、國家的獨特結構應該被尊重。未來和歐盟關系的主要標準表現(xiàn)為對這些價值的尊重。[22]
　　三、 歐洲化的停滯與政策偏移：疑歐主義對土耳其的影響
　　通過入盟條件促使候選國實現(xiàn)歐洲化是歐盟東擴的重要目標。然而在土耳其，由于陷入入盟僵局以及疑歐主義的興起，這個歐洲化進程已經(jīng)出現(xiàn)停滯甚至倒退現(xiàn)象。它導致了兩個重要的政策結果：第一，由于土耳其國內關于加入歐盟的政治共識破裂，導致政壇動蕩，改革阻力加大；第二，土耳其改變以往對歐一邊倒政策，尋求拓展新的外交空間。
　　在國內，民眾對歐盟的嚴重不信任導致土耳其任何親歐的政治力量都難以重新激發(fā)改革的動力，因為沒有人民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進行的。2005年之后，隨著歐盟在土耳其大眾中人氣日益下降，正發(fā)黨政府已經(jīng)逐漸失去了最初對歐洲計劃的熱情。為了選舉需要，它悄悄地擱置了歐洲議題，把注意力轉向國內挑戰(zhàn)。正發(fā)黨以宗教自由和民主化為理由推動了取消頭巾禁令、削弱軍方干預政治權力和司法獨立權。而世俗勢力則堅決反對伊斯蘭化，在2008年代表世俗主義的最高法院還企圖以威脅世俗主義罪名取締正發(fā)黨。針對2010年9月正發(fā)黨主導通過的修憲公投，凱末爾主義者認為正發(fā)黨正在以入盟改革為借口發(fā)動伊斯蘭政變。土耳其內部嚴重的政治爭斗模糊了改革方向，給外界以一種政局不穩(wěn)的印象。令歐盟頭疼的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反而促進了伊斯蘭化，而世俗主義者卻常常用威權主義的非民主方式來打擊伊斯蘭勢力。
　　在對外政策層面，土耳其的轉變更加引人矚目。歐盟候選國資格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歐洲化影響曾經(jīng)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沒有加入歐盟的前景吸引，這些變化的集中出現(xiàn)是難以想象的。然而近年來土耳其改變了以往對歐一邊倒、對西方采取不妥協(xié)甚至相對立的外交政策。伊拉克戰(zhàn)爭后，中東地緣政治平衡的破壞為土耳其重新進軍伊斯蘭世界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西進路線受阻之后，土耳其近年來在中東的表現(xiàn)分外突出，其政策被西方冠以“新奧斯曼主義”或“土耳其戴高樂主義”的稱號。它的特點是親伊朗，反以色列，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歡迎。土耳其的東進路線與西方政策發(fā)生了嚴重碰撞，引發(fā)不少擔憂。對此西方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主要是一些西方媒體指責正發(fā)黨政府的伊斯蘭主義。例如《華盛頓郵報》發(fā)表文章聲稱“土耳其與西方漸行漸遠”。[23] 《外交事務》文章也批評正發(fā)黨政府采取了反西方的外交戰(zhàn)略，以一種伊斯蘭主義的世界觀來界定其國家利益[24]。西方許多政治家如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和德國前外長費舍爾等卻持第二種觀點，認為歐盟應該要為西方“失去土耳其”負責。英國首相卡梅倫在2010年7月份對土耳其的訪問中，批評法德對土耳其的雙重標準，并鼓勵土耳其繼續(xù)推進歐盟改革。[25]
