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 　　時間改變了一切。從40年代開始，胡喬木將自己的文字才華，悉數(shù)地獻給了中共理論宣傳事業(yè)。作為“一介書生”，在最初歲月里，胡喬木并不十分適應毛澤東的思維方式。50年代，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可謂如魚得水，胡喬木已更多更獨立地參與領導思想理論工作。此后，胡喬木參與中共思想理論建設之深，是中共黨內(nèi)很少人能與之相比的。
　　中共黨內(nèi)另一位大理論家鄧力群是這樣敘述胡喬木的筆墨生涯的：
　　喬木這一輩子，寫社論，寫評論，寫消息，都不署名。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電報，起草指示，由毛主席審定發(fā)出，更不署名。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報告，從七大以后很多他都參與，而且是主要的起草人，也從不署名。尤其可貴的是，他做了很多工作，從來不張揚。像我們跟他比較熟悉的人，很多事情他都不說�！段鞑氐母锩�和尼赫魯?shù)恼軐W》這一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辛勤耕耘，默默無聞，不求聞達，他就是這樣不計得失，為黨工作，他孜孜不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是因為做了很多工作就停步、歇腳。他從不停步，一件事完成了，接著又是一件，永無止境地做下去。在他來講這樣做是義不容辭、理所當然的。在中央來講，已經(jīng)是順乎自然，從來沒有想到要給他表揚。起了很大作用的文章、報告、講話、決定，很少聽到毛主席表揚他哪篇東西寫得好，好像是理所應當?shù)模�你應該寫得好�?
　　作為胡喬木知己，鄧力群這段敘述可謂情真意切。毛澤東稱贊過胡喬木寫的東西，只是贊揚實在是太少了。1971年毛澤東在談到延安時期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時還說過，別人好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是胡喬木理清的。不過，胡喬木這時已離開毛澤東好幾個年頭了。
　　胡喬木一生與文字打交道，在中共高層，稱他“大秀才”者有之，稱他“一支筆”者有之，稱他為“大學士”者有之。以筆者看，“大學士”倒是個有意味的稱謂。按《文獻通考?職官考》，所謂“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拋開“學士”一職之嚴格本意，它多少符合胡喬木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的角色特征。如果這種使用不是十分蹩腳的話，可以這樣說，胡喬木扮演中共“學士”角色自從來到毛澤東身邊就已開始了，但真正奠定這一地位的，是50年代。
　　短短幾年間，胡喬木繼起草《共同綱領》以后，參與了共和國成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獻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著名的有《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共八大政治報告、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主題報告、《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西藏的革命與尼赫魯?shù)恼軐W》等等，可謂不勝枚舉。
　　還是從影響幾代人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談起吧！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30周年紀念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舉行隆重紀念大會，毛澤東出席會議，劉少奇發(fā)表講話。胡喬木大病初愈即奉命起草劉少奇的報告。
　　年初，胡喬木突然病倒，胃穿孔導致大出血，需要立即動手術。周恩來聞訊趕來，召集醫(yī)生會診，并征詢谷羽意見。谷羽同意手術。動手術當天，一夜未睡的毛澤東，讓值班護士將保健醫(yī)生王鶴濱找來，要他立即去北京醫(yī)院看望胡喬木，了解病情。手術后，毛澤東又要醫(yī)院每天向他報告胡喬木病況。這令胡喬木十分感動。
　　出院后，毛澤東要胡喬木一家暫住頤和園諧趣園休養(yǎng)。此后兩個多月，是胡喬木在50年代初期難得的休閑時光。
　　接到任務后，胡喬木就搬出諧趣園，遷到北京六所繼續(xù)休養(yǎng)，同時開始寫報告。
　　為中央領導寫報告，胡喬木已不是頭一回了。但是，胡喬木每次都把它當作頭一回來做。谷羽在回憶這件事時寫道：
　　那時已跨進6月中旬，稿子寫完后還要留出時間讓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審閱，真是太緊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氣特別熱，屋外熱，家里好像更熱，坐在那里不動都是一身汗。當時條件差，家里邊風扇都沒有。喬木冒著酷熱，白天黑夜地寫。我看他熱得滿頭大汗，就找了把蒲扇為他煽風，后來又想辦法從中南海西門外的冰庫搞來幾大塊冰，放在盆里，擺在他椅子周圍，給他降溫。過了兩天，熱得實在沒有辦法，他就讓我在大盆里放了一盆涼水，在澡盆上擱一塊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寫。前后寫了一個星期，《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的稿子終于寫出來了，共有四五萬字。喬木照例先將它送給主席審閱。過了幾天，主席在喬木送審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喬木名義在《人民日報》發(fā)表。這可把喬木難住了，他對我說：“這么一來，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來主席傳話過來，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報告另找人起草。喬木只得從命。《人民日報》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張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這篇黨史作品。記得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天就全文播發(fā)了。各地的報刊也都全文轉(zhuǎn)載，人民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毛澤東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初稿沒有修改，這是破例，只是在胡喬木信中詢問的有關問題做了回答和批示。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報》要求明日增出一張一次登完，現(xiàn)其余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頁清樣馬上看一下，在十二點前退回。
