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在20世紀上半葉經(jīng)歷了深刻的社會變遷，但學者們對這個變遷怎樣改變了人們的公共生活卻知之甚少。研究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史的專家們，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區(qū)，對中國內(nèi)陸城市、特別是內(nèi)陸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至今仍十分薄弱。成都地處內(nèi)陸，較之沿海城市保留了更多的傳統(tǒng)，這對研究中國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對象。如果我們試圖去觀察中國城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茶館作為一個微觀世界，理應是我們的注意力所在。這篇論文將考察茶館這個20世紀初中國城市社會生活最基本經(jīng)濟文化單位，分析在這個空間活動的各色人等，把茶館作為大千世界的縮影，探索這一轉(zhuǎn)折時期城市社會、公眾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變遷1。

　　中國飲茶的傳統(tǒng)很早即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們的旅行記、調(diào)查以及回憶錄中，經(jīng)常描述他們關于茶館的深刻印象2。中國學者近年來出版了不少的關于茶文化的作品，但 多限于文化介紹而非歷史分析3，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一本關于中國茶館的學術專著，甚至論文也很少4。不少美國的中國城市史學者指出了茶館的社會功能，但直至20世紀90年代末還沒有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5。其實，倒是日本學者較早注意到中國茶館的問題，1974年，研究中國文學的竹內(nèi)実出版了《茶館》一書6。不過，雖然本書冠名茶館，但實際是中國的風土介紹，其中也只有一節(jié)是真正講茶館的。但他獨具慧眼的是把“茶館”作為書名，并作為本書開篇，列于其他關于地理、人口等等論述之前，十分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茶館（至少從一個角度）的確代表了中國風土和大眾文化。不過，關于中國茶館的開拓性學術研究，應該是鈴木智夫在1982年發(fā)表的關于清末江浙地區(qū)茶館的論文7。在這篇論文中，他第一次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考察它們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對茶館、顧客、“吃講茶”、賭博等現(xiàn)象都有論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論文中所提到的，由于受資料的限制，其“分析尚不充分”，他意識到許多問題諸如茶館是按“何種形式來經(jīng)營的”等都未能回答。他在次年又發(fā)表了一篇以清末上海茶館為研究對象的論文8，也是由于受資料的限制而未能把問題深入下去。但他的研究無疑使學者們注意到研究中國茶館的重要性。在鈴木智夫之后，西澤治彥發(fā)表了兩篇關于茶館的論文9，1985年的一篇以全國的茶館為對象，資料豐富，將此前的有關論述作了認真清理，對于全面認識中國茶館及歷史很有幫助。他在1988年發(fā)表的另一關于茶館的研究是第一篇關于成都茶館的研究論文。當人們還只是把觀察茶館的視野局限在沿海地區(qū)時，西澤治彥從而向人們打開了了解中國內(nèi)陸城市茶館的一扇窗口。這篇論文記述了從清代到現(xiàn)代成都茶館的歷史，但是在使用資料上也有局限10。雖然前此的研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都為我們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根據(jù)檔案、報刊以及各種游記資料，把對茶館的研究從外部的觀察，深入到茶館的內(nèi)部，即在其有限的空間之內(nèi)，對茶館進行具體地考察和分析。在這個研究中，我的視野焦距在內(nèi)陸城市成都；
但并非把整個城市作為研究目標，而是只集中在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
并非研究這個城市的各種公共空間，而只把茶館作為考察對象。因此我稱這個課題稱為“微觀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我將指出，在20世紀的成都，茶館可以說是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影響最為重要公共空間，茶館的社會角色十分豐富復雜，其功能已遠遠超出休閑的范圍，追求閑逸只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茶館既是休閑娛樂之地，亦為各種人物――無論是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富人還是窮人、忙人還是閑人――提供了活動舞臺，并經(jīng)常成為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本文是對茶館、茶房（即堂倌）、茶客的綜合研究。在四川，人們一般不稱茶館而叫“茶鋪”、“茶園”、“茶廳”、“茶樓”、“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鋪”為最通常的叫法11。成都是具有“茶國”之稱的四川省的首府12。在成都，沿街有許多兩層木結(jié)構(gòu)建筑，一般底層作店鋪，二樓作居室，許多人便將二樓開作茶館，因而稱“茶樓”。如果說“茶鋪”是顧客的習慣性稱呼，那么“茶社”則是社會對這個行業(yè)的約定俗成叫法，所以在成都大多數(shù)茶館――特別是那些檔次一般的茶館――都稱“某某茶社”13。雖然這些茶館都是私人擁有的，但它們是為公眾開放的公共空間，成為人們公共生活的舞臺14。在成都，茶館的“靈魂”并不是茶館的老板，而是那些能干又八面玲瓏的茶房，他們又稱為“堂倌”、“么師”、“提壺工人”，還有著“茶博士”的雅號15。雖然“茶博士”這個稱呼帶有戲噱的味道，但也的確反映了這樣一批人高超的服務技術、對茶的豐富知識以及深厚的社會處事經(jīng)驗。

　　不過，從城市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意義上，茶客對研究茶館最為重要，本文也把他們作為重點進行考察。誰是茶館最經(jīng)常的茶客？據(jù)稱有兩類人：一是“有閑階級”，二是“有忙階級”16。按一般理解，有閑階級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員、有錢寓公和其他社會上層；
有忙階級則是那些在工余到茶館消遣的人，如手工工人，店員、小商小販和待雇的苦力等，也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借茶館為工作場所，如商人、算命先生、江湖醫(yī)生等，喝茶之際，生意業(yè)務也并不耽誤。至于那些以茶館為生的人，如民間藝人、理發(fā)匠、小販等，其身份也是經(jīng)常轉(zhuǎn)換的。如在白天他們是以茶館謀生者，晚上在工余去茶館，他們則成為茶客。不過，應當意識到，有閑階級和有忙階級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嚴格的階級劃分。雖然我們常用“有閑階級”形容那些沒有正經(jīng)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們并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經(jīng)濟背景。不過，“有忙”和“有閑”這兩個詞的確囊括了在茶館的各種人物。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民眾、富人還是窮人、閑人還是忙人，都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里活動。

　　茶館：數(shù)量、生態(tài)環(huán)境與生活方式

　　雖然沒有關于中國城市茶館數(shù)量的系統(tǒng)資料，但成都的茶館居各城市之首，似乎是沒有問題的。關于成都茶館數(shù)量亦無系統(tǒng)統(tǒng)計，但根據(jù)我目前所收集的資料，包括檔案、報刊和其他記錄，我們還是可以得出一個大概的結(jié)果。1909年至1951年間成都茶館數(shù)量基本處于500－800之間（1921年除外）。17當然，這并不一定反映了一種需求關系，而是茶業(yè)公會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結(jié)果18。根據(jù)1932年的《成都市茶社之今昔》一文稱，1921年是成都茶館業(yè)的轉(zhuǎn)折點，之后茶館數(shù)量持續(xù)下降。據(jù)該文稱，自辛亥革命后，成都茶館便持續(xù)上升，在1921年達到一千多家19。但我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資料證明這個說法。從我掌握的各種資料（包括檔案）看，成都茶館的數(shù)量從未超過800家。值得注意的另一現(xiàn)象是，成都人口從1910年的34萬發(fā)展到1949年的65萬，但是茶館數(shù)量變化不大。甚至在抗戰(zhàn)時期，1947年成都人口達74萬多，茶館也不過614家。201949年國民黨政府垮臺時，成都茶館有659家，但以后便持續(xù)下降，1951年便已關閉100多家，僅541家幸存21。

　　一些資料記錄了茶館的規(guī)模和容量，從而我們可以大概估計每天到茶館喝茶的人數(shù)。1914年成都有681家茶館，茶桌共9,958張，平均每家14.6張22。由此可見，成都茶館的平均規(guī)模不大23。官方統(tǒng)計茶桌數(shù)是為了收稅，各茶館實際上經(jīng)常少報桌數(shù)以偷稅并隨時添加桌椅，因此可以認為這9,958只是成都茶館茶桌總數(shù)的最低數(shù)字，而實際數(shù)要大的多。如果我們按一萬張茶桌算，每張桌四人，總數(shù)即達四萬，這即是說當時成都超過十分之一的人都到茶館喝茶。這恐怕還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按照許多關于成都茶館“擁擠不堪”的記錄，以及所謂“一城市民半茶客”的順口溜24，每張茶桌的利用每天應不止四人，茶客的數(shù)量可能還要大的多。據(jù)一份檔案資料稱，一個座位一天經(jīng)常可以使用十次以上25。實際上，在民國時期便有人試圖估計成都每日茶館的客流量。例如，1942年初有人按成都400家茶館算，如果每個茶館每小時服務20個顧客，總數(shù)可達8,000人。如果按茶館每日開10小時算，便有8萬人。作者因而感嘆，每天“八萬人的生活消磨在茶館里，這是多么驚人的事情！”26同年，另有人估計，如果按每個茶館每天50個客人計，每天即有30,550人，這個數(shù)量“居中國都市的第一位，也許要居世界大都市的第一位”27。當然，人們有不同的方法對茶客數(shù)量進行估算，彼此差異也頗大，我們也不可能得出十分準確的數(shù)字，不過這些估計數(shù)字至少使我們對茶客人數(shù)有一個大的概念，由此了解茶館對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重要。

