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口述 張冠生整理

　　我，我主持三聯(lián)書店后，上面給了我30萬塊錢經(jīng)費。說實話，我沒有行政管理的經(jīng)驗，也不懂30萬塊錢是個什么概念。當時，1萬塊錢有多少，疊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沒有見過。所以，沒過多長時間，30萬塊錢已經(jīng)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資源。

　　找資源，就要找老先生們。上面說過話，三聯(lián)的事不讓管了。范用已經(jīng)退休了，我還是向他請教。有他的指點，還是出了不少書。三聯(lián)的其他老前輩也都支持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三聯(lián)的一位元老級的前輩王益先生，他當過國家新聞出版局的副局長，剛解放的時候，是新華書店總經(jīng)理。他看我這里資金嚴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對我說:你帶上這封信，去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軍。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寫的信，去見王軍。在王軍那里，我第一次見到大公司老板的氣派。比如說，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遞給我，而是點頭示意之下，由秘書交給我。我跟他說三聯(lián)書店困難，希望得到他的資金支持，比如說一百萬。他聽我說出的數(shù)目，笑了一笑，跟我說了很多其他的話。我們談得很愉快，可是沒有什么結果。臨送我走的時候，他告訴我:沈先生，我告訴你，我們中信集團，一千萬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現(xiàn)在想想，這對我真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呀!可是當時我不敢哪。說出一百萬，我已經(jīng)是一身汗了。一千萬，哪里敢想啊!我實在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要花一千萬的出版規(guī)劃，我的肩膀也挑不起來這么重的擔子啊。我這才懂得，現(xiàn)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這么火暴，那是人家具備那么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呀。我不得不承認，我不是一個現(xiàn)代出版企業(yè)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聯(lián)書店，基本上是處在小打小鬧的狀態(tài)。

　　我是比較喜歡做翻譯書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歡之外，講實話，也包含一個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歡我就讓步。我不喜歡跟人爭。范用喜歡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歡。既然他們喜歡做這樣的書，我就可以做別的。比如出版翻譯著作。

　　對當時中國大陸的出版來說，做外國書的方針應該是“向后看”。這實際上是李慎之主張的方針。在了解西方、學習西方文明成果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張“向后看”。他講過這么做的理由，我有記錄，現(xiàn)在還在。他的意思是，我們現(xiàn)在要學的，是西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東西。那是些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學到手，你非要一步跨過去，去學人家20世紀中期、末期甚至21世紀的東西，那就有點兒不切合實際了。總是要先學走再學跑嘛。

　　基本的東西是什么呢?簡要地講，就是人權。那天他跟我講的時候，講得興高采烈呀，我記得很清楚。他說，1949年的時候，我們都很天真，以為人權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經(jīng)可以坐在一起開會了，女性解放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了。可是根據(jù)以后的事實看，我們的人權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他的這個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識之士都會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張，對我影響很大，幫助很大。

　　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向后看”不僅是一個人兩個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張，更是當時歷史階段上中國大陸文化發(fā)展的實際需要。很有說服力的，是房龍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寬容》這本書。

　　翻譯出版這本書，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啟發(fā)下做的。另一方面的啟發(fā)來自范用。他提出來讓我們學巴金。巴老當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時候，出了不少好書。范用講這個話的時候，他太太在場。她一聽就激動起來了。平時家里來客人的時候，她向來不說話的，只給我們倒茶做飯的。我老是在他們家吃飯，很少聽她說話。可老太太這次激動了。她說自己當年讀巴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門檻》是如何如何激動，如何更加堅定了參加革命的決心，等等。這樣，我們就做起了外國的老書。

　　還有兩個老人要說到，一個是陳原。陳原非常喜歡談外國的老書。最喜歡談的是愛彌爾·路德維希寫的《尼羅河傳》。他認為這樣的書都是非常有功績的。再就是呂叔湘。他把自己翻譯的東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書都給了我，鼓勵我做這樣的事情。

