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形成從底線出發(fā)思考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界流行的兼得理想狀態(tài)與底線情形的政治思想理路所具有的消極影響，不能熟視無睹。從思想界來講，這種思路在從胡適到4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者、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習慣于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具有不同針對的理論體系膠合起來對待，導致了中國人理解自由主義的思想混亂。而這種思路投射在政治實踐中，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現(xiàn)代政治進程中，也表現(xiàn)出兼得西方所有意識形態(tài)賣弄的好處并加以中國式的超越的企圖。然而，歷史已經(jīng)給了我們沉痛的教訓。不遵循一種有秩序的政治思想進路與政治實踐進路，我們還不可能走出陷溺于這種教訓之中的境地。

　　思想界的兩次分化與新自由主義話語的突起

　　當90年代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理論對詰深入到一定層次時，各自都需要對自己的理論內蘊加以檢討。在這樣的思想邏輯左右下，蘊涵豐富的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也就有必要對于其各有側重的理論與實踐主張加以清理。這樣，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便走到了這場爭論的前臺。

　　很明顯，在90年代末期的自由主義論爭中，鮮明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并不多。幾乎在認同自由主義的基點上，表達自己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傾向的人士，對于新自由主義有一種壓倒性的好感。需要指出，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含混的政治學術語。人們經(jīng)常將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言說稱為新自由主義。其實，古典自由主義的合法繼承者諸如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諾齊克（Robert Nozick）等人的論說，就不能歸于與羅爾斯（John Rawls）一樣的新自由主義言說行列。兩者具有的差異，從其著眼于捍衛(wèi)自由與申述公平的不同上，可以得到認知。

　　新自由主義的突起具有一個理論孕積的過程�；仡�90年代自由主義的中國傳播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90年代早期對于自由主義的傳播，具有一種模糊了自由主義理論內部的細分界限，而采取籠統(tǒng)的認取理路的特點。所以，像顧準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一經(jīng)發(fā)掘出來，人們都紛紛表示欽佩之情�！邦櫆薀帷笨梢员灰暈�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熱興起的一個象征。說是象征，因為我們從中還不能確認顧準信仰的是哪種具體的自由主義理論。

　　由于后來西方自由主義陣營中發(fā)出了“歷史的終結”，渲染了自由主義的輝煌，使得自由主義的認同問題與中國問題和人類問題有了一個膠結點。在價值立場上傾向于同情左翼社會主義思潮的學人，與價值立場上傾向于同情自由主義的學人，已經(jīng)到了無法維持其統(tǒng)一的知識份子聯(lián)盟的地步。統(tǒng)一知識份子隊伍的分裂，成為一個顯見的思想事件。而且，當那些自覺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在對于自己認同的極其復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進行觀念清理的時候，也發(fā)現(xiàn)了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出場的諸種自由主義理論陳述中，具有無法完全相容的理論特征。因此，繼“左派”與“右派”的第一次分化，接著發(fā)生了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二次分化──傾向于“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學人與傾向于“右派”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學人之間，產生了又一個對詰的思想局面。再含混地提對于自由主義的認同，已經(jīng)顯得要不是對于自由主義內部關于具體的自由價值認同所發(fā)生的分歧不理解，要不就是對于自由主義內部陳述的解決棘手的中國問題的重大差異不知曉。因此，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就產生了一個誰更優(yōu)先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問題來。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中，新自由主義異軍突起，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同。

