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后，這數(shù)十年來的政治意識，大體說來，可分為三流：一、傳統(tǒng)的革命意識，二、社會主義的意識，三、民主政體的建國意識。

　　辛亥革命，改專制為共和，此為國體之一變。然民主共和國之國體之充分實現(xiàn)，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體之充分實現(xiàn)。否則，雖名曰民國 ，實仍同專制。且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專制。以前的君主專制是名正言順之專制�！懊�不正則言不順”之專制，實等于混亂，是則表示國家仍未建立起，政治仍未上軌道。故國家之建立，政治之上軌道，相應民主共和之國體而言，惟賴民主政治之充分實現(xiàn)。然民主政體之充分實現(xiàn)，談何容易。民主政體之出現(xiàn)，在西方，有其歷史文化之長期蘊釀，其本身亦有其一定之觀念、意識，與夫一定之軌道。而這一套正是所謂“近代的”。中國辛亥革命，根據(jù)這一套而改變國體與政體，其對國人為完全是新的，是毫無疑問的。正因為完全是新的，其難了解與難實行，也是毫無疑問的。這一套要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里生根而成為習慣，好象是從自家的生命里發(fā)出來，是很難的，一般的人民更不用說。因為不能親切了解與實行，所以那改變了的國體與政體只是一個空架子，而人們的真實意識則不能與之相應。這一新時代的開國，在歷史文化的背景上說，在意識上說，是非常脆弱與空虛的。

　　孫中山先生應選首屆大總統(tǒng)，而旋讓位于袁世凱，其風度是很可貴的，我相信他那時是很有近代化的政治意識在心中。當時一般人也很向往近代化的新鮮朝氣。然不久袁世凱欲改變國體，恢復帝制，則一時之朝氣又趨闇淡。疾風知勁草，而當時真能保持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者，則為梁任公先生。他于袁氏帝制囂張之時，發(fā)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文中名言政治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其意是國體不可常動，雖有皇帝，亦可立憲而成民主，譬如英日，故在清末，不主革命，而主君主立憲�，F(xiàn)在既已革命矣，該國體為民國矣，何又紛紛再事開倒車？故仍主民主，從事民主政體之充分實現(xiàn)。他這里雖分國體與政體，實以作為內容之民主政體之主要。而袁氏之帝制自為實即恢復以前之君主專制，否認民主政治，不徒改變國體而已。梁氏之政治意識非常清楚，故出死力以倒袁。袁世凱之垮，可說完全是梁任公與蔡松坡師弟二人之力。惜乎此后，政治仍未上軌道，民主政體仍未依法施行。紛紛攘攘，乃有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出現(xiàn)。

　　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之出現(xiàn)是近時中國發(fā)展之一重要的關節(jié)。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學與民主。這都是不錯的。然而由此亦開出了意識的歧出。在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體之充分實現(xiàn)之政治意識反倒日趨闇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
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來的反中國文化，這已先動搖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應民主政體建國之健康的意識。還不止此，又開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之意識。這一個歧出是一個軒然大波，是一個大逆轉。由民主政體建國之主干的政治意識，一轉而為社會革命之意識，遠離問題之中心，全繞出去而注目于社會，注目于經(jīng)濟之平等。起初為一政治的意識，自由民主的意識，今則轉而為經(jīng)濟的意識，社會主義的平等的意識。這一經(jīng)濟平等的意識，倒更能打動國人的心坎，倒更能親切國人的生命，故其進入意識中比民主政體之進入意識中更為容易。這因為經(jīng)濟是人之物質生活一面，最切于一身之利害的；
又因為中國讀書人傳統(tǒng)的理想是在為生民請命，同情于農民。這兩點都是人們所易有的直接意識，亦都為共產(chǎn)黨所利用。經(jīng)濟是人之物質生活一面，故共產(chǎn)黨主張唯物論亦易為一般淺近的知識分子所接受，而傳統(tǒng)的為生民請命的理想性，亦易于為共黨的為勞苦大眾請命之似是而非的理想性所吸引所誤引。然傳統(tǒng)的為生民請命的理想性，其背后的精神決不是唯物論。出之于馬克思口中的社會主義而益之以唯物論，則尤足以激蕩人心，加重人之革命性、肆無忌憚性。如是全成了神魔混雜，完全喪失了傳統(tǒng)的純潔性與理想性。反之，民主政體之政治意識，則是人之精神生活一面，乃是直接與道德價值、人格尊嚴相連的；
而對于這一套的理解與施行，又不是直接的為生民請命之意識所能至，而是需要一種間接的構造意識的。爭自由民主，爭人權，固有時需要有革命之否定，然否定了，必須返回來委屈自己從事一制度之設立，以保住人民之自由與權利，并不是否定了他，倒顯出了我。此所以需要一種間接的構造意識。此其背后的精神根本是理想主義與理性主義，而不只是一種打倒的意識，亦不是一種打天下的革命意識。如此思之，則其進入人們的意識中之困難是很顯然的。這是一種政治家的意識，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謀國以忠的意識。相應國體政體而為軌道之構造與夫遵守軌道的政治意識，既非打天下的意識，亦非為勞苦大眾請命（替天行道）之宗教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并非說政治家不注意生民的福利，但卻不是宗教式的。）