　　這幾位老人對我做外國老書的翻譯出版都有很大幫助。我讀外國書并不多，他們啟發(fā)了我，但是不做具體指點。所以，出什么書，都是我去找。找來一出，哎呀真是暢銷!《寬容》初版印了十五萬，很快就沒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寬容》，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有十幾個不同出版社的本子�，F(xiàn)在也不登印數(shù)了，不知道一共發(fā)行了多少萬冊，總之數(shù)量很大，說明眾多讀者歡迎這樣的書。老的東西還是離中國的現(xiàn)實近。比如《寬容》，經(jīng)過“文革”的人看見《寬容》，必然會有一種親切感。

　　我主持三聯(lián)書店的初期，可以概括為:靠幾位識見通達的老人，做外國的老書。這個事情可以說是做對了。就是現(xiàn)在回過來看，那些外國老書還沒有過時。比如三聯(lián)當時做的茨威格的書，還是沒有過時，還有很多讀者。因為那里邊說的事情就在中國社會現(xiàn)實里，正是我們在思考、在想辦法解決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人家那里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人家已經(jīng)解決了，我們多一點借鑒，應該是有好處的。

　　當然，我并不極端，并不搞非老書不出。事實上，也嘗試著注意新書。有一次，一些美國人來聯(lián)系，要出一本書。這本書后來出版了。書名很怪，叫《戴尼提》。翻譯出版《戴尼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這是一本講心理治療的書。拿到這本書的原版書以后，我看了看，覺得挺不錯，就找了幾個譯者。找的是八十年代很優(yōu)秀的譯者，現(xiàn)在是在美國。當時，美國人對我們翻譯出版這本書很有熱情，自己花錢，來了十五六個人，主要是幫助促銷。根據(jù)我對中國社會發(fā)展動態(tài)的觀察，我比較看好心理治療。我對這本書的作者的經(jīng)歷也比較感興趣。作者叫哈博德，已經(jīng)去世了。可是有很多信奉他的理論和治療實踐的人，有的也可以說是門徒。他們來中國搞促銷。

　　他們促銷的方式很特別，很時尚，即便是放到現(xiàn)在，我們大陸的圖書促銷活動也還沒有超過他們。他們在現(xiàn)場掛起了彩色大氣球，個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國姑娘穿著超短裙，簽名售書。在那個時候，這種促銷活動還是很少見的。哎呀很熱鬧。沒過多久，有人告狀了。據(jù)說人家告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還有人提到這個故事。原來呢，這個作者的后繼者中，有個人搞起來一個教派，叫“科學教”。據(jù)說這個教還有教堂。他們用科學的名義講宗教，要把科學跟宗教混在一起，所以叫“科學教”。當然他們也講和睦、講懺悔等等。美國的《讀者文摘》批評這個科學教，而科學教控訴《讀者文摘》，兩方面打官司。最后，聯(lián)邦法院判《讀者文摘》勝訴，科學教敗了。科學教的“圣經(jīng)”就是《戴尼提》呀，于是中國有知道這場官司結果、也知道三聯(lián)出版《戴尼提》的人，就反映這個事情，告到了中央。我一下子很狼狽。

　　我一點都不知道有個什么“科學教”。我們也沒有搞什么帶有宗教色彩的任何活動。可是人家告了，一告你就麻煩。告狀信來自上海，并且還發(fā)表在上海的《譯報》上了。我就堅持一條，你在我出版的《戴尼提》里找得到科學教的東西么?你要是找不出來，為什么要把賬算到我這里呀?他的后繼人在美國搞什么活動，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跟他有任何接觸。后來嘛，中宣部的人跟我談，說這本書沒有問題，可是不要再印了。

　　這是那時候的一件大事。現(xiàn)在談推廣暢銷書，還有人對我說，最早是從你那里學來的。

　　除了這件事情，還有一件比較大的事兒。這件事情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大有人說起，其實倒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兒，就是出版哈默的書。

　　這是我當年下了很大工夫來做的事兒。為這個事情，我還專門到美國去過。這事情是怎么來的，我已經(jīng)記不大清了，總之是跟我們掛上鉤了。哈默是支持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人，他是支持俄國革命的。跟三聯(lián)聯(lián)系上以后，就開始出有關哈默的各種書，并且跟他們的機構建立聯(lián)系。我去美國參觀他們的各項事業(yè)。后來就出了一大批有關哈默的書。