　　在完備性的背后

　　在中國，新自由主義之“新”，是因為他們對于改良后的社會民主主義，乃至于改良后的社會主義表現(xiàn)出的親和。確實，在思想自身必然帶有的某種邊界模糊性視角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使得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的某些主張發(fā)生了視界融合。這些融合體現(xiàn)于下述幾個方面：一是他們在審視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生活問題時，共同表現(xiàn)出對“公正”問題的偏愛，超過了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二是他們在申述自己的理論立場時，共同體現(xiàn)對羅爾斯的濃厚興趣，遠遠勝過對古典式自由主義理論（如哈耶克、諾齊克）的興趣。三是他們在面對表達自己的制度訴求問題時，對社會不公的批評，超過對憲政制度建設的興趣。四是他們在申述自己對于健全的自由主義理論“判教”觀時，對于新自由主義關照了自由與公平兩個端點的思想優(yōu)勢表彰，超過對于自由之得以獲得和捍衛(wèi)的底線條件的留意，因而將古典自由主義視為一種偏激的政治理論。并且，都在一種斷然劃分所謂經(jīng)濟（學）自由主義與政治（學）自由主義的界限的基礎上，將底線的權利自由移植到上限的社會公正的背后，凸顯“公正至上”的社會訴求的優(yōu)先性與緊迫性。

　　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而言，新自由主義可謂是基于完備性（comprehensive）基礎之上的自由主義言述。但是，這種基于完備性基礎之上的自由主義言述，在限定于西方發(fā)達國家那種“優(yōu)良秩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的范圍內具有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中國語境中卻成為一種闕失面較大的言述。

　　其一，中國語境中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對于自己以社會政治問題為言述對象的自由主義理論基點，是有盲點的。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他們以自己對于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普遍不公的極度關注，申述的良心化論說，卻恰恰將良心隱匿于壓力感與鄉(xiāng)愿意識之中。

　　從中國的論政傳統(tǒng)來看，以良心論政是文人學士談論政治的基點。良心作為論政者的精神支柱，也作為論政問題的判斷基點，必須是與一切私人的、社會的實際利害關系脫?的。但是，這只是在談論道德問題時附帶談論政治問題，而不是在談論政治問題時關注道德問題。這樣勢必將談論社會問題的各個應當相互區(qū)分開來的社會要素，混為一談。這種思維定勢，衍生到當今關于自由主義的討論之中，也就使得利益的普適認定與獲取利益的制度安排問題，被關懷他人的道德良心的心理沖動所遮蔽。

　　良心如何在關于自由的論說中發(fā)揮軸心性作用？這可以切分為二來看：一是認同自由主義價值立場的知識者個人的良心，二是他們作為社會良心代言人的知識份子階層規(guī)定性。前者具有個體心理的、強烈的良心擔當意識；
后者具有階層推動的良心負荷壓力。兩者都是以一種壓力的形式發(fā)揮作用的。前者對于思想─行動的知識主體內在心理構成壓力；
后者對于思想─行動的主體構成外在壓力。傾向于新自由主義的學人們在談論“中國問題”時，將這種現(xiàn)代良心觀與中國傳統(tǒng)的良心論對接起來。于是，起點公正、過程公正與結果公正，成為他們談論社會政治問題的唯一主題。當然，假如將起點公正安頓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面，那是值得認同的。而如果只是對于起點公正做抽象的強調，僅僅滿足于掬一把高尚的眼淚，那么這種起點公正的保證條件是甚么，就是不清楚的。而公正也就墮落為對于處在社會不利狀態(tài)的人們，毫無幫助的、單純同情的道德情感原點上而已。而且，將自由置于平等之下的同情，等于是對于下層社會群眾的恩賜式的同情，而不是由于他們具有人權，而必須具有有尊嚴地生活的權利。在此，與譴責社會不公相聯(lián)系的道義同情，價值都是同樣有限的。

　　正因為如此，以良心論政，就容易走向鄉(xiāng)愿。在古典中國，表達鄉(xiāng)愿的常常是那些基于良心、表現(xiàn)同情、為民請命的文人學士。這是由于，他們的高尚良心與深切同情，只停留于倫理憤慨的宣泄，而沒有透入到制度安排層面。于是，不從下層群眾的自我權利出發(fā)，去設計得以成功捍衛(wèi)他們的權利的社會制度，一切良心、同情和請命最后都必然幻化為鄉(xiāng)愿。因為這樣的表達者都得把希望寄托在統(tǒng)治者的良心發(fā)現(xiàn)與“民本”式的垂注下情上面。

