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戰(zhàn)略大三角”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70年代初美國緩和同中國關系的主要動機是遏制蘇聯(lián)擴張。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中美蘇“戰(zhàn)略大三角”是美國決定對華政策的主要視角。近來來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蘇聯(lián)因素發(fā)生的變化。
一、對中蘇“一視同仁”（1972—1978年）
70年代初中美關系改善的原動力是雙方在反對蘇聯(lián)擴張威脅方面的共同點。美國改變了60年代視中國為“最危險敵人”的立場。中美《上海公報》中的反霸條款明顯針對蘇聯(lián)。但是，由于臺灣問題這一主要障礙，加上水門事件造成的美國國內(nèi)政治困難，直到1977年卡特入主白宮，中美建交才真正提上日程。而美蘇關系惡化，加強了卡特政府推進對華關系的緊迫感。
中蘇關系 7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國對中蘇關系的估計是，中蘇之間既不可能在近期內(nèi)和解，也不大可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華盛頓決策集團認為中蘇矛盾使美國增加了在國際上的戰(zhàn)略回旋余地。但在1975年前后的一系列國會聽證會上，也有少數(shù)人提出，中蘇如能實現(xiàn)有限和解，有利于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問題的緩解，減輕對美國的軍事壓力。[2]
在中蘇關系問題上的主要歧見，在于美國有無必要及可能采取措施阻止中蘇接近。鮑大可、扎戈里亞等中蘇問題專家認為，中美早日建交能減少中蘇和解的可能性；
而克萊因等保守派則強調，中蘇之間的緊張關系建立在意識形態(tài)分歧和民族利益沖突的基礎之上。與美國對華政策沒有必然聯(lián)系。[3]另有一些學者建議，美國對華、對蘇關系應該并行不悖，同時改善，而不應該將標定為阻止中蘇和解。[4]蘭德公司1978年發(fā)表的一份戰(zhàn)略分析報告也認為，中蘇關系只要保持不戰(zhàn)不和狀態(tài)，美國就能推進自身利益，而不必介入中蘇之間的同題。[5]基辛格等決策者看來傾向于第三種意見。他說：“如果我們與中蘇兩國的關系分別比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更為接近，中蘇敵對就能最好地服務于我們的目標。其他方面的事態(tài)，盡可任其發(fā)展�！盵6]
美蘇關系 尼克松政府改善對華關系的主要和直接的動因，是在美蘇戰(zhàn)略武器談判、越南等問題上加強同蘇聯(lián)計價還價的地位。[7]
1975和1976年，一些美國分析家寫道，莫斯科在戰(zhàn)略武器會談和歐洲裁軍問題上做出了妥協(xié)，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年中美關系的進展增強了在國際上的不安全感。[8]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美中關系如果發(fā)展得過于迅速，會使蘇聯(lián)人對美國的戰(zhàn)略意圖產(chǎn)生嚴重疑慮，以為美國已下定決心同中國結成反蘇同盟，因此向美國做出讓步是徒勞無益的。[9]這一時期的美蘇緩和似乎有希望，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看來傾向于后一種意見。這表現(xiàn)在他們對于同中國建立戰(zhàn)略關系持謹慎態(tài)度，認為維持美蘇關系比發(fā)展中美關系更為重要。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基本上執(zhí)行的仍是對中蘇“一視同仁”的政策。
但是，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jīng)以秘密和審慎的方式，探索同中國建立軍事關系的可能性。這方面的計劃于1974年3月基本成形。一些重要的政策藍圖，則完成于1976—1978年，其中包括如何逐步同中國發(fā)展軍事合作的詳細計劃。然而政府內(nèi)跨部門的一項研究報告反對近期內(nèi)建立美中軍事關系。結論是，蘇聯(lián)與美國搞緩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中美聯(lián)合抗蘇的可能性。如果給蘇聯(lián)人的印象是蘇美緩和并未阻止中美聯(lián)合，莫斯科就會重新考慮對美政策。因此，美中軍事合作風險太大。1977年6月，該報告的內(nèi)容被美國政府有意透露給《紐約時報》發(fā)表。[10]
實力平衡的考慮 從尼克松、基辛格開始，美國外交決策者較為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實力在世界上的相對削弱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的必然趨勢。他們認為，根據(jù)國際關系中的均勢原則，在中蘇兩國之間應“扶弱抑強”。此外，越南結束后美國在東亞地區(qū)的軍事力量減弱，它在亞太地區(qū)的盟友尚無力單獨抵御蘇聯(lián)威脅，而中國牽制著蘇軍地面部隊的1/4，這對于維護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平衡意義重大。
形象變化 在美蘇、美中關系同時緩和的時期，中蘇兩國在美國的形象都有所改善，但中國形象的改變更快，人過去“最危險的敵人”變成了“準盟國”。高層領導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領導能力和思想深度給美國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相形見絀。值得一提的是，奉行現(xiàn)實主義外交路線的尼松和福特政府，未提出緩和美中、美蘇關系必須以中蘇改變國內(nèi)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為先決條件。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則主要是針對蘇聯(lián)的。
1974—1976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在未來十年內(nèi)會有顯著增強，而美蘇兩國都不是正在走向強盛的國家。[11]
二、“傾向北京”(1979—1984年)
70年代后期，蘇聯(lián)的全球性擴張活動令美國領導人的危機感日益嚴重。卡特政府重新審視對中蘇“一視同仁”的方針，決策圈內(nèi)部越來越傾向于接受布熱津斯基的意見，即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和堅決反對蘇聯(lián)霸權主義的立場，在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棋盤上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應加快改善對華關系的步伐，即使美蘇關系因此受損也在所不惜。這就是“打中國牌”的主張。
在美蘇關系日趨緊張的形勢下，盡管出現(xiàn)了《與臺灣關系法》和里根發(fā)表反共親臺言論等問題，在卡特任期的后兩年和里根的第一任期（1981—1984）內(nèi)，包括軍事合作在內(nèi)的中美關系發(fā)展迅速。里根發(fā)現(xiàn)借助中國力量抗衡蘇聯(lián)是必要的戰(zhàn)略措施。[12]“大三角”保持著“中美近，美蘇遠，中蘇也遠”的狀態(tài)。
中蘇關系 美國以對華關系來牽制蘇聯(lián)的策略，其必要前提，是中蘇關系長期保持緊張狀態(tài)。然而在這一階段，美國的中蘇問題專家對于中蘇敵對是否會持續(xù)下去，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國利益，內(nèi)部存在著嚴重分歧。
1979—1981年，美國觀察家中多數(shù)人認為中蘇關系在未來若干年內(nèi)仍將呈緊張狀態(tài)。持不同意見的少數(shù)專家則推斷，中蘇兩國領導人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兩國繼續(xù)對立不利于各自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采取較為靈活的立場；
