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陳序經，自然就聯(lián)想到 “全盤西化論” 。當年這位提倡“文化學”的健將在文化論戰(zhàn)時“非常之認真，凡他認為稍與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馬馬虎虎收為同志”，即使胡適等人明確認同他的主張，他終覺得他們“還不夠徹底”（張佛泉語）。不過，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寬泛的淵博學者，陳序經在教育學、社會學、歷史學諸多領域均卓有建樹，并非僅以“偏激主張”留名后世。

　　1903年陳序經出生于海南文昌一個華僑之家，少年時曾隨其父兩度僑居新加坡。文昌縣亦是前不久去世的宋美齡的故里，這里還涌現(xiàn)出張云逸等一批中共高級將領。據(jù)當?shù)厝酥v，文昌屬沙土地質，農產品甚少，人們大多外出謀生，主要流向南洋一帶。陳序經的父親經商致富，供子讀書，叮囑其“學成一不參政，二不經商，以學報國”。因而陳序經復旦大學畢業(yè)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又到德國深造后，即返國從事高等教育，先后在嶺南、南開、西南聯(lián)大、中山、暨南等大學任教。他曾出任嶺南大學和暨南大學的校長，而以任職南開大學時間最久，先后擔任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教務長和副校長等職。

　　陳序經一生勤奮治學，常以“刻苦耐勞”四字自勵勵人，即使承擔繁劇的校務管理，也始終不廢治學著述。據(jù)其子女憶述：他習慣凌晨四時起身寫作，待天光大亮，便夾起公文包上班，許多著作就是這樣夙興夜寐而完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陸續(xù)出版《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國文化史略》、《南洋與中國》、《暹羅與中國》、《越南問題》、《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鄉(xiāng)村建設評議》、《文化學概觀》、《社會學的起源》、《蛋民的研究》及《大學教育論文集》等10余部專著，并發(fā)表大量論文。五十年代以后，他專心于東南亞古史和民族史研究，先后撰成《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計110萬字和《匈奴史稿》約90余萬字，以及補記西雙版納歷史的《泐史漫筆》等書稿。陳序經治學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既能在書房做靜態(tài)文本研討，又能進行“田野工作”的動態(tài)實地考察，他曾深入河北定縣、廣東順德及南洋各地作社會調查，采集實地素材，充實研究內涵；
二是始終關注社會貧弱群體的命運和問題，從他1925年發(fā)表《貧窮之研究》一文到1957年在《人民日報》撰文呼吁《華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別加以照顧》，以及對世居水上的“蛋民”若干史事的訂誤、對東南亞華僑苦境的關愛，無不說明此點。陳序經秉承庭訓，矢志教育和學術，對來自官方的“垂愛”淡然處之。在西南聯(lián)大，教育當局要求院長以上人員均加入國民黨，擔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明確表態(tài)：寧可不做院長，也不加入國民黨。1945年他自美國講學歸來，返抵重慶，行政院長宋子文鑒于他對暹羅素有研究，當面提出請他擔任駐泰國大使，陳序經以“不改行”為由，笑而卻之。

　　晚年陳序經曾不無自豪地追憶，是他引發(fā)了三、四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三次論爭：中西文化論爭、鄉(xiāng)村建設問題論爭和關于大學發(fā)展規(guī)劃的論爭。縱使該說法多少有些夸張，卻也反映了他介入這些思想“前沿”的深度。應當說，陳序經身上有著古人所謂“眾人諾諾，一士諤諤”的敢言的風骨。1932年，初涉學界的青年陳序經面對國民黨元老、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和自己所在的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等廣東教育界人士欲裁撤文科、向職業(yè)教育傾斜的強勢局面，大膽提出反對意見，申述大學人文學科的不可替代性，無所畏懼地遏止“教育專家們的偏頗”。1947年，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提出一個發(fā)展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其主旨是由政府重點資助5所國立大學使之盡快躋身一流行列。該提議得到蔣介石、張群和朱家驊等權要的首肯。陳序經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接連撰文與胡適公開辯難：“若說胡先生這個計劃，曾得了蔣主席、張院長以至朱部長的贊同，而遂可以謂為公論，這也是一個錯誤”，他們的態(tài)度“只能說是政府的言論，而非社會的公論。”他進而指出：“專仰政府的鼻息，以講求學術獨立，從學術的立場來看，是一件致命傷的事情”。陳序經的這一觀念，到了1957年“鳴放”時仍有顯現(xiàn)：他于6月間在《南方日報》發(fā)表《我的幾點意見》，批評當時學校生活政治化現(xiàn)象，堅持認為“學術并不等于政治”，不可將“搞政治運動的經驗，硬套到高等學校上去”。他主張學校應按教育規(guī)范進行管理。陳序經固守他的教育理念，敢于直言，卻能避免稍后那場“災難”，不能不說尚屬幸運。

