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征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紅極一時的黨國要人，胡適和魯迅都曾經(jīng)提到過他的名字。他的兒子陳星弼，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九三學社成員。近年來，關(guān)于陳德征的“莫須有”的不實之辭層出不窮，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只是高度妖魔化的陳德征，而不是陳德征的真實面目。

　　一、小名“難兒”的陳星弼

　　在九三學社的官方網(wǎng)站中，刊載有陳星弼的傳記材料，其中介紹說：陳星弼(1931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微電子學家。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1年加入九三學社。陳星弼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祖籍浙江省浦江縣青塘鎮(zhèn)。祖父曾為清朝武舉人。父親陳德征因家庭貧窮靠勤工儉學就讀于杭州之江大學化學系。五四運動時，其父成為杭州學生領(lǐng)袖之一，從此進入政界，也曾算得一個紅人。但不久得罪于蔣介石，被摘了烏紗帽且被軟禁。這時陳星弼出生了，因此取小名為“難兒”。他的父親陳德征因宦海沉浮之經(jīng)歷，堅持讓他繼續(xù)讀書，直至學到科學技術(shù)而為國家做實事為止。再加上他一直進的是國立中學，包括生活費在內(nèi)一概公費，因此沒有中斷學習。

　　在這份傳記材料中，還隱約透露了陳星弼一家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遭遇：陳星弼1952年從同濟大學電機系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廈門大學電機系擔任助教。第二年第二次院系調(diào)整時轉(zhuǎn)到南京工學院無線電系。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xiàn)在的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前身)工作，同時被選送到中國科學院應(yīng)用物理研究所進修半導體。由于家庭出身原因，他始終是受命教書。他認為要教好書，不僅要把所教內(nèi)容融會貫通，還要考慮學生如何能最好地接受。因此他上課時不需講稿，只帶一張象香煙盒大小的紙，寫一點備忘綱要即可。他所教的課程一直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和稱贊。

　　陳星弼為人正直、坦率，由于不愿隨俗而家庭出身又不好，被一些人認為清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首批打倒。1970年國家電視攻關(guān)中被派往工廠支援研制氧化鉛攝像管，他得知國外已研制硅靶攝像管，因此建議研制這種新攝像管并獲四機部批準。但是好景不長，剛剛見到圖像他就被點名去五七干校勞動，直至愛人病重才被調(diào)回。

　　1980年，陳星弼被派往美國深造。從這時開始，他進行新型半導體功率器件的研究。1983年回國，他被選為系主任，不久建立了微電子研究所。在他率領(lǐng)下，在中國首次研制了VDMOST，IGBT，LDMOST，MCT，EST等器件并開發(fā)了相關(guān)技術(shù)。

　　二、余英時、王彬彬的不實之辭

　　關(guān)于國民黨時代的陳德征，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寫道：“最近《胡適的日記》已在臺北影印問世。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在發(fā)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國民黨方面的反應(yīng)是多么強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胡適的真正對手，還不是作了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而是一個名叫陳德征的人。這個人當時是上海市黨部中的重要角色，他連中學也沒有畢業(yè)，寫的罵人文字充滿了流氣，正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流氓。國民黨在奪取政權(quán)過程中，它的中下層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國民黨上層中雖不乏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漢民、吳稚暉之流，但是在中下層‘黨棍子’層層包圍之中，也不免自我異化了。后來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民黨正式全面推行‘黨化教育’，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國民黨決裂的關(guān)鍵所在。1947年蕭公權(quán)應(yīng)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長竟約同黨方人員對他進行一場關(guān)于‘國父遺教’的口試。這種事最能說明國民黨對高級知識分子的輕侮達到了多么荒謬的程度�！�

　　王彬彬接過余英時的話頭介紹說：“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指出，國民黨在奪取政權(quán)的過程中，中下層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陳德征便是典型代表。”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王彬彬大膽采用了以訛傳訛的道聽途說：據(jù)說，在陳某執(zhí)掌《民國日報》時，曾忽發(fā)奇想，在報上搞了一次“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揭曉時，第一名是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蔣介石一怒之下，將陳某押到南京，關(guān)了幾個月。但蔣對他的懲罰僅此而已。陳某回到上海灘后，照樣做他的官。

　　王彬彬的文章《胡適、魯迅與陳德征》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在此之前，余世存也在《非常道》中寫道：1926年，陳德征繼任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隨后又掌握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文教機關(guān)的大權(quán)。紅極一時，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國日報》發(fā)起“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揭曉時，第一名竟是他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老蔣一怒之下將陳押至南京，關(guān)了幾個月后，命令各機關(guān)，對陳“永世不得錄用”。