　　其二，中國語境中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也可以說是基于現(xiàn)實要求而申述的一種社會政治話語。他們試圖將現(xiàn)實社會政治問題解釋清楚，以便給社會政治實踐提供一個完備的方案：既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又實現(xiàn)社會的普遍公平。但是，另一個方向上來的危險則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即從實踐問題上的面對現(xiàn)實，與從理論上的解釋現(xiàn)實的差異，被他們所忽視。

　　從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史來看，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顯現(xiàn)出了兩種理論旨趣：前者面對現(xiàn)實，而直接尋求解決思路與解決方法，它無法以對于自由理論的自足與制度實踐的完滿的追求，來處理他們面對的一系列問題。而新自由主義則以理論的完滿闡釋為基本目的。他們大多是書齋思想家，而不是像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創(chuàng)思想家那樣是行動家。因此，他們的解釋力度要遠遠超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但是，他們常常就此將自由主義構想為可以化解一切社會政治理論難題、化解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不公問題的全能政治理論與完備行動方案。

　　對于中國申述新自由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主張的人士來講，他們直取了新自由主義解釋現(xiàn)實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直接面對現(xiàn)實的立論方式。也許，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孕生的諸種社會政治問題而言，選取解釋現(xiàn)實的理論進路，會比選取面對現(xiàn)實的理論進路，要更少一些理論言述受到攻擊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將自由與平等作了關聯(lián)性的處理之后，成熟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便帶給了后起現(xiàn)代國家實踐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制度方案的某種困難。因為，在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證上，到新自由主義階段，自由主義的理論完備性已經(jīng)有了保障。而在政治實踐上，西方國家已經(jīng)建立起穩(wěn)定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并將自由與平等的兩個自由主義的制度主題結合了起來。于是，古典自由主義那種面對權力申述權利，面對強權伸張自由，面對特權申訴平等的問題針對性，就發(fā)生了語境上的重大改變。假如我們不對于自由主義的這種重大變遷抱持一種警覺性的話，就會輕易地將接引自由主義的榫口直接對準新自由主義，而且會以為這樣更有一種健全理論和實踐方案保障自由主義的理論可靠性與實踐可行性。但是，恰恰我們需要強調，當今我們中國只能對接古典自由主義，而難以對接新自由主義。原因很簡單：一個缺乏對于自由理念的普遍認同，而且同時缺乏起碼穩(wěn)定且有效運作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安排的國度，直接接引新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與制度軌制，只會損害公民的個人自由。

　　其三，基于完備性基礎之上的中國新自由主義話語，在理論上確實考慮到了現(xiàn)代諸種政治思想在解讀現(xiàn)代政治生活上的有效性。他們力圖將這些論說的思想亮點，均納入到自己對于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解讀之中。

　　但是，他們這樣的思想努力卻是以犧牲掉思想的邏輯關聯(lián)性，犧牲掉自由主義主張的一貫到底的思想原則作為前提的。說起來，在90年代的自由主義論爭中，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比古典自由主義更能吸引那些愿意認同現(xiàn)代自由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注意力，一方面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證的強勢與說服力的強大；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一個權錢勾結、腐敗叢生的轉型社會里，若不首先對于因痛恨腐敗產生的社會不公表達無法克制的憤怒的話，他似乎就喪失了指陳社會政治問題的資格。這是一種使人顯得無奈的實際處境。在我們的分析視野中，申述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中國學人，當然有其讓人理解的、意欲解決現(xiàn)實中國難題的尷尬處境問題。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他們認同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主張的理論動因。直白地講，在人們容易認同那些更有理論感召力的思想的普遍接受心理的作用背景條件下，這些中國學人也逃不了這種理論接受心理的作用機制的制約。畢竟，古典自由主義直陳某種政治理念的運思方式，與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兼綜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的諸種主張而建立的理論體系相比，具有一種似乎顯然的理論劣勢：邊緣性的思想總是比立場鮮明的思想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理解、消化和轉化。古典自由主義只是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諸邊緣的一緣，而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已經(jīng)將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的諸邊緣模糊化，而顯示出一種滿足諸邊緣訴求的融會性質來。