　　另外，到底有多少人靠茶館為生也是研究茶館的一個重要問題。據(jù)《四川官報》，1909年成都有茶館518家，1,657戶以此業(yè)為生，其中931戶為裝水煙，111戶為藝人，589戶為挑水夫28。舒新城在1924－1925年間訪問成都時估計：“這里的茶館數(shù)我不敢一定說是占全商店的幾分之幾，……推論起來，十一之數(shù)總算不多”29。因此，舒新城認為在成都的全部商戶中，有十分之一是茶館。1932年，成都茶業(yè)公會調(diào)查有600余茶館，有6,000多戶和數(shù)千工人以此業(yè)為生30。有人指出1941年茶館從業(yè)人員人數(shù)在成都工商各業(yè)中居第五位31。根據(jù)1951年的調(diào)查，以茶館為生者（包括業(yè)主和雇工）3,885人，平均每個茶館7人。如果把其他利用茶館作為謀生地的人，像小販、理發(fā)匠、修腳工、裝水煙、民間藝人、挑水工人等計算在內(nèi)，這個數(shù)字應該還大的多32。

　　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問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成都會有如此多茶館？毫無疑問這是由多種復雜因素形成的，前此也有不少人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概括來講，有著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活方式等諸方面因素，其中最重要者是與成都地區(qū)水質(zhì)有關。成都井水因含堿高而味澀，人們飲水多從城外江中汲取，那些經(jīng)濟條件允許者則向挑水夫購買河水，但仍用井水作洗滌等用途。城內(nèi)雖有河水，但由于水淺，加之人們在河里洗滌衣物，造成污染，因而不能飲用。各茶館泡茶也只用河水，所以幾乎每個茶館都在外面掛有寫著“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則則無人問津33。各茶館都雇有專門挑水夫，據(jù)成都作家李劼人的描述，“每天有幾百上千數(shù)的挑水夫，用一條扁擔，兩只木桶，從城門洞出來，下到河邊，全憑肩頭把河水運進城，運到各官署、各公館、尤其是各家茶鋪去供全城人的飲用�！�34因此成都有數(shù)百家人以挑水為生。因為取水不便，家中水質(zhì)不好泡茶不佳，人們便到茶館飲茶，茶館附近人家一般也到茶館買飲用水，這成為茶館的一個固定收入。另一因素是成都平原缺乏燃料，成都人戶以木材為主要燃料，但多從外地運來，因而價格不菲，一般人家都盡量節(jié)約。1935年薛紹銘游成都時便發(fā)現(xiàn)，“住在成都的人家，有很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序”35。另外，成都平原小路崎嶇，牛馬車行不便，人們搬運以肩挑背扛為主，交通工具以靠人力的雞公車、轎子最普通，因此苦力們需喝水和歇息的地方。據(jù)40年代研究風土的王慶源考察，“因為交通工具多用人力，茶館幾乎到處都是，路旁的小茶館，尤其明顯的是在等待著滿臉大汗的車夫挑夫，希望他們坐下，飲幾杯清茶，因為茶素含有刺激作用，可以恢復他們疲勞了的精神。”36

　　除此之外，成都平原的自然和地理因素也促使了茶館的興旺。成都平原氣候良好、土地肥沃、物產(chǎn)豐盛，周圍山區(qū)盛產(chǎn)茶葉，但由于交通不便，川茶運出困難，因此本地茶相對便宜，即使普通人家，喝茶也非大的負擔37。

加之自古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水旱無虞，農(nóng)民有較多的時間從事小貿(mào)和休閑，在農(nóng)閑時，他們便經(jīng)常去鄉(xiāng)場城鎮(zhèn)的茶館。這種衣食無憂的條件，逐漸養(yǎng)成了成都人節(jié)奏緩慢的悠閑生活方式。黃炎培先生民國時期訪問成都時，寫有一首打油詩描繪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閑逸，其中兩句是：“一個人無事大街數(shù)石板，兩個人進茶鋪從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寫到，20年代成都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生活的緩慢節(jié)奏，在茶館里，“無論那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薛紹銘也發(fā)現(xiàn)，成都人“飯吃的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鐘點”。美國地理學家G.哈巴德（G. Hubbard）更有同樣感受，他發(fā)現(xiàn)成都人“無所事事，喜歡在街上閑聊”，人們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種快速節(jié)奏38。外來的人們對成都有這種印象并不足為奇，因為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無意地推動這樣一種文化39，成都居民也自嘲這個城市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都的茶館及其文化在中外是聲名遠播并成為其傳統(tǒng)的一部分。成都人也為自己的茶館文化而自豪，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40。如果成都人寫他們自己的城市，幾乎都離不開茶館41。

　　因此，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成為成都茶館生意興隆的保證。從相當程度來說，茶館行業(yè)成為成都經(jīng)濟和市場繁榮的基礎之一。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茶館，成都的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將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樣。當然，要真正了解成都茶館，僅僅靠統(tǒng)計數(shù)字和對外部環(huán)境的研究是十分不夠的，以下我們將深入到茶館內(nèi)部進行我們的考察。

　　茶房：技術、勞動環(huán)境及工資

　　茶房（堂倌）是成都茶館的“靈魂”。他們招呼客人熱情、摻水及時、清理桌子茶具干凈快捷、找錢準確，還能眼觀八方、即時回應顧客。當一個顧客進入茶館，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或“某兄弟”、或“某老爺”，引他入座，問要何茶。堂倌反應必須很快，其吆喝的聲音別具特點。當最忙之時，他招呼、回應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館的熱鬧氣氛。顧客對這些嘈雜聲并不在意，反增添了樂趣。一首民謠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門，雖然為官未管民，白天銀錢包包滿，晚來腰間無半文”，道出了他們辛苦勞作但貧窮的景況。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他們的摻茶技術。堂倌一手提紫銅茶壺，另一手托一疊茶具，技術高超者可多達二十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飛進茶船，而且剛好一人面前一副。顧客要求的不同種類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見他距數(shù)尺之外一提茶壺，開水像銀蛇飛入茶碗，無一滴水濺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蓋一一勾入茶碗。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令外鄉(xiāng)人瞠目結(jié)舌，如看一場魔術表演42。

　　茶房必須對顧客有相當?shù)亓私�，�?jù)稱，“這里面的‘學問’集中體現(xiàn)在收茶錢上”43。在成都，一個茶房經(jīng)常遇到茶客爭付茶錢的情況，沙汀在其1940年所寫的《在其香居茶館里》，便生動描寫了在成都附近一個鄉(xiāng)場茶館中日常生活的一幕：

　　新老爺一露面，……茶堂里響起一片零亂的呼喚聲。有照舊坐在坐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來叫喊的，有的一面揮著鈔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聲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爺聽不見。其間一個茶客，甚至于怒氣沖沖地吼道：“不準亂收錢啦！嗨！這個龜兒子聽到?jīng)]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張鈔票在堂倌手里。44

　　這便是當?shù)厝怂�稱的“喊茶錢”，這種爭付茶錢是成都乃至中國許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的習慣，“喊茶錢”的人越多，那么那人就越風光。當面對許多伸出的拿著錢的手，有經(jīng)驗茶房知道該收誰的而不該收誰的，最主要的是收“真”不收“假”，堂倌知道有些人并不是真心想為他人付茶錢，而是礙于面子而不得不作出的姿態(tài)而已，但是要確定真與假，則需根據(jù)經(jīng)驗從人們的語言、姿勢、表情等去判斷。其二是 收“生”不收“熟”，熟客是常來的，不可得罪，而生客卻無所謂。其三是收“小”不收“老”，因為老者也多是常客。其四是收“富”不收“窮”。富者多給幾碗茶錢無所謂，但窮者則可能難以負擔45。

　　茶館的規(guī)模決定了雇工的多少。一個大型茶館可雇工人達30-40之多，中型約10個，而小型者不過三五人46。不過有些茶館卻純粹是家庭小本生意，沒有雇工，丈夫是老板兼茶房，妻子洗茶碗兼打掃清潔，兒子是灶夫兼挑水。1951年關于茶館雇工有比較詳細的資料，由于1951年新政府還沒有對茶館進行全面的改造，因此這個資料可視為反映了民國時期的狀況。當時成都城劃為五區(qū)，1951年付工資的雇工為1,404，其中1,368為男性，女性僅36個。在這個統(tǒng)計中有“其他”1,783人，這個數(shù)字大于雇工人數(shù)，我估計他們是家庭成員，不用付工資，沒有勞力的支付。該表還顯示，共有3,885人以茶館為生，平均每個茶館69人47。根據(jù)同一資料來源，我們選出“東一區(qū)”進行具體分析48。東一區(qū)有24個茶館，150人以此為生，其中僅48人是雇工，其余都是家庭成員。在這24個茶館中，一個茶館沒有雇工，8個茶館只雇有一個工人，僅兩個茶館雇4個，無茶館雇4個工人以上。在這48個工人中，僅有一個是女性。

