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每個月菲雷迪都要提出一個非常壞的觀點。這個月他挑戰(zhàn)的是“拒不承認”（denial），在他看來，這已經成為壓制自由思考的世俗審判的一部分。

　　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來到羅馬最喜歡的公共場所---花市廣場（Campo di Fiori）。這里小吃街的喧鬧我很喜歡，誘人的香味從餐廳和咖啡館中飄出來，帶小孩逛街的夫婦和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擁在這里休閑�；ㄊ袕V場有布魯諾（Giordano Bruno）的雕像，1600年2月17日這個異教徒因為拒不承認圣母馬利亞無沾成胎教義（Immaculate Conception）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

　　對花市廣場的朝拜可以提醒我們當時的權威是怎么對待持不同觀點的自由思想家的�，F在看著雕像，我不再只想過去，因為21世紀初期的現在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不自由，不寬容，反民主潮流的犧牲品。那些質疑流行文化正統(tǒng)觀念的人往往被當作不道德的邪惡分子，其觀點被描述成為世俗意義的異端邪說。

　　許多有影響的人物對言論自由態(tài)度傲慢，相信應該限制“危險的”觀點。不相信當今普遍接受的智慧被描述為“拒不承認”（Denial），有些人已經把它看作一種罪惡，必須受到懲罰。剛開始有人拒不承認大屠殺（Holocaust），接著轉向拒不承認其他屠殺行為，后來又出現對“拒不承認艾滋病”（AIDS denial）的譴責，對“拒不承認氣候變化”的指控。這些被控“拒不承認”的對象與受到高度關注的敏感問題如大屠殺，艾滋病和環(huán)境污染等具體問題沒有多大關系，更多是因為受到對自由思考的不寬容心態(tài)所驅使。

　　自由思考總是引起教條式道德說教者的憤怒。進行科學實驗，探索新觀點的人包括哲學家和科學家總是被貼上異教徒的標簽。自由思想家不可避免地要挑戰(zhàn)流行的教條觀點，這常常包含拒絕承認官方解釋的真理。歐洲杰出思想家中的許多人都被當作異教徒而遭到迫害。猶太人哲學家斯賓諾莎（Spinoza）因為否認上帝啟示被視為異教徒趕出猶太教堂。1633年伽利略因為批評教堂的宇宙學說遭到羅馬教廷的審訊。由于遭到處死的威脅和折磨，伽利略被迫譴責自己的信念，后來被判終身監(jiān)禁。

　　如果你對普遍接受的智慧產生懷疑，但明明知道自己的觀點會被當作異端邪說，那你打算怎么辦呢？科學家牛頓面臨一個兩難處境：公開承認不相信個人罪惡和魔鬼的存在嗎？而如果被當作異教徒他將遭受巨大損失。他的有些同事因為否認三位一體論（the Trinity）而被剝奪學術地位。有記載說牛頓決定把觀點悶在心里，因為“異教徒被看作宗教挑釁者，社會危險分子，道德惡棍”(1)除牛頓外，其他人也試圖躲避得罪異教徒獵手。否認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死后才出版他的著作，因而避免了可能的懲罰。他的許多同行如法炮制，意味著幾乎一個世紀中哥白尼天文學幾乎是沉默不語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玩這種游戲。布魯諾是教會最大膽的挑戰(zhàn)者和哥白尼理論的鼓吹者。他拒絕保持沉默，公開宣揚哥白尼的觀點。即使在被羅馬教廷關進監(jiān)獄7年后仍然拒絕認錯，因此付出生命的代價。這是個主動夸耀異端邪說并付出慘重代價的異教徒。布魯諾在審判的最后一次聽證會上對迫害者說“你在宣讀判決時比我聽到判決時或許更加恐懼的吧�！�(2)