　　翻譯出版的書里邊，還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諾為首的一批在早期來中國、支持中國革命的人的書。出版他們的書，是范用他們的功勞。范用受胡愈之等人的影響，主張要重印《西行漫記》、《續(xù)西行漫記》。出版這些書，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層人士的高度機密的話。我這里告訴你，可是目前的情況下千萬別報道，等我死了以后再報道。

　　我們對《西行漫記》做了刪節(jié)，刪節(jié)的檔案我還保存著。后來我經(jīng)常跟人懺悔。我做翻譯書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刪得也厲害呀。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刪節(jié)之處，可沒有辦法，到現(xiàn)在也必須刪。可是英文書就擱在那兒，遲早有一天會有人讀到的。到時候，他要罵我，我也沒有辦法，只能任人笑罵了。

　　在這些書之外，還做了一點俄語書。其中最轟動的一本，是《情愛論》。從這兒開始，我們注意研究了這個方面的問題，開始做點嘗試。為什么呢?我們發(fā)現(xiàn)，過去長時間不知道，馬恩列斯在這個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據(jù)他們的有關論述，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兒的。當然對《情愛論》這本書也做了大量刪節(jié)。后來，有人做了補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個足本，把我當年刪節(jié)的部分都恢復了。就是具體描寫性行為的部分。所以現(xiàn)在木子美出來，人家跟我說是個什么樣什么樣的人和書。我就說，這沒什么新奇的，俄國革命的時候，這種事兒多著呢。

　　接著，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三聯(lián)做翻譯書，大概就是這幾條路子�，F(xiàn)在我仍然覺得有興趣、有意義的，還是我總在講的“向后看”。這也是慎之同志的指點。

　　除了出書，我在三聯(lián)書店期間，值得一說的，還有蓋了現(xiàn)在這座樓。

　　靠三聯(lián)當時的小打小鬧，經(jīng)濟上一直比較緊張，怎么能蓋得起一座樓來呢?這要感謝一位名叫吳江江的先生。吳先生現(xiàn)在是中國現(xiàn)代出版社的社長、中國對外貿易出版公司的總經(jīng)理，以前他當過新聞出版署計劃財務司的司長。他是學經(jīng)濟出身的，理解三聯(lián)在經(jīng)濟上的難處。他主動找我說:你們三聯(lián)的牌號是批下來了，恐怕沒有能力解決房子問題。我說，是啊，我一點辦法都沒有。他說:我來幫你。

　　這以后，他就幫我做了好多工作�，F(xiàn)在三聯(lián)大樓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聞出版署的一個工廠，是做鉛字的廠子，叫新華字模廠。吳先生提出來，這個廠子有污染，應該搬到郊區(qū)去。這樣的搬遷要花多少錢呢?一千二百萬。我記得很清楚。所以就計劃撥給三聯(lián)書店一千二百萬，由三聯(lián)付給這個廠，讓它搬到四環(huán)之外的某個地方，蓋個新廠。但是職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動�，F(xiàn)在的三聯(lián)書店和隆福醫(yī)院之間的宿舍樓，就是這個廠子的職工宿舍，還在那里。

　　這樣就把這塊地給盤下來了。這個廠子的老房子一給三聯(lián)書店，立刻就有韓國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來談，要用四千萬買下來。他們看中了這個好地段�？墒俏覜]有賣出去的興趣，也不敢賣。以后還是這位吳先生，又去找國家計委。鄒家華的一位秘書姓劉，我們見了面，又見了國家計委的有關司局級的領導，他們都表示很支持我們的事情。劉秘書也再三美言，說這也是家華同志的事情。但是據(jù)說鄒家華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時也因為我們這種項目太小，錢數(shù)不夠多，不必鄒家華同志來過問。所以，三聯(lián)蓋新樓的事情，最后是由新聞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見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來的到底是幾千萬，我就不知道了。蓋成這座樓，我想至少五千萬吧。