　　堂倌的工資是按日計算，茶館提供飯食。他們的工資低，計算方式也很特別：根據(jù)每天賣茶的數(shù)量來決定，一般是大約7－8碗茶的價格49。其他雇工則按月付薪。據(jù)一份1942年11月的茶業(yè)公會會長王秀山茶鋪的資料表明，該茶館雇有10個工人，其全部人工支付是4,000元，平均400元。按每月30天算，每個人工每天的成本為13.3元。但是，該資料沒有區(qū)別這13.3元中，多少是伙食，多少是工資。但是我發(fā)現(xiàn)了同時鶴鳴茶館的有關資料，鶴鳴茶館也雇有10個工人，其伙食月開支是1,800元，即每人每天6元。如果我們假設王秀山的茶館伙食水平同樣，那么每人每天的工資應是7.3元50。我們知道，這正是戰(zhàn)爭時期，物價的波動十分劇烈，如果不把工資與物價結(jié)合起來分析，便很難說明問題。所幸的是，我發(fā)現(xiàn)了1942年11月份的米價記錄，當時是444元一石，合2.78元一公斤51。這即是說，一個工人的日工資大概可買2.5公斤米。茶房雖然工價極低，但賣白開水的“水錢”歸其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掙工資。居民常到茶館的灶上燉肉熬藥，火夫收的“火錢”例歸己有。其他勤雜工則按月付錢，飲食由茶館提供。一般來講，生意興隆的茶館，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長營業(yè)時間、吸引老顧客以及提高服務質(zhì)量等手段來與同行競爭52。

　　茶館文化

　　成都茶館之特點來自于其特殊的社會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當然也與活動其中的茶館老板、茶房、小販、藝人以及顧客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茶館中的各色人等以及茶館的名稱、茶具以及都反映出豐富的茶館文化。開茶館當然是一種商業(yè)活動，同其他商業(yè)一樣是為追求利潤，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開辦茶館方式。開茶館一般不需很多資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間陋室條件便基本具備。在開張之前，茶館老板已把廁所的“掏糞權(quán)”租給了挑糞夫，把一個屋角租給了理發(fā)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館提供水煙和熱帕服務，也必須先交壓金。這樣，這些預付定金以足夠開辦之資。所以有人說，只要計劃得當，開辦茶館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飲食攤也常靠茶館拉生意，亦愿意參加投資53。開辦茶館的這種集資方式，反映了一個社區(qū)中人們間的相互依賴關系。茶館較之其他生意要穩(wěn)定得多，即使在經(jīng)濟不景氣時，也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館投資少、回籠快而且利潤不菲54。但茶館老板總是忌諱談論其雇員工資和配茶方法，對其利潤更是秘而不宣。

　　茶館取名非常講究，都力圖高雅而自然，諸如“訪春”、“悠閑”、“芙蓉”等。茶館竭力擇址在有商業(yè)、自然或文化氛圍之地，街邊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橋頭風景悅目亦是絕妙選擇，商業(yè)娛樂中心頗受青睞，至于廟會、市場更是茶館最佳地點。街邊茶館多利用公共空間，臨街一面無門、無窗亦無墻，早上茶館開門，卸下一塊塊鋪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們便可毫無遮攔地觀看街景、行人往來，街頭發(fā)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給他們增添樂趣和討論話題。綠樹成蔭的公園是茶館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館則以其幽雅的環(huán)境招徠顧客55。勸業(yè)場是成都第一個商業(yè)中心，著名的悅來茶館便坐落在此�；〞�是每年成都最熱鬧的公共聚會，位于二仙廟和青羊?qū)m之間的空地成為巨大的市場和展覽地。據(jù)稱有上百家茶館和酒店在此搭棚營業(yè)56。四川茶館的茶具和家具也別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蓋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盤)三件組成，這也是為何川人稱其為“蓋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茶館是市民的“自由世界”，在20世紀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館與英國的酒吧相比，并稱其為“茶吧”(tea-drinking saloon)，對人們在那里的“社會閑聊”很感興趣，并觀察到它們在社區(qū)的重要作用。一個外籍教師對他所住小巷的“舒適茶鋪”印象甚深，他認為那茶館便是“這個巷子的社會中心”。在美國城市，酒吧為下層階級提供了“一個能擺脫窄小住所而度過閑余時光”的公共空間，成都茶館也具同樣功能。人們?nèi)ゲ桊^會友、交易、推銷、賣藝、閑聊，或無所事事、觀看街頭行人。與西方工業(yè)國家八小時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沒有固定工作時間，只要他們不工作，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館57。茶館對于一個男人來說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覺燥熱，他可以剝掉衣服赤裸上身；
如果他需理發(fā)，理發(fā)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務；
脫下鞋讓修腳匠修趾甲在茶館也無傷大雅；
如果感到寂寞，他或聽別人閑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相識；
他在茶館里從不受時間限制，如果有急事去辦，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訴堂倌“留著”，數(shù)小時后，他可以回來繼續(xù)品那杯茶58。

　　對茶客來說，閑聊--成都人稱“擺龍門陣”--恐怕是茶館最具魅力之處。

人們在那里可談論一切事情。人們在茶館里交談的具體內(nèi)容留下的記載不多，但《國民公報》有個專欄記載記者所見所聞，其中頗有些是從茶館得來的，我們因而得知人們在茶館里抱怨世風日下、議論新公布的規(guī)章、交流各種社會新聞，人們經(jīng)常還可以從一些茶館里的小插曲中得到樂趣59。據(jù)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們在茶館“談古論今，議論社會，下棋賭賽，議評人物，刺探陰私，妄談閨閣”。這種閑聊經(jīng)常被當局視為閑言碎語和“散布謠言”，并被視為茶館中的“不健康”的現(xiàn)象。然而一些社會學家指出，饒舌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形式”，正如A.阿布拉哈姆（A. Abrahams）指出的，蜚短流長“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現(xiàn)之一”。人類學家J.斯格特（J. Scott）更將其定義為大眾“日常反抗的一種形式”。的確，下層民眾經(jīng)常以此手段來發(fā)泄他們對不公平社會的不滿。說東道西，無論是善意的交流還是惡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60。

　　在早期近代美國城市，各種娛樂形式豐富，市民的閑暇活動可以有多種選擇61。但在20世紀初的成都，特別是當夜幕降臨、街頭變得冷清之時，茶館幾乎是那些不賴寂寞的人們的唯一去處。茶館也是一種“社會俱樂部”，如操練箭術的“射德會”把少城公園的茶館作為會址；
中山街的茶館靠近鴿市，因而成為養(yǎng)鴿人的聚會處；
百老匯茶館地處鳥市，便當然被愛鳥人選為大本營。每日清晨，那些養(yǎng)鳥人來到茶館，把鳥籠掛在屋檐下或樹枝上，一邊品茶，一邊聆聽鳥鳴。當然，養(yǎng)鳥和馴鳥成為他們永不厭倦的談論主題。業(yè)余川劇愛好者是茶館中的另一類活躍分子，他們定期到茶館聚會唱戲，稱“打圍鼓”，亦稱“板凳戲”(以參加者圍坐打鼓唱戲得名)。參加者不用化妝，也不需行頭，自由隨便，他們自己既滿足了戲癮，也給茶客們增添了樂趣62。

　　茶館也是一個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里賣藝為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產(chǎn)生于茶館63。每當夜晚，當窮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眾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歷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布著正統(tǒng)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輸?shù)侥切�沒受過教育的人的頭腦中。因此，他們也可被視為大眾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為豐富，他們大多是當?shù)厝�，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眾明了去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館。跳“柳連柳”被精英視為茶館中的下流娛樂，演者手持一竹竿，兩頭系有數(shù)枚銅錢，邊唱邊跳用其有節(jié)奏地拍打身體，據(jù)稱是其語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婦上墳”64。

　　在茶館里有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其中一些源于習俗，一些來自當局規(guī)則。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劇演員不準進入茶館喝茶或看表演。因為演員進入茶館總是引人注目，有時還會引起騷動，警察遂以治安為名對他們加以限制。不過，演員們有他們自己的茶館，他們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園茶社。直到晚清，婦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進茶館。即使在嚴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戰(zhàn)的婦女力圖侵入這個男人的領域。1906年，可園是第一個接納女客的茶館，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爾后，悅來茶館也開始設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門進出。但由于考慮到“雖有樓座地座之別，而面面相顧，毫無障礙，殊失雅觀，”警察令在樓座“添置薄幔，以重瞻觀”65。隨著社會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茶館，但身著華服的上層婦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們愿放下身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必須有相當?shù)挠職�，因為她們一進入茶館，眾人的眼光便集中她們身上并將承受無休止的流言蜚語。實際上，各茶館也竭力爭取女客。民國初年，一些茶館允許女客，但將她們與男客分開。據(jù)地方報紙的批評，在一些男女混雜的茶館，當臺上的演出進入高潮時，男人趁機站起來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諸如此類的茶館“混亂”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對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拋頭露面的批評66。在20年代，隨著婦女參加更多的公共活動，一些開明的地方精英開始把婦女的拋頭露面與男女平等聯(lián)系起來，人們也把茶館作為男女平等的指標，正如一首竹枝詞所概括的：“公園啜茗任勾留，男女雙方講自由”。在30年代，婦女進茶館已不足為奇67。

