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黃有光并不信神，對他來說，也許唯一的上帝是快樂。對快樂的終極推崇，拉近了經濟學與普通人的距離，使經濟學回歸到本真狀態(tài)。在“快樂經濟學”看來，國人的儲蓄偏愛是理性而可愛的，消費行為是順其自然的，而人類制度設計的終極目標也是保障人的快樂。中國經營報記者徐瑾在上海專訪了知名華裔經濟學家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講座教授黃有光。

　　* 　　快樂是唯一具有終極價值的。關于具體措施，我比較確定的是加強對環(huán)保的要求，強調越早越好。我認為中國短期會受經濟危機影響，中期還會保持繼續(xù)增長的勢頭，至少還會再持續(xù)二十年的時間。

　　消費不需要鼓勵

　　問：你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不快樂的東亞》，影響很大，里面引用一篇1998年的文獻說中國人的快樂指數(shù)低，但近些年的一些指標顯示，我國的快樂指數(shù)雖比國際平均低，但比東亞的國家要高。從現(xiàn)實來考察，好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快樂指數(shù)上升了，人們的生活滿意程度卻降低了。

　　黃有光：這同人們的預期以及主觀標準有關。改革開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達到了更高的快樂，就有了一個更高的參照系。然而快樂的增長并不像經濟發(fā)展，可以成倍增加。各國研究都顯示，小康之后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并不能明顯地提高快樂指數(shù)。中國改革開放首先是讓非小康地區(qū)的生活水平達到小康，這一質的進步是相當重要的，但是進一步增加收入、消費對快樂卻沒有顯著效果。

　　為什么呢？首先，大家的收入普遍都提高了，而幸福感在相當程度上是基于比較的；
其次，在低收入時，收入每增長一些都會帶來快樂，然而人們都有消費上的適應性，即適應了高消費，高消費就不會再帶來更多快樂了。

　　問：這樣的現(xiàn)象也就是荊輪效應（增加消費容易，減少消費難）�，F(xiàn)在中國政府在推動投資，也在鼓勵消費，你過去一直反對鼓勵消費、提倡人民幣升值的觀點是否會有所改變？

　　黃有光：我認為對中國經濟現(xiàn)在應該避免過度悲觀以及過度管制，雖然現(xiàn)在人民幣出現(xiàn)小幅度貶值，但這是為了避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目前人民幣的升值可以緩一緩，維持總需求不下降即可。中國需要增加財政支出，比如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刺激經濟政策。從長遠來講，消費不需要鼓勵，現(xiàn)在之所以儲蓄率很高，是因為民眾沒有安全感，希望有好的社會保障措施，將購買力轉移到未來。因此，現(xiàn)階段如果可以確保總需求不下降的話，就不需要鼓勵消費。

　　問：說到底，中國老百姓消費水平不高其實是沒錢消費，消費不行，過度投資也面臨瓶頸，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一直堅持東亞過度依賴投資的模式不可持續(xù)，如今擴大投資是否會對經濟長期調整帶來隱患？

　　黃有光：是的，我國近一二十年來消費不高儲蓄較高有其內在原因；
首先來自人口結構和勞動比率，16歲～65歲的人在二十年間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國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儲蓄率可以在將來人口迎來老齡化的時候，社會有足夠的儲蓄供老人、孩子消費。因此現(xiàn)在的民眾增加儲蓄，還是理性的。傳承的看，這是有歷史淵源的，要多生產，又不能馬上用來消費，就只能用來投資。我認為現(xiàn)階段投資增加對經濟是有好處的，目前投資最高的時候已經占到GDP60%，但是投資不可能無限的增長。投資必須能增加將來的生產能力，這個投資才是有效的，盲目的投資是無用的。

　　雖然高投資不能夠無限持續(xù)，但將來消費很可能上升。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人們對未來的憂慮會降低，自然就會去消費。很多人批評中國高投資的增長模式，但其實高投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高投資里的無效率或是沒有照顧到環(huán)保等其他需求。

　　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

　　問：你強調快樂的意義，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如何實現(xiàn)快樂這個目標？