　　對陳獨秀說是當時“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fā)起者”，擬改為“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fā)起者”，是否較妥？（毛批：可以）
　　“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已經(jīng)完全勝利”，此處用“方式”意義不明確，擬改“原理”或“道路”或“戰(zhàn)略”或“方針”，請示何者較妥。（毛批:“方針”為好）
　　敘述整風時說“黨抓緊了這個局勢比較穩(wěn)定的時期”，但前面說這是敵人掃蕩最殘酷最緊張的時期，似有不合。可否改為：“黨抓緊了這個局勢較少變化的時期進行了全黨范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這種教育在戰(zhàn)爭和革命猛烈發(fā)展和迅速變化的時期曾經(jīng)是難于大規(guī)模進行的�！保�毛批：這樣好）
　　第一次代表大會人數(shù)各說都是十三人，惟李達說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兩說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點請指示
　　胡 喬 木
　　六月二十一日
　　《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在《人民日報》公開發(fā)表，是胡喬木跟隨毛澤東以后以個人名義發(fā)表的少有的著作之一，在全黨引起廣泛的反響。
　　胡喬木在延安就協(xié)助毛澤東編輯黨史文獻，系統(tǒng)接觸過黨史資料，并參與了黨的決議起草。因此，寫這樣的書，對于他來說，應當是很輕松的。學者們稱贊胡喬木此著，“善于駕馭史料和能夠以概括的語言抓住歷史的脈絡的本領”，能夠?qū)⒅泄踩�十年的風云變遷濃縮于短短的幾萬字之中。至于它在中共黨史學上的地位，胡繩曾予以這樣的評價：“這本書不免帶有當時歷史條件下難以擺脫的一些弱點，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敘述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的書，是第一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jié)合的觀點來敘述黨的歷史的書。它在以后長時期中對于黨史教育和黨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積極的影響�！�
　　我們當然可以找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這樣那樣的缺陷，話又說回來，又有幾本書能夠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呢？事實上，《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還開啟了中共官修黨史著作的一個體例，此后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六十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體例。
　　隨后，胡喬木參加了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20次會議。會議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有關規(guī)定，決議召開由人民普選方法產(chǎn)生的鄉(xiāng)、縣、�。ㄊ校└骷壢嗣翊�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批準國家五年建設計劃綱要和選舉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為了起草憲法和選舉法，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以朱德、 宋慶齡、李濟深、李維漢、何香凝、沈鈞儒、沈雁冰、周恩來、林伯渠、林楓、胡喬木、高崗、烏蘭夫、馬寅初、陳云、陳叔通、陳嘉庚、陳伯達、張瀾、郭沫若、習仲勛、黃炎培、彭德懷、程潛、董必武、劉少奇、鄧汪平、鄧子恢、賽福鼎、薄一波、饒漱石為委員。
　　12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小組，由董必武、彭真、鄧小平、陳伯達、李維漢、胡喬木、張際春、田家英8人組成。
　　毛澤東對憲法起草工作十分重視，直接領導著憲法起草工作。毛澤東要起草人員以中國近代以來各類憲法以及西方國家一些著名憲法作為參考，充分吸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現(xiàn)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qū)憲法原則》等法規(guī)中好的東西，特別要與《共同綱領》銜接。年底，毛澤東率憲法起草小組的有關人員來到杭州，起草工作正式開始。起草工作由陳伯達負責，胡喬木、田家英是主要起草者。逄先知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中回顧起草憲法的過程中還提到這樣的事情：
　　在起草過程中，胡喬木、田家英同陳伯達之間，常常發(fā)生不同意見的爭論。陳伯達霸道氣味十足。由于胡喬木在毛澤東召集的起草小組會議上對陳伯達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評修改意見，陳曾經(jīng)在會后大發(fā)雷霆。胡、田為顧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見都事先向陳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見常常一致或者比較接近。陳伯達駁不倒他們，十分惱火，就消極怠工，多次發(fā)牢騷，說要回家當小學教師。所以杭州起草小組拿出的供討論稿事實上主要出于胡、田之手。
　　在現(xiàn)存的毛澤東手稿中，有1954年2月24日給胡喬木的一封信，涉及了修改憲法草案初稿問題：