　　茶客：一個小世界

　　茶館可以說是一個紛繁世界的縮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各行各業(yè)。例如，茶館可以是一個“自由市場”，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館出賣他們的技術或勞力，小販則流動于桌椅之間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館見他們的生意伙伴，小販用哨、小鑼、響板等招徠買主”。一些小販利用其“絕技”來取悅顧客，如他們可以一把抓出顧客要求的瓜子數(shù)量。以此我們可見小販不僅出售他們的商品，也給茶客們帶來了娛樂。茶館里的水煙販(成都稱“水煙袋”)用其數(shù)尺長的“煙槍”提供他們的服務，如果那煙槍還不夠長，他們還有備用煙管連接。這樣，在一個擁擠嘈雜的茶館，他們不用移動便可把煙送到顧客面前68。

　　茶館給許多人提供了生計，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種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預測兇吉，修腳師和剃頭匠在那里提供服務69。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賣“涼風”—給顧客打扇掙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乞討。當一個乞丐 不請自來給一個茶客打扇，如果他覺得舒服而心情不錯，便賞那乞丐幾個小錢，否則則不耐煩地將其趕走。茶館中最有趣的職業(yè)是挖耳師傅，他用十余種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無所不用其極來使顧客進入一種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70。許多人在茶館等候雇用，其中許多是來自農(nóng)村的季節(jié)性自由勞動力。一般來講，同類雇工總是聚集在同一茶館，如扛夫(當?shù)胤Q“背子”)一般聚在羅鍋巷和磨子橋的茶館，這樣雇主很容易找到他們所需的幫手。據(jù)一個外國教師的回憶錄，當他夫人準備雇一個保姆時，她的中國朋友提議她去“南門外的茶鋪，每天早晨許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見，甚至許多婦女也使用茶館作為她們的勞力市場。此外黃包車夫、收荒匠以及廁所清潔工都有自己的“專業(yè)”茶館71。

　　成都人習慣于把茶館當著他們的“會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條件差，在家會客頗為不便，人們便相約在茶館見。即使無客可會，一有空閑，他們便徑直去他們常去的茶館，不用相約便可見到朋友。據(jù)何滿子回憶，在30～40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館，當時他是一雜志的編輯，約稿和取稿都在茶館里，既省時間又省郵資。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師徐維理(W. Sewell) 寫道，當他一個朋友遇到麻煩，他們在茶館里商量對策。一些組織和學生也 愛在茶館開會，枕流茶社便是學生的聚會處，文化茶社是文人據(jù)點，而教師則在鶴鳴茶社碰頭，每到節(jié)日和周末， 這些茶館總是擁擠不堪72。商人們有其固定的茶館洽談生意，“許多交易都在茶館做成”。糧油會館以安樂寺茶社為交易處，布幫在閑居茶社，南門邊的一個茶館因靠近米市，便當然成為米店老板和賣米農(nóng)民的生意場。那些走私鴉片、武器的黑社會則在品香茶社活動。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館做成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數(shù)量非常可觀73。韓素音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來碗茶’是茶館中最常聽到的的吆喝……，這也是洽談生意的開端……，地產(chǎn)和商品的買賣都在茶館或餐館進行”74。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階級才會在公共場所痛飲，中產(chǎn)或上層階級都在其住宅、私人俱樂部或上流賓館品酒。在中國沿海地區(qū)，茶館多為中下層人的去處。但是成都茶館看起來卻具融各階級一體的特點，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館的“優(yōu)點”是人們間的“相對平等”75。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成都茶館并不像我們從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實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階級劃分。民國時期關于成都的導游手冊也承認茶館據(jù)其顧客的身份分為若干等級，雖然我們不清楚究竟怎樣分等，但是根據(jù)一些回憶錄、旅行記和報刊資料，一般來講，茶社為街頭茶館，十分簡陋，其顧客多為下層人；
茶樓、茶園、茶廳條件較優(yōu)，價錢較貴，因而為中上階級服務。例如正娛茶園“往來的人也比較上流”，二泉茶館顧客都衣著體面76。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館“除了少數(shù)時髦女子外，幾全為長衫隊里的分子，而且以壯年居多數(shù)。他們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問題的。既非求學之年，又無一定之業(yè)，于是乃以茶館為其消磨歲月之地”。

舒新城對這樣一批人更有詳細絕妙的描述：即使茶館中的“體面人”也是分檔次的：

　　上焉飲于斯食于斯，且寢于斯；
下焉只飲不食，寢而不處。上焉者于飲食之余，或購閱報紙，討論天下大事；
或吟詠風月，誦述人間韻事；
或注目異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絕既疲之后，乃頹然臥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實現(xiàn)。等到一夢醒來，不是月已東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課已畢，乃轉(zhuǎn)回家中，吃過夜飯，再進戲院去上夜課。下焉者受經(jīng)濟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寢處于斯，但一坐亦可數(shù)小時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過南京人，不過與上焉者相較，未免小巫見大巫之憾耳。77

　　那些窮街陋巷的茶館總是擠滿了衣衫襤褸的的窮人。根據(jù)統(tǒng)計，在1931年茶館大約有500家服務于下層的三、四流茶館，這些茶館“多臨街覓一鋪戶營業(yè)，排列矮椅矮桌，專供一般推車抬轎，勞動階級者”。這些茶館和顧客頗受批評，《新成都》則表達了對他們的同情，指出他們“終日忙碌，到不工作時，唯一消遣場合，調(diào)節(jié)身心，休養(yǎng)體力，對此勞動者，倒也未可菲薄耶”。雖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許多窮人仍難以支付。不過，成都茶館形成了一個“美俗”--準許窮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稱“喝加班茶”，甚至為此還形成了一套規(guī)矩78。

　　茶館政治

　　任何社會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在茶館得以體現(xiàn)，茶館也可稱地方的政治舞臺。例如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fā)，“成都是一片燥動不安，公園和街上的茶館里的人們憂心忡忡”。茶館不再是平靜閑聊的地方，而充滿著政治氣氛，人們在那里討論時事、宣傳演講、發(fā)動民眾。由于茶館是人們公開言論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報，對此韓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傳中便有描述。民國時期，軍閥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樣辦法對付所謂“破壞分子”。由于政府經(jīng)常用在茶館里收集所謂“情報”來懲辦它的批評者，為避免招惹麻煩，每一茶館都有一張“休談國事”的告白。同時，民國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輸入茶館，要求茶館懸掛孫中山和蔣介石頭像，張貼國民黨的“黨員守則”和“國民公約”。這一時期，茶館的自由閑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擾79。

　　隨著社會和地方政治的變化，茶館中的娛樂活動也不可避免地趨于政治化。過去地方戲劇主要表現(xiàn)情愛、鬼神、忠孝、貞節(jié)等傳統(tǒng)主題，從晚清以降，此種“永恒”主題開始轉(zhuǎn)變�！罢�治戲劇”開始進入茶館。1912年，悅來茶館上演根據(jù)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的川劇《黑奴義俠光復記》，該茶館在當?shù)貓笊系膹V告稱：

　　本堂于戲曲改良，力求進步�，F(xiàn)值種族競爭、優(yōu)勝劣敗，是以特排演《黑奴義俠光復記》一部。此劇從《黑奴吁天錄》脫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編，其中歷敘黑奴亡國止慘狀，恢復故國之光榮，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羨，能激發(fā)人種族思想，愛國熱沈80。

　　顯然，人們對這部美國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國自己的處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書便已被翻譯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進行反滿宣傳。這出劇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滿清統(tǒng)治之后人們的情感和思想狀況。

　　各社會團體也以茶館為開會場所，許多重要決定都在那里產(chǎn)生。當保路運動爆發(fā)，川督趙而豐實行戒嚴，不準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館看戲也被禁止。四川軍政府成立之后，此項戒嚴令并未廢除，這直接危及許多人的生計，于是各演出團體在茶館集會討論對策。在重開劇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們便到警察局請愿。茶館也有自己的行會以組織同行和保護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長楊森主持一項改進成都街道的龐大計劃，許多茶館面臨被拆除的危險。店主們吁請行會提供援助，并以罷市作抗議。1928年，因警察強迫征收茶稅并毆打、稽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會發(fā)動罷市要求減稅，并派出代表與警察談判，此舉得到廣泛的支持。茶館日益成為社會和政治斗爭的場所81。

　　如果說茶館內(nèi)的集體行為是一種“公開的政治”，那么哥老會的茶館活動便可視為一種“秘密的政治”。哥老會在四川稱“袍哥”，在清代其活動便被禁止，嚴酷的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使其產(chǎn)生出一套獨特的規(guī)則和行為方式。民國時期其勢力達到登峰造極。袍哥的公口大多設在茶館，一些茶館實際上即為袍哥所開82。人們經(jīng)常可見茶館外掛有牌子或燈籠上書“某某社”或“某某公口”，這必是一個袍哥會址無疑，其收入也多用于公口經(jīng)費。袍哥利用茶館開展各種活動，在中元節(jié)、團圓會、關帝會都有慶�；顒�。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員開會議事，由于提供免費茶水，所以參加者踴躍，此活動稱為“茶哨”83。即使有些茶館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護。一些地方強人和地痞經(jīng)常勒索茶館，若有不從則有可能遭致騷擾甚至更大的災禍，而與袍哥、軍閥或其他地方強人有關系的茶館卻無此虞。

