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初，舉國歡慶抗戰(zhàn)勝利之際，柯靈與梅蘭芳先生做了一次長談，旋即寫就一長篇“特寫”，于7月7日至9日的《文匯報》上連載3天。文章獨家披露了梅蘭芳沉寂8年的心路歷程――
　　
　　憋了八年
　　這一仗簡直把人都打老了
　　
　　中國抗戰(zhàn)了八年，梅蘭芳先生杜門謝客，沉默了八年。
　　“現(xiàn)在我們可以暢快地談一談，吐一口氣了。”記者訪見梅先生的那一天，是一個清新的，使人覺得輕飄和愉快的好天氣。聽著我的話他笑了，謙抑而從容，顯然是充滿了衷心的喜悅。
　　“現(xiàn)在好了，我們勝利了�！彼�說，“我憋了八年，你想想，八年是多久的時間。這一仗簡直把人都打老了，我今年已經(jīng)五十二歲了啊。”
　　他說得那么動人，聲音里洋溢著情感。說著用手一比，有意無意地摸了摸下頦。為他的話所吸引，我不覺迎面向著他。老嗎?我看不出來。他依然瀟灑，精神健旺，態(tài)度寧靜，看不出有什么衰老的影子。頭發(fā)梳得很光，穿著潔白的西裝襯衫，整齊大方，恰如我們從畫報上所習見的他的相片一樣，留了年許的胡子是剃去了。
　　人們關心他這許多年來的生活，自然有許多人以為他過得十分舒適。提到這一點，他輕松地苦笑了一下�！拔疫@幾年不唱戲，有些個人也許以為我有錢，可以不唱戲了。誰知道我怎么過來著。您知道，唱戲掙的多，可是開銷大，不瞞你說，這些年也就是靠賣點東西來對付著。”他略略停頓，用手指著他的屋子：“這屋子雖然住了這些年，原來也就是臨時的性質(zhì)，就是這些用具，也全是湊合著隨時買下的�！�
　　我們坐著的是一間小客廳，陳設素樸而雅致，壁間字畫極多，書架上是滿滿的西畫。梅先生接著說下去：“八年不唱戲，這對我實在是一種很大的犧牲�！�
　　我說，這很值得。藝術家有他的尊嚴，梅先生的犧牲無疑地替中國爭了光，替“唱戲的”爭了很大的面子，值得我們用莊嚴的筆來記述的。可是現(xiàn)在應該出山了，我告訴他，有多少人正在等待他演戲的消息：我問他是不是就有登臺的意思?
　　“要的。”梅爽朗地說，又重復了一句：“我要唱的。”前幾天費穆先生來，他也跟我說:“你應該出山了。演點什么，我來給你計劃，咱們得計劃點新的東西�！�
　　我高興地說：“那好極了，幾時演，決定了嗎?”
　　“還沒有�！彼�微笑著：“跟我接洽的人很多，可是我得好好計劃一下。我一定唱的，哪怕是一次也得唱，要不然，我這八年的咬牙，就沒有意思了。單為中國的勝利，我也得露一露。就是一點，非得有點意義的戲我才唱，希望你也能幫助我計劃計劃。”他神情極興奮，說到這兒，嫵媚地笑了：“荒疏了這許多年，我還不知道能唱不能唱。我相信我的嗓子還可以。從前練的時候久，忘是不會忘的。可是‘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玩意兒要不練，就不行了。”
　　我看他極有興趣地擺動他的雙手，那是一種有韻律的諧和的動作。我說：“你這么久沒有練工夫嗎?好像看見什么小報上說，你還是不斷的吊嗓子?”