　　三、陳德征的真面目

　　筆者在網(wǎng)絡(luò)中簡單搜索了一下，很快找到如下信息：陳德征，字待秋，浙江浦江人，杭州之江大學理學士。他早年曾在蘇皖等地任教，后入《民國日報》社擔任編輯，并為新南社發(fā)起人之一。四·一二政變前后，由于他主持的《民國日報》發(fā)表大量擁蔣反共言論，得到國民黨右派的賞識，他也因此飛黃騰達，成了上海政界的紅人。到1930年，當他被任命為通志館籌備委員時，他不僅已是市教育局局長、《民國日報》總編，而且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常委兼宣傳部長，掌握著大上海的文教、宣傳大權(quán)。一時間的飛黃騰達竟然讓他得意忘形，居然在《民國日報》發(fā)起選舉‘中國偉人’的民意測驗，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腳。選舉揭曉，孫中山位居第一，蔣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蔣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蔣介石一怒之下將他傳至南京拘押了起來。雖然數(shù)月之后他人終被釋放，但一個‘永遠不得敘用’的處分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結(jié)束。

　　這段文字出自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袁燮銘的文章《上海市通志館籌備始末》，其中關(guān)于陳德征在南京被拘押的時間，見于當年的《上海市政府公報》第74期。另據(jù)胡山源在《文壇管窺》一書回憶，他與陳德征是杭州之江大學預(yù)科班的同學，一個是文科第一名，一個是理科第一名，按照名次被分配到同一個寢室里。理科高材生陳德征與胡山源一樣喜歡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不過，兩個人的關(guān)系并不十分融洽：“我時常罵他，要他去洗洗干凈，衣服被褥要洗，身體尤其要洗。他嬉皮笑臉地對別人說：‘乖乖，不得了，一個晚娘管著我！’”

　　1920年，胡山源和陳德征同時從“相當于現(xiàn)在的�？啤钡闹�江大學預(yù)科班畢業(yè)，胡山源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受到扣發(fā)畢業(yè)證和停學處分，陳德征暗地里與學校當局妥協(xié)，由學生運動走向了政治運動。

　　1923年3月15日，上海古今圖書局出版彌灑社編輯的《彌灑》文藝月刊，主要成員有胡山源、錢江春、趙祖康、陳德征。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談到彌灑社時，提到了胡山源和陳德征的名字。關(guān)于陳德征的得罪蔣介石，胡山源也采用了道聽途說的“據(jù)說”：“陳德征在上�！�紅得發(fā)紫’�！�…有一天，南京來電報召他進京。他興匆匆地去了。不料一到‘國府’，蔣卻并沒有見他，而是請他住到一個‘特別招待所’里軟禁起來。如是者，一去三年之久。……后來據(jù)陳德征自己說：大約三年后，吳稚暉來看他，邀他去街上走走。他三年來第一次走到街上。過了一會，吳稚暉對他說：‘你不用回到現(xiàn)在的住所了，回上海去吧�！�就此他恢復(fù)了自由�！�

　　1949年之后，自稱是“沒有出息的溫情主義者”的胡山源，考慮到陳德征“沒有當漢奸，還有些人氣”，曾經(jīng)寫信請對方吃飯�！耙院�，我不在上海，就沒有往來過。肅反和各種運動期間，都聽到他一些消息，有的說他在什么地方‘勞改’。不知其詳。”

　　陳德征是國民黨奪取政權(quán)的急先鋒，同時也是清除異黨人士并且鉗制自由言論的人權(quán)殺手。1929年3月26日，上海報刊公開披露陳德征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交《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消息，引起胡適強烈反對。陳德征很快寫作一首標題為《“胡說”》的打油詩，刊登在他自己主編的《民國日報》上：“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

　　當時與陳德征一同圍剿胡適的，還有胡漢民、吳稚暉、楊杏佛等黨國要人，他們的相關(guān)言論其實并不比陳德征高明多少。早年留學日本的胡漢民幾乎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搞女人和搞政治方面，他的正式學歷及知識素養(yǎng)只能比陳德征低而不可能比陳德征高。1949年之后，已經(jīng)遠離政治舞臺的“沒有當漢奸，還有些人氣”的陳德征，所遭受的恰恰是他自己早年主張過的“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待遇，最終死于勞動改造。

　　陳德征確實是一個應(yīng)當受到譴責和懲罰的歷史罪人。然而，即便如此也不應(yīng)該把“莫須有”的不實之辭強加于他。作為文史學者的余英時、王彬彬等人把陳德征妖魔化為“連中學也沒有畢業(yè)”的“都市流氓”，既是對于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不負責任，同時也是對于自己從事的學術(shù)職業(yè)的不負責任。

　　本文刪節(jié)稿刊登于2008年4月17日《南方都市報》，作者授權(quán)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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