　　近年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疑歐主義的影響，因為入盟僵局的確引發(fā)了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西進道路的受挫也使它不得不另謀出路。再加上近年來國內反美情緒的上升，土耳其對西方世界的離心力不斷加大。通過外交政策的轉變提升自身國際地位，增加與歐盟談判籌碼可能是另一種重要的政策考慮。土耳其學者邁特姆•穆夫圖勒―巴克（Meltem Müftüler-Bac）曾撰文指出從對外政策的角度看，吸收土耳其入盟不僅有利于促進土耳其本身的變化，保證歐盟邊界的穩(wěn)定，而且還能夠顯著增加歐盟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加強它作為一個國際行為體的作用。[26] 土耳其采取更為全方位整體外交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向歐盟證明不能忽視土耳其的地區(qū)和國際地位。土耳其判斷，如果歐盟想成為世界一極，就離不開土耳其的加入。
　　政策偏移并不意味著土耳其將迅速放棄加入歐盟的目標，它是入盟一時難以實現(xiàn)的另一選項。土耳其大眾對歐盟的反對建立在對歐盟不守誠信的判斷之上。他們更希望歐盟能遵守承諾，平等和有尊嚴地成為歐盟的完全資格成員。達奧特歐魯在闡述土耳其外交新思維的時候，提出土耳其實行的是一種以愿景而不是危機為核心的外交路線。他展望在土耳其共和國100周年，即2023年時，土耳其已經(jīng)加入歐盟，同鄰國實現(xiàn)經(jīng)濟和安全一體化，主導地區(qū)秩序建設。[27] 在和歐盟進行政治對話的過程中，土耳其不斷督促歐盟加快談判進程，公平的對待土耳其。按照土耳其入盟談判代表巴厄什的話說：“土耳其愿意接受游戲規(guī)則，但游戲過程中不應該強加新規(guī)則”。[28]未來土耳其在何種程度上實質推進改革，似乎要看歐盟的態(tài)度而定。法赫汀•薩默爾（Fahrettin Sumer）指出土耳其是歐盟一個特殊的鄰居，它正耐心等待著一場“有承諾的婚姻”。一旦無法兌現(xiàn)，土耳其會尋求替代道路，即使經(jīng)濟伙伴關系繼續(xù)，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將逐漸與歐盟脫節(jié)。[29] 從目前土歐關系的發(fā)展來看這個趨勢有可能發(fā)生。至于法德提出的比完全成員資格降一格的“特殊伙伴關系”，其實土耳其已經(jīng)具有這種身份了，因為沒有其他非成員國像土耳其那樣和歐盟建立了關稅同盟。土耳其卻擔心由于無法直接參與歐盟決策，其利益難以得到保證�！疤厥饣锇殛P系”在很多方面對土耳其沒有多大吸引力。如果歐盟引入特殊伙伴關系作為入盟的另一選項，這將降低入盟對土耳其歐洲化的重要性和影響，并有威脅到歐盟旨在提升歐盟之外穩(wěn)定與安全的東擴政策的風險。[30]
　　四、 結語
　　本文通過研究土耳其疑歐主義產(chǎn)生的原因、特點及其政策影響，探討了土耳其對歐洲化進程的回應，得出了土耳其拒絕的是一種缺乏可靠性的歐洲化道路的結論。由于土耳其對歐盟的不信任和歐盟的消極作為，使得土耳其的內外政策處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筆者的結論是當前土歐關系的核心任務之一是要重建信任，指責和抱怨解決不了問題。實質上土耳其和歐盟是彼此相互依賴的，土耳其向往西方，特別在經(jīng)貿上非常依賴歐盟。而歐盟在安全和外交政策、能源進口多元化等方面也需要土耳其。不過這種相互依賴存在一定的不對稱性，相對來說土耳其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更為明顯。歐盟在土耳其問題上有相當?shù)闹鲃訖唷?010年11月9日出臺的《歐盟2010年擴大報告》中土耳其的評分明顯落后于克羅地亞，歐盟承認與土耳其談判進展緩慢。如果說這部分歸咎于土耳其國內因素，那歐盟更需要反省自身的對土政策。土耳其的例子表明，歐盟即便具有某種改變他國的規(guī)范性力量，但如果缺少良性互動，這種力量的作用也將是有限的。
　　
　　注釋：
　　[1]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3, No.3, 1998, p.366.