　　在中世紀，異教徒的罪過與他們拒不承認天主教真理有關。在理論上，羅馬教廷試圖讓異教徒看到自身主張的可怕后果，譴責他們的異端邪說。只有在堅持拒絕某些教條的時候，才會被交給當地政府來懲治，通常就是燒死在火刑柱上。早期的人道主義者邁克爾·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因為他拒不承認三位一體和原罪的信念，被天主教廷追殺逃往新教徒日內瓦后，被加爾文教派當局燒死。即使在英國，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后仍然還保留著燒死異教徒的刑法。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執(zhí)政時期，巴特羅姆·勒蓋特（Bartholomew Legatt）因為拒不承認基督的神性引起英國教會的注意，被當作“頑固，桀驁不遜，不可救藥的異教徒”燒死。他的同伙愛德華·懷特南（Edward Wightnan）1612年4月11日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成為英格蘭最后一個被燒死的異教徒(3)。在蘇格蘭，拒不承認三位一體論同樣是危險的，1679年托馬斯·愛肯海（Thomas Aikenhead）因為同樣的罪名被絞死。

　　現在看來，從前的宗教裁判所信譽掃地，天主教庭對于迫害異教徒的罪惡行徑越來越難堪尷尬。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前一直把“拒不承認”行為判定為有罪的天主教庭現在卻被指控積極參與“拒不承認”運動。根據有些世俗的新教徒批評家的說法，梵蒂岡對過去不良行為的選擇性記憶就是拒不承認審判（Inquisition Denial）的行為(4)

　　追殺21世紀的異教徒

　　未來的審判者不再依賴教會或者宗教當局的力量迫使反對派閉嘴。實際上，西方社會現在已經不講是非了。我們更喜歡討論價值觀念的多樣性而不是個人信仰的價值，更喜歡討論許多真理，而不是追求一個真理。在很多議題上，我們可以自由挑選信仰和所屬的流派。教授們對大學生說，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說，沒有所謂的正確或錯誤答案。當局不是推行明確的道德標準，而是試圖通過逃避棘手問題的模糊說法監(jiān)督人們的行為，談論比如什么行為“得體”，什么行為“不得體”。

　　矛盾的是，當今缺乏道德清晰性反而造成不自由和不寬容的氣候。在道德家很難清楚區(qū)分是非的時候，只好尋找其他方法判斷什么行為可以接受，什么行為不能接受。所以他們抓住確定無疑的罪惡如戀童癖，大屠殺，環(huán)境污染等確定潛在的道德罪過。今天的異教徒獵手竭力創(chuàng)造新的禁忌。西方社會最正式和最制度化的禁忌是質疑大屠殺，或者拒絕反對它。很多國家現在有法律制裁否認大屠殺的人。在澳大利亞，否認大屠殺能導致10年監(jiān)禁。把目標對準大屠殺否認者讓政治人物占據道德高地，這也能解釋為什么這個月德國司法部長布里吉特·齊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呼吁在整個歐洲范圍內制裁大屠殺否認者，以及佩帶納粹標志的行為。

　　大屠殺已經變成眾多不同利益團體鼓吹者和積極分子采用的通用的道德比喻。大屠殺標志已經被用在其他方面�，F在我們已經能聽到關于非洲裔美國人的大屠殺，塞爾維亞人大屠殺，波斯尼亞大屠殺，盧旺達大屠殺的辯論。反墮胎積極分子抗議“胎兒大屠殺”，保護動物權利團體譴責加拿大的“海豹大屠殺”。這種對大屠殺比喻的濫用讓歷史悲劇變成了滑稽劇。許多美國猶太人對動物保護團體發(fā)起的運動感到憤怒，這些人把屠殺動物與二戰(zhàn)時期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并論。有個展覽會牌子上寫著“盤子上的大屠殺”，把集中營圖片和煎鍋里動物的圖片并排掛在一起。

　　許多人用大屠殺比喻是想贏得合法性和人們對其活動的支持。他們堅持認為任何懷疑他們行為的人簡直就像拒不承認大屠殺事實的人一樣可惡。主張把否認1915年阿美尼亞大屠殺的人定罪的支持者說“難道阿美尼亞裔法國人不應該得到猶太人同胞同樣的保護嗎？”(5)在過去20年里，指責別人拒不承認某個事實好像成為21世紀把人貼上異教徒標簽的行為一樣。那些否認流行運動發(fā)起者的主張或者不支持他們事業(yè)的人肯定被毫不寬容地審查和處理。由于法律對否認大屠殺者定罪的先例，法國國民大會（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去年10月通過法律，將判處否認阿美尼亞大屠殺的人一年徒刑。