　　所以，對這座樓的蓋成，我沒有怎么出力，無非是打打邊鼓罷了。出力的主要是吳江江先生。我還很少碰到肯對下屬單位這么出力的政府官員。所以當我聽到有消息說吳先生要從新聞出版總署調出來的時候，我希望領導上首先考慮把他調到三聯(lián)書店來�？墒沁@個愿望沒有實現(xiàn)。他到了對外貿易出版公司，當然工作成績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吳先生比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貿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紹點選題，我也沒有這個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這攤子工作，我已經(jīng)退休了。忽然有一天，臺北的郝明義先生找我，說有個叫朱德庸先生畫的漫畫書要在大陸出，有好幾個出版社在搶這個選題，讓我?guī)退�選定一家。我就幫他選了現(xiàn)代出版社。這個事就這么定了，書也在現(xiàn)代出了，一直出到現(xiàn)在。

　　最近有一個巨大的行動，你聽說了嗎?哎呀!為這個行動，我簡直要請你吃飯哪!這位吳先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請了于友先等等幾位領導，組織了一個會議，說是喝水不忘挖井人�，F(xiàn)代出版社因為出版朱德庸的書賺了幾百萬，要獎給沈昌文十萬塊錢，而且要我捧著這十萬塊錢照個相。我終于知道了這么多錢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到了1992年，我記得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得到一個消息，說是董秀玉要從香港回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聯(lián)合出版集團的人事部門決定要她回來。老董要回來，我是力爭她回到三聯(lián)來。為了這個結果，我還跟新聞出版總署努力促進，要求讓我早一點退居二線。所以，在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就退居二線了，只管《讀書》雜志，不再管三聯(lián)別的事情。所以三聯(lián)這個大樓蓋好以后，我差不多就該退休了。董秀玉接我的班。所以我沒有在新樓里辦過一天公。不僅如此，還有一點，我始終是把握住的，就是董秀玉在香港工作的時候，名義上還是這里的副總編輯。所以她一直掛著三聯(lián)書店的副總編輯和《讀書》雜志的副主編。

　　我退居二線后，就專心致志地編《讀書》。我很有興趣編這份雜志。哪知道，到了1995年年底的時候，透露了一個風聲，說是上邊有文件，要取消“退居二線”這種做法。據(jù)說這是中央組織部的一個決定。當時新聞出版總署在落實這個決定，只要不在領導崗位了，就只能全退，不再有什么“二線”的位置。也給我打了招呼，但是沒有說什么時候實現(xiàn)。后來出現(xiàn)了一個很有戲劇性的情節(jié)。就是在1996年的1月1號早上九點鐘，三聯(lián)書店的一個人事干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你已經(jīng)在昨天下午五點鐘退休了”。這樣，我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

　　交出去之后，董秀玉就跟我商量，怎么辦?《讀書》交給誰?她主張交給汪暉。我贊成。雖然我不了解學術界，但是我知道，汪暉那時的文章寫得很清通。如果是像后來那樣，我當時也可能會有些遲疑。但是當時完全沒有，而是很贊成。

　　雖然是交出去了，但是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在這方面是閑不住的，而且是“賊心不死”，總想著做點事兒。沒有多久，我就開始考慮《萬象》了。這個事情是怎么想到的呢?編《讀書》的時候，我特別注重群眾來信來稿，要求自己多看、早看。我著急到什么程度呢?信件剛從郵局送到收發(fā)室，文書還沒有來得及登記，我就要看。我每天最高興的就是把讀者來的信件抱回去看，看完了再讓他們去登記和處理。

　　為什么喜歡看讀者來信呢?這又要提到辦《讀書》的時候老先生們教我的一點，尤其是陳原這樣教我，就是講究“言外之意”。我是比較贊成并且學習了講“言外之意”。也可以說，這是《讀書》的一個特點。可是，有一度我也自問: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嗎?后來我就領教了，這讀者真是厲害!特別是那些沒有名聲的、遠在一個偏僻小城市的、某縣城一所中學里的老師，他們有見解，寫信沒有顧忌，一針見血，說到要害處。你的話后邊的意思，他們一眼就看穿了�？此麄兊膩硇牛�那真是舒服，應了文學家的話:“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知音哪!哎呀，看得我高興死了。你說，要是你寫文章，總是含了言外之意，可是又沒有人能看得出來，那多讓人喪氣呀!