　　黃有光: 任何公共政策都應該以快樂為終極目標，具體的原則可以是法制、自由、人權，這樣范圍就比較廣，超越了經濟學的研究范疇。至于短期內怎樣推動這些實現(xiàn)，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比如楊小凱就認為一定要推動，而我對這些沒有過多研究，但我能夠肯定的是，快樂是唯一具有終極價值的。關于具體措施，我比較確定的是加強對環(huán)保的要求，強調越早越好，但同時還要考慮經濟水平，很窮的時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來進行環(huán)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經濟水平，都應該講環(huán)保，只是你具體做的程度不同，因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邊際利益為零時才會停止。同時，環(huán)保不能單靠市場調節(jié)，還需要政府調節(jié)，應盡量使用經濟手段，比較好的方法是政府按照污染程度征稅，限制排污。

　　問：金融危機讓世界從增長巔峰滑落，那么從快樂經濟學怎么看金融危機？

　　黃有光：金融危機主要是美國造成的，貨幣發(fā)行過多，次貸泛濫等等。短期來說，為了那些人快樂，有一定正的作用，但也有后果。美國政府長期赤字，對于一個小的國家問題不大，但美國占整個世界經濟的近三分之一，這么高的赤字對整個世界就是很大的不平衡，美國的對外貿易也是赤字，同時大部分消費者消費過多，這些情況和我國情況相反，加上多年來缺乏監(jiān)管，金融機構的人為所欲為，利用職權占有利益，違背消費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小共產主義——就是小中央計劃，一家公司里面是沒有市場機制的，而由行政命令來做的。

　　但我認為危機不會演變成為1929年的全球大蕭條，即使有大問題也是在美國，現(xiàn)在歐洲等經濟體出現(xiàn)衰退，這是相當正常的現(xiàn)象。金融危機會使大家整個快樂程度降低，但保證總需求不減少就可以避免這種沖擊，傳統(tǒng)的貨幣學派的看法認為金融危機不可怕，長期會自動修復，貨幣供給總需求只能影響價格不能影響產量，危機并不可怕。這個理論的分析基于廠商都是完全競爭的，面對的需求線是水平的，我要買多少都可以，我會生產到邊際成本相交的點，事實上廠商不是完全競爭的，同樣的價格能多賣就多賣，需求線是向下的，降價才賣的出。金融危機很可能影響產量造成失業(yè)，總需求下跌，失業(yè)增加，凱恩斯就強調擴張總需求。所以，現(xiàn)在必須采用凱恩斯的方法，保證總需求不跌下來。

　　經濟增長不是唯一

　　問：你以前一直強調中國經濟會繼續(xù)增長多年，現(xiàn)在遭遇金融危機，你還有信心嗎？中國下一步經濟轉型重點應該放在什么領域？

　　黃有光：我認為中國短期會受經濟危機影響，中期還會保持繼續(xù)增長的勢頭，至少還會再持續(xù)二十年的時間，美國有的問題，中國沒有。

　　長期來說，中國增長的動力有幾點；
第一，市場經濟的應用、優(yōu)化生產積極性發(fā)揮到最大；
第二，后發(fā)優(yōu)勢，可以趕超，制度的原因，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并不是個奇跡；
第三，中國人民的努力工作，高儲蓄、高投資。這三點中后發(fā)優(yōu)勢會逐漸減少，我們現(xiàn)在的經濟水平人均來說還差很多，還有很大的制度轉型空間。

　　長期來看，經濟增長速度是會逐漸減慢，但這不是問題，關鍵是其他社會問題的解決，如果其他問題都沒有了，高速增長過后就算經濟不增長能夠維持就可以增加快樂，小康過后高消費不能夠增加快樂，為什么還要增長呢？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這些問題都可以在之后二十年趁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消除，而且必須在一二十年內解決清，這樣將來要減速的時候才不會有問題。