　　茶館是袍哥最便于聯(lián)絡的地點。在茶館里在人們經(jīng)�？梢娨恍┛腿伺e止神秘，他們多半與袍哥有關。如果一個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他要聯(lián)絡的茶館，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從其舉止“茶館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請公口管事。管事則向來人提問，回答必須準確恰當”。他們聯(lián)絡最常用的方法是擺“茶碗陣”，這實際是一種密語，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對來客的茶碗，這稱為“仁義陣”或“雙龍陣”，一首詩云：“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先飲此茶作商量”。如果來客請求幫助，他將擺一個“單鞭陣”，即一個茶碗對一個茶壺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飲下那碗茶；
若拒絕，則將茶潑在地上84。

　　茶館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會和諧亦表現(xiàn)社會沖突，這種沖突既可因階級利益、意識形態(tài)，亦可為雞毛蒜皮，而且更多地起緣于后者。茶館里由于過于擁擠引起糾紛，沖突不時發(fā)生在顧客之間。例如一個顧客離座一會兒，回來時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場爭執(zhí)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作出規(guī)定，即便客人已離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應予保留。沖突也可因賭博或言語不周而起。茶館本身也常與戲班、顧客、房主發(fā)生糾紛。普通人也經(jīng)常為生計而鉤心斗角85。茶館可以是階級斗爭的舞臺，也成為是同一階級內(nèi)部爭斗的場所。茶館總是面臨小偷的問題。上擋次的茶館都用景德鎮(zhèn)所產(chǎn)茶碗，一個便價值不菲，可換若干天飯食，因而偷茶碗之事屢見不鮮。但偷者一旦被抓則被嚴厲懲罰，此類事件給茶客們看熱鬧的機會86。有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糾紛在悅來茶館肆意亂砸，茶館可以嚴懲無權(quán)勢的窮人，面對這些肆無忌憚的士兵卻無能為力。在民初，由于社會動亂和政府控制不力，茶館中的沖突和暴力明顯增加，雖然人們擋不住茶館的誘惑仍每天去茶館喝茶，但他們已很難找到一個平靜的世界。地痞流氓在茶館胡作非為，年青婦女受到騷擾，殺人和集體暴力也時有發(fā)生87。茶館亦成為那些橫行霸道的豪強展示其權(quán)力的地方。

　　自從晚清以來，茶館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評為“秩序不良”之地，以維護公共秩序為名對其進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娛樂的商業(yè)化被批評為浪費時間”，成都的茶客們亦被指責為反映了中國人的“惰性”。當局認為茶館是一個謠言肆虐、百弊叢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責茶館是使學生荒廢學業(yè)的罪魁禍首，茶館中的傳統(tǒng)表演更被批得一無是處88。在民初，“中國警察介入市民社會代表著國家企圖建立一種新文化的努力”89，各種限制規(guī)則層出不窮，茶館總是首當其沖。1903年，剛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館規(guī)則。1916年警察制定新的控制條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蕩”的語言和動作，否則將被禁止90；
同時還規(guī)定茶館演戲夏秋兩季必須在十點以前結(jié)束，春冬兩季在九點以前停止。1921年當局以相聲使用過多“下流”和“骯臟”的言辭禁止其在茶館演出。1926和1932年又兩次公布衛(wèi)生規(guī)章，不許任何肺癆、性病以及其它傳染病患者在茶館打工；
要求茶館桌椅、茶具保持清潔；
茶館必須配備痰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們不得隨地吐痰，廁所不得有臭氣91。

　　在30年代，當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眾娛樂日益被國民黨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館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認為一些地區(qū)茶館過剩，制定新規(guī)章，只準每個公園保持一個茶館，勒令關閉一批，并縮短營業(yè)時間為每天六個小時。40年代，一個包括茶館數(shù)量、營業(yè)時間和顧客容量等更為激進的控制計劃被提出。然而，此計劃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人的反對，因為這極大地擾亂了民眾傳統(tǒng)的公共生活。如果說晚清各種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熱忱支持，但民國政府這時得到的多是消極反應。茶館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態(tài)度明顯地反映了地方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鴻溝正在逐漸擴大92。

　　雖然政府不斷對茶館施加壓力，茶館則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從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蕩”的戲被禁止，但事實上此類演出從未真正消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館“可園”，在民初則被指責為上演“淫戲”。在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個茶館按規(guī)定將上演的劇目送政府審查，其它則甘冒懲罰之危險隱而不報。為何這些茶館愿挺而走險？道理很簡單，它們是由利益所驅(qū)使，因為所謂“淫戲”吸引更多的觀眾，特別是當經(jīng)濟不景氣時，這些劇目經(jīng)常是它們生存的法寶93。整個民國時期，政府控制和大眾需求之間總是充滿著矛盾。茶館不僅藐視規(guī)章，而且擴展它們的范圍進入街道、公共場地和公園。特別是在夏季，街頭和公園的樹蔭是擺茶桌的最佳地點。1929年，政府不再允許這種行為，這導致了少城公園、中城公園以及支磯石公園的茶館聯(lián)合上書，要求維持這種由來已久的習慣，并稱這項限制將使茶館生意陷入困境。茶館禁賭也行之有年，但民國以后逐漸形同具文，茶館賭博開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進入茶館，但她們甘冒被當眾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險而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這些地方94。

　　不過應當看到，隨著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社會過渡，茶館也不可避免的發(fā)生著變化。一個常見的現(xiàn)象是茶館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務，參加地方和全國的慈善活動，并借此提高其社會聲譽。辛亥革命前后，可園、悅來等茶館便多次組織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肅、河南等省的賑災以及地方的公益事業(yè)。茶館也力圖改變其面貌以迎合時尚，如一些茶館引進新的娛樂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館開張，特設有一球房，據(jù)稱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娛樂，還提供電話、報紙和食品等服務。悅來茶館是成都新式娛樂的先驅(qū)，當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話劇引入成都的舞臺。這些成都茶館的新變化，雖然追求經(jīng)濟利益是直接動因，但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jié)果95。

　　茶館同時在發(fā)展人們間社會關系、維持社會穩(wěn)定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茶館就是一個“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市民間的沖突一般不到法庭解決，而先依靠社會調(diào)解，而這個社會調(diào)解便是在茶館進行的，稱為“茶館講理”或“吃講茶”。茶館講理一般是雙方邀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在地方有影響的人物作裁判，這也就是過去成都為何“實在的斗毆少有發(fā)生”的主要原因。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描寫了這樣一個調(diào)解人：“新老爺是前清科舉時代最末一科的秀才，當過十年哥老會的頭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經(jīng)很少過問鎮(zhèn)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見還同團總時代一樣”96。

　　據(jù)傳教士的觀察，“一旦糾紛發(fā)生，人們即往茶鋪講理，眾人邊喝茶邊聆聽陳訴，許多憤恨也隨之消彌。最后，由錯方付茶錢”。結(jié)果，一些人成為“專職”的茶館調(diào)解人97。李劼人在《暴風雨前》以其譏諷的語調(diào)描述了成都茶館講理的情景：“

　　假使你與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個曲直，爭個面子，而又不喜歡打官司，或是作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盡可邀約些人，自然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你的對方自然也一樣的，----相約到茶鋪來。如其有一方勢力大點，一方勢力弱點，這理很好評，也很好解決大家聲勢洶洶地吵一陣，由所謂中間人兩面敷衍一陣，再把勢弱的一方說一陣，就算他們理輸了，也用不著賠禮道歉，只將兩方幾桌或幾十桌的茶錢一并開銷了事。98

　　吃講茶有時也可能釀成斗毆及傷亡，茶館也因此遭殃。當此不幸發(fā)生，街察和保正將出面處理，參與打斗者將賠償茶館損失99。晚清成都警察建立以后，茶館講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譏評，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帶給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頗遭成都人的憤恨。很難說此論是否中肯，至少從其他一些資料證明茶館對此頗為擔憂，他們曾聯(lián)名吁請警局分清“吃講茶”和茶館閑聊之區(qū)別，以免影響生意100。