同時，中蘇最高領導層換代后，兩國關系會有更大的松動機會。[13]還有的分析家注意到，中國國內(nèi)報刊對蘇聯(lián)的國內(nèi)政策批評減少，兩國的意識形態(tài)差距已經(jīng)縮小。因此，中蘇緩和是符合邏輯的發(fā)展。[14]
與此同時，不少美官員和專家認為美國的對蘇政策被中國“操縱”了。他們獲得的印象是，中國與美國建交有兩個近期目標，即在中越邊境沖突中贏得美國的諒解或默契，并延緩美蘇戰(zhàn)略武器會談取得成果。他們擔心中國的抗蘇立場未必會持久，如果讓中國人以為美國的安全要在相當大程度上建立在中蘇爭端永久化的基礎上，美國政策就很容易被中國牽著鼻子走。[15]
1983年，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對華政策委員發(fā)表了一份報告，建議發(fā)展美中之間適度的國防合作，同時強調最有力的威懾在于美中聯(lián)合抗蘇的“潛在可能性”；
應當突出美中兩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共同立場，而非實質性的軍事關系。[16]
美蘇關系 1979和1980年，美蘇關系迅速惡化。在國會和卡特政府內(nèi)部，就美國是否還應在中蘇之間“一碗水端平”產(chǎn)生了爭論。一方認為，政府將最惠國待遇給予中國而拒絕給予蘇聯(lián)，明顯加強美中技術與國防合作，將可能進一步損害已經(jīng)惡化了的美蘇關系，加大蘇聯(lián)鋌而走險的可能性。這種意見的代表人物是萬斯，他得到參議員史蒂文森、眾議員沃爾夫等人的贊同。[17]
爭論的另一方以布熱津斯基和參議員杰克遜為代表。他們敦促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華技術轉讓（包括可用于軍事用途）的限制，主張美國及其亞洲盟國為抵御蘇聯(lián)擴張而加強同中國在外交和國防計劃方面的磋商。這種意見在1979—1980年的卡特政府內(nèi)部占主導地位。蒙代爾副總統(tǒng)1979年8月訪華時宣稱，削弱或孤立中國企圖構成對美國利益的損害。[18]在行動上，1980年1月布朗訪華后美國對華技術轉讓的范圍擴大了。美國政府還有意向新聞界透露了一份五角大樓秘密報告的內(nèi)容：由于中國在全球均勢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應“鼓勵中國采取加深蘇聯(lián)憂慮的行動”，可考慮向中國出售武器，甚至進行共同作戰(zhàn)演習。[19]
里根執(zhí)政后才兩個月，新任國防部長溫伯格就建議向中國出售武器，作為對蘇聯(lián)欲干預波蘭政局的反應，接著，國務卿黑格在1981年6月訪華時透露，美國已取消對華軍售的禁令。美國官員說，此舉意在“引起莫斯科注意”。[20]黑格在與蘇聯(lián)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私下交談時，后者對美國向中國出售軍備表示不悅，黑格當即不無嘲諷地說，美國不會像蘇聯(lián)在尼加拉瓜所做的那樣，把中國武裝到牙齒。[21]
1982年夏天接替黑格任國務卿的舒爾茨，更為重視用經(jīng)濟手段遏制蘇聯(lián)，主張美中軍事合作要采取低姿態(tài)。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里根政府希望以此為轉機推動對蘇外交。另一方面，中國外交中獨立自主的形象更為鮮明，美國降低對華關系的份量，據(jù)稱是對中國外交政策調整做出的“適當反應”。1983年2月舒爾茨訪華時，表示不愿再用中美“戰(zhàn)略關系”的提法。[22]
1983年5月，美國蘭德公司主持了有35名政府官員著名學者參加的研討會，專門研究“大三角”關系的變化和美國的政策調整。會上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戰(zhàn)略“大三角”的性質已起了重大變化，過去美國在“大三角”關系中所處的主動地位（美蘇、美中關系分別好于中蘇關系），已被中國所取代。這主要是指中蘇關系已經(jīng)好于美蘇關系。至于如何改變美國的被動地位，一些與會者建議，不要繼續(xù)給中美安全關系加溫，以免造成蘇聯(lián)領導人的錯覺，即無論蘇聯(lián)做什么，美國都會繼續(xù)加強中美軍事合作。明智的做法，應是讓蘇聯(lián)人明白中美關系的整體是穩(wěn)定的，如果蘇聯(lián)威脅增大，中美兩國的潛力共同抗擊；
反之，只要蘇聯(lián)不咄咄逼人，美國并不愿意提高中美軍事合作的水平。[23]在里根執(zhí)政的后幾年內(nèi)，美國政策所遵循的，基本上是這樣一條原則。
實力平衡的考慮 在萬斯和布勢津斯基就對華政策發(fā)生的爭論中，雙方都用中國與蘇聯(lián)相比實力較弱這一點來做論據(jù)，結論卻迥然相異。萬斯說：“在我看來，就經(jīng)濟發(fā)展和軍事實力而言，中國不是一個主要的戰(zhàn)略大國。我相信，我們或盟國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有限的，對改變中國的全面軍事能力起不了什么作用�！彼�警告說，“玩中國牌”可能起不到遏制蘇聯(lián)的作用，反而在美國的亞洲盟友中引起對中國實力增長的擔心和對美國的不滿。[24]支持萬斯觀點的官員，有的認為在未來的東西方軍事對抗中，中國一翼太弱，無力像西方原來期待的那樣，構成對蘇的牽制力量。
贊同“傾向北京”政策的人士指出，恰恰是因為中國實力較弱，又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僅是地區(qū)性的大國，所以美國才不應該對中蘇保持“等距離”。否則，就等于照顧了較強的蘇聯(lián)。[25]
舒爾茨與黑格在處理對華關系中的不同態(tài)度，部分源于他們對中國實力地位的估計不同。按照黑格的眼光，“從美國和西方在20世紀最后25年里的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盵26]而在舒爾茨的心目中，亞太地區(qū)的“新現(xiàn)實”之一是中國的作用次于日本。[27]舒爾茨主管國務院時，美國政府對中國所能發(fā)揮的戰(zhàn)略作用期待不高。
在80年代，由于日本、南朝鮮、東盟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實力增長較快，它們在美國的亞太戰(zhàn)略計劃中地位越來越突出。美國的新戰(zhàn)略構想的基點是控制海道，加強作戰(zhàn)機動性，提高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zhàn)能力，因此不再那么重視以亞洲大陸為基地、以地面部隊主力的中國軍事力量。從舒爾茨任國務卿后，政治決策者對美中關系的主要著眼點已不再側重于共同抗蘇的國防安全方面，而是逐漸轉向通過經(jīng)濟交往和技木轉讓，促使中國向西方全面開放。
形象變化 1979－1984年期間，中國在美國的形象進一步改善。中國努力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wěn)定，重申不向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爭取以和平方式實現(xiàn)大陸與臺灣的統(tǒng)一，樹立了作為亞太地區(qū)的穩(wěn)定因素的形象。
卡特向蘇聯(lián)施展人權外交，以對蘇貿(mào)易為手段，壓蘇聯(lián)轉變對國內(nèi)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里根更稱蘇聯(lián)為“罪惡帝國”。雖然有人在國會內(nèi)外攻擊政府對中蘇人權問題采取雙重標準，[28]美國政府未向中國施加很大壓力，要求中國政府改變國內(nèi)政策。
1981年，里根政府的副國務卿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美國為世界人權承擔的義務應當有效、務實，并且同自身的戰(zhàn)略利益相結合。[29]另一位高級官員聲稱，美國要在亞洲的戰(zhàn)略利益和人權考慮之間“保持平衡”。他強調，中國同蘇聯(lián)的國際行為形成對照，中國“并不試圖損害其他國家的民主政權和它們的多元化及民主機制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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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在許多方面放棄了蘇聯(lián)模式”。29在國會方面，也曾有報告稱中國國內(nèi)的人權問題“有所改善”。30與此同時，美國的多數(shù)中國問題專家相信，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的國內(nèi)政策是務實的，有連續(xù)性的，穩(wěn)定的。31
三、蘇聯(lián)因素淡化（1985－1988年）