　　[2]Basak Taraka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16, No.2, 2008, pp.250-253.
　　[3]European Commission, Negotiation Framework for Turkey: Principles Governing Negotiat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October, point 2.
　　[4]See: Mehmet Ugu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rkey: An Anchor/Credibility Dilemm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1999.
　　[5]Mehmet Ugur, “Open-Ended Membership Prospect and Commitment Credibility: Explaining the Deadlock in Eu-Turkey Accession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s Studies, Vol.48, No.4, 2010, p.985.
　　[6]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63, 2005, p.161,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3/eb63_en.省略/p/articles/mi_7057/is_4_9/ai_n28498526/
　　[8]Transatlantic Trends, Key Findings 2009,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SA, p.25; quoted from: 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10, No.4, 2010, pp.27-28.
　　[9]European Parliament,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10-12 Dec. 1999)”,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hel1_en.htm
　　[10]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baromete 69, Turkey National report, 2008, p.23,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9/eb69_tr_nat.pdf
　　[11]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 73, Turkey National report, Spring 2010,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3/eb73_fact_tr_en.pdf
　　[12]Basak Tarakta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16, No.2, August 2008, pp.256-257.
　　[13]See: Cigdem Kentmen,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for EU Membership in Turkey: Islamic Attachments,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9, No.4, 2008, pp.487-510.
　　[14]SourceL: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69, Turkey national report, p.25.
　　[15]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2010, p.27.
　　[16]See: Sedef Eylemer and Ilkay Tas, “Pro-EU and Eurosceptic Circles in Turke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3, No.4, December 2007, pp.561-577.
　　[17]Claire Visier,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European Ambiguity Fuels Nationalism”, Frontiers and Identities in Europe, Med.2006, pp.45-46, http://www.省略/anuari/2006/aarticles/aVisier.pdf
　　[18]See: Mehmet Ugur and Dilek Yankaya,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Opportunism, and EU Conditionality: The AKP and TUSIAD Experience in Turkey”,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21, No.4, October 2008, pp.581-601.
　　[19]Seckin Baris Gülmez, “The EU Policy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An Inquiry on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Euro-skepticism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9, No.3, September 2008, pp.423-436.
　　[20]See: 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p.31.
　　[21]Eda Bektas, “Turkish Political Parties: EU Integration Process”, p.12.
　　[22]Ibid.
　　[23][美]索內爾•恰阿普塔伊，“土耳其脫離西方”，載《華盛頓郵報》網(wǎng)站2月2日文章，轉載《參考消息》2009年2月4日，“美報文章：土耳其與西方漸行漸遠”。
　　[24]Soner Cagaptay, “Is Turkey Leav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6, 2009, http://www.省略/articles/65661/soner-cagaptay/is-turkey-leaving-the-west
　　[25]“卡梅倫承諾幫土耳其加入歐盟，對談判拖沓表憤怒”，2010年7月27日，中國新聞網(wǎng)，http://www.省略/gj/2010/07-27/2428843.shtml
　　[26]See: Meltem Müftüler-Bac, “The European Union’s Accession Negotiations with Turkey from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0, No.1, March 2008, pp.63-78.
　　[27]李玉東，“面向全球的土耳其外交新思維”，載《光明日報》，2010年1月23日，第008版。
　　[28]“土耳其呼吁歐盟公平對待入盟談判”，新華網(wǎng)，2009年7月1日，http://news.省略/world/2009-07/01/content_11629929.htm
　　[29]Fahrettin Sumer, “Turkey, a Special EU Neighbour Patiently Awaiting a ‘Promised Marriage”, Eurolimes, Issue no.7/2009, pp.124-138.
　　[30]See: Erhan īcener, “Privileged Partnership: An Alternative Final Destination for Turkey’s Integ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8, No.4, pp.415-438.
　�。ㄗ髡吆喗椋荷虾＝煌ù髮W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40）
　　收稿日期：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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