　　人們把判決的權(quán)力交給那些仲裁人，表明了他們對政府和官員的不信任，在成都這可能便是非官方力量的增長。一些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如冉枚爍（Mary Rankin）和羅威廉（William Rowe）強調(diào)了太平天國后精英活動的劇烈發(fā)展，包括賑濟、社倉、慈善、地方設施的建設等，他們在19世紀下半葉對地方事務的積極參與，對地方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他們的分析卻沒有把精英主持茶館講理包括在內(nèi)。冉枚爍、羅威廉和史大衛(wèi)（David Strand）運用“公共領域”的概念分析社會的轉(zhuǎn)化，但黃宗智（Philip Huang）建議使用“第三領域”的概念去討論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黃宗智通過對清代民事訴訟的研究，發(fā)現(xiàn)許多訴訟在由知縣正式審判前都由地方官、社區(qū)以及宗族等各方面參與的調(diào)解而解決了。他指出清代民事訴訟在知縣正式審理前一般要經(jīng)過三個階段，這種形式實際上在清代便已“半制度化”(semi-institutionalized),成為“司法體系中第三領域的重要部分”101。但是黃宗智沒有提到，實際在知縣調(diào)處階段、即在一個民事訴訟形成之前，還有一個更為基礎的階段—社會調(diào)解，更多的糾紛在形成訴訟以前，便由“吃講茶”在茶館里由民間形成的“民事法庭”而解決了。

　　當然，這種茶館講理的活動也出現(xiàn)在中國其它地方，并且已經(jīng)成為社會自我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另一研究已經(jīng)指出，在傳統(tǒng)和早期近代中國城市中，國家對社區(qū)生活的影響甚微，從而為地方精英參與地方事務留下了很大的空間，他們的社會活動成為地方社區(qū)社會生活穩(wěn)定的基礎。茶館講理之所以廣泛流行，正是人們認為在這樣一個公共場所，在眾人眼光下的仲裁要比國家權(quán)力機構(gòu)要公平得多。因此，“吃講茶”便成為“調(diào)解”的同義詞。另外，在公眾眼睛下的調(diào)解，也不易發(fā)生暴力事件。另外，當調(diào)停不是成功的時暴力是更不可能的發(fā)生在那里。因此，這種活動自清末以來便被地方當局禁止，但仍經(jīng)久不衰。

　　結(jié)論

　　西方歷史學家對早期近代歐美的公共場所像咖啡館、酒吧等進行過相當深入地的研究，他們特別注意人們的“公共生活”--即人們在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動，認為這些地方給朋友和不相識的人提供了社交場合。這種消閑商業(yè)以服務顧客為宗旨，并不一定只為上層服務，工人階級也是他們爭取的目標。這些公共場所實際是整個社會的縮影，而且經(jīng)常卷入政治和階級斗爭。因此，它們也往往成為社會改良和社會控制的對象102。在中國，城市精英和政府總是尋找一切機會去影響下層民眾的價值觀念和公共行為。由于他們不滿像茶館這樣的公共空間的傳統(tǒng)利用，因而企圖通過改良茶館和茶館文化來加強控制，并重新建構(gòu)公共空間和“教化”下層民眾。

　　茶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長期以來，茶館被不僅被當時精英而且爾后的學者誤解為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會健康發(fā)展，其受指責最多的便是致使人們浪費時光，但人們忽視了其多層次的、復雜的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的功能。社會的演進總是伴隨著時間概念變化，但這種時間的新概念也僅限于受西方影響的新式精英。大多數(shù)一般市民仍保持著傳統(tǒng)的時間觀念，怎樣利用他們的時間取決于他們的個人習慣、教育程度、職業(yè)和家庭背景、經(jīng)濟狀況等等因素。在茶館里，一個學者可得到寫作的靈感，一個商人可做成一筆生意，一個學生可學到書本上沒有的東西，一個秘密社會成員可建立與其同黨的聯(lián)系，一個苦力可找到他的雇主，更不用說小販、藝人、手工匠依靠茶館維持生計。因此，“有閑”和“有忙”在不同的時間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館為兩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間。即使是在許多“現(xiàn)代”娛樂場所出現(xiàn)以后，茶館仍然是大多數(shù)市民最能承受的公共生活空間。

　　怎樣評價和處理茶館這個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場所總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但是，從晚清到民國政權(quán)，都未找到一個成功的辦法。它們把控制和改造茶館視為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環(huán)，但是其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城市改良精英對大眾文化的認識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們在對待茶館問題上與政府持不同的態(tài)度。如果說政府以控制和打擊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雖然也批評茶館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會功能，所以他們不贊成政府的激進改革，這可能也是為何政府的行動總難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從表面上看，茶館以及茶館文化是很脆弱的，總是被限制和被打擊，然而，茶館最終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充分顯示了其極為茂盛的生命力。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觀察近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演變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此的角度往往會使研究者忽視演變的具體條件、過程以及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地區(qū)的特點。對于成都茶館的微觀研究，使我們能把視線集中在一個特定城市的特定領域，猶如在顯微鏡下把觀察的對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從而得到宏觀史學所難以企及的對社會的細微理解和精確把握。這種成都茶館所看到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與地方社會和政治的密切關系，無疑也同樣出現(xiàn)在其他中國城市之中，盡管它們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說晚清民國成都茶館所呈現(xiàn)的社會場景和活動著的各種人物，即便不能完全反映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豐富多彩，也的確體現(xiàn)了社會、政治和文化一般演變趨勢，因而不失為一個分析的典型。對其研究無疑將有助于我們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社會、大眾文化、公共生活以及與地方政治復雜關系的深刻理解。

　　作者說明：本文的部分內(nèi)容曾發(fā)表《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和日本《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9號上（2004年）。但本文與以上兩文在內(nèi)容上都有較大不同。本文也是我“20世紀成都茶館和公共生活”兩卷本著作第一卷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1900-1950的一個部分，這個研究得到了美國學術團體委員會(ACLS)、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NEH）和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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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實際上老舍的名著《茶館》即是從文學的角度達到這個目的，他以北京一個茶館為背景，展示了從戊戌時期、軍閥混戰(zhàn)到抗戰(zhàn)后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的變遷（見《老舍劇作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73－144頁）。

　　2見 Robert Fortun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53; Robert Davidson and Isaac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 London: Headley Brothers, 1905; George Hubbard, 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 Oberlin: Oberlin College, 1923; William Sewell, 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 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 A. S. Barnes and Company, 1971; Brockman Brace (ed.), 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 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1974; John Service, Golden Inches: 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9; 中村作治郎 ：《支那漫游談》，切思會, 1899年；
中野孤山：《支那大陸橫斷游蜀雑俎》，私家本，1913年刊（感謝鈴木智夫教授寄贈該資料）；
井上紅梅：《支 那風俗》，東京：日本堂， 1920 年 ;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志》 卷 5,《四川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年等。

　　3近年來關于中國茶與茶文化的通俗讀物出版了數(shù)十種，如陳錦：《四川茶鋪》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岡 夫：《茶文化》，北京：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1995年；
楊力：《茶博覽》，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王國安、要英：《茶與中國文化》，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年等。

　　4 我在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qū)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一書中僅用了幾頁篇幅對成都茶館作了一個初步描述。1997年小田在其著作《江南鄉(xiāng)鎮(zhèn)社會的近代轉(zhuǎn)型》（北京：中國商業(yè)出版社）和論文《江南茶館與鄉(xiāng)村社會運作》（《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5期）對江南茶館進行了初步的學術探討。

　　5參見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1964), no. 1;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對茶的研究的成果要多一些，如K. C. Chang編輯的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該論文集對各時期的飲茶都有論及。John Evans的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是對中國茶史的比較系統(tǒng)的英文著作。雖然我所見到最早的以“茶館”為題的英文論文是1979年發(fā)表的由Walter Meserve 和 Ruth Meserve所撰寫，“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 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8, no. 1 [1979]），但嚴格地說這并不是研究茶館的論文，而是一篇研究現(xiàn)代中國曲藝表演藝術的文章。1998年后，有兩篇關于文章在美國發(fā)表，包括我的一篇關于成都茶館的研究。見Qin Shao, “Tempest over Teapots: 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4[1998])和Di Wang, “The Idle and the Busy: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26, no. 4[2000])。

　　6竹內(nèi)実.：《茶館?中國の風 土と世界像》，東京：大修館書店， 1974年。

　　7 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 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年。

　　8鈴木智夫：《清末上海の茶館について》，《燎原》No. 19 (1983年)。感謝鈴木智夫教授寄贈這篇論文。

　　9 西澤治彥：
《飲茶の話》，《GSたのしい知識》，第3號(1985年)和《現(xiàn)代中國の茶館? 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風 俗》，第26卷第4期(1988年)。

　　10例如1949年以前的茶館狀況基本依據(jù)了陳茂昭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3年）上發(fā)表的《成都的茶館》一文。

　　11 陳錦：《四川茶鋪》第30－31頁。陳茂昭認為“茶園”只是對戲院的稱呼，既使它們也賣茶（見《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80頁。但我認為茶園毫無疑問應該是茶館，對這個問題我在正撰寫的專著中有具體論述。

　　12 關于茶的種植和飲茶起源于四川似乎中外學術界都沒有異議，參見John Evans, 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學者們經(jīng)常引用唐代陸羽所著之《茶經(jīng)》稱：“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棳之。”我手邊的一本線裝本式的《茶經(jīng)》，只有手掌大，由怡宮大茶樓近年印行，具體地址和年份不詳。前面提到的岡夫《茶文化》、楊力《茶博覽》、王國安、要英《茶與中國文化》等都提到茶的四川起源。這個共識也深入到關于茶的文學作品中，如王旭烽所著“中國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這是一本以杭州茶莊和茶商為主體的作品）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這個三部曲獲中國第五屆矛盾文學獎）所引用的茶謠稱：“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桔木蘭出高山”，還講述了有關四川茶起源的傳說故事（第22-23頁）。

