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將西方文藝思潮納入費爾克拉夫的媒介文本三向度的框架體系內(nèi)，找尋在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范疇內(nèi)的建構媒介文本的方法。 　　關鍵詞　文本　話語實踐　社會實踐　文藝思潮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當一種異質文明以媒介文本的形式進入另一種文明時，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方式、在有限的時空內(nèi)讓世界聆聽我們的聲音呢?在解答這一議題之前。讓我們先把審視的目光投向20世紀西方文藝思潮的領域，找尋一種跨學科的啟示。
　　20世紀上半葉以新批評和結構主義等為代表的文學內(nèi)部研究思潮以一種切入文本、近乎零距離接觸的方式審視文本的審美因素。20世紀后半葉以解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等為代表的文學外部研究思潮跨越了文本解讀的樊籬，將觸角延伸至文本的外部因素一社會變遷、歷史真實、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沖突等層面�，F(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循著以往理論的軌跡、或交叉融合、或割裂顛覆，完成了文學研究重心的大規(guī)模轉移。
　　任何文藝理論的誕生和發(fā)展與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存在或隱或顯的必然聯(lián)系，而其消亡或轉向也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下的必然結果。上述文藝思潮的流變歷程及其思想體系為媒介文本的建構提供了一種經(jīng)由反思(文藝思潮)――闡釋(社會變遷)――建構(媒介文本)的逆向思維的路徑。鑒于此，本文將在費爾克拉夫(1995)媒介文本三個向度的框架內(nèi)展開對文藝思潮的解讀。
　　在整合社會、文化以及話語變化的研究基礎上，費爾克拉夫(1995)創(chuàng)立了以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為維度的媒介文本分析框架。他認為：文本是由一系列經(jīng)過了話語實踐的、具有潛在意義的形式構成的。由于這些潛在的意義是異質、不重合甚或是矛盾的，文本的分析面臨著諸多的不確定性。文本的話語實踐，即“文本生產(chǎn)、分配和消費的過程”，有助于再造社會身份、社會關系、知識體系和信仰等。而作為話語實踐一部分的社會實踐則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等。作為一種政治實踐，話語“建立、維持和改變權力關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實踐，話語“從權力關系的各種立場建立、培養(yǎng)、維護和改變世界的意義”。。因此不同類型的話語在不同社會領域或機構背景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獲得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介入”。為了更清晰的說明如何建構媒介文本，本文將若干文藝思潮的理論重新組構在話語分析的三個向度上，尋找兩者之間的共性與可借鑒之處。
　　
　　一、文本的向度：修辭介入媒介文本
　　
　　1　新批評和結構主義
　　新批評傳承于形式主義，建立在明確的文本中心論基礎之上。它強調對文本內(nèi)在因素的揣摩；它推崇語言的多義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成為新批評特殊的審美情趣。理查茲、燕卜蓀、布魯克斯、韋勒克等人創(chuàng)造出一整套諸如“張力”、“含混”、“反諷”、“悖論”、“語調”、“隱喻”等可操作性的批評方法，描述詩歌本質的特征。
　　結構主義源于索緒爾所開創(chuàng)的的結構語言學，其橫組合和縱聚合觀點影響深遠。橫組合在“平面上構成語言的線性結構”，“排除言語交際錯位的可能”；縱聚合在“空間層面上支配語言信息的生成”，從而使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的每一語言要素與其他要素相互依賴、制約而構成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雅可布森更將其成功地移植到文學領域內(nèi)創(chuàng)建了“詩功能是將對等原則由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的詩學理論。
　　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仿照語言學中的音素、創(chuàng)立以“神話素”為單位的、二元對立的神話研究框架發(fā)展成為結構主義最經(jīng)典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羅蘭?巴爾特強調文學的符號化過程，后期的他不再遵循“功能、行動和敘述”三個描述層次的敘事結構，而倡導開放的文本構成過程，即由闡釋性符碼、能指符碼、象征符碼、行動型符碼和文化性符碼支配的文本碎片的集合，由此轉向了解構主義。