　　當然，隨著時代變化，晚年陳序經在一些方面也有所更張。即如其早年持之甚堅的“全盤西化論”也出現(xiàn)了“松動”跡象。五十年代初，一位同事曾熱心相勸：何不用馬列主義觀點檢視一下全盤西化論？其后，陳序經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成《思想批判》一文，追述道：“當時我淡然置之，一笑了事。我心里暗想，我對于這個問題久已不談，他何以舊事重提？……我以為全盤西化的內容，知道最多的是我自己，他人未必那么深刻去了解我的主張�！笨梢娔菚r他還未放棄這一主張。六十年代初，香港《大公報》副主編到廣州組稿，與陳序經等人在梁宗岱宅聚談，席間友人笑問陳序經：校長還想全盤西化嗎？陳回答：“當時提倡全盤西化很片面，不切實際的，外國好的東西只有結合我國實情才能為我所用。”人們或許懷疑此乃外部環(huán)境使然。不過，陳序經“晚年變法”，致力于東南亞古史和匈奴史的研究，已明確認識到：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與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底色相關聯(lián)，文化的吸納原本包含自主或非自主意識的篩選過程。從而使他逐漸放棄了“文化不可分”觀點，而這恰是“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所在。思想從來就是特定環(huán)境和時間的產物，時移勢易，發(fā)生某些變異，不足為奇。

　　作為出色的大學管理者，陳序經贏得世人的尊重和贊譽。1948年，他受命代理嶺南大學校長，由于他的積極奔走和努力，在那個特殊時期，為學校邀聘到陳寅恪、姜立夫、吳大業(yè)、陶葆楷、司徒展等一批一流學者和專家，嗣后“院系調整”，嶺南并入中山大學，這些學者隨即成為中大各學科的帶頭人。陳序經是新中國首批一級教授，1956年就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當時擔任廣東黨政主要負責人的陶鑄赴京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問道：“廣東有位最善于團結高級知識分子、能聘到一級教授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誰嗎？”陶鑄一時語塞，總理叮囑說：“你要向陳序經請教，向他學習一點知人善任的好作風。”此后，陶鑄與陳序經結為莫逆之交，1962年底，陶鑄卸去兼任的暨南大學校長一職，請陳序經繼任。在一年半的任期里，陳序經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提高教學和學術水平，二是建設校園。他認為治學和管理都要有“優(yōu)容雅量”，曾經親自登門慰問暨大每一位教授，同時，對來校探訪的僑生家長也親自接待，關懷備至。他平易近人，從不擺校長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車遠道來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員，必定招呼上車，以至校長的專用車被稱作“小巴士”�！拔桓咦u隆”之后，仍能保持平民心態(tài)，不失書生本色，陳序經委實做到了這一點，誠屬可貴。

　　陳序經一生似乎注定要在穗、津兩地循環(huán)。1934年他應聘來南開，是懷著歡愉的心情：向往北方的人文環(huán)境，親近《獨立評論》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而1964年的奉命調往南開，雖是回歸舊地，卻顯得十分勉強和無奈，盡管被委以副校長，然“山雨欲來風滿樓”，已難有作為�！拔母铩遍_始后，陳序經無可避免地受到迫害，1967年2月因心臟病突發(fā)猝然去世，時年64歲。在他的百年冥誕之際，津、穗兩地舉辦活動，追念這位杰出而又平實的學者。陳序經勤奮治學，貼近現(xiàn)實問題，具有獨立的學術品格和勇于直言的風骨，有的研究者視其為“文化自由主義者”。.然而與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不以“精英”自居，始終抱持平民情懷，表現(xiàn)出一種難得的品質，而這恰是當今許多知識分子正在缺失的應有的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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