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母子倆合作的《傾斜的真理》是一部奇書，充滿著反叛的性格。馬古利斯是一位微生物學家，蓋婭假說的原創(chuàng)者之一，多里昂則是馬古利斯和卡爾·薩根的兒子，后者在美國婦孺皆知，是一位著名的宇宙科學家和科普作家。還在多里昂3歲的時候，他們離婚了。對這位父親和前夫，他們似乎都不大恭敬。當出版商約請馬古利斯寫一些關于蓋婭理論的科普文章時，她帶有輕蔑意味地說：“去找我的前夫吧，他對這個在行�！敝劣诙嗬锇�，則稱他父親關于地外智慧生命的探尋工作是“世俗化時代宗教的替代品”。當然，他的這個看法讓我深以為然。

　　本書的基本格調在科學共同體中是另類的。作者宣稱要以一種宗教的態(tài)度來從事科學研究，但這里所說的宗教不是已經成為俗世活動的宗教，而是指本原意義上的宗教即追問人類面臨的那些最根本最本源的問題：世界是什么？我們是誰？生和死的意義何在？他們愿意從科學的角度回答這些通�？茖W家不太關心的問題�！翱茖W家們習慣于把大的、無法證實的問題留給哲學家和神學家，職業(yè)科學家把自己孤立在細小的學科內，必須特別注意細節(jié)問題，這樣一種立場不僅使科學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莫名其妙的，而且?guī)缀跖懦�了對大問題的關注�！彼麄兲魬�(zhàn)科學對待現實世界的基本態(tài)度。

　　開篇第一章講的既不是共生也不是進化，而是馬古利斯少女時代對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一次簡短的私人拜訪以及由此引伸的一些想法。這不是莫明其妙的花邊新聞。二戰(zhàn)之后，奧本海默受到美國右翼勢力的審查，但馬古利斯關心的卻是奧本海默在聽證會上的一段證詞：“我在這些事情中的判斷就是：當你發(fā)現某件事情在技術上可行的時候，你必須繼續(xù)前進并且付諸實踐。只有在你已經獲得了技術上的成功之后，你再來討論它是什么�！边@段陳述可以說是技術時代的宣言書：“凡是技術上可行，就一定要把它實現出來�！币赃@段故事做為全書的開頭，襯托了對技術時代之科學精神的一種深深地懷疑。

　　接下來的第二章講的是馬古利斯的另一件私人故事，帶有強烈的女權主義色彩。她的私人生活和她所倡導的科學理論一樣多遭人誤解。人們說她是一個女強人，她駁斥說，她并不是一個女強人，她只是為了探索科學而放棄了許多通常的生活，從不看電視，兩次放棄了婚姻。同樣，人們指責她所倡導的蓋婭假說是復活神秘主義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她辯解說，她是一個純粹的真正意義上的生物學家，她的理論更具生物學意義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不必過多的從哲學上去指責。

　　由生物化學家拉夫洛克于60年代首創(chuàng)，后又被微生物學家馬古利斯進一步豐富的地球蓋婭假說，對地球上的生命及其進化提出了與達爾文主義完全不同的看法。達爾文主義關于生存競爭的進化機制被代之以適應和協(xié)作的共生機制；
達爾文主義關于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在于個體或者基因的思想，被代之以生物界的整體進化觀念。

　　與達爾文生存競爭進化論不同的共生進化論，強調協(xié)作和適應機制。生物不是通過競爭，而是通過網絡協(xié)作占領地球的。生命類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并不只是通過殺死其他生命而是要通過適應對方來實現的。在進化的過程中，環(huán)境不只是指物理化學環(huán)境，所有的物種都是其他物種的環(huán)境，因此，適應就不是一個被動的適應過程，而是一個主動的適應過程。生命并不象新達爾文者所說的那樣消極被動的去適應外部的物理化學環(huán)境，相反，生命主動的形成和改造它們的環(huán)境。濕潤的空氣、溫和堿性的海水，決不是機械的物理宇宙所決定的，而是代謝的生物圈生理自控的。生命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環(huán)境。

　　過去的幾十億年里，太陽的總發(fā)光量一直在增加，但地表的平均溫度并沒有跟著增加，而是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按照蓋婭假說，這種穩(wěn)定性正是地表存在生命的一個標志。因為地球生命系統(tǒng)控制著自己的溫度。能不能穩(wěn)定地控制自己的溫度是行星有沒有生命的一個關鍵標志。因此，拉夫洛克確信，沒有必要讓海盜號宇宙飛船去火星上探測那兒究竟有沒有生命。僅從火星上的大氣完全符合化學平衡原則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那里根本沒有生命。

　　蓋婭假說認為，整個地球至少地表系統(tǒng)是一個有生命的、能夠自我調節(jié)的活的系統(tǒng)。包括巖石圈、水圈和大氣圈在內，蓋婭系統(tǒng)整體地發(fā)揮著作用。生命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地質力量，它悄悄地改變著地表的地質結構，特別是，改變了地球大氣的成分和結構。生命的光合作用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轉化成固態(tài)的碳，把一個充滿了二氧化碳的大氣變成一個只含有很少二氧化碳的大氣。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是生物個體，新達爾文主義有過這樣那樣的修正，比如物種、比如甚至基因。蓋婭假說認為，這種進化論把注意力過分放在了動植物身上，而忽視了占據了進化史的絕大部分時間的微生物的進化問題。他們強調，動物和植物只是微生物的工具，幫助微生物得以大規(guī)模的布滿全球。如果我們僅僅把40億年的進化史看成是為了高等生物，如人的出現做準備的，那么我們就不能以一種公平的方式來看待這一歷史。事實上，生命歷史的絕大多數部分是由微生物書寫的。

　　一當我們研究微生物的進化過程，嚴格的物種概念和個體概念就開始變得模糊，達爾文的機制不管用了。馬古利斯的研究發(fā)現，細菌能夠將自己的基因轉到另一種細菌體內。細菌的基因交換是迅速而且可逆的。全世界的細菌有接近單一的基因庫，整個細菌王國有接近的適應機制。極端的基因流動使細菌的種屬概念變得毫無意義。這一發(fā)現奠定了整個共生進化理論的基礎。

　　地球上的生命的主體既不是人類，也不是動物界，也不是植物界，而是微生物界。無論是物種的數量，生存年代的久遠，還是在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地位，細菌都當之無愧的占據著主體的地位。動物不可能沒有植物和微生物而活著，反之不然。如果我們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被人為地破壞，頂多動物界被毀滅，而植物和微生物卻不會消失。特別是微生物，它根本感覺不到生存危機。就是發(fā)生了一場毀滅全球的核大戰(zhàn)，細菌們也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合適的。人類借助技術的力量毀滅的只是自身，卻為微生物界的進化開辟了另外的道路。

　　所以，托馬斯·劉易斯說，地球是一個堅韌的膜，是宇宙中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堅韌的膜。這與蓋婭假說不謀而合。幾個世紀來，人類的傲慢妨礙了它正視地球上的生命，妨礙了它正確理解它與這個世界的聯系。就在綠色運動中，許多人還是要訴諸人在道德上的高貴性，說什么人作為整個物種進化史上的最高級的產物，應該對整個生命系統(tǒng)負責。蓋婭假說似乎宣布了這種高傲是自欺欺人的。

　　地球是一個堅韌的膜，人類倒是這個堅韌的膜中最柔軟的部分。尼采說：“地球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在它上面有一種叫做人的膿瘡�！倍嗌倌陙�，我們拒絕生命的教誨，我們還有救嗎？蓋婭假說是一種新的覺悟，它所重新述說的生命故事為我們重新理解生命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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