　　比較于新自由主義而言，古典自由主義具有一種理論的徹底性。因此，它明確的邊際界限，使得人們對之不能有半點含糊。它堅持兩條原則：一是來自于天賦人權的個人自由，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二是來自于對權力自我膨脹的警惕，不得不隨時將政府的權力限定在人們同意的限度內。因此，就自由主義理論的確證范圍內來講，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必須是具有柏林（Isaiah Berlin）所講的“刺猬”特色的思想者，而倒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必須具有一種柏林所指的“狐貍”的思想特色。

　　對于當代中國陳述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訴求的學人來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對于這種邊緣思想的感召力是有一種自覺的。他們自覺地強調自己論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與制度安排時候的思想方式，是一種對于“第三條道路”的追求。他們從兩個方向上來陳述這一選擇：一是認定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必要發(fā)展出溫和的中間力量，既兼顧自由與公正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尋求一條『非左非右』的理性與激情平衡的『第三條道路』”。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國有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進路。另一則是借助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于英國社會政治實踐的“第三條道路”的設計，指出一個所謂的“吉登斯時代”凸顯的“共同的底線”對于我們中國人具有的特殊意義。顯然，新自由主義的完備性理論誤導了中國一些愿意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使得他們對于中國還處于一個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衛(wèi)基本自由的基本憲政制度安排的現(xiàn)實狀態(tài)視若未睹。在此，一個完備的理論對于一個極其不完備的社會，只能起一種耽誤的作用。

　　其四，應當說，中國語境中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也是有一種精神的自覺的。但是，他們將自由安頓在平等的基礎上，而不是將平等安頓在自由的基礎上，卻顛倒了實現(xiàn)公民自由的底線條件與上限期望之間的關系。

　　比較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兩者，必須要指出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具有的價值，無論如何都是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所無法包容與取代的。對于一切愿意認同自由主義的人士來講，古典自由主義永遠都是認同自由民主憲政價值人士的出發(fā)點。就此而言，所謂“共同的底線”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的個人自由與權利這一底線，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調和性的甚么觀念之作為底線。離開這一出發(fā)點，僅僅站在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承諾自由價值的基點上而主要強調公正問題，來對待自由主義，就將會沒有例外地損害自由。這是思想的邏輯和制度安頓的邏輯在歷史中所共同呈現(xiàn)的事實。它絕對不僅僅是認同古典自由主義的人士主觀的偏好所支撐住的信念。從消極自由到積極自由、從自由到平等、從權利到權力、從國家到社會、從做蛋糕到分蛋糕、從捍衛(wèi)底線到表達期望、從一元到多元，……總之，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現(xiàn)代自由主義，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按照我們對于完備理論的喜好、對于顯現(xiàn)自己知識份子良心的執(zhí)著，就能夠變換的組合。

　　新自由主義表達的政治期望，當然也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但是，對于目前中國來講，新自由主義更多的只是對于我們關于自由主義的理論興趣加以滿足的一種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它還不足以構成影響我們當下社會政治實踐的現(xiàn)實可行方案。就此我們可以斷定，古典自由主義相對于新自由主義而言，具有一種先在性。在此，政治期望不是政治底線，二者不能混同。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形成從底線出發(fā)思考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界流行的兼得理想狀態(tài)與底線情形的政治思想理路所具有的消極影響，不能熟視無睹。從思想界來講，這種思路在從胡適到4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者、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習慣于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具有不同針對的理論體系膠合起來對待，導致了中國人理解自由主義的思想混亂。而這種思路投射在政治實踐中，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現(xiàn)代政治進程中，也表現(xiàn)出兼得西方所有意識形態(tài)賣弄的好處并加以中國式的超越的企圖。然而，歷史已經(jīng)給了我們沉痛的教訓。不遵循一種有秩序的政治思想進路與政治實踐進路，我們還不可能走出陷溺于這種教訓之中的境地。

　　來源：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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