　　問：你談到后發(fā)優(yōu)勢，讓我想到提出后發(fā)劣勢的楊小凱。他也是您多年的好朋友，怎么來評價當年他與林毅夫的理論之爭呢？

　　黃有光: 楊小凱同林毅夫的爭論確實有一定的影響：比較優(yōu)勢還是注重長期的分工等因素之間的爭論以及先發(fā)優(yōu)勢和后發(fā)劣勢的爭論。林毅夫看重比較優(yōu)勢，認為應利用勞工生產減輕大量失業(yè)，楊小凱則認為，不能只看現(xiàn)在的、非技術工人的生產，還要看將來的比較優(yōu)勢。至于先發(fā)優(yōu)勢還是后發(fā)優(yōu)勢，都能一定程度地促進經濟，后發(fā)優(yōu)勢就是學習已有的高技術，成本低，追趕速度快，我國經濟幾十年來的高增長也印證了這一點。但是，正如楊小凱的憂慮，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現(xiàn)在的增長模式也出現(xiàn)了問題，如過度依賴投資等，但這并非模式本身不好，只是里面有不合理的成分。

　　問：鄒至莊教授曾表示楊小凱的個人經歷使他對中國的經濟過于悲觀，也有人認為楊小凱晚期為了公共事務而犧牲很多。

　　黃有光: 我也認為他個人的經歷使得他非常反對政府主導經濟，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不應該返回計劃經濟，但他的反對有點偏激，有些地方比如環(huán)保是需要政府管制的，但是楊小凱就一概反對。楊小凱一生坎坷，死之后才在國內得到很多認可，他的最后三年被查出肺癌晚期，其實非常痛苦。我向來支持安樂死，這是一個倫理問題，需要適當?shù)姆纻洌�不能濫用，但怕死是人的本能，我有些自責當時沒有向他提議安樂死。

　　楊小凱的貢獻主要是超邊際經濟學，用現(xiàn)代的數(shù)理經濟學方法來分析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找回不應被主流遺忘的傳統(tǒng)理論，楊小凱強調了其重要性并得出很多新的結論。這也是他一生主要研究的領域，然而被公眾記住的卻是后發(fā)劣勢等觀點，這主要是由于前者是純理論不易被多數(shù)人理解。但是，我認為楊小凱一生用在學術的時間絕對超過公共事務，他大概90%的時間都是用在學術上。

　　問：作為著名華裔經濟學家，你怎么評價其他華裔經濟學家，比如鄒至莊、張五常？

　　黃有光: 鄒至莊的鄒氏檢測是在計量上有很重要的貢獻，提出很早，用的很廣。張五常的研究在改革初期起到很大的作用，早年有相當不錯的學術貢獻，但他第一貢獻就是他的文章，文章寫得好，高產，寫博客興致也很高。我非常欣賞他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寫的支持市場經濟的評論性文章，對改革開放推動意義很大，單從散文的藝術看，文筆就非常好，比我寫得好得多。

　　問：你覺得自己這輩子快樂嗎？我記得你還寫武俠小說，前些年還表示希望為中國學生出本中文經濟學教材。

　　黃有光：我的這前半生做學問是為了好奇、興趣，所以很快樂而非痛苦，過程結果都快樂。我之前寫武俠，后來沒時間就不再寫了，那篇小說（《千古奇情記》）里有一些經濟思想。我現(xiàn)在已經寫好了中文的經濟學的教材，最近出版了，也就是與張定勝合著的《高級微觀經濟學》，大致概括了一般高級微觀經濟學應該包括的理論，此外加入了楊小凱的分工理論，還加了自己的綜觀經濟學理論。所謂綜觀經濟學和傳統(tǒng)的貨幣學派、凱恩斯學派不同，他們的結論是我結論的特殊例子，也還有些介紹行為經濟學，但章節(jié)并不多。

　　黃有光簡介

　　1942年出生于馬來西亞,畢業(yè)于檳城韓江中學 (1961年)，新加坡南洋大學(1966年)，悉尼大學(經濟學PhD,1971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教授(reader;1974 年～1985年)及講座教授(personalchair;1985年)。于1985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1986年入選 Who’sWhoinEconomics: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MajorEconomists1700年～1986年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2007年榮獲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杰出學者獎。

　　多年來，在經濟學、哲學、生物學、心理學、數(shù)學等學術期刊發(fā)表150多篇審稿論文，興趣與貢獻包括：中國經濟問題,福祉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提倡綜合微觀、宏觀與全面均衡的綜觀分析。

　�。ㄔ�題：制度的終極目標是要人們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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