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ň幷甙� 《東方早報·汶川大地震重建報告》從“關(guān)于民意”開始，在“關(guān)于民意”結(jié)束。5月26日起，我們刊發(fā)了八個命題：《關(guān)于民意》、《關(guān)于政府》、《關(guān)于政策》、《關(guān)于法令》、《唐山建議書》、《生于廢墟》、《交給時間》、《關(guān)于民意》。這不是只給死難者的紀念，也是給所有生者的報告。）

　　一在四川，當情感和內(nèi)心的慌亂、災(zāi)難的尖銳性、余震的回響，甚至悲傷和憐憫的高潮都開始沉淀時，一個更尖銳的問題，擺在每個人的面前。媒體已在活著的眾人面前記錄了這場災(zāi)難,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在歷史中記錄這場災(zāi)難？我們又將如何驚魂未定地，向孩子們講述這一切？

　　告訴他們天災(zāi)多為人禍？告訴他們這是絕對的偶然，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個瞬間歸零？或者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或者說，人定勝天，我們最終會戰(zhàn)勝大自然？還是告訴他們，其實爸爸媽媽和你一樣無知，一樣渴求答案，一樣盼望奇跡。

　　專家說，這一次，可能是陸地上發(fā)生過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這種災(zāi)難面前，每個人的價值觀、每種文化的回答、每一種講述災(zāi)難的方式，都面臨著被顛覆、被修正的可能。我們怎么去記錄和講述呢，連我們的語言都開始被震動了。

　　每一個證據(jù)勘驗的故事里，高超的法醫(yī)都會這樣說，“死人是會說話的”。死者將告訴我們他希望我們知道的事。當我看見瓦礫下孩子們尸體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醫(yī)的信心。近9萬個死亡和失蹤的生命，在這個鼎盛的時代，以各種姿勢一起橫陳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臥，或蜷曲，或跪立；
他們的面容或鎮(zhèn)靜，或哀傷，或驚恐。我們?nèi)舨荒苈犚娝麄冊谡f什么，我們?nèi)绾斡涗�，如何講述？我們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語，只是一個勁地說自己的話。

　　如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堅持認為，“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那這場地震對他而言，就沒有意義。如果“5·12”之后，一位將軍依然崇拜凱撒的名言，“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那么數(shù)萬遇難者對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還堅持要在彭州興建80萬噸乙烯工程，那這場8.0級的地震對成都而言，仍然顯得太輕微。

　　一個公民僵硬的尸體，要一個國家學(xué)會敬畏生命；
一張死去的臉，要生者學(xué)習敬畏人的靈魂；
一個死在教學(xué)樓里的孩子，則叫我們敬畏民族的未來；
一座被摧毀的城市，要我們重新敬畏腳下的大地，和頭上的星空；
一片劫后重生的災(zāi)區(qū)，是要我們學(xué)習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當災(zāi)難來自大地或天空的深處時，人通常有兩種相反的回應(yīng)。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為我們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毀去了一個縣份超過650年的財政積累。但感恩是為我們得到的。在一場沒有邏輯、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災(zāi)難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難的方式告訴我們一件事，就像一個遇害者臨死前拼命在地上畫一個符號來告訴法醫(yī)。那就是無論我們多么驕傲，多么強大，多么發(fā)達，我們擁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間消失，意思是說，我們并不是我們所擁有這一切的主人。“生命是一份應(yīng)當去感激的禮物，不是一份緊緊抓在手中的財產(chǎn)�！�

　　二

　　1990年，一位蘇格蘭人陶蘭斯，來到這次大地震的主要災(zāi)區(qū)，也是今天碩果僅存的30萬羌族聚居的茂縣、汶川、理縣、黑水及北川一帶。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羌族在服飾、建筑、歌調(diào)、婚俗和獻祭儀式上，都與被擄往巴比倫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來在四川西北一帶從事慈善工作的華人學(xué)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論及羌族在生活形態(tài)上與中東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獻祭，是用沒有鑿過的石頭筑壇，以全身完好、沒有折斷骨頭的羔羊獻祭。作為中國族裔的古老源頭之一，羌人的獻祭，不但飽含了對“天佑中華”的敬畏，也帶有強烈的贖罪意識。他們稱天為“靈父”，根據(jù)陶蘭斯的記載，羌族祭司殺羊之后，將血灑在祭壇上，說“我們?yōu)⒀�是為著我們的罪”�?/p>