　　除了來信，還有大量來稿，有些很不錯，多數(shù)都用不了�！蹲x書》是不講情的，而且篇幅也有限。對這些來稿，我老是覺得，對這樣的來稿，要給它們找個出路。于是，我就利用我的職務方便，把這類來稿給好多人看。我希望能找到一個地方，把這些文章用起來。先找的是《北京日報》的一個編輯，現(xiàn)在他是該報的廣告部主任了，很有能耐的一個人。我給他看了很多這樣的文章，他也很有興趣。后來大概廣告這項事業(yè)的發(fā)展前景更能吸引他，一當了廣告部主任，就不想干這件事兒了。后來我就找了陸灝。

　　找陸灝之前，我跟柯靈、陳子善都談過想辦《萬象》的事兒，他們都非常鼓勵我。另外，陳原和李歐梵也很贊成我的想法。于是，就在1998年搞起來了《萬象》�！度f象》剛開始時沒有刊號，后來在遼寧拿到了刊號。其中有個很特別的原因，就是現(xiàn)在《萬象》的一個顧問，叫王充閭，他是當年中共遼寧省委的宣傳部長，愛寫散文，我們談得來。我跟他見面，一起說話，他一看見外面刮風，口中就出來七個字;看見雪，就會端起酒杯，又有五個字。我水平?jīng)]他高，只知道他說出的大概是唐詩宋詞，但是不知道是誰寫的。我沒有這個學養(yǎng)呀!他有，喜歡文化，憑他的位置，批個刊號不算難。于是《萬象》就有了刊號。后來又在上海《文匯報》旁邊租了一所房子，由陸灝先生帶幾個人，下了班就去編。有錄入的，有畫插圖的，有文字編輯，還有校對，等等。所謂下班，就是早上八點半，他們下夜班。編到中午，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他們干得很好。

　　對《萬象》，我一點也不干預，也不掛任何名義，全是陸灝在負責。當然，如果是我去做，不會和他做的辦法一樣。但是我還是認為他做得很好。他是最不喜歡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了。他喜歡比較純凈的文化。

　　《讀書》我是交出去了，可是圍繞著《讀書》的跟我有關的事情沒有完。大概是從1996年的年初開始吧，海外報紙就不斷有文章，說因為《讀書》如何如何犯忌，當局就如何如何逼著沈昌文退休。這樣的文章好多人都能看到。據(jù)我聽說，就使得新聞出版總署當成了一個事兒，而且做了調查。調查的結果嘛，認為這是沈昌文挑動起來的。什么根據(jù)呢?大概是說《讀書》雜志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內容，海外報紙發(fā)表文章時，國內一般人還看不到。因此可以認為是沈昌文涉嫌透露的。這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僅在三聯(lián)內部議論紛紛，外邊的人也知道了這事兒。李銳就接到了某人寫的信，說沈昌文自居為改革派，實際上他當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實在是無恥，等等。

　　這個事情，實際上當然是誤會了。因為當時的新當家人一時不大了解《讀書》的刊期問題。我們是每月10號以前必須送到郵局去的，不然人家是要罰款的。至于內部的樣本，除了主管的人以外，送的反而比較晚。也就是說，外邊的報道如果早于某領導看到當期《讀書》的樣本，應該是很正常的。比如，《聯(lián)合報》的報道，我記得是14號，某領導看到樣本如果是15號、16號，本來正常�？墒撬�如果不大了解刊期的具體情況，就容易想到八成是內線捅出去的。他不知道10號當天西單報刊亭就有賣這期《讀書》的了，書店也在賣了。當然，對這事情我沒有必要去做什么解釋。就這么過去了。

　　1996年這一年的下半年，我到美國住了半年。在那里，我也不會安分守己的，天天跑圖書館，非常勤奮。美國的公共閱覽實在是普及呀!在美國的圖書館，借閱圖書和復印資料簡直是方便極了。在紐約市圖書館，我一次可以借十五本書。復印費用是五美分一張，很便宜，我復印了好多資料回來。比如后來已經(jīng)出版的《歐洲風化史》等等。還有大量的俄文書，那里的俄文新書特別多，很多在我們國內倒是看不到。