中蘇關系在80年代中期有了明顯改善。不久之后，美蘇關系也出現(xiàn)了緩和趨勢。美國有的分析家曾經(jīng)認為，中美蘇三邊關系中，兩對關系的同時改善必然帶來第三對關系的惡化。80年代后期的歷史卻證明，三對關系同時改善是可能的。中美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教育交流在這一時期繼續(xù)向深度和廣度發(fā)展。雖然美國方面指責中國向中東地區(qū)出售軍品，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和軍事合作仍有很大進展。32美國駐華大使洛德1986年說：“在70年代，地緣政治把我們（中美兩國）連接在一起；
現(xiàn)在，經(jīng)濟成為我們（發(fā)展雙邊關系）的主要動力�！裉煳覀兗訌娭忻狸P系是為了其本身的好處，而不是為了玩三角游戲或玩牌�！�33實際上，中美關系“本身的好處”，對美國來說，仍然包括其戰(zhàn)略方面，經(jīng)濟利益未必是主要動力。
中蘇關系 中蘇雙邊關系的改善，在美國輿論界引起了廣泛注意和一定程度的憂慮，但美同政府官員的反應是平淡的。美國官方認為，對華關系的基礎已有所改變，不再嚴重依賴中國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制衡作用。因此，許多美國觀察家甚至對于中蘇緩和對中美關系的近期影響持樂觀態(tài)度。341988年9月，國防部長卡盧奇訪華時聲明：“莫斯科與北京的關系轉暖，對美國與世界的安全不造成危險。我們歡迎（中蘇）這種對話，我們認為蘇聯(lián)和中國緩和緊張關系對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是有益的�！�35
美國政府對中蘇緩和不表示明顯擔憂，有多方面原因。第一，美國觀察家相信，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和現(xiàn)代化計劃，會使中國進一步依靠它同美、日、西歐和亞洲市場經(jīng)濟國家及地區(qū)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國際財政機構對中國的影響。相比之下，蘇聯(lián)在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只能起次要作用。蘇聯(lián)可向中國提供的東西太少了，達不到誘使中國同西方疏遠的目的。36
其次，許多分析家斷言，地緣政治的現(xiàn)實永遠是中蘇相互信任的障礙。具體說來，在阿富汗、柬埔寨問題上，中蘇立場是對立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糾紛中，蘇聯(lián)偏袒印度，而中國與巴基斯坦接近。在朝鮮半島，中國為維持穩(wěn)定而進行努力，而蘇聯(lián)增加在這一地區(qū)的軍事活劫，引起中國警覺。兩國在關系自身安全的重大問題上，很難相互妥協(xié)。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斯卡拉皮諾多次重申他的看法：只有美國和日本能在中國實現(xiàn)安全和發(fā)展兩大目標中起關鍵作用，“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是一種有傾向性的不結盟，即傾向美國和日本�！�37
再次，美國一些分析家指出，中蘇兩國都開始集中精力于國內(nèi)經(jīng)濟建設問題，因此美國也應該采取更為務實的態(tài)度對待中蘇關系改善，研究其對美國利益的影響。如果不是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出發(fā)來觀察，則中蘇和解并未對美國利益造成直接損害。38他們推測，中國官方也許希望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成功，因為如果蘇聯(lián)集中精力于國內(nèi)問題，對中國安全的壓力將會減輕，蘇聯(lián)國內(nèi)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會促進中蘇經(jīng)濟關系。反之，美蘇經(jīng)濟差距如繼續(xù)擴大，在中國人眼中未必有利于維護世界均勢。他們認為，假如中國是沿著這條思路考慮問題，美國就不必對中蘇重建關系感到擔心。39當然，美國對中蘇相互接近沒有過分敏感的更為基本的原因，是美國自認為在綜合國力的對比方面已比蘇聯(lián)占有更大的優(yōu)勢。
盡管美國官方對中蘇和解沒有大的“近慮”，畢竟存有“遠憂“即使是對中蘇緩和的近期后果表示樂觀的美國人也預料，中蘇進一步密切關系，將會對美國的某些利益造成不利影響。例如，蘇聯(lián)從中國邊境撤走的軍事力量可能部署到歐洲；
蘇聯(lián)在遠東的和解姿態(tài)不利于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qū)的政治影響力；
中蘇在諸如“星球大戰(zhàn)”、南非、以色列等問題上相近的立場可能在國際講壇上加深美國的孤立感；
中蘇關系改善后，兩國在各自同美國的談判中立場都可能轉硬，比如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蘇聯(lián)在軍備控制問題上，都會增加對美國的壓力。40 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有些美國官員繼續(xù)帶著冷戰(zhàn)眼光看待“大三角”關系，把蘇聯(lián)在中蘇緩和中的“得”自然而然地看成美國的“失”。41
在這一時期，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還仔細研究了中國的國內(nèi)改革對中蘇、中美關系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哈丁希望中國的改革開放能縮小同西方在經(jīng)濟體制等方面的差別，使中國經(jīng)濟走向同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的道路。他預言，如果改革遭受嚴重挫折，中蘇就可能接近，同時導致中美關系緊張。42奧克森伯格評論道，中國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排斥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影響，減少中蘇矛盾，在臺灣問題上增加美國的麻煩。43這些專家建議美國應采取更多的措施，促進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發(fā)表了有關蘇聯(lián)對亞洲政策的海參崴講話，對中國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針對這一講話，里根政府重新研討了美國對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特別是對華政策。正在美國重新審查對華政策的過程中，鄧小平于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采訪。鄧小平表示，如果蘇聯(lián)采取切實步驟來消除中蘇關系中的三大障礙，特別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他愿意同戈爾巴喬夫會晤。鄧小平指出，臺灣問題是發(fā)展中美關系的主要障礙，希望里根在他的總統(tǒng)任期內(nèi)進一步發(fā)展中美關系，包括在促進中國統(tǒng)一問題上做出一些努力。44
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對華政策的研討集中于一個關鍵問題，即美國是否應主動調整政策，采取具體步驟來密切中美關系，以防止中蘇進一步接近。分析家指出，美國官方可以采取的行動中，對中國最有意義的，莫過于促成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和平統(tǒng)一。這是他們研究鄧小平講話后得出的結論。里根政府里有一部分官員擔心，莫斯科會利用臺灣問題和中國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打進一個楔子。但是，大部分外交謀士認為蘇聯(lián)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更不可能同中國結成反美同盟。因此政府的結論是，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包括對中國統(tǒng)一問題的態(tài)度，應維持不變。45