　　拒不承認已經變成一種罪惡。很明顯，拒不承認污名化已經從針對大屠殺的歷史爭論的領域轉向辯論的其他領域。拒不承認的行為已經成為自由飄浮的罪名，可以附著在眾多議題和問題上。有個環(huán)境保護論者寫到“氣候變化，全球變暖，人類影響”“適應”之類語言已經成為熟悉人權濫用其他形式的拒不承認模式。(6)有些人好像不再能區(qū)分觀點的不同意味著什么，一切都成了拒不承認。

　　拒不承認的指控已經成為褻瀆神靈的世俗形式。對當今流行的環(huán)境保護論提出質疑的作家寫的書被這樣駁斥“該文采用的策略簡直就是主張同性戀者不是死于艾滋病，猶太人沒有被納粹挑選出來殺戮等。”(7)這種強行把三個高度敏感的議題環(huán)境污染，艾滋病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結合起來顯示拒不承認已經成為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辱罵。

　　一旦拒不承認被污名化，肯定就出現審查它們的要求。只要想想現在試圖壓制懷疑氣候變化災難性預測的人就明白了。這樣的懷疑者常常被貼上“全球變暖拒不承認者”的標簽，他們的行為等同于反猶太人拒不承認大屠殺者的行為。有人主張對氣候變化否認者采取零寬容政策。一個道德圣戰(zhàn)者說“我對那些否認人類應該為高空污染和臭氧層枯竭承擔責任的人缺乏耐心”，接著宣稱“那些堅持相信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頑固拒絕接受具有無可置疑的聲譽的科學家提出的人類導致全球變暖眾多證據的隆伯格主義者（Lomborgians）和新納粹大屠殺否認者在智慧上沒有差別�！�(8)異教徒被譴責是因為他敢于質疑從來就不能質疑的權威。這里“眾多證據”充當了顯示出來的宗教真理的地位，那些質疑“無可置疑的聲譽的科學家”也就是新的祭司等級，就是犯了褻瀆神靈的罪。這樣的墨守成規(guī)者心態(tài)能夠在英國記者喬治·蒙貝爾特（George Monbiot）最近寫的道貌岸然的文章中發(fā)現：幾乎任何地方，氣候變化拒不承認者現在看來就像拒不承認大屠殺的人一樣愚蠢和不可接受�！�(9)

　　指責對手“拒不承認生態(tài)變化”的異教徒獵手也警告“理性和通情達理的時間不多了”(10)就好像說拒不承認生態(tài)變化，拒不接受環(huán)境保護論者觀點就如同犯下一連串生態(tài)罪過。有些記者說，那些拒絕接受神圣的全球變暖理論的人像大屠殺否認者一樣應該在媒體上閉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斯科特·佩里（Scott Pelley）在說明審查限制的合理性時說“追求公平和平衡報道的新聞界已經變成了不負責任，他們有理由采取審查措施�！�(11)從這個不講自由的觀點來看，媒體有責任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封殺全球變暖否認者的聲音。

　　聲討拒不承認者的圣戰(zhàn)者并不僅僅希望反對者閉嘴。在追殺異教徒的真正傳統(tǒng)中，他們還想懲罰那些拒不承認真理的人。任何否認艾滋病傳播正統(tǒng)觀點的人都被貼上“艾滋病否認者”的標簽。一主張州政府采取限制措施的人說“如果大屠殺否認者該受到懲罰的話，艾滋病否認者也該受到懲罰�！狈侵拚�府到了該剝奪艾滋病否認者的公民權，懲罰那些宣揚關于艾滋病的錯誤信息，用任何方式破壞人們解決艾滋病努力的人的時候了。(12)

　　聲討拒不承認氣候變化者的缺乏自由思想圣戰(zhàn)者要求同樣的內容。一名澳大利亞記者去年寫到“正如大衛(wèi)·歐文（David Irving）因為否認大屠殺在澳大利亞被逮捕，或許“有一天會把否認氣候變化作為犯罪行為”為什么呢？因為畢竟，它是“反人類的罪行啊”(13)。曾經是網絡環(huán)保雜志（Grist）記者的大衛(wèi)·羅伯茨（David Roberts）希望拒不承認氣候變化者像否認納粹戰(zhàn)犯一樣被懲罰。用教廷裁判者典型的尖刻語調說“我們應該把這些家伙送上戰(zhàn)犯法庭，這幫氣候紐倫堡混蛋。”(14)