　　我看英文書不太順暢，看俄文書非常過癮，還做了好多筆記。回來以后，跟遼寧教育出版社談得來，就放到他們那里出了。

　　當時他們找我，主要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錢多了怎么辦”?要我說，很簡單，錢多了嘛，你就發(fā)展文化事業(yè)。用我的語言來講，就是做長期投資。我一直是這個觀點。有人說，搞出版社嘛，要講經(jīng)濟效益，還要講文化。我是不講文化的，我全講經(jīng)濟效益，無非是短期投資或者長期投資。文化需要長期投資。你要想有一個品牌，一個文化的形象，短期內是不現(xiàn)實的，所以就需要長期投資。暢銷書需要做，要有專人來做，但是更需要做常銷書，品牌和文化形象是從常銷書里邊出來的。所以我一向主張，編輯部里要設兩個攤子。

　　做書嘛，就要跟作者打交道，跟文化人打交道。有的交道好打，有的不好打。有的開始覺得好打，后來感覺就變了。比如，董秀玉管著作出版，要跟作家打交道，許多都處得很好。但是到我手上，就也有聯(lián)系得不大痛快的。在三聯(lián)當家，很難。這是我的體會。

　　我還有一個在三聯(lián)工作的很深的體會。我很想找人傾訴，可是又很難說。從主持三聯(lián)工作以后，我就開始關心臺北的事情。政治上，我不懂。經(jīng)濟上也不懂�？墒窃诔霭嫔希�臺北是走在了我們前邊。每一步都走在了我們前邊。這一點，事實擺在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簡單，不是臺北人比我們聰明，而是他們的現(xiàn)代化走在了我們前邊。這就應了李慎之說的那句話了:現(xiàn)代化的過程都差不多。而臺北跟我們的情況尤其相像。孔孟之道，差不多;傳統(tǒng)觀念，差不多;風俗習慣，差不多。所以，他們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以后，反映在出版領域，搞什么選題，出什么書，一般來講，他們要比我們這邊早走個三五年。

　　從我到三聯(lián)以后，一直到現(xiàn)在，我非常留心他們這方面的動態(tài)。臺北的報紙雜志我沒有斷過。我跟臺北的同行有個約定，就是把他們辦公室里看過的舊報紙寄過來給我看，這又不花多少錢，他們也費不了多少事。我確實是從中受益。我之所以還能不斷有點新想法，之所以知道并引進朱德庸啊、蔡志忠啊、幾米啊等等，就是從這些報紙上看來的。從選題到具體操作，你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受到很多啟發(fā)。

　　比如說，我最近發(fā)現(xiàn)了一本書，在臺灣很暢銷，叫《一個人》。這本書主要講人要單獨，要孤獨，要什么什么，反正不組織家庭。一個人，干什么都方便。男女之事可以靠“一夜情”來解決。我當然不贊成這樣的生活方式，可是現(xiàn)在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發(fā)展，很偏頗，甚至很畸形，事實上是很多年輕人的想法。所以才暢銷。做出版，就要有對社會變化發(fā)展趨向的敏感。這是我從臺灣出版物中受到的啟發(fā)。

　　你只要講實事求是，它就能有啟發(fā)。不只啟發(fā)我一個人，也啟發(fā)了很多人。我最早引進蔡志忠的漫畫書，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他們來信說，自己對中國古典書籍和思想的了解，不是從典籍里知道的，而是從蔡志忠那里知道的。例如過去從來不知道天下有《菜根譚》這本書，看了蔡志忠，才知道有這本書。引進蔡志忠的書，是我主持三聯(lián)書店時期很得意的一個事兒，一直到現(xiàn)在，想起來還是高興。我們這里，有意無意地不愿意談這個事情。實際上，從事出版行業(yè)的人會注意這個事情。

　　我在任期中很遺憾的一個事情，是沒有來得及把金庸的書實際引進來，只是同金先生口頭談了一下。

　　本節(jié)口述時間：2004年6月20日

　　原載《隨筆》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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