　　福柯(結構主義歷史學)則強調話語實踐受制于一組基礎的文化代碼――認識價，它決定著語言、觀念和交換模式，同時也制約著這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建構和解釋系統(tǒng)。不同歷史時期的認識價并沒有聯(lián)系，因此受制于它的話語也是斷裂的，而文本的作者和解釋者不過是這種斷裂的歷史話語的功能體現(xiàn)者。費爾克拉夫的批評話語分析體系中的社會實踐便傳承于福柯的思想。
　　2　新批評與結構主義的啟示
　　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建立了一整套以語言學為基礎的批評方法，其啟迪性尤其體現(xiàn)在修辭領域內(nèi)。
　　假定媒介文本的預期目標在于勸服受眾認同某種知識或信仰，那么我們必須確定語義的表達能被理解。而且作為真相被接受或部分地被接受。因此修辭結構應有助于受眾識別出文本中的判斷命題。除了遵循新聞文本特定的結構范疇外，如一級結構――概述和主要事件、主要事件范疇下的二級結構――敘事和評價以及情節(jié)、背景、口頭反應和評價等三級結構，還可借鑒橫組合和縱聚合的符號建構系統(tǒng)，將核心的知識、信仰置于橫組合的中心，“以平行原則為軸心”，將“重復、暗喻、反襯、排比、對照等不同類型的平行手法”按“對等原則”并置于縱聚合的選擇軸上。正因為選擇軸是基于相似或反義的配置，所有結構傳達的信息是同一的。只要有一個結構被受眾識記，該文本便成功的搭建了一個說服性的平臺。
　　張藝謀導演的申奧短片便是對等原則應用的典型范例。短片以大量的鏡頭展示歷史悠久、溫馨祥和的北京，如打太極拳的老人和打呵欠的嬰兒等，尤其是打哈欠的嬰兒在現(xiàn)場播映時給奧委會評委留下深刻印象。在這一組選擇軸上的平行手法中，只要有一個鏡頭打動人心，這組鏡頭所負載的信息就可直達受眾的心靈深處。
　　修辭可以幫助實現(xiàn)媒介文本的預期傳播效果�！皬埩Α⒑�混、反諷、悖論、隱喻、意象、象征和神話”等特殊修辭的大量應用，也就意味著文本獲得了違反新聞常規(guī)的表達，亦即“互文性”中的文學語言介入媒介文本。早期結構主義者穆斯卡洛夫斯基提出詩語言的陌生化也是基于新意、突出的考量。以反諷為例，一種反諷的話語表達在于以反常的方式回應某種觀點，它可以是否定的、暗示性的，還可以是假設性的，因此它給受眾預置了反復回味的空間。
　　
　　二、話語實踐的向度：共鳴
　　
　　1　讀者接受理論、新歷史主義
　　上世紀60年代后期席卷歐洲的學生運動和解構主義浪潮令文學研究重心再次發(fā)生轉移，轉向讀者在整個文學接受活動中的作用，即伊塞爾的“暗隱的讀者”根據(jù)揣度去填補未言部分，并“通過自己的組建能力在文本空白的誘導下”形成審美對象。堯斯則引入了“期待視野”的概念，即讀者在閱讀之前所具有的某種“思維定向和先在結構”，它包括歷史視野(一代又一代讀者積累的閱讀經(jīng)驗)和個人視野(讀者個人自身日積月累的閱讀經(jīng)驗)。讀者反應批評更主張操同一種語言的讀者根據(jù)“內(nèi)化的語言規(guī)則”可系統(tǒng)地控制話語及讀者反應。
　　新歷史主義倡導將文學置于文化歷史的大語境中。格林佰拉特的文化詩學理論認為：各種邊緣性文化因素攜帶著 各個時代的信息，與文學構成了一種互文和共鳴的關系。因此應不斷挖掘和拾掇共鳴性文化片段，從中抽譯出某種文化精神或規(guī)律，然后用之于文學文本的批評闡釋。海登?懷特則從文學操作的歷史敘事角度揭示了歷史文本的文學性，歷史語境的組合“在于歷史學家如何把具體的情節(jié)結構和他所希望賦予某種意義的歷史時間相結合”。
　　2　讀者接受理論與新歷史主義的啟示
　　(1)與讀者的共鳴
　　在讀者接受理論看來，文本的消費過程不是被動的，用伊塞爾的話說，是在“暗隱的讀者”引導下的能動的過程。但問題在于：文本本身的潛在意義是不變的，而不同時代、不同價值體系的讀者對同一接受對象的理解和闡釋之間則是存在差距的。正如堯斯所指出的，“不同時代的期待視野的變遷，導致不同時代的讀者對同一接受對象的理解、闡釋和評價差距”，這有回到了福柯的思想體系中。既然我們不可能改變讀者的時代和存在的價值體系，那么至少我們可以控制文本的生產(chǎn)過程。
　　費希提出的“有知識的讀者”和布萊奇提出的“闡釋群體”都涉及到闡釋者本身所處的擁有某種共同觀念和價值體系的社會群體。因此媒介文本必須在讀者中獲得共鳴才能進入他的期待視野。
　　西方傳媒在報道特定事件時，會大量使用轉述話語，亦即“互文性”中的口頭語言介入書面語言。因此在文本中H{現(xiàn)了不止一個的聲音，或支持、補充，或否定、反駁，或支配、誤導。而生產(chǎn)者依據(jù)對受眾的調查，將所有聲音納入自己的統(tǒng)籌之下，在特定的場合下有意識地選擇特定的幾種聲音。我們的媒介文本是否也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特定文化中特定人的“異聲同嘯”(巴赫金語)呢?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通過取舍和重新配置，總有一種或幾種聲音能喚起西方讀者的共鳴，至少某些聲音中的合理成分是可以獲得認可的。