美蘇關系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內(nèi)，雖然政府仍然認識到中美關系在維持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對蘇戰(zhàn)略方面的重要意義，但對華關系已不再作為一種對蘇施加壓力的策略或手段了。這種策略改變，主要原因在于出現(xiàn)了所謂“美蘇關系重大改善的戰(zhàn)略機會”。46
但是，在一些范圍更為廣泛的美蘇關系問題上，美國不得不注意正在擴大中的中國實力和影響。例如，在所謂中國向中東出售蠶式導彈的問題發(fā)生后，一位觀察家說：“中國對于過去曾是美國與蘇聯(lián)獨霸的事務進行了‘干涉’。類似情況將來會增加其出現(xiàn)頻率和嚴重性�！�47此外，在美蘇有關戰(zhàn)略導彈、中程導彈和常規(guī)軍備的各類談判中，都不能不更經(jīng)常地考慮中國因素。
實力平衡的考慮 1985年，舒爾茨國務卿就全球實力平衡的估計發(fā)表談話。他說，美國的重要戰(zhàn)略聯(lián)盟空前鞏固。軍事實力得到恢復，經(jīng)濟復蘇，自信心增強，而蘇聯(lián)經(jīng)濟困難，盟國渙散，在世界許多地區(qū)采取守勢。美國領導人確信世界力量對比有利于美國。48除此以外，里根還大談特談所謂全球性“民主浪潮”、美國的“新驕傲”和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積極作用”。持這種看法的美國領導人自然貶低中國的戰(zhàn)略重要性。
美國在世界舞臺上轉守為攻，國內(nèi)一些極右分子便乘機出來重彈反對改善關系的老調。參議員戈德華特在國會聲稱，中國對西方不是一個“軍事財產(chǎn)”，而是一個負擔，因為即使西方增進對華關系，中國也無力在軍事上牽制蘇聯(lián)。49 這些人還說，美中軍事合作對蘇聯(lián)起不了什么作用，卻可能增加中國“對臺灣和東南亞的威脅”。50
里根政府對這些言論無動于衷，在任期將近結束時，仍然表示一個強大、安定、正在推進現(xiàn)代化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1988年1月，里根發(fā)表了一份闡釋安全戰(zhàn)略的綜合報告，重申對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lián)。51同時，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仍在繼續(xù)。
形象變化 雖然美國國會里一些人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措施和西藏問題有所攻擊，這一階段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主要是正面的。1988年一位國務院官員的評論，反映了對于中國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的幻想。他說：“今天的中國正在追趕未來的潮流。在鄧小平的適應性很強的領導下，中國業(yè)已努力向世界經(jīng)濟敞開大門，并把中國人民的精力從官僚體制和政治限制下解脫出來�！F(xiàn)在輪到莫斯科去同蘇聯(lián)的歷史重擔做斗爭了�！�52
美國觀察家還看到，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80年代后期中國與蘇聯(lián)之間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比1965年時大大縮小了。蘇聯(lián)在十月革命成功70年后，尚未完全建成工業(yè)化社會，而中國即將超越經(jīng)濟起飛階段，向全在工業(yè)化邁進。就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而言，中國很可能進一步縮小與蘇聯(lián)的距離。中國經(jīng)濟比蘇聯(lián)經(jīng)濟更有機會轉為現(xiàn)代競爭型。53美國官員一般都贊成以上判斷。1988年7月舒爾茨訪問北京時，提到“中國在發(fā)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改革中起到的領先作用”。他還說，當世界邁向21世紀時，中國成為有能力取得世界級經(jīng)濟成就的一個國家，這一點已得到了承認。54
四、戰(zhàn)略利益的重新定位（1989—1991年）
早在1989年春夏北京發(fā)生政治風波之前，中美關系已經(jīng)潛伏著危機。過去中美關系的主要基礎，是反對蘇聯(lián)擴張威脅的并行不悖的戰(zhàn)略利益。當雙方都感到蘇聯(lián)威脅減弱，而新的中美關系基礎尚未健全時，意識形態(tài)和其他方面的矛盾就容易激化。近幾年來，美國領導人自認為對蘇聯(lián)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戰(zhàn)略、政治和經(jīng)濟優(yōu)勢，“中國對美國的需要大于美國對中國的需要”一類的論調便更為喧囂。
中蘇關系 在談到1989年2月對中國的訪問時，新任總統(tǒng)布什表示，中蘇關系熱起來無損于美國利益。他聲言，“我們‘玩中國牌’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當時我們同中國只討論有關莫斯科、美國和北京之間三角等式的問題。”他舉出對中蘇關系不感憂慮的原因，是中國在引進市場機制方面起步早。55
據(jù)報道，布什訪華時，中蘇關系是會談議題之一。56美國觀察家注意到，中美軍事合作在1989年初有所進展，而在5月初中蘇首腦會談前夕，中國還強調蘇聯(lián)應撤出在越南金蘭灣的軍事基地。57中國外長錢其琛訪蘇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8年12月的會議上討論了國際形勢。美國有的情報分析揣測，這次會議做出的結論，是中蘇關系正常化之后中美關系的發(fā)展應更進一步，而不是采取同美蘇的等距離外交方針。58
布什在北京對中蘇即將舉行首腦會晤表示無保留的贊成，在華盛頓引起了爭議。有些分析家懷疑，布什的表態(tài)可能加強中國在對蘇關系中的地位，而美國得不到回報。59另一方面，某些美國軍方人物一直對中蘇加強聯(lián)系的趨勢甚為關注，他們的反應與政府聲明明顯不同。此時正值美國對中國外售軍品表示不滿，美國軍方對中美安全合作交流流露出更大的保留態(tài)度。60
1989年6月中美關系惡化后，美國政府并未公開對中蘇關系的發(fā)展表示關注。不少分析家斷言，除了地緣政治以外，蘇聯(lián)與東歐各國的國內(nèi)變化構成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威脅”，因此中蘇關系不會非常密切。611989年12月，卸任不久的前駐華大使洛德聲稱，“北京對于迅速變化中的美蘇關系的憂慮，要大于美國有關中蘇關系的憂慮。”62
美蘇關系 1989年，美國決策者看到，“美蘇關系持續(xù)改善的前景比過去任何時候光明�！�63但是，蘇聯(lián)國內(nèi)政局變幻莫測，日本和統(tǒng)一后的德國與美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都給美國外交增加了新的困擾和難題。當美國宣稱“冷戰(zhàn)以美國的勝利而告結束”的時候，國內(nèi)出現(xiàn)了有關對外政策基本方向的大辯論。就對蘇關系而言，爭論的問題包括冷戰(zhàn)結束的歷史原因以及權力政治與人權問題的關系。這些關系到對蘇政策的辯論實際上也直接關系到對華政策的指導思想。《外交》季刊主編海蘭德說：“雖然天安門事件后（美國國內(nèi)）的辯論涉及的是對華政策問題，歸根到底，這其實是一場有關冷戰(zhàn)后美國政策新目標的辯論�！�64
這場辯論中大致有三派觀點。第一派觀點從地緣政治、權力政治的“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角度審視美蘇、美中關系，認為美國贏得冷戰(zhàn)主要靠的是遏制戰(zhàn)略和對蘇聯(lián)的強大軍事壓力。持這種觀點的人，很難相信蘇聯(lián)國內(nèi)政治制度的變化能夠真正消除蘇聯(lián)對西方的軍事威脅，而蘇聯(lián)國內(nèi)的“民主化”并非不可能逆轉。他們指出，美國與中國“共同努力，結束了蘇聯(lián)對阿富汗的占領，共同促進了朝鮮半島的穩(wěn)定。中國反對在亞洲部署蘇聯(lián)導彈，以此支持了里根政府的立場，協(xié)助達到了中導協(xié)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中程導彈得以從亞洲和歐洲撤出�！�65此后，蘇聯(lián)的軍事力量仍然構成潛在威脅，而中國雖談不上是美國的朋友，至少不應視為戰(zhàn)略上的敵人。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受這派觀點的影響很深。