　　好像拒不承認者是傳統(tǒng)宗教界用來確定罪惡或者危險觀點的當代版。很久以前，神權主義者認識到如果他們堅持“上帝懲罰異端觀點的話”，他們的信仰體系的權威性將得到強化。(15)褻瀆神靈者被懲罰是因為他們的行為可能給他人帶來的不良影響。今天的裁判者采取了同樣的策略，堅持認為壓制別人觀點是“負責任的行為”，因為這樣保護人們免受錯誤觀點或者懷疑論的蠱惑。把拒不承認變成禁忌反映了當今時代墨守成規(guī)心態(tài)的泛濫程度。

　　我們有必要回顧亞瑟·佛斯魯斯（Arthur Versluis）在他重要的著作《新審判》（The New Inquisitions）中提醒我們的內容。他說異端邪說（heresy）一詞來自希臘語（hairen）意思是“選擇”，那么“異教徒”（heretic）就是選擇者，體現個人思想自由的人了。”(16)宗教裁判所和當今異教徒獵手共同的特征是“最重要的問題--所謂的罪惡根本上說就是思想的罪惡�！�(17)

　　拒不承認

　　按照牛津英語字典的說法，拒不承認（denial）意味著“承認某些東西是不真實的，或者站不住腳的”。難怪拒不承認多年來一直和最重要的思想密切聯系在一起。那些否認事件官方說法的人總是遭到冷遇、仇恨、甚至身體上的懲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今天，“拒不承認”這個詞已經被奪去了激進和批評的內涵，相反具備了拒絕承認就像大屠殺一樣公認的真理的新含義。在非正式場合和日常生活中，拒不承認被看作被卑鄙或者虛假動機驅使下的行為。這讓人思考該詞使用上的心理學含義。從心理分析角度看，拒不承認意味著壓制痛苦的或者丟人的回憶或者經歷。在當今治療文化盛行的時代，表達與自己觀點對立的人常常被看作拒不承認者。(18)這已經成為懷疑他們的觀點，讓他們閉嘴的方式了。

　　當今文化鼓勵公眾敞開表達自己的感情，鼓勵承認和認同別人的感受。(19)在這樣的情況下，拒不承認被看作負面的感情反應。有文章說拒不承認代表著對“讓人擔心的或者痛苦的現實”的回避。(20)所以拒不承認就是承認痛苦或者其他不愉快事實的反面。在為公開懺悔驕傲的當今時代，拒不承認的指控是表達道德反感的強烈表現。你吸毒或者酗酒可以被原諒，只要你繼續(xù)12步驟的戒毒或者戒酒過程，承認不對。但是拒不承認被看作破壞性的，危險性格的癥狀。這種病癥注定讓一個人陷入自我毀滅的深淵。根據一項報告，酗酒是“拒不承認”的疾病，“拒不承認”是生命血液的毒癮”。(21)在大眾文化領域，拒不承認往往充當思想有毛病的人的標志。一個自我?guī)椭�網站告訴全世界“拒不承認”的疾病每年比其他疾病吞噬更多的人。顯然，“它也像任何別的疾病一樣讓很多人受重傷，致殘，跛腳，喪失能力等。(22)

　　當拒不承認與像大屠殺一樣讓人痛苦的歷史事件聯系起來時，它就不再僅僅是自我破壞性而且顯然成為對他人的威脅了。拒不承認不僅是個人的心理特征，而且成為威脅他人幸福生活的文化力量。在文化領域，拒不承認已經獲得強大的生理和存在特征，給它的受害者帶來明顯嚴重的后果。多數發(fā)達國家把在辯論中拒不承認大屠殺者認定是罪犯。按照大屠殺監(jiān)控組織（Genocide Watch）前主席的格瑞格雷·斯坦頓（Gregory Stanton）的說法，拒不承認代表了大屠殺八個階段的最后一個階段，而且是“未來新的大屠殺的確定無疑的標志�！�(23)從這個角度看，拒不承認不僅是言論行為，而且是身體滅絕行為的一部分。

