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和情書的流行是中國“前信息時代”親人與情人之間情感表達高度化的基本特征。許多年了，這種低成本、慢速率的信息溝通方式因為電話和網絡的存在差不多退隱了江湖。大學時代，我常常收到讀過若干年私塾、做了一輩子農民的父親寫來的一封封通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滿是繁體文的“家常里短”和“情感敘事”。而進入“后信息時代”，我和父親之間的“故事”除了電話交談和當面對白之外，好像缺乏了“書面記憶”，似乎再也沒有通過書信表達身邊信息和血緣關切。最近，在大學念書的侄兒銀誠捎來了他那年近八旬爺爺?shù)膩硇�。昨天晚上，忙完細碎的瑣事之后，開始慢慢閱讀來自老父的手跡，他那帶著老花鏡、吆喝著母親幫他拿紙筆的情形仍然歷歷在目。父親的“家常里短”其實我們之間早已電話溝通，他寫信的唯一目的是表明去年所做白內障手術的成功。

　　當我正陶醉于父親視力復明的欣喜時，兒子嘉誠過來發(fā)話了：“爺爺是不是快死的人了”、“繼承人是什么意思”、“爺爺是哪一年結婚的”、“日本鬼子打到老家，爺爺奶奶躲到哪兒去了”……據說，七八歲的小孩是連狗都嫌的。接著，他不斷盤問近期播放的電視劇《秦始皇》、《孝莊秘史》、《大明王朝》、《大清后宮》里面的人物關系和幼稚話題。在夫人長時間陷入“帝國回憶”的影響下，脫離了卡通頻道的兒子也越來越表現(xiàn)得緊跟“時代主旋律”。當他們娘倆入睡之后，處理完一些文字資料，下午久睡的我零點后打開了號稱“中國娛樂頻道”的湖南衛(wèi)視。此時，正在重播所謂“新生態(tài)紀錄片”的《變形計》第二季，陜北鄉(xiāng)下留守兒童與城市“問題少年”互換彼此生活情景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

　　故事說的是兩個孩子，一個主角是來自長沙的１４歲城市少年胡耿，獨生子女，生活在工薪家庭的他性格叛逆、浮躁，身上還多少帶點社會習氣，對家庭、學校乃至生活的城市都沒有一絲好感，整天沉迷于網絡游戲，不愿讀書，處于青春叛逆期的他與父母水火不容、視若仇敵，父母嘗試許多方法都無法把孩子從網絡的旋渦中拉出。他總說沒人理解自己，活得很孤獨，覺得自己是一個在城市中生活的“留守兒童”。另一個主角是真正的留守兒童、陜北１５歲少年石宏強，生父在他5歲時去世，母親找了繼父，且父母長期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八十多歲的爺爺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一個人要讀書，還要照顧弟弟妹妹。早上4點半，當胡耿在網吧里酣戰(zhàn)時，石宏強就已經起床生火做飯了。

　　于是，《變形計》安排了他們進行人生體驗的互換，即在七天時間里互換角色去體驗對方的生活。我們看到了，來自城市的少年在花掉了一個星期的生活費之后，面對全家絕糧的情形，開始和姑姑艱難地賣棗。當他帶著弟弟去城里找媽媽，并看到媽媽雙手抱著一塊一塊的磚頭一級一級艱難地往上爬的時候，我想生活的落差不得不沖擊這個城市“孤獨”少年的心靈。特別是媽媽靠這種苦力方式掙來的14塊錢，在一再推卻下最終放到了他手中的時候，心靈的震撼連坐在電視機前的人都感受得到。在另一場景中，來自陜北的貧困少年石宏強到了城市以后，每天中午只吃最便宜的米粉，休息時間還自己找活賺外快，這所有這一切只是想幫爺爺買一盒胃藥。質樸、懂事和孝順似乎詮釋了“窮人孩子早當家”這句悠遠的古話。在城市學校就讀幾天的他，獨立、沉穩(wěn)和堅強超越了城市的同齡，城市班級里的同學“有感而發(fā)”地為他開了簡短的歡送會，家長們也參加了……。

　　我是眼含熱淚看完這個重播的原生態(tài)節(jié)目的，不知不覺時針已經指向了凌晨兩點，于是不得不爬上床，但輾轉反側、久不能寐，一些司空見慣的問題催促我只得從床上爬起來俯案記錄如下：

　　——城市獨生子女應該如何教育？

　　——如何關愛鄉(xiāng)村里的“留守兒童”？

　　——農民工在城市里只能做臟活累活嗎？

　　——城市人的下一代能吃得苦嗎？

　　——農村少年的幸福成本為什么如此高昂？

　　——城鄉(xiāng)之間的巨大落差何時才能消除？

　　——人與人之間是“生而平等”的嗎？

　　去卻這些問題，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或許因為電視攝像頭的跟蹤所產生的霍桑效應能夠激發(fā)“問題少年”的某些自我救贖，或許幾天的底層生活經驗并不能完全改變一個城市少年的思維定勢，但一種夏令營式的野外生存和艱苦奮斗卻是教科書教育所無法比擬的。三十年多年前的“上山下鄉(xiāng)”和“憶苦思甜”保留了我們所擁有的社會記憶，或許對于今天的新農村建設和城市青年教育不無裨益。經過貧困歷練的農村少年能夠經得起意想不到的“天掉餡餅”，也許在他看來城市的快樂和幸福本來就不應該屬于他，但是一種對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從我們這一代“城市移民”的身上，也許看到了１５歲的石宏強是原來的我們，１４的胡耿是我們的下一代。當我們比我們的父親輕松幸福的時候，我們的下一代肯定還比我們更加快樂幸福。然而，當父親和我們處于同一時空場景之中的時候，自然代溝與社會代溝的產生和出現(xiàn)似乎不可避免。

　　當我為兒子的時候，年少的我總是無法理解父親吃苦菜、挑鹽腳的歲月陳述以及所給古書上的思想教育。當我做了父親，我發(fā)現(xiàn)年少的兒子總是以好奇和好玩應對著新鮮的一切，就像卡通里的童話和網絡游戲的趣味。父親與兒子之間的歲月隔離和經驗斷裂一代一代地延續(xù)著，我們如何教育好我們的下一代恐怕需要通過無數(shù)次的“變形”才能做到。我們發(fā)現(xiàn)，基于時間的“變形”是自然的，基于空間的“變形”則是艱難的。在和諧社會的政策語境里，城鄉(xiāng)分治的二元中國應該會很快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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