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的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再次出山。這一次，他有了一個新的頭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該中心擁有超級陣容，其目標也十分宏大：著眼于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zhàn)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研究，并試圖直接影響高層的決策。

　　人人都承認，中國需要更多智庫，需要具有更高水準的智庫。因為，中國目前的發(fā)展已經到了相當關鍵的轉折點上，面臨諸多內外挑戰(zhàn)。僅從內部來看，過去若干年，中國經濟實現(xiàn)了高速增長，但目前的增長速度急劇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現(xiàn)象，還是長期的結構性現(xiàn)象？高速增長期是否已經結束？未來的增長態(tài)勢是什么？同時，高速增長也一直伴隨著結構失衡的日趨嚴重，比如，城鄉(xiāng)差距、貧富差距、地區(qū)差距逐年擴大。這些失衡對長期經濟增長、對社會穩(wěn)定將產生何種影響？如何解決？

　　當然，在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領域，中國面臨著甚至更為巨大而復雜的挑戰(zhàn)：政府管制與社會自治將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滿足民眾對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將如何推進？中國文化將如何在傳統(tǒng)在西方之間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說，中國迄今仍然沒有完成李鴻章一百年前所稱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需要的轉型。而要順暢地完成這種轉型，既需要民眾的勇氣，領導人的智慧，但也需要足夠的理性。惟有綜合這三者，中國這個共同體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斷，制定出合理的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彎路，建立優(yōu)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庫的價值正在于它們能夠給社會的理性之發(fā)揮作用，提供渠道。它們可以為公共問題之解決，提供理性的解決方案。

　　然而，眾所周知，當代中國，一點也不缺少研究機構。首先，中國有世界上很少見的國家性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社科院、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他們之設立就是為了服務決策。其次，中國有數(shù)量龐大的大學。上述兩類機構盡管承擔著純粹學術研究任務，但有大量學者專門以承接公共問題研究的項目為業(yè)。第三，中國的各個政府部門都有屬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機構，和屬于事業(yè)單位的專業(yè)研究院所。第四，中國也有世界第一的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有人統(tǒng)計說，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2000個，數(shù)量已經超過智庫發(fā)展最發(fā)達的美國。

　　但是，不論是公眾，還是政府決策機構，還是學術界、輿論，乃至于智庫局內人，對于目前中國專以公共問題之實際研究為指向的智庫的狀況，不很滿意，甚至是很不滿意。研究經濟問題的大多數(shù)智庫去年的預言成為笑料，而政府作出的很多決策、包括立法，也明顯讓人感到，政府沒有充分地理解社會的狀況，其方案也十分粗糙，甚至常有明顯疏漏與自相矛盾之處。

　　問題出在哪兒？很多人抱怨智庫缺乏資金。這種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來說，也許還有點道理。但今天，相對其他社會群體，從而學術與政策研究的群體的收入已居于社會上游。因此，今日中國智庫水準低下，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智庫的結構存在致命缺陷。

　　這種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與美國加以對比。在美國，以及在任何其他國家，智庫的絕大多數(shù)是民間的，政府創(chuàng)建、經營的智庫極少。中國卻恰恰相反，大多數(shù)研究機構直屬政府，即便屬于事業(yè)單位，也因為事業(yè)單位的高度行政化，與政府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比如，起經費的部分、甚至相當部分由政府劃撥。除此之外的民間智庫非常少。由于制度環(huán)境約束，它們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強生存下來，政府也對它們冷眼相待，不甚關注它們的意見。實際上，民間智庫的生存環(huán)境越來越惡劣。相對于九十年代，最近若干年以來，民間治智庫處于萎縮狀態(tài)。

　　這樣的智庫結構必然損害智庫功能之正常發(fā)揮。按照嚴格的定義，官辦智庫本來就不是智庫，智庫之興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擴展的結果。智庫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間政策研究機構。智庫就是為了彌補政府關門決策的缺陷，突破政府官員的理念與知識局限，凝聚政府官員之外的全社會各路精英的智慧，將其融入公共政策與立法中。這樣的智庫就成為官民理性互動的渠道。如果研究機構仰政府之鼻息，惟領導之意圖是從，那根本就迷失了本性。研究機構揣摩上意，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里獲得理性，那些裝模作樣的智力產品也就無助于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動中國社會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庫提升其水準。但光是辦一些高規(guī)格的智庫，是無濟于事的。重要的是變革社團與研究機構管制制度，讓民間智庫有正常發(fā)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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