1989年6月以后，美國政界和輿論界仍有人以美中蘇大三角關系繼續(xù)起作用為理由，主張維系與中國政府的關系，為布什的對華政策辯護。66在政治家中，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最積極主張重視中國對美蘇關系影響的人物。他們擔心，中美關系搞僵了，會促使中蘇進一步接近。尼克松曾經(jīng)提醒布什政府，假如美國采取進一步制裁中國的措施，就將“促成兩個共產(chǎn)黨大國之間潛在的災難性同盟”。1989年秋天訪華后，尼克松向布什政府建議恢復同中國領導人的高級別接觸。他說：“我們永遠不能把中國當成一張牌，可是如果戈爾巴喬夫有能力打中國牌，那不會服務于我們的利益。今天，中國人同俄國人談，我們同俄國人談，但我們（同中國人）之間反倒不談。”67基辛格也說：“中國對于美國的國家安全仍然太重要了，不能讓當前的情緒損害這種（對華）關系。美國需要中國作一種可能的對抗力量，以對付蘇聯(lián)在亞洲的圖謀�！�68前國防部長溫伯格的觀點也同尼克松、基辛格接近。他建議：“我們應當記住，中國不應被我們的譴責推入孤立狀態(tài)，或者再次被推入蘇聯(lián)的懷抱。這對于我們、太平洋地區(qū)以至于整個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69
另一派觀點指責說，美國政府一向將外交中的“人權及民主標準”屈從于戰(zhàn)略考慮，這種傾向早該扭轉了。持這種觀點的人，將冷戰(zhàn)結束的原因歸結于西方對蘇聯(lián)與東歐的長期政治思想滲透，而不是軍事壓力。他們說，蘇聯(lián)與東歐的內(nèi)部政治變化，表現(xiàn)出“人權要求是不可抗拒的”。他們主張美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方針，將過去那套置國家軍事安全和權力地位于一切之上的做法、改為大力提倡外交中的“道義原則”，即用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標準衡量其他國家，以此作為決定遠近親疏的主要尺度。在國會有關對華政策的辯論中，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為代表的一些人鼓吹，要依中國政府在國內(nèi)“對人權的尊重程度”來決定對華關系。
二次大戰(zhàn)之后，美國外交的基本構想一直建立在美蘇無限期對抗的基礎之上。地緣政治和實力平衡作為一種指導思想，主宰著美國對蘇政策。蘇聯(lián)和東歐的政局發(fā)生巨變后，作為這種“現(xiàn)實主義”對立面的“理想主義”思想擴大了市場，以至海蘭德預料：“當前跡象表明，地緣政治的現(xiàn)實主義正讓位于人權的理想主義�！�70
第三派是折衷觀點，認為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都是正確的，在對華關系方面可以兼顧二者，形成一項“建設性的”政策。美國前駐聯(lián)合國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說：“我們應當維系對華關系，同時正視道義和地緣政治兩方面的現(xiàn)實�！�71 持這派觀點的人對中美關系的遠景仍保持一定信心。亞洲問題學者斯卡拉皮諾認為，“在所謂的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某種程度的緩解將會發(fā)生�！绻麑⒌鼐壵瓮ń�(jīng)濟）發(fā)展同時考慮在內(nèi)，那么美國在這個特殊的三角關系內(nèi)占據(jù)‘中心’位置的能力，仍然是強大的�！彼ㄗh用多元化的方法處理同中國和亞洲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即鼓勵官方政策和非官方交往能夠各行其道，互相補充。72
1991年蘇聯(lián)“八•一九”事件后，蘇聯(lián)外交急劇向西方傾斜。美國國務卿貝克說：“蘇聯(lián)在柬埔寨和波斯灣的合作以及與南韓關系正�；�，顯示了華盛頓和莫斯在亞洲問題上進行新型合作的潛力�！�73在這種形勢下，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把蘇聯(lián)威脅同對華政策相聯(lián)系的觀點，在美國當政者看來顯得牽強附會。
實力平衡的考慮 布什政府對華政策所受到的主要沖擊，來自蘇聯(lián)劇變后美國對其全球
戰(zhàn)略利益的重新界定。美國的“國家安全”概念內(nèi)涵擴大，安全考慮的焦點從全球范圍的“蘇聯(lián)威脅”逐步轉移到地區(qū)性的動蕩不安。74布什政府認識到維系對華關系對于美國的安全利益仍然是重要的，但主要是從維護亞太地區(qū)穩(wěn)定和戰(zhàn)略平衡的角度來考慮，蘇聯(lián)的作用已經(jīng)很少再提�！傲�•四”事件后不久，布什這樣評論美中關系：
我對（中美關系的）戰(zhàn)略含義感到關注。這不僅是針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含義�？纯脆囆∑竭^去稱作（反華）包圍圈的情況吧，看看他指的是什么。只要看看地圖上的中國，你就會理解中國領導人為何直至三個月之前還談到包圍圈。那使你想到東盟國家的問題。那使你想到今天發(fā)生的在柬埔寨的問題。那還使你自然地想到越南與朝鮮半島的問題。那些地方有許多戰(zhàn)略利益。75
尼克松也指出：“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建設性地、合理地在地區(qū)事務中協(xié)商，朝鮮的和平就不能維持，臺灣的問題就不能和平解決，香港人就不能作為自治、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實體享受未來，和平就不能最終降臨印度支那�！�76除亞太安全問題外，美國還需要在防止核擴散、限制尖端常規(guī)武器的銷售等安全問題方面尋求中國的合作。海灣戰(zhàn)爭前后，美國領導人不得不重視中國作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發(fā)揮的國際影響。
另一個在美國外交決策圈內(nèi)十分敏感的重要問題涉及到日本。尼克松、基辛格等保守派提醒當政者說，為防止日本損害美國利益，應借用中國力量。尼克松認為，“日本已經(jīng)是經(jīng)濟超級大國，具有成為軍事和政治大國的能力。一個強大、穩(wěn)定、同美國關系密切的中國對于制衡日本和蘇聯(lián)在東亞的力量是必要的。”77 其他一些對外政策專家認為，假如中國政府全神貫注于國內(nèi)政治穩(wěn)定而無法起到制衡蘇聯(lián)的作用，而同時美國又實行全球性戰(zhàn)略收縮，日本就容易找到理由迅速擴充軍備，從而引起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憂慮，加劇亞太地區(qū)的軍備競賽。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穩(wěn)定發(fā)展有利于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78
一些美國政治家關于美中合作以防止日本稱霸亞洲的建議，在美國國際問題專家中引起了爭論。這種考慮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決策，值得深入研究�？梢钥隙ǖ氖�，美國決策者十分關注日本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動向。在美日關系的前景不十分明朗而相互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會力圖同日中兩國同時改善關系，以保持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充當亞太地區(qū)“戰(zhàn)略平衡者”的角色。美國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在國會作證時說：“雖然美蘇緊張關系緩和了，我們同中國關系的戰(zhàn)略價值并沒有降低。”79這反映了布什政府的多方面戰(zhàn)略考慮。
形象變化 在“六•四事件”后的一段時間里，美國新聞界大肆渲染，把中國政治形勢描繪得十分陰暗，對中國的攻擊性言論大大超過正面報道。與此同時，蘇聯(lián)的公開性、多黨制等政治變革在美國贏得一片喝彩。國務卿貝克在1991年底發(fā)表的文章中，還稱蘇聯(lián)的政治變化“同中國的倒退形成更強烈的反差”。80許多美國人希望蘇聯(lián)和東歐的劇變能波及中國，一些權威觀察家則拒絕對中國的政治前景作出明確估計。81