　　列寧在俄國的成功給與孫中山先生的刺激很大。亦影響他民元時向往近代的民主政體之政治意識。聯(lián)俄容共不能不說是一點曲折。他雖然仍以憲政為最終之目的，而社會主義之意識亦終非其主要之綱領，然而在聯(lián)俄容共時，其助長人們的布爾什維克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只知經(jīng)濟平等之意識則甚大，因而復使一般黨員甚至知識分子違離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亦甚遠，而同時軍政訓政憲政之劃期，以及以黨治國之訂定，亦足以帶累憲政之實施，而使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不免有駁雜。

　　對于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張君勱先生能之。他始終反對共產(chǎn)黨：反對它的只注意經(jīng)濟平等之宗教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反對它的唯物論，唯物史觀。他能保持西方理想主義之正音，他能毅然肯定宋明理學之價值。在科學論戰(zhàn)時，他獨能否認科學萬能之狂言，而認識科學之限制，認識價值世界之不可化歸性。他始終反對打天下之意識，而以政黨政治之實現(xiàn)為己任。他實具有政治家之意識與風格，故其論民主政治決不囿于政治學教授之立場，而能通著歷史文化以及哲學上之理想主義。此實為一實踐的謀國以忠的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家的立場。今人方以講歷史文化與理想主義為有助于極權，此實卑陋已極，而不知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為何物。因為他的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把得穩(wěn)，故對于共黨決不含糊，而對于國民黨卻總有離有即，因為國民黨畢竟是以行憲政為目的。故一有行憲之機，便決與人為善，遂造成今日自由中國所行之憲法�？v橫捭闔，罵人為玄學鬼者，其對于民主政體之貢獻又安在？囿于政治學教授之立場，而反傳統(tǒng)文化，反理想主義者，其對于民主政體之貢獻又若何？君子內而為學，外而論世，固非拘拘而無識量者所可與知。

　　數(shù)十年來中國之主要課題仍當是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問題，此為一中心之所在。故政治意識離乎此者為歧出，相應乎此者為正宗。夫一正宗之政治意識，于數(shù)十年來之發(fā)展中，竟不得勢，湮沒不彰，則固中國之悲劇，亦天運之未復也。今在反共之時，人方知自由民主之可貴，方覺悟于只是經(jīng)濟平等之宗教式的社會主義之意識為邪謬，然則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之彰著，正其時矣。識者于此占剝復之機。

　　君勱先生嘗謂予言，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此語對吾影響甚深。吾乃知以前君主專制之不行，與乎民主政體之進步。凡吾今日對于政治所有之一點知識，皆先生之所賜。目擊而道存，固勝于讀坊間之政治學也。今當先生七十華誕，吾以兩語結斯文：

　　先生民主政體建國之政治意識是恰當?shù)摹?/p>

　　先生自身是一致的。

　　四十五年一月《張君勱先生七十壽誕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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