　　今天所談可作修改的地方，請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廿四點以前打好清樣送我，準備后天（廿六）送給中央。
　　從3月下旬至6月中旬，憲法起草委員會開過７次正式會議，進行了詳細、周密的研究和討論。之后，又在全國組織8000多人的大討論，吸收各界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在一屆人大召開前夕才得以完稿。
　　在憲法起草過程中，毛澤東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不僅提出制定憲法指導思想，甚至親自動筆修改，主持召開多次討論會。當時有人提議將此部憲法定名為“毛澤東憲法”，毛澤東斷然拒絕。
　　毛澤東在隨后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對這部憲法作了評價。他說，“這個憲法草案，總結(jié)了歷史經(jīng)驗，特別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jīng)驗。它總結(jié)了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了最近幾年來社會改革、經(jīng)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府工作的經(jīng)驗。這個憲法草案也總結(jié)了從清朝末年以來關于憲法問題的經(jīng)驗，從清末的‘十九信條’起，到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北洋軍閥政府的幾個憲法和憲法草案，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直到蔣介石的偽憲法�！蓖瑫r，這部憲法屬于“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我們以自己的經(jīng)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lián)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
　　起草完憲法，胡喬木和田家英都累倒了。胡喬木是3月中旬患眼疾病倒的。先是住在杭州醫(yī)院治療，沒有多少效果才回到北京。后來中央決定讓他到蘇聯(lián)治療，這樣，胡喬木未能參加憲法后期的修訂工作。
　　一屆人大召開前夕，胡喬木從蘇聯(lián)回到北京，參與人大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回國后，修改一屆人大主要文件、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等任務很快就落到他的頭上。胡喬木病體未愈，但是還是堅持修改了這些文件。
　　1956年1月，建國以來第一次知識分子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一篇影響深遠的主題報告，成為建國后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一座豐碑。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半年前國務院就組織了“十人小組”，調(diào)查知識分子狀況，收集有關材料，準備對建國以來的知識分子工作作一個總結(jié)，以利于知識分子在向科學進軍的旗幟下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
　　這一報告就是胡喬木起草的。谷羽生前曾說，這次起草工作給她的印象最深。她回顧這件事情時說：
　　喬木接受這個任務的那一陣子，心情特別好。喬木在過去協(xié)助起草有關的中央文件時，總理在知識分子上的一些思想觀點對喬木早有啟發(fā)，在這個問題上，他和總理有很多共同的認識。此前中央又組織對知識分子問題的一系列調(diào)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豐富的材料。喬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擺一長條桌，仔細翻閱，著手起草。他沒日沒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覺醒來，他的書桌上的燈泡還亮著，他還在忙碌。正如他的詩中描寫的那樣，“心頭光映案前燈”。大約忙了兩個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這時總理經(jīng)常要喬木到他那里去，商討起草報告中的各種問題。過了1956年元旦，報告的草稿出來了�？偫碛侄啻握偌瘑棠竞推渌�部門的負責同志及“十人小組”的同志，反復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確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記得在正式開會前的一天凌晨，他從總理那里談了一夜回到家，很高興地告訴我：“對知識分子的定性問題，總理的意見通過了！”我知道，喬木在起草過程中，根據(jù)總理的指示，在報告中提出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點。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多少年來，特別是建國初幾年，總是把知識分子看作附在剝削階級皮上的毛，這個報告的新提法，實際上是給知識分子解脫了“剝削階級”的帽子，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谷羽是知識分子，在這點上與胡喬木顯然是有共鳴的。胡喬木一生為政治服務，但他到底是知識分子，一生主管意識形態(tài)，自然也沒有離開過知識分子工作領域。
　　早在1950年，胡喬木就曾代表中央向民主黨派作過一個著名報告，題為《談思想改造》，頗受知識界歡迎。時隔６年，中國知識界發(fā)生了許多曲折，知識分子政策也一度反復，知識分子會議的召開，無疑給知識界帶來了希望。但是，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會議不可能改變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遇，它實際上只能是知識分子災難歷程的插曲之一。
　　這一切，曾數(shù)度引發(fā)胡喬木無限感慨！
　　（摘自《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20年》，尚定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定價：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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