　　治療文化鼓勵人們把感情問題解釋成為比身體問題更痛苦，更具破壞性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拒不承認造成的痛苦被描述為非常嚴重和危害極大的問題。這就是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把拒不承認大屠殺看作“雙重殺戮”（double killing）表達的意思，因為他相信它也謀殺了犯罪的記憶。這種把話語和比喻轉變成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已經成為綠色危言聳聽者策略的一部分。關于拒絕承認真理的個人的心理囈語被拿來解釋為什么公眾并不總是驚恐于即將到來的環(huán)境末日預言。印度記者米希爾·沙赫（Mihir Shah）把這種現象描述為“拒不承認環(huán)境災難綜合癥”（environment denial syndrome）(24)還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從智慧上接受環(huán)境變化的證據，但是我們發(fā)現很難接受自己對這樣的暴行承擔責任�！边@樣的話，拒不承認者因為拒絕承擔巨大罪過而被譴責。按照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說法,這說明了拒絕承認是絕對不道德的行徑。他說“確實，我們拒不承認的最強大證據是不能認識到可以辨認出謀殺者和受害者的道德維度�！�(25)

　　言論自由是神圣的

　　把言論自由確定為犯法是合法的嗎？沒有多少疑問的是，否認或者試圖最小化大屠殺意義的人是受最卑劣動機的驅使。他們往往相信錯誤的一方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們希望改寫歷史以便將納粹主義合法化。他們有時候陶醉于反猶太人情緒里。有很好的理由拿起武器奮起反擊那些認為集中營和毒氣室是子虛烏有的人。

　　但是打擊大屠殺否認者也有非常不好的理由。其中一個是拒不承認冒犯了猶太人幸存者的敏感神經。如果人們不能享受冒犯同胞的權利的話，言論自由就不能言論自由了。我們承認任何一個具體受害者群體的痛苦和災難的要求更多的是道德監(jiān)督而不是確認歷史事實的欲望。研究拒不承認大屠殺現象的批評家古特普蘭（DD Guttenplan）說人們辯論的不是關于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胺裾J親身經歷，不承認大屠殺幸存者感受到的痛苦，或者把這樣的痛苦當作猶太人自己的問題與別人無關就是拒不承認我們共同的人性。”(26)或許吧。但是把歷史變成旨在確認受害者感情治療的形式將有可能讓辯論墮落成為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的詐騙伎倆。

　　有人認為拒不承認大屠殺成為問題是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幸存者去世，將再不會有人反駁這個可怕事件是杜撰出來的觀點。還有人擔心在網絡上沖浪的年輕人不可避免遭遇反猶太人網站，將缺乏歷史知識識破歪曲宣傳。但是官僚形式的干預和審查并不能阻止這樣的觀點贏得人們的注意力。即使從狹隘的實用主義角度看，限制言論自由也不能奏效。在因特網時代，觀點是根本無法禁止傳播的。

　　但是，言論自由不是實用方便的問題，它是根本的民主原則。1789年法國國民大會確立了言論自由的原則，它說“思想和觀點的自由交流是人最寶貴的權利之一，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說話、寫作、出版的自由�！钡�是這個權利好像已經變得可以分割了。西方社會發(fā)現按照原則來生活非常困難。講究實用的政治人物和法學專家不斷教訓我們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還有人聲稱言論自由是個估計過高的神話。我們花費更多的時間討論如何限制言論自由而不是如何擴大言論自由。每次引進一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這些限制就成為限制另外一種自由形式的前兆。因此，把拒不承認大屠殺定罪就導致對其他傳統(tǒng)智慧否認者的壓制。

　　非常不幸的是，科學被動員來幫助監(jiān)督自由思想。某些科學領域認為關于全球變暖的辯論終結了，那些拒不承認所謂科學普遍結論的人應該被流放。但是科學不能合法性地被用來終結辯論。從最好處說，科學研究能為我們提供重要問題的證據，但是社會如何解釋這些證據有賴于爭吵和辯論，還受政治，道德和文化因素的影響。每個文化都有些不同的說法，關于可以接受的風險程度是什么，人們可以期待承受多大的痛苦，什么是安全的。關于性安全，兒童安全，和環(huán)境污染的主張是文化解釋的產物，同樣的，世界面臨的許多威脅也是如此�？茖W對這些問題有重要的觀點要表達，這些是不能也不應該忽略的。但是科學并沒有提供某個問題對社會來講的答案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沒有任何話題應該被看作禁忌。這也是為什么科學不能用來終結討論。在我們尋求意義的時候，我們有權力爭論和辯論，自由表達我們對任何問題的看法。在我們循規(guī)蹈矩的時代，擁有健康程度的懷疑不是一件壞事。