　　“哪兒敢吊嗓子!”他急切地，分辯似地說:“這兒四鄰住著這么些人家，我要一吊嗓子，還得了!人準要說，梅蘭芳在吊嗓子了，他就要唱戲了。我這幾年盡告訴人，說我的嗓子壞了，不能再唱了�！保ㄒ陨峡�載于1945年9月7日《文匯報》第二版）
　　
　　深居簡出
　　北平香港上海顛沛避禍
　　
　　接著梅先生講到他幾年來苦心孤詣躲避煩擾的情形。
　　梅先生原來住在北平，那兒有一個極舒適的家�！熬�?一八”事件爆發(fā)了，東北變色了，北平成了國防的第一線，他有了被“請”到關外去獻藝的危險，于是他開始南遷，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淪為“孤島”，他覺得上海呆不住，又逃到香港去，可是沒有舉家南渡的力量，所以他是一個人去的。炮火好像一直跟著他，香港終于也打起來了。
　　“那時候，我住在山上，干德道的一家公寓里�！泵氛f：“好家伙，那一次真危險！日本兵艦上的炮直往山上打，空氣里全是炮彈飛過的聲音，尖得怕人。大家只好躲在公寓里等死。不久仗打完了，危險過去了。――可是，真正的危險來了�！�
　　他松了口氣，深意地笑起來。
　　是的，“危險”真的來了，他深居簡出，隱匿在公寓里，預備有機會向內(nèi)地走，到桂林或是重慶去，可是不行，日本人終于發(fā)現(xiàn)了他。有一天公寓里來了一群日本兵，先查戶籍表，然后指名要梅，他只好挺身出去。一個軍曹好奇地打量著他：“你就是梅蘭芳?”梅點點頭。梅先生告訴我：“那時候我衣冠不整，胡子留得很長。說起來有趣，我的胡子不容易長，一留長了，不加修理，可又拉拉雜雜的像個病人。那軍曹問我住在香港干什么，我說是為了養(yǎng)病，所以家眷全沒來，就我一個人，寄住在朋友家里。他又問東問西，我只好對他客氣，敬煙敬茶的敷衍了一陣，他才沒得話說了。臨走時他笑笑，說：‘我看過你的戲，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兒呢。’你知道二十年前我到日本演過戲，那軍曹不過三十幾歲，不怪他說看我戲的時候還是小孩兒�！�
　　這以后不斷的有日本兵去麻煩他，也還是問東問西，他們似乎都是震于梅的大名，抱著“長長見識”的目的而來的。
　　
　　可是意外終于來了。
　　梅的說話舒徐而有禮貌，使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可是他似乎不怎么善于用聲音來裝飾描摹說話的內(nèi)容，說到下面的小故事，他用了許多細微的動作和表情。
　　“有一回，一個日本兵來找我，忽然對我招招手，說：‘跟著我走。’哼，怎么了?(他張大驚疑的眼)我想著不妙，又不能抗拒，拿起帽子，對同伴的說了句‘我走了’，算是告別。我默默的跟著他，從香港渡海過九龍，上船時那日本兵告訴車夫，車不要了。糟了，(他幽默地笑笑)回不來了。后來他帶我去見了矢崎――這個人您大概知道，不久以前他還在南京，好像還是偽方的‘最高軍事顧問’；那時候他正在香港，管著‘民政’什么一類的事。他把我找了去，駭了我一身的汗，鬧到歸齊，原來他也是我的二十年前的觀眾。他問我為什么不在香港登臺，我說嗓子壞了，是養(yǎng)病來的，所以不能演戲。……(我緊張地看著他，急于要知道下文；他安慰似的，用輕松的語調(diào)告訴。)還好，他還不怎么為難。我趁此機會說身體不好，急于想回上海，問他能不能替我弄飛機票。他答應了，后來我就是這么回上海的�！�
　　這是梅沒有想到的。在香港他覺得危險，急于要離開；可是到了上海，更大的危機正等著他。（以上刊載于1945年9月8日《文匯報》第二版）
　　
　　談戲談孩子
　　簽名紀念“勝利日”
　　
　　演劇家是一個“社會人”，他粉墨登場，萬目睽睽，經(jīng)常和廣大的群眾接觸，常常成為群眾崇拜的對象；可是一有問題，要隱匿起來就不容易，因為人人都認識他。香港淪陷，梅先生的計劃是隱居一時，然后悄悄往里走，到桂林或是重慶，投入祖國的懷抱。計劃失敗，他回上海�？墒窃懔�，不久報上就登了出來，大家都知道“梅蘭芳到了上海”了。
　　上海是個拿人不當人的地方，永遠只記著自己，不知道怎么尊重別人，成全別人。梅的意志是打完仗以前決不露面，而這幾年里面，卻不斷的有人包圍他，要他出山。甚至有人要他唱什么“慶祝戲”。梅平靜而悠閑地陳述了他對于這件事的意見：“他們要慶祝的，就是我們的恥辱；他們要笑的，我們該哭，我怎么能唱這個戲呢!”