另一方面，自1988年秋中國經(jīng)濟實行治理整頓之后，雖然美國觀察家對中國經(jīng)濟形勢眾說紛紜，官方的估計尚屬客觀。貝克在1989年10月說，“蘇聯(lián)人正面臨被中國、南韓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從經(jīng)濟上趕超的前景。”82特別是在1991年，中國經(jīng)濟進一步恢復活力同蘇聯(lián)的混亂和經(jīng)濟倒退形成鮮明對照。蘇聯(lián)解體帶來的軍隊失控、難民外流等現(xiàn)實和潛在的危險，給中蘇在美國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因素。美國輿論界對中國的正面報道明顯增多，認為中國在無大量外援的情況下取得的經(jīng)濟繁榮足以使俄羅斯羨慕。83中蘇兩國改革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結果，用冷戰(zhàn)時期那種固家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是解釋不通的。
五、分析與結論
在“大三角”關系對美國對華政策產(chǎn)生影響的上述四方面因素中，作用最為明顯的莫過于美蘇關系。特別是同中蘇關系相比，美蘇關系的作用更為直接。這種情況從冷戰(zhàn)初期就已形成。美國介入中國內(nèi)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和50年代中期的印度支那戰(zhàn)爭，主要背景是美蘇對峙，歐洲冷戰(zhàn)波及到亞洲�；仡欀忻郎虾９珗�、建交公報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的簽訂過程可以看到，每當美國在對蘇關系中出現(xiàn)緊迫問題、需要增加對蘇聯(lián)施壓的手段時，改善對華關系的愿望就明顯增強。反之，當美蘇關系緩和時，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需求減少，推進對華關系就缺乏動力。
比較而言，中蘇關系在美國政策中的敏感性就不那么明顯。只有當中蘇關系發(fā)展到某種極端狀態(tài)時，即結成緊密的同盟關系或面臨全面戰(zhàn)爭危險的情況下，美國才會采取重大的調整措施。在其他情況下，中蘇關系的好壞對于美國的對華戰(zhàn)略影響不大。例如從1958年到1966年，雖然美國領導人密切注視著中蘇關系從出現(xiàn)嫌隙到公開分裂的過程，并出現(xiàn)過各種對策方案（包括美蘇聯(lián)手空襲中國核設施），美國決策集團始終未采取決定性措施，去改變與中國之間那種嚴重對立卻避免迎頭相撞的關系。84直到1969年珍寶島事件前后，美國領導人才認真考慮對華戰(zhàn)略大轉折。從1972年到1991年，由于美國一直未得出中蘇之間會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或重新結盟的結論，無論是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zhàn)時的中蘇關系緊張，還是以戈爾巴喬夫1989年訪華為標志的中蘇關系正�；�，都沒有給美國對華政策造成很大沖擊。
中美蘇“大三角”關系演變的深層動因，是三大國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也包括亞太地區(qū)以至全球戰(zhàn)略力量組合與對比的變化。從“大三角”關系發(fā)展變化的全過程看，美國綜合國力最強、蘇聯(lián)次之、中國較弱的情況，決定了美蘇關系的變動對“戰(zhàn)略大三角”的影響在一般情況下大于另外兩對關系。
然而對國際政治中力量對比的分析既要重視客觀現(xiàn)實，也必須注意觀察各國決策集團對自身實力和他國實力的主觀判斷。這種主觀判斷與客觀現(xiàn)實之間可能出現(xiàn)很大差距，而主觀判斷直接決定著政策走向。因此，在研究美國對華政策時，必須從動態(tài)上把握美國決策圈對中國實際國力和發(fā)展?jié)摿Φ墓烙�，以及對美國及其主要對手的實力地位的估計�?/p>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構成國家實力諸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6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同今日中國相比低得多。橫向來看，當時的中國與美蘇兩國的實力差距也比90年代初大得多。但是當初的美國卻不敢忽視中國，甚至視中國為“主要威脅”，原因在于當時的世界處于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中，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也在發(fā)展，中國的革命熱情和意識形態(tài)所造成的政治影響遠遠超出國界。70年代初以來，經(jīng)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日益增強，美國決策圈在分析戰(zhàn)略力量平衡時，也就越來越注意中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比較。盡管在美國人眼中的中蘇軍事力量對比并未發(fā)生有利于中國的明顯變化，但由于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大大高于蘇聯(lián)，在美蘇緩和后美國仍然重視中國的戰(zhàn)略地位。作為國家實力分析中一項重要因素的民族凝聚力，也是美國觀察家的著眼點之一。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其近著中指出：“同蘇聯(lián)的情形相比，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力量源泉。”85
美國關于“大三角”關系中實力平衡的考慮，又同中蘇兩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密切相關。蘇聯(lián)長期以來在美國的形象不佳，而美國人又往往過于簡單地把蘇聯(lián)看成社會主義樣板，把美國當成資本主義樣板，錯誤地認為中國的發(fā)展道路非此即彼。86當中國與蘇聯(lián)的發(fā)展模式分道揚鑣時，美國人便以為中國將“變得更像我們”，由此走向強國之路，在力量對比的天平上為美國增加一個砝碼。中國在美國的形象變化，至今還離不開前蘇聯(lián)這個參照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蘇聯(lián)作為一個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中美關系中的“蘇聯(lián)因素”還將長期存在下去。
美國已經(jīng)而且必將繼續(xù)從蘇聯(lián)的消亡中得到一些教訓。昔日的超級大國一旦政治失控，陷入嚴重內(nèi)亂，會給外部世界帶來無休止的難題以至災難。通過對照，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會發(fā)現(xiàn)，一個不照搬他國發(fā)展模式的強大而穩(wěn)定的中國比一個落后而陷入動亂的中國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此外，兩極格局崩潰后東歐、中亞、中東等地區(qū)的動蕩局面對美國利益造成的威脅，把美國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地區(qū)，使它更缺乏影響東亞政治前途的能力，更需借重中國的力量，從而對美中關系的長遠戰(zhàn)略價值作出清醒的估計。
