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康有為因為出生在廣東省南�？h（現(xiàn)在的佛山市南海區(qū)），而被叫做“康南�！保�110年前發(fā)生的戊戌變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時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生的歷史人物張蔭桓就沒有幸運，他因為參與那場功敗垂成的變法幾乎掉了腦袋，僥幸多活了兩年，到1900年還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殺了，《清史稿》雖然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傳，但對于他的惹禍上身、慘死結(jié)局都缺乏詳實交代。

　　張蔭桓不是科舉正途出身，他的從政生涯是從捐了候補知縣開始的，因為能干，受到地方大員的賞識，步步高升，進(jìn)了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四年多，成為駐外使節(jié)中的佼佼者，回國后，任戶部左侍郎6年，翁同龢對他十分倚重，在日記里稱許他“此人才調(diào)，究勝于吾”、“真絕才也”。

　　戊戌變法時設(shè)立礦務(wù)鐵路總局，他與王文韶受命主持。沒多久，政變發(fā)生，康、梁亡命，他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后被捕。獄中，他向獄卒打聽“能不能留下一兩人？”獄卒說留兩人，他問是誰，回答是楊深秀、康廣仁。行刑那天，他果然聽到套車六輛，自知難以幸免，只有靜坐等死，結(jié)果，8人中留下了他和徐致靖，徐永遠(yuǎn)監(jiān)禁，他流放新疆。上諭宣布他的罪名只有四個詞：“居心巧詐，行蹤詭秘，趨炎附勢，反復(fù)無�！保�都很空洞，并無實際內(nèi)容，從這十六個字我們實在看不出什么來，難道僅僅因為他和康有為是同鄉(xiāng)？其實，他對維新事業(yè)參與不深，他只是一個比較能干的新官僚罷了。他之所以為慈禧太后不喜歡，原因還是在朝廷內(nèi)部的派系之爭，當(dāng)時所謂的“帝黨”、“后黨”，他本無傾向，但他與翁同龢接近，而被視為“帝黨”。加上他出使多年，沾染了洋氣，吃洋菜，看燈影戲，生活非常奢華，家里收藏大量名畫，光是王石谷的山水就在百幅之上，書齋就叫“百石齋”。他很喜歡錢，維持他的那種生活也需要錢，他先后供職的總理衙門、戶部又都是肥缺，再加上他的侍才傲物、口無遮攔，因此頗受“后黨”的嫉恨，多次遭到彈劾，一度曾被革了職。

　　還有一件事，對他的命運也不是無關(guān)緊要的，1897年，他前往英國祝賀維多利亞女王即位60周年，歸途在巴黎拍賣行買了貴重的紅、綠帽花兩枚、鉆石手鐲兩副，獻(xiàn)給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帽花是綠的更貴，他指名獻(xiàn)給慈禧。但是，他忽略了給一手遮后宮的太監(jiān)總管李蓮英備一份，結(jié)果李使壞，在慈禧面前說正室穿紅，妾只能用綠。西宮出身的慈禧對此極為敏感，惱怒之下就將兩份禮物一律退還。此事雖然發(fā)生在前，但慈禧對他從此有了惡感。

　　當(dāng)戊戌政變后，如果不是英、日兩國駐華使節(jié)出面救他，他也是要送上菜市口的，那就不只是“六君子”了。他辦外交、出使多年，在外國人眼里，就是個外交家。

　　1898年9月25日，他被捕之后，英國公使竇納樂給李鴻章寫了信，覺得分量不夠，又寫信給日本代公使林權(quán)助，希望當(dāng)時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幫助。林權(quán)助在和伊藤商量后，親自去見李鴻章，并以伊藤名義，請李出手救張蔭桓。李一開始不答應(yīng)，林權(quán)助威脅說這可能要引起列強干涉。不得已，李給榮祿寫信，要他到慈禧那里想辦法。李當(dāng)時雖不在位，但影響力仍在，接任他的榮祿對他的話還是很相信，徐致靖也是他通過榮祿保下來的。

　　張蔭桓流放新疆，在直隸境內(nèi)半個月，押解他的兩人叫王慶保、曹景郕，他們一路聊天，兩個有心人，將他所說的逐日記下來，結(jié)果成了一本書《驛舍探幽錄》，其中講到朝廷引用康有為的經(jīng)過、“六君子”被殺的情況，德國亨利親王、日本總理伊藤博文召見他的往事，甚至提到：“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萬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內(nèi)，皆用紅頭繩束之。”兩年后發(fā)生八國聯(lián)軍之亂，他在新疆被殺，和他的這些言辭恐怕也不會沒有關(guān)系。流放途中，他做了很多詩，不知道為什么起名《荷戈集》。他對自己的處境倒還坦然，只是懷念流散的名畫，其中有這樣一首詩：

　　無限艱危一紙書，二千里外話京居。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wǎng)何曾竟漏魚。百石齋隨黃石散，兩家春作綠楊虛。灞橋不為尋詩去，每憶高情淚引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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