　　13 例如，成都人習慣說：“去茶鋪喝茶”，但說到茶館這個行業(yè)時，則稱“茶社”或“茶社業(yè)”，在政府檔案中，也都稱“茶社業(yè)”。

　　14 “公共空間”即城市中對所有人開放的地方， Perry Duis把城市空間劃分為三種類型：一真正“公開”的地方，像街道、路 旁、公園、國家財產(chǎn)等；
二是私人所有，像企業(yè)財產(chǎn)、私人住房等；
三是介于“公”“私”之間的、可稱之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們“由私人擁有但為公眾服務”。見Perry R. Duis,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 3。茶館便屬“公共空間”的第三種類型 。

　　15據(jù)何滿子考證，茶博士之稱始于唐宋時期，其時世人喜好用官銜戲謔百業(yè)，諸如以郎中稱醫(yī)生，以員外稱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見多識廣而冠以博士頭銜(《五雜侃》，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155-156頁)。

　　16胡天：《成都導游》，成都：蜀文印書社，1938年，第62頁；
易君左：《川康游蹤》，中國旅行社（出版地不詳），1943年，第194頁。

　　 17 《四川官報》，1910年2冊；
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 93-6-2635；
《成都市茶社之今昔》，《新新新聞》，1932年4月27日；
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 93-5-1046；
《國民公報》，1931年1月15日；
《成都市茶社之今昔》，《新新新聞》，1932年4月27日；
《四川月報》，5卷3期（1934年9月）；
《新新新聞》，1935年1月11日；
《警務旬刊》，1936年3期 (1936年8月)；
成都市政府工商檔案，38-11-1539；
成都市商會檔案，104-1388；
成都市政府工商檔案, 38-11-97；
成都市各行各業(yè)同業(yè)公會檔案, 52-128-2。

　　 18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在我目前正撰寫的20世紀成都茶館與公共生活專著的第一卷有詳細討論，這里不贅述。

　　 19 《新新新聞》，1932年4月27日。

　　 20 1910年人口數(shù)見施居父編：《四川人口數(shù)字研究之新資料》，成都：成都民間意識社，1936年，第9頁。40年代數(shù)見何一民主編《變革與發(fā)展：中國內(nèi)陸城市成都現(xiàn)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82頁。

　　 21 我在關于茶館與公共生活的第二卷中，對這個問題會作詳細地討論。

　　 22 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93－6－2635（注：以下凡引用檔案，三組數(shù)字分別代表全宗、目錄和案卷）。成都市檔案館藏。

　　 23 但據(jù)舒新城的觀察，成都“茶館雖然多，可是店面并不小，最小的都有三四間門面，大的常十余間以至數(shù)十間�！�…每家總可容客數(shù)十以至數(shù)百”（《蜀游心影》，上海：中華書局，第142頁）。從他寫的游記看，他所到的地區(qū)大多是商業(yè)或游覽中心，所以他有此印象并不奇怪。

　　 24 張放：《川土隨筆》，《龍門陣》，1995年第3期。

　　 25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93－6－739。成都市檔案館藏。

　　 26 此君：《成都的茶館》下，《華西晚報》，1942年1月29日。如果我們按600家算，以同樣方法算，總數(shù)可達12萬。當然，我們應該注意到，此君的這篇文章是以批評茶客“浪費時間”，因此這個估計方法也有可能偏高。

　　 27 秋池：《成都的茶館》上，《新新新聞》，1942年8月7日。在此作者按成都有611個茶館計算。

　　 28 《四川官報》，1910年第2冊。但我認為這1,657戶并沒有包括經(jīng)營茶館戶本身，因為僅水煙、藝人和挑水三項相加（1,631）便已很接近總數(shù)。

　　 29 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2頁。

　　 30 《成都快報》，1932年4月23日。

　　 31陳茂昭：《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78頁。

　　 32成都市各行各業(yè)同業(yè)公會檔案 52-128-2。成都市檔案館藏。

　　 33周詢：《芙蓉話舊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頁。

　　 34 李劼人：《大波》，見《李劼人選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4頁。

　　 35薛紹銘：《黔滇川旅行記》，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年，第166頁。

　　 36王慶源：《成都平原鄉(xiāng)村茶館》，《風土什》，第1卷第4期（1944年7月）。

　　 37楊武能、邱沛篁主編：《成都大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1頁。

　　 38 陳錦：《四川茶鋪》，第12-13頁；

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3頁；

薛紹銘：《黔滇川旅行記》，第166頁；

Hubbard,(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 p. 125.

　　 39正如一個茶鋪兼酒館門上對聯(lián)對人們的忠告：“為名忙，為利忙，忙里偷閑，且喝一杯茶去；
勞力苦，勞心苦，再倒二兩酒來”。在街頭擺賭局的地攤主也以其順口溜招攬顧客：“不要慌，不要忙，哪個忙人得下場”。

見正云：《一副對聯(lián)的妙用》， 《成都風物》第1輯( 1981年)以及筆者在悅來茶館的采訪記錄(1997年6月21日)。

　　 40陳錦：《四川茶鋪》，第32頁；

張放：
《川土隨筆》，《龍門陣》，1985年第3期。

　　 41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許多場景都發(fā)生在成都的茶館（見《李劼人選集》，第2卷）。李劼人的《暴風雨前》寫的是清末成都附近一個小鎮(zhèn)社會和政治，對茶館也有精彩描述（見《李劼人選集》，第1卷）。沙汀30和40年代寫有好幾篇成都平原周圍鄉(xiāng)場的茶館生活的小說，包括《在其香居茶館里》、《掏金記》、《困獸記》、《還鄉(xiāng)記》等（見《沙汀選集》，第1－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老成都人車輻在其關于一個成都女藝人傳記小說中，對茶館的描述也非常生動細膩（見《錦城舊事》，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年）。

　　 42《成都民間文學集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9頁；
《四川風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頁。

　　 43崔顯昌：《舊成都茶館素描》，《龍門陣》，1982年第6期，第100頁。

　　 44 《沙汀選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7頁。

　　 45崔顯昌：《舊成都茶館素描》，《龍門陣》，1982年第6期，第100頁。

　　 46 成都市政府檔案， 38-11-1530。成都市檔案館藏。

　　 47成都市工商局檔案，119-2-167。

　　 48 當時東區(qū)分6小區(qū)，南區(qū)分7小區(qū)，西區(qū)分5小區(qū)，北區(qū)分5小區(qū)，外東分4小區(qū)。每個小區(qū)的街道數(shù)也不同。當時成都總共有街道734條，東一區(qū)有街23條 (成都市工商局檔案， 119-2-169。成都市檔案館藏。四川省文史館編：
《成都城坊古跡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305頁)。

　　 49陳茂昭：《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85頁。

　　 50成都市政府檔案， 38-11-650。成都市檔案館藏。

　　 51 按當時成都每石米等于140公斤算。應該注意的是，“石”作為一個米的計量單位各地相差非常之大，如江南地區(qū)一石約80公斤。

　　 52通常茶館的營業(yè)時間是從早晨5點到晚上10點，但各茶館亦按各自情況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鋪地處一個蔬菜市場，菜販一般在開市之前到茶鋪喝茶，因此該茶鋪在清晨3點即開門營業(yè)。而在湖廣會館的茶館則在午夜12點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東大街一帶商業(yè)繁華地區(qū)店鋪工作的師徒們在關門后到此打發(fā)時光。茶館對清晨顧客總是另眼相看，因為一般都是�？停�他們茶碗中的茶葉往往多于他人(陳茂昭：《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84-185頁)。

　　 53陳茂昭：《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82-183頁。一則地方新聞報道揭示，一個婦女在收取了這些人的錢后并未開辦茶館而攜款逃走，證明這種籌款方法在成都的廣泛使用(《國民公報》，1929年8月4日)。

　　 54有人說茶館利潤在2至3倍之間(陳茂昭：《成都的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185頁)，可能這個估計過高。1910年，悅來茶館的股東獲得其投資20－30%的利潤，較之其它行業(yè)，如此回報也相當不錯了。當然，當經(jīng)濟蕭條之時，茶館也會受到影響。1931年茶館行會稱在一季之內(nèi)便有40個茶館歇業(yè)。不過，應當注意到這個報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減輕茶館稅，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館面臨的困境。見《通俗日報》，1911年8月3日；
《國民公報》，1931年1月15日。

　　 55僅少城公園便有三座茶館，見《國民公報》，1918年5月8日；
周傳儒：《四川省》，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第91頁。在吳虞1938年的一則日記中，他寫到他與仆人出西門來到臨河一茶鋪，該茶鋪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吳虞嘆道：“成都閑游茶客之多也”(《吳 虞日記》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775頁)。

　　 56《國民公報》，1919年3月5日；
徐心余：《蜀游聞見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頁。

　　 57 Davidson and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p. 86; Sewell, 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 p. 15; 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9.