　　最后一點。今天對言論自由的不寬容心態(tài)在公眾中引起共鳴。過去20年一個最讓人擔心的發(fā)展是公眾對言論自由缺乏支持。這個發(fā)現得到最近出版的“英國社會態(tài)度調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的證實，該調查顯示英國公眾的相當比例（64%）支持人們“不被冒犯言論冒犯”的權利，超過支持人們“有權利說出自己觀點”（54%）報告的結論是“普通大眾和25年前相比對公民自由的認識下降了�！�(27)大眾中只有微弱多數人認真對待言論自由。調查還顯示這些不自由的態(tài)度在反恐戰(zhàn)爭開始前就出現了，因此不能歸咎于9-11之后造成的政治氣候。

　　單單這個事實就說明了仍然認真對待獨立和自由的人面臨的挑戰(zhàn)是多么艱巨。

　　作者簡介：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著有《恐懼政治：超越左派和右派》（Politics of Fear: Beyond Left and Right）

　　原文注釋：

　　(1) Stephen Snobelen, ‘Isaac Newton, heretic: the stategies of Nicodemite’, BJHS, 1999, vol. 32, p.381.

　　(2) Cited in The Acceptance of Correct Ideas in Science, Immanuel Velikovsky, Accessed 3 January 2007

　　(3) Ian Atherton & David Como ‘The Burning of Edward Wightman: Puritanism, Prelacy and the Politics of Heres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 December 2005.

　　(4) Arthur Noble ‘Purification of Memory’ – a Vatican Euphemism for the Whitewashing of History, European Institute of Protestant Studies, 17 April 2000, accessed 7 January 2007.

　　(5) Christopher Atamian ‘Talking turkey about Armenian history’, Beirut Daily Star, 3 November 2006.

　　(6) George Marshall ‘The Psychology of denial: our failure to ac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cologist, 22 September 2001.

　　(7) Stuart Pimm & Jeff Harvey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Nature, 8 November 2001

　　(8) See David Pollard, Global Warming And The Crime Of Denial, 7 March 2004

　　(9) George Monbiot, The threat is from those who accept climate change, not those who deny it, Guardian 21 September, 2006.

　　(10) David Orr ; ‘Armageddon Versus Extinc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19, no.2, p.291

　　(11) Cited in Warren Anderson & Dan Gainor (2006) Fire And Ice, Media Research Center, Alexandria, Va., p.5.

　　(12) See A Smyth ‘Denying the spread of Aids should be as harshly punished as refuting the Holocaust’, First Post; 27 December 2006.

　　(13) Margo Kingston, ‘Himalayan lakes disaster’, DailyBriefing, 21 November 2005.

　　(14) David Roberts The Denial Industry, Gristmill, 19 September, 2006,

　　(15) On this point see Steven Weinberg, A dealy certitude, Times Online, 17 January 2007

　　(16) Arthur Versluis (2006) ‘The New Inquisitions; Heretic-Hunt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p.3.

　　(17) Arthur Versluis (2006) ‘The New Inquisitions; Heretic-Hunt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Totalitarianism’,(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p.7.

　　(18) See Frank Furedi (2004) ‘Therapy Culture; Cultivating Vulnerability In An Anxious Age’, Routledge : London, chapter 1.

　　(19) Furedi (2004) op.cit.

　　(20 Simon Cottee ‘The Cultural Denial: Islamic Terrorism and the Delinquent Left’,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4, 2005, p.119.

　　(21) Alcoholism – The Diseases of Denial

　　(22) Michael McCright, The Most deadly Disease of All

　　(23) Gregory Stanton, The Eight Stages of Genocide, 1998

　　(24) Mihir Shah ‘Environment denial syndrome’, The Hindu, 23 May 2006.

　　(25) George Marshall ‘The Psychology of denial: our failure to ac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Ecologist, 22 September 2001.

　　(26) DD Gutterplan ‘Should freedom of speech stop at Holocaust denial?’, Index for Free Expression, 27 January 2005.

　　(27) Mark Johnson & Conor Gearty ‘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terrorism’ in Park, A., Curtice, J., Thomson, K., Phillips, M and Johnson, M. (eds) 92007)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23rd Report, London : Sage. P.168.

　　Denial 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dev/article/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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