　　(2)與異質文本的共鳴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倡導文學批評應“不斷返回到個人的經(jīng)驗和特殊環(huán)境中，回到當時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的物質必需與社會壓力上，以及沉降到以部分共鳴性的文本上”，他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異質文明與本土文化在歷史的某個橫切面上可以存在某種共鳴的文化片段、歷史經(jīng)驗，通過不斷沉降到這些共鳴性的因子上，受眾或許能從異質的文本中導出與他們的文明共通的文化精神。如周恩來在向外國友人介紹《梁�！窌r將其比作是東方的《羅密歐和茱麗葉》，便是在中西文化文本中尋找到了一個共鳴的契合點。
　　海登，懷特的“歷史文本敘事結構上的文學性”和“歷史文本語言運用上的文學性”的解讀為異質文本互文性的建構做了精辟的注腳。既然歷史與文學文本兩種異質文本存在著相似性，同樣的道理，只要我們的媒介文本以共鳴為基礎、并對異質因素進行不露痕跡的整合，那么將歷史、法律和文學文本以及民歌、書畫、電影、民族采風等插入媒介文本中、并使其具有平滑的互文性表層是極有可能的。
　　
　　三、社會實踐的向度：一致性與反常性
　　
　　1　新馬克思主義
　　阿多爾諾批評了文化工業(yè)通過意識形態(tài)施加對個人的操控，大規(guī)模的復制、傳播文化產(chǎn)品的娛樂體系使社會進入大眾蒙昧的階段。大眾文化一方面呈現(xiàn)商品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以隱藏的方式實現(xiàn)觀眾對現(xiàn)實合理化的認同。哈貝馬斯則認為大眾文化的價值評價取決于大眾傳媒作為語言交往的積極和消極意義，而不僅僅是市場規(guī)律，并提出“交往合理化”的文藝美學思想。
　　伊格爾頓指出：決定文本價值的是它插入思想體系和文學話語的具體方式。文學語言通過對一般語言的常規(guī)結構和意指方式的背離而制造豐富的新意，從顯示作者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一般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復雜關系。詹姆遜認為：一方面，歷史是不在場的，除非在文本形式中，否則我們不可能接近它；另一與’面，文本或敘事并非直接再現(xiàn)歷史，而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重構歷史。因此詹姆遜提出了政治、社會和歷史的三個闡釋視界，并針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歷史意識的消失、主體的零散化和距離感的消失，提出了“認知標識”的概念，強調個人主體的位置意識。
　　2　新馬克思主義的啟示
　　新馬克思主義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對大眾文化作出了全新的注解，強調文本以生產(chǎn)和消費之間動態(tài)平衡的方式投射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這與費爾克拉夫的社會實踐的向度是吻臺的，也為我們探尋媒介文本如何適應當前大眾文化的現(xiàn)實提供了參考。
　　(1)一致性
　　梵迪克(1988)指出“文本應和社會所認同的社會規(guī)范、價值觀和態(tài)度相一致”，這是認知基礎價值的具體表現(xiàn)。除了讀者“先前的知識和信念”之外，還涉及到“現(xiàn)行的觀點和態(tài)度”。。也就是說，異質文明是排除在本土特定的系統(tǒng)之外的，超出受特定歷史條件和解釋系統(tǒng)限制的受眾理解之外的文本是不會進入他的視野的。即使進入他的視野之內(nèi)，也極有可能面臨誤讀的境遇。這從�？碌恼J識價和讀者接受理論中早已得到驗證。因此媒介文本的命題除了保證敘述事件的真實性、與主題一致性外，還應在某種程度上與受大眾文化浸染的讀者的知識、信仰保持最低限度的一致性，這是決定傳播是否有效的基礎和起點�！啊读鹤！肥菛|方的《羅密歐和茱麗葉》”的命題便是挖掘了東西方普遍人性化的價值觀念――追求幸福、釋放生命的潛能。
　　(2)反常性
　　當傳播者與受眾的知識信仰體系不一致時，在說話人看來一致的命題對聽話人很可能不一致，因此媒介文本局部的一致性就附加了明顯的主觀色彩。但并非所有意識形態(tài)不一致的文本就一定沒有新聞價值、受到排斥。正因為與特定系統(tǒng)認可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存在著差距，受獵奇心理驅使的受眾有可能對某些反常的內(nèi)容感興趣。例如，老北京文化成為介紹北京的諸多媒介文本中最吸引西方游客的亮點，原因恰恰就在于它與西方知識、信仰體系的極大反差。因此傳播、突出什么樣主觀色彩的內(nèi)容取決于生產(chǎn)者策略性的選擇。其次，主觀色彩可以隱而不述或沉降到次要的主題上。簡而言之，話語秩序的諸要素經(jīng)過重新組構，是可以獲得意識形態(tài)之外新的表達。
　　文藝思潮的流變反映了西方社會的變遷以及作為社會主體的個人身份、認知模式和知識信仰體系的變化。循著這一思潮的脈絡，我們或可厘清一些借鑒的因子，整合到媒介文本的建構中，畢竟在文本的生產(chǎn)過程中，生產(chǎn)者是“以能夠預測其分配、轉化和消費的方式制造文本，并使各種各樣的受眾進入其中”的，這或許可以作為篇首議題的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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