　　 58李劼人：《暴風雨前》，收入《李劼人選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0頁。

　　 59《國民公報》，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
《成都民間文學集成》，第1443頁。

　　 60 周止穎：《新成都》，成都：復興書局，1943年，第246頁；
Roger Abrahams, “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 Man, vol. 5 (1970), no. 2; Sally Yerkovich, “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7 (1977), no. 1;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82.

　　 61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Nasaw, Going 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 New York: BasicBooks, 1993.

　　 62楊槐：《神童子與滿天飛》，《龍門陣》，1982年第1期；
崔顯昌：《舊成都茶館素描》，《龍門陣》1982年第6期；
周止穎：《新成都》，第236頁；
傅崇矩：《成都通覽》上冊，第297頁。

　　 63在開始，茶館提供場地給藝人，爾后茶館演變成劇場�？蓤@是成都第一個正式劇場，1906年由詠霓茶社改建。新式劇場悅來茶館隨后設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館劇場一體的場所開張。見傅崇矩：《成都通覽》上冊，第279頁；
《通俗日報》,1910年2月11日。

　　 64 《成都民間文學集成》，第403-404頁；
《四川風物志》，第457頁；
周止穎：《新成都》， 第225頁。

　　 65《蜀報》，第1年第2期（1910年），“本省紀事”，第2頁。

　　 66《國民公報》，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
《通俗日報》，1909年10月21日；
《成都通覽》上冊，第277-279頁；
李劼人：《大波》，第1464頁。

　　 67林孔翼輯：《成都竹枝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196頁；
《國民公報》，1930年7月17日。

　　 68 Hubbard, 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 p. 125; 何滿子：《五雜侃》，第193頁 ；

李 劼人：《暴風雨前》，第154-155頁。茶館中小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詞描述的：“喊茶客 尚未停聲，食物圍來一大群。最是討厭聲不斷，紙煙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輯：《成都竹枝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頁)。顧客買紙煙不用買一包，而可論支賣。據(jù)傳教士的觀察，水煙袋的生意非常靈活。一般是顧客付二文錢吸五口煙，但水煙袋允許顧客分為多次消費，如今天吸兩口，所剩三口來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 no. 11)。

　　 69從一本傳教士的回憶錄中，我發(fā)現(xiàn)一張成都茶館的老照片。圖中老少男女幾個茶客圍坐一個矮小茶桌，喝茶談笑，一旁一個穿破舊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補什么東西。見Brace , 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 p. 245 。

　　 70 《成都市市政年鑒》，1927年，第511-512頁；
崔顯昌：《舊成都茶館素描》，《龍門陣》，1982年第6期；
陳錦：《 四川茶鋪》，第52頁。

　　 71 王慶源：《成都平原鄉(xiāng)村茶館》；
周止穎：《新成都》，第251頁；
Sewell, 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 p. 73.

　　 72胡天：《成都導游》，第69頁；
易君左：《川康游蹤》，第194頁；
《茶館之弊害及其取締辦法》，見四川省政府社會處檔案，186-1431，藏四川省檔案館；
《國民公報》，1929年10月7日；
Sewell, 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 pp. 131-132。關于成都的 文學作品中有許多關于這些場合的描寫， 見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此類詩作也不少，如“親朋驀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禮貌虔”(林孔翼輯：《成都竹枝詞》，第70頁)。令人驚奇的是，當今成都人特別是在老人仍有這個習慣，1997年我在成都作實地考察時，采訪的對象多邀我到茶館碰面。

　　 73Davidson and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p. 86. 一則地方新聞稱，當警察平息一場茶館爭端 后，一位顧客以這場斗毆攪了他的一樁生意而要求賠償 (《通俗日報》，1910年5月15日)。

　　 74 Han Suyin, The Crippled Tree: China, Biography, History, Autobiograph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5, pp. 228-229.

　　 75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p. 51; 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舘について 》; 周止穎：《新成都》，第247頁；
何滿子：《五雜侃》，第192頁。

　　 76周止穎：《新成都》，第247頁；
胡天：《成都導游》，第70頁；
易君左：《川康游蹤》，第104頁。

　　 77 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2-143頁。

　　 78周止穎：《新成都》，第247頁；
四川省文史館編：《成都城坊古跡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頁；
郝志誠：《父親的故事》，《龍門陣》，1997年第1期。

　　 79 Han Suyin, The Crippled Tree, pp. 96, 228-229; 鐘茂煊：《劉師亮外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91頁；
《茶館之弊害及其取締辦法》，見四川省政府社會處檔案，186-1431。(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80 《國民公報》，1912年4月4日。

　　 81曉晗：《成都商業(yè)場的興衰》，《龍門陣》，1986年6期；
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劇在成都的發(fā)展》，《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63年)；
鐘茂煊：《劉師亮外傳》，第40-41頁；
《國民公報》，1928年12月11日和12日。

　　 82據(jù)檔案資料，1949年成都有130個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個。這119個中，有36個標明是在“某某茶館”，其余都稱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館里。見《成都袍哥的一個鏡頭》(1949-1950年)，藏成都市公安局檔案室。

　　 83紹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訊》，1988年第1期；
陳茂昭：《成都的茶館》；
韻陶：《四川哥老會的內(nèi)容大綱》，《時事周報》，1933年第15-17期。

　　 84 Liao T’ai-ch’u, “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 Pacific Affairs, XX (June, 1947); 王純五：《袍 哥探秘 》，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第65-66頁。

　　 85《國民公報》，1916年12月26日；
《通俗日報》，1910年5月15日。這是一樁發(fā)生在風云亭茶鋪的爭端，告訴我們下層人民間是怎樣為了生計而相互爭斗的：“風云亭茶鋪主人吳陳氏，前年下東大街潤腴茶園主人曾華章，介紹馬少清承租該鋪水煙袋口岸，營業(yè)年余，主客無異。馬少清聲稱，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馬之口岸，曾經(jīng)吳陳氏贖取另租。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贖取之事遂寢。某某鉆干不成，從中播弄，于某夜茶鋪吃茶，顧主尚無散完，吳陳氏命徒清茶碗。其時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煙袋之立柜下格，尋出茶碗一套。當時吳陳氏言，年內(nèi)失碗百多套，今即拿獲贓證，非叫馬清賠不可”。馬少清聲稱這是有意陷害(《國民公報》，1928年3月28日)。

　　 86當一個堂倌抓這樣一個小偷，旁觀者都叫著：“打死他，不要臉的下三濫”(鐘茂煊：《劉師亮外傳》，第59-62頁。一次羽經(jīng)茶館抓到一個偷茶碗的漢子，并把他梆在柱上，他央告 說有一老母供養(yǎng)，因走投無路才不得已淪為小偷(《國民公報》，1930年8月5日)。

　　 87 《國民公報》，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

　　 88 Duis, The Saloon, p. 4; 《茶館之弊害及其取締辦法》，見四川省政府社會處檔案；
周止 穎：《新成都》，第246頁。

　　 89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 20.

　　 90 《四川通省警察章程》，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國民公報》，1916年12月10日。應該指出的是，所謂“淫戲”經(jīng)常是官方攻擊大眾文化的一種口實，只要表達情愛或劇情中有男女角有拉手、親吻、擁抱等動作都可被劃入此類。

　　 91 《國民公報》，1921年12月10日；
《成都市市政年鑒》，第510-511頁。

　　 92賈大泉、陳一石：《四川茶業(yè)史》，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369頁；
《茶館之弊害及其取締辦法》見四川省政府社會處檔案。

　　 93 《國民公報》，1916年3月29日；
《成都市市政公報》17期(1930年)，第43期(1932年)。

　　 94 《國民公報》，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95《通俗日報》，1912年8月6日；
《國民公報》，1912年6月14日，9月7日；
周止穎等：《成都的早期話劇活動》，《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1987年)。

　　 96 《沙汀選集》，第1卷，第147頁。

　　 97 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son and Mason, Life in West China, p. 86;

　　 98 李劼人：《暴風雨 前》，第338頁。

　　 99《國民公報》，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劼人對此也嘲弄道：“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樓上的破板凳，也趕快偷搬下來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陳年破茶碗，也趕快偷拿出來了，如數(shù)照賠。所以差不多的茶鋪，很高興常有人來評理”(《暴風雨前》，第338頁)。

　　 100 《暴風雨前》，第338-339頁；
《國民公報》，1914年7月8日。

　　 101 Man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 3; “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Etudes Chinoises, vol. 9, no. 2(1990); Rowe, Hankow, Chaps. 3 and 4;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6, no. 3;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hilip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1993]).

　　102 有關研究參見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erry Duis,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Thomas Brennan, 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ancis Couvares, “The Triumph of Commerce: 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 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 (eds.), Working-Class America: Essays on Labor, Commun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Susan Davis, Parades and Power: 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6; and John Kasson, Amusing the Million: Coney I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Hill & Wang, 1978.

　　王笛（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載：許紀霖、劉擎編：《麗娃河畔論思想Ⅱ——華東師范大學思與文人文講座續(xù)編》，華東師大出版社2006年版。來源：思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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