　　羔羊是無辜的。用羔羊獻祭，表達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對自身罪過的承認和對救贖的盼望。盡管陶蘭斯的觀點，在歷史上有較大的爭議性。但這次大地震降臨到羌族聚居的地區(qū)，令我無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獻祭，和他們心中某種古老的原罪感。這種因著對生命、對宇宙秩序的敬畏，而產(chǎn)生的謙卑和對人心中的罪性與黑暗（臺灣學(xué)者張灝稱之為幽黯意識）的體認，在中國的當代文化中，是一種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們對不起這個地球，還是地球?qū)Σ黄鹞覀�？像一位詩人為受難孩子寫的那樣，“連地球也像一個知道闖了禍的孩子，和我們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當敬畏感僅僅指向人類自身的性命時，災(zāi)難會帶來一種對人的道德的圣化，連經(jīng)歷災(zāi)難也成為人類驕傲的本錢。在一些關(guān)于救災(zāi)抗震的報道里，我已看見這種對經(jīng)歷苦難的圣化，對戰(zhàn)勝災(zāi)難的驕傲是怎樣彌漫的。一面，地震局反復(fù)強調(diào)說，這是無法預(yù)測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Act of GOD”；
另一面，我們卻依然大力宣揚著“抗震”、“抗災(zāi)”的英雄主義。當敬畏感不能與原罪感相調(diào)和時，真正的悲憫，和對人類種種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沒了。

　　其實古文中，一系列以“示”為偏旁的漢字，都殘留著先人以羔羊獻祭的謙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獻祭和敬拜，“羊”是人獻上的祭物。我們的祖先曾經(jīng)這樣期盼一個和諧社會，當人獻上羔羊為祭時，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災(zāi)難勞苦中，我們的確需要被安慰，但我們更需要先知般驚聲尖叫、甚至略顯偏激的刺耳聲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國破家亡的時候，他這樣抨擊那些只說安慰話的假先知：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y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三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發(fā)生后僅兩個小時，一位江蘇的企業(yè)家陳光標，就組織了60輛挖掘機、吊車等大型車輛和120多人的救災(zāi)隊伍，決定向著四川星夜兼程，幾乎與政府的第一支救災(zāi)軍隊同時到達災(zāi)區(qū)。

　　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顯示出30年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樓與股市，而是民間社會的孵化器。個人與個人，因著營利的、非營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種原因，結(jié)合成一個個社團，從而形成一個網(wǎng)狀的、多元的民間社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治理”。在這樣的社會里，政府的強制性管制，在人類共同體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個相反的社會中，離開政府的管制，我們就沒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們活在一個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時代。少數(shù)人自以為擔負著天下的使命，一談使命，就難免與對他人的支配聯(lián)系起來。而多數(shù)人以極端的個人立場為支點，認為天下滔滔，和自己沒有任何關(guān)系。其實這兩種都是驕傲的版本，也是絕望的版本。

　　當我在“5·12”的下午，從高樓上走下來時，還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個反應(yīng)是，我們要如何交賬？當一個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別人面前時，他人固然無權(quán)對你說，這件事你必須負責；
但你也無法對自己說，這件事真的與我無關(guān)。

　　在綿陽三臺中學(xué)，一位在地震時獨自逃生的教師，被學(xué)校開除了。而都江堰光亞中學(xué)的老師范美忠，因為在網(wǎng)上撰文，述說自己獨自逃生的經(jīng)歷，和認為地震時沒有義務(wù)幫助學(xué)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軒然大波。學(xué)校迫于輿論，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課。

　　對中國知識界來說，這也是一個頗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一種僅以個人權(quán)利為本位的自由主義，在民族的苦難和激情中，發(fā)出過許多先知般冷靜的聲音，并固守著一個個人與群體的邊界。然而，這種輕易拒絕了高貴品質(zhì)的自由主義，卻無法在一件具體的苦難中，建立起我與他人、族群在盟約中的生命關(guān)系�；�了多少年的代價，我們才走出了集體。但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地震，卻借著無辜者的血，叫我們發(fā)現(xiàn)，自由知識分子們正在喪失重新走入集體的勇氣。我們可能守住了一個防止強制性闖入的邊界，但我們同時也失去了以愛的力量自愿打破這個邊界的能力。

　　陳光標和范美忠，是這個時代青黃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廢墟上，我看見民間社會曾被強奸的使命感，開始死灰復(fù)燃。每一雙緊閉地下的眼睛，依然看著我們，問：我們死后，你們怎么交賬？

　　四

　　在各種地震博物館的建議里，川籍學(xué)者查常平、作家魏明倫、冉云飛、建筑師劉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遺產(chǎn)保護計劃”，是一個深具歷史感的呼吁。他們反對對地震遺址的深度清理，主張活著的人，付出一個再大也不會比死者更大的代價，來保留這場大地震的遺跡。包括“六大遺址、三座紀念場所、三個中心、兩個歷史博物館、一座志愿者空間公園”，形成一個從九寨溝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遺產(chǎn)與文化遺產(chǎn)群址”。將我們的死亡、災(zāi)難、憂傷和盼望，一一陳列在大地上。

　　作家蕭伯納曾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權(quán)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著的時候更美好。這是一種催生使命感的歷史維度，真正的寫作、治理、救助、關(guān)懷、經(jīng)營和崛起，都是面向歷史的。當年，麥迪遜和杰斐遜曾爭論《憲法》是否應(yīng)該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為活著的人已經(jīng)死了，新生的人憑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統(tǒng)治呢？