另一方面也應當承認，蘇聯(lián)的削弱和解體畢竟在客觀上嚴重地動搖了過去20年里中美關系賴以發(fā)展的基礎，而今天中美兩國對于改善關系應建立在什么樣的新基礎之上難以達成共識。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對華關系中的戰(zhàn)略和地緣政治考慮仍然會重于經(jīng)濟和意識形態(tài)考慮。對中國來說，對美關系的主要目標必然同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內(nèi)基本任務相一致。當然，兩國關系中的各種國際國內(nèi)因素也不容忽視。國際政治中經(jīng)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相互依存的趨勢，也使兩國都不能把相互需要中的經(jīng)濟考慮和戰(zhàn)略考慮截然分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美關系從過去以單一的蘇聯(lián)因素為主導的局面，轉向各種利益的復雜交匯和沖突，從而更容易受到廣泛的國際變化和各自國內(nèi)因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世界格局大變動后的正常現(xiàn)象。建立在針對第三方基礎上的雙邊關系，自然會受到第三方變化的牽制。中美關系恢復與發(fā)展的動力，今后將更多地來自兩個社會發(fā)展的內(nèi)在需要，并匯合到當今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大潮流中。只有把中美關系建立在長期相互需要、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才能突破暫時的僵局而得到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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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為英文，提交給1990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美蘇三邊關系學術研討會。中文稿原載《美國研究》1992年第2期。
[2]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China：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Summary of hearings conducted by the Subcommittee on Futur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October-December 1975；
March-June 1976, Aug. 1, 1977, 95th Congress, 1st session（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3] 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Brookings, 1977); Testimony of Donald Zagoria,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actical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50-160; Testimony of Ray Cline, ibid., pp 195-206.
[4] Kenneth G. Lieberthal,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It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anta Monica: Rand, 1978), p. 185; Steven I. Levine, “The Soviet Factor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B. Oxnam, eds.,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254-255.
[5] Lieberthal, op. cit., p. XI.
[6]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1076.
[7] Henry Kissinger, op. cit., pp. 763-765.
[8] 見discussion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China: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9] 見The testimony of Banning Garrett in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s for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pp. 96-108.
[10] Banning N. Garrett, “The Strategic Basis of Learning i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1988,”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1), pp. 231-233.
[11] 見Robert G. Sutter, The China Quandary: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U.S. China Policy, 1972-197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pp. 22-33; William Watts, George R. Packard, Ralph N. Clough, and Robert B. Oxnam, Japan. Korea, and China: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C. Health, 1979), pp. 126-128.
[12] Los Angeles Times, 29 May 1981.
[13] 見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Playing the china Card: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Soviet-Chinese Relations,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y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pp. 10-l1
[14] 見Strobe Talbot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Enemy of Our Enemy, or True Friend?”, in Richard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1), p. 85.
[15] Jonathan D. Pollack,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in Douglas T. Stuart and William T. Tow, ed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iview, 1982), p. 290.
[16] U. Alexis Johnson, George R. Packard, and Alfred D. Wilhelm, Jr.,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Report of the Atlantic Council’s Committee on China Policy (Boston: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4), pp. 26-29, p. 32.
[17] Sutter, op. cit., pp. 82-86; Playing the China Card, pp. 18-19.
[18]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China: U.S. Policy Since 1945 (Washington, D.C., 1980), p. 346.
[19], 19見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ie S. Glaser, “From Nixon to Reagan: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merican Strategy,” in Kenneth A. Oye, Robert J. Lieber,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268; p.270.
[21]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p. 204-205.