　　可是怎么應付這些包圍的人呢?
　　梅說：“我對他們客氣。”好像告誡我似的，他善意地軒了軒眉，“跟他們硬來是不行的!招惱了他們，就不好辦了。我總是說：‘不行，先生，我的嗓子不成了，身子也壞，要上臺準得砸。’還好，他們看看實在不成，也就算了。”
　　為了省麻煩，少枝節(jié)，他三年來過著真正的隱遁生活，輕易不出門，輕易不見客。
　　他經(jīng)常的消遣是作畫：“這兩年畫了不少畫，(有點靦腆似地)還賣錢呢�！�
　　他絕少到公共地方，因為一給人發(fā)現(xiàn)，就要包圍，弄得秩序大亂。他說他這幾年只是看了好些話劇。梅對話劇似乎極感興趣，他不知不覺說了許多。
　　他說：“好，話劇有意思。我覺得從話劇學到了許多，對我很有用處�！�
　　他說：“有人以為話劇演的不過是日常的生活情形。我覺得好處就在這兒:它切近人生，平淡無奇，可是又有吸引人的力量，這就不容易。話劇叫人覺得親切。”
　　他說到話劇和平劇表演方法的不同：“演話劇和演京戲，一樣是在臺上哭、笑……可是情形不同。京劇有一定的繩墨，工夫要深，一舉一動都得按規(guī)矩，不然就要脫格，哪怕是一個寫實的動作，寫實也有程度的限制，超出限度，就覺得刺眼，不調(diào)和。話劇靠的是描摹，把平常的動作拿上臺，雖然絕對自由，毫無限制，可是處處都經(jīng)過琢磨，很有意思。……你不知道，京戲的教法實在太死板了，死做死唱，什么解釋都沒有，只靠學的人自己去揣摩。話劇的導演方法就好得多�！泵废壬�說的這一節(jié)話，極其親切動人而有興趣，說到京戲的動作，兩手極自然地作出種種優(yōu)美的姿勢。我這兒記的也許有點失實，也許有點疏漏，這自然只好由記者負責了。
　　他還說，他很欽佩佐臨、費穆導演的成功，在話劇演員中，他佩服石揮……
　　他說起他的第三公子葆玖，似乎從心里發(fā)出一種安慰，說：“這兩年我倒是在這孩子身上很花了一點心血，請了一位教師在跟他教戲，我自己也教著他，已經(jīng)能唱了�！�
　　大的兩位公子呢?“在貴陽，清華附中念書。（他仿佛是說，不預備讓他們學戲了）。從前在香港讀南華，是十二月八號以后才進去的，我不想讓他們在上海念�！�
　　梅先生顯然有他自己的道德律：謙虛和易，不隨便批評事物。聽他說話的口氣，我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是說，上海這社會不是念書的地方，所以寧肯把孩子們送到遙遠的后方去。我代他說了出來，他含蓄地笑著，卻終于情不自禁地點了點頭。我分明看見了他的父性的溫愛。
　　最后記者問起隱居北平，躬耕于西山的程硯秋，最近有沒有什么消息?
　　梅很高興的說:“好，這孩子不易!(他把身體從沙發(fā)上俯近一點，補充了一句)您知道，硯秋是我的學生呀。他也是有心胸的，一聽見要唱什么‘慶祝戲’‘義務戲’，他總是先往天津一溜，躲起來不見人�？墒且虼说米锶�，有一次在火車站上叫許多人圍著打，有的用皮帶抽。硯秋是會打拳的，用雙手左擋右擋，兩手都拉破了皮，幸好沒傷著臉，不然可不用再唱戲了�！�
　　臨走我向梅要了一張相片，他簽了字拿過來，先不把相片給我，問：“美國特魯曼總統(tǒng)宣布的勝利日，是九月二號不是？”
　　我說：“是的。”
　　他把相片遞給我，指著簽名底下的日期：
　　“我倒填了日子――三十四年九月二日，聯(lián)合國勝利日，作為我們這一次談話的紀念。”（以上刊載于1945年9月9日《文匯報》第二版）
　　(摘自2008年12月6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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