　　如果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屬于一個共同體，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們低頭默哀，不值得國旗為他（她）垂落，他（她）的遺體也不值得我們挖掘、埋葬,那么憲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為憲法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超越死亡的盟約，歷史也是。就如小學(xué)五年級的閱讀課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與子》，說1989年的洛杉磯大地震中，一位父親在學(xué)校廢墟上挖了36個小時，其他孩子的父母都傷心地離開了。他最終救出了兒子和其他14個孩子。這位父親的信心，并不在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著，而在于他持守的一個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對同學(xué)們說的，“只要我父親還活著，就一定會來救我。因為他說過不論發(fā)生什么，都會和我在一起”——無論發(fā)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個人的死亡是一個悲劇，因為每個人的死亡都伴隨著他（她）獨特的苦難。但死亡本身是人類的遺產(chǎn)。換句話說，迄今為止人類的所有遺產(chǎn)，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訴后人這是我們的故鄉(xiāng)，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破壞埋過自己親人的大地。換句話說，埋過我們親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應(yīng)當去征服的。

　　一個有歷史感的社會，需要改變它的發(fā)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現(xiàn)出人類的死亡。對于墓地，流行的邏輯是“不能讓死人和活人爭地”；
對于宗教，流行的邏輯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錢”。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會尊重我們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跡不斷在歷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們看不見過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見歷史。換言之，死過的人都白死了，將死的人也會如此。

　　這正是道德衰微、物質(zhì)主義成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實說，讓13億幸存者永遠記得那些遇難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學(xué)者說的：

　　“讓活著的人記住死者，對活著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面對無辜的死者，活著的人對生命總是虧欠的。我只有懇請無辜的死者記住我，因為，他們活著，永遠活著，而我是將死的。我將屬于他們，所以懇請他們記住我”。

　　一個缺乏歷史感的社會，一定是一個記不住死者，死者也不會記住他們的社會。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倒了。發(fā)生過的事，最后就當沒發(fā)生一樣。

　　五

　　86歲的乞討者徐超，向災(zāi)區(qū)捐出了他積攢的105元。

　　108歲的景頗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將她為身后事積攢的502元7角3分，捐給了災(zāi)區(qū)。

　　這當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揚的個人抉擇，但在我看來，這也是兩個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是一件使歷史的意義遭受重創(chuàng)的事。無數(shù)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結(jié)隊地死去，不只帶來一個對學(xué)校和建筑商如何調(diào)查追究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對于未來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個象征。當死亡循序漸進的時候，我們對未來還有一種假想的秩序感，看見一個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撫平三個老人離去的悲哀。我們以為世界就會一直這樣，按著固定的程序運轉(zhuǎn)。我們驕傲地以為，歷史是源源不斷的自來水，絕不會突然停止、轉(zhuǎn)身甚至傾覆。我們把自己賺來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當然地以為，連天地和造物主都應(yīng)該和必須尊重我們的財產(chǎn)權(quán)。其實我們的發(fā)展觀和價值觀，我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都是建立在這個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觸目驚心的，是死亡的普遍與突然，刺破了這種科學(xué)主義的秩序感。30多年前，一個叫羅馬俱樂部的團體，發(fā)表了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人類的經(jīng)濟增長方式不可能持續(xù)，這一類對世界性災(zāi)難的悲觀論調(diào)，在西方文化中從來沒有少過，一方面，這些觀點被高歌猛進的社會當作烏鴉嘴；
另一方面，卻因著好萊塢的電影而充滿了全世界的臥室。“5·12”那天，我從無數(shù)人那里，聽見對地震場景的最多、最貼切的一個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國大片”。

　　一個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歷史感的社會，對于未來，要么過于樂觀，要么失去盼望�？催^無數(shù)好萊塢的災(zāi)難片，我們從來都對美國人關(guān)于末日的描寫嗤之以鼻，僅僅對災(zāi)難的場面大呼過癮。因為中國文化中，從來缺乏一個對末世的啟示、描述和警示的傳統(tǒng)。我們的世界觀是生生不息的一個循環(huán)，似乎是一個永遠不會破口的雞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個令人恐慌的詞，甚至被降低到社會學(xué)的意義上，成為與“盛世”對立的、一個叫人家不高興的概念。

　　所以中國人無論經(jīng)過什么災(zāi)難，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個族群。我不敢奢望這場大地震的余震，將永遠回響在我們靈魂深處，從而有助于改變這一點。事實上，末世是一個充滿張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學(xué)家齊克果所說，“絕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藥”。對今生的一個徹底的絕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帶來對今生的一個積極的擁抱。就像對集體的深刻的絕望，回到個體性的救贖道路上，反而會帶來對集體的一個重新的愛的接納。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門去，懷著永恒的盼望，親手栽下一棵小樹苗�！�

　　已死去的孩子，已在天堂歌唱�；蛟S他們很想差一個回來，告訴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如何真實地記錄和講述這一切，才不會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不是我們無法挽回他們，是他們已無法勸說我們。我們只能祈禱，愿死者永遠記得我們，記得“5·12”之后這個國家做了和沒做的一切，所發(fā)生的全部改變或死不改變，記得我們的愧疚、憂傷和敬畏，記得我們從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長或短的一生。

　　讓活著的人被死者記住，讓我們值得被他們記住。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

　　2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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