[22] 莊去病：“美國對華政策中的蘇聯(lián)因素”，《中美關系十年》，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70頁。
[23] Norman D. Levin and Jonathan D. Pollace, Managing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ummary of a Workshop discussion (Santa Moinca: Rand, 1984), p. vii; Harvey W. Nelsen, Power and Insecurity: Beijing, Moscow and Washington 1949-1988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9), pp. 129-142.
[24]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3), pp. 78-79, 114, 390, 427-428.
[25]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Michel Oksenberg, “China Policy for the 1980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58, No. 4, Winter 1980/81, pp. 318-319.
[26] Haig, op. cit., p. 194.
[27] 見Richard Nations, “A Tilt Towards Tokyo: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Charts a New Course for Asian Poli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1, 1983; Zhang Jia-Lin, “The Romanticism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Asia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XXI, No. 10, October 1984, pp. 997-1010.
[28] U.S. 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Human Rights in Asia: Noncommunist Countries,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980); and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Human Rig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979).
[29] “Developing Lasting U.S.-China Relations,” address by Walter J. Stoessel, Jr.,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 1982, Current Policy No. 398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June 1, 1982), p. 1.
(29 ) Thomas P. Shoesmith,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alancing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DSB), Vol. 83, No. 207 1, February 1983, p. 10.
30 見the statement b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Walter J. Stoessel, Jr., during congressional hearing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Commitment of Human Rights, Current Policy No. 293, July 14, 1981.
31 Johnson, Packard and Wilhelm, 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vcade, pp. 15-17.
32參閱張靜怡：“中美關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顧與展望”，《中美關系十年》，第38-52 頁；
Robert G. Sutter, “Sino-Soviet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VI, No. 1, Spring 1987, p. 72.
33 Winston Lor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o Time for Complacency,” a speech on May 28, 1986,(DSB), Vol. 86, No. 2114, September 1986, pp. 49-50.
34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America’s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ed for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 Vol. VII, No. 3, Fall 1988, pp. 29-43.
35 Quoted in Robert Delfs, “Foreign Relations: Passing the Te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3, 1988.
36 Pamela C. Harriman, “In China, Kremlin Watching,”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87.
37 Robert A.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Asia (the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 19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0-84.
38 Sutter, op. ci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VI, No. 1, spring 1987, p. 73.
39 Harriman, op. cit.
40 Thomas W. Robinson, “The New Era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Current History, Vol. 86, No. 521, September 1987, p. 244.
4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198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140.
42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p. 255-256.
43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3, America and World 1986, p.511.
44 Martin L. Lasater, “Continuity, Clarification, or Chang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s Reunific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VI, No. 4, Winter 1987, pp. 26-29.
45 Lasater, op. cit., p. 28; Lasater, Policy in Evolution: The U.S. Role in China’s Reunific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pp. 161-163.
46 Henry Kissinger and Cyrus Vance, “Bipartisan Objectives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5, Summer 1988, p. 906.
47 Thomas W. Robinson, op. cit., p. 303.
48 George Shultz, “New Realities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63, No. 4, Spring 1985, p. 78.
49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May 6, 1986, S 5435.
50 A James Gregor, The China Connection: U.S. Polic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and A. James Gregor, Arming the Dragon: U.S. Security Ti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51 Ronald Reag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in January 1988, (DSB), Vol. 88, No. 2133, April 1988, p. 5; p. 24.
52 Richard H. Solomon,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c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Address on March 15, 1988, (DSB), Vol. 88, No. 2134, May 1988, p. 36.
53 Robinson, op. cit., p. 244; Marshall I. Goldman and Merle Goldman, “Soviet and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3;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7/88, p. 572.
54 George Shultz’s banquet toast in Beijing on July 14, 1988, (DSB), Vol. 88, No. 2139, October 1988, p. 29.
55 Bush’s new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2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9, (DSB), Vol. 89, No. 2146, May 1989, p. 7.
56 Nayan Chanda, “Asian Policy Slots Still Vacant in Bush Team: Going Nowhere Fa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89, p. 10.
57 John W. Garver, “The New Typ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12, December 1989, p. 1144.
58 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Assessments of Global Trends and the Emerging Er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4, April 1989, pp. 360-362.
59同56。
60 Eden Y. Woon, “Chinese Arms Sales and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6, June 1989, pp. 603-618.
61 Stephen I. Levine,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urrent History, Vol. 88, No. 539, September 1989, p. 295.
62 Winston Lord, “Misguided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9, 1989, p. 23.
63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A. Baker III, “Points of Mutual Advantage: Perestroik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ddress on October 16, 1989, (DSB), Vol. 89, No. 2153, December 1989, p. 10.
64 William G. Hyland, “America’s New Course,”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2, Spring 1990, p. 6.
65 Richard L. Williams,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S. Response to Changes in China,” statement on July 20, 1989, (DSB), Vol. 89, No. 2151, October 1989, p. 27.
66 Rochelle L. Stanfield, “Muted Outrage,” National Journal, No. 26, July 1, 1989, p. 1719.
67 Richard Nixon, “The Crisi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November 21, 1989, S 16553.
68 Henry Kissinger, “The Caricature of Deng as a Tyrant is Unfair,”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9.
69 Caspar W. Weinberger, Fighting for Peace: Seven Critical Years in the Pentagon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0), p. 289.
70 Hyland, op. cit.,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2, April 1990, p. 7.
71 Jeane Kirkpatrick, “Realism and Chinese Repre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1989.
72 Robert A. Scalapino, “The Prospects for U.S.-PRC Repressio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Published b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Seoul), Vol. IV, No. 1, Winter/Spring 1990; Scalapino,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9/90, p. 115.
73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 17.
74參閱王緝思：“正在脫胎的美國全球新戰(zhàn)略”，《世界知識》1992年，第1期，第8頁。
75 President Bush’s news conference on June 27, 1989, (DSB), Vol. 89, No. 2150, p. 56.
76 Richard Nixon, “The Crisi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November 21, 1989, S 16553.
77 Nixon, op. cit.; Martin Tolchin, “House, Breaking with Bush, Votes China San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89.
78 William T. Tow, “China Crisis Wither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3, 1989.
79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 18.
80 Baker, op. cit., pp. 15-16.
81 Michel Oksenberg, “The China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3, Summer 1991, pp. 4-5; Robert A.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 33; Nancy B.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1-1991,” ibid., p. 92.
82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III, “U.S.-Soviet Relations: A Discussion of Perestroika and Economic Reform,” statement on October 4, 1989, (DSB), vol. 89, No. 2153, December 1989, p. 22.
83參閱《文匯報》1992年2月15日報道：“美新聞界對華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
84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03-284.
85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138-139.
86 Warren I. Cohen, “Power and Culture: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784-1988,” in Michael Hunt, et al., Mutual Ima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88),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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