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論：在公布數(shù)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紀的中國及至世界的災害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親歷過的中國人都會想起那個饑餓的年代，那些到處餓死人的日子。但是，對于在這一“自然災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們卻一點也不知道。因為這一數(shù)字從未正式如實公布過。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yǎng)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1]

　　這是一段被塵封的災難歷史。這是一幕不應該忘記的歷史悲劇。

　　本文旨在推測中國1959-1961年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shù)字。本文推測所依據(jù)的資料，均為權威的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公開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下面，筆者將主要通過對兩組數(shù)字（見表1、表2）的比較分析，并運用不超出小學程度的數(shù)學知識，逐步推導出本文的主要推論。

　　請讀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這三年的總人口和表2中相應年份的自然增長率：1960年較1959年凈減人口1000萬，實際負增長率是15.10‰，而公布的負增長率只是4.57‰；
1961年又凈減人口348萬，應為負增長5.28‰，卻公布為正增長3.78‰。為了更清楚，筆者列出了表3，抄錄了表1的總人口數(shù)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長率，并給出了相應的幾個補充數(shù)字。

　　誤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難以置信。

　　圖1畫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長率和按公布總人口算的自然增長率這兩種曲線，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誤差當作何解釋呢?

　　筆者不相信這是統(tǒng)計中的疏忽，也不相信這是一種偶然的誤差。我們這個世界上大概還從來沒有過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誤差，動輒搞掉它幾百萬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兩種增長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著697萬人，即使三年中誤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還等于528萬人哪。

　　讓我們試試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鐵幕之后塵封了30多年的歷史真相。

　　初步來看，那三年中公布的總人口數(shù)比公布的自然增長率也許稍微接近真實，雖然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減少了1000萬之類的數(shù)字，它大概經過了“技術處理”。但我們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據(jù)這些公布的數(shù)字，包括明顯失真的數(shù)字。

　　從給出的總人口看，1950-1958這9年間，中國人口以每年凈增1100--1800多萬的速度增長著。其間公布增長率為年均20.90‰，而按公布總人口測算，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長率則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則1959年應凈增人口1431萬，總人口應達67425萬；
而公布總人口為67207萬，相差218萬。1960年應凈增人口1462萬，而公布總人口卻凈減1000萬，相差2462萬。1961年應繼續(xù)凈增1494萬，而總人口又凈減少348萬，相差1842萬。三年累計為4522萬人。

　　4522萬為1959-1961三年應增人口與實際人口之差，或者說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萬人。

　　說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數(shù)，最直觀的就是看年度總人口的減少數(shù)。1960年總人口凈減1000萬，1961年又凈減348萬，兩年累計1348萬。它可以作為推論一——

　　三年災難時期，僅1960-1961年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最低也在1348萬以上。

　　但是，這1348萬僅僅是公布的總人口的凈減數(shù)字。在出生率較高的情況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當嚴重，才會導致總人口的負增長。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計算，1960年總人口僅減少307萬，1961年總人口竟為增加249萬，與公布之總人口相去甚遠，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這一步的分析中，我們暫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萬人（66207萬×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萬人（65859萬×0.01802），兩年中共出生了2568萬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從公布的死亡率看，整個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這5年之外，中國人口的死亡率呈現(xiàn)一條迅速而平穩(wěn)的下降曲線。各年的千分點分別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們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為1959-1961年間的“正常死亡率”的值，應該說并不是過低而是還稍稍偏高。按此計算，1960年正常死亡數(shù)為699萬（66207×0.01057），1961年為696萬（65859×0.01057），兩年累計為1395萬。

　　2568萬（出生人口）－1395萬（正常死亡數(shù)）＋1348萬（凈減總人口）＝2521萬（非正常死亡）

　　可見，19601961年兩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可能達2521萬。

　　還有1959年。我們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與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為4.02，即使這樣，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數(shù)亦達270萬（67207×0.00402）。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推論二——

　　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萬（2521萬＋270萬）。

　　下面我們根據(jù)《中國人口年鑒·1985》來看一下幾個省份的情況。

　　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xù)4年負增長，凈減人口達6218349人，相當于該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從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萬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間總人口凈減439萬人，相當于該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間，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凈減2385073人，相當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長106萬人。[4]

　　山東省1959-1960年總人口凈減234萬人，相當于1960年人口的45.10‰，該省1950-1958年間年均增加98萬人。

　　湖南省1960-1961年總人口凈減183.97萬人，相當于1960年人口的50.39‰，該省1954-1959年間平均增長65萬人。

　　廣西1960-1961年總人口凈減約100萬，而19521958年間年均增加42萬人。

　　在1958-1962年期間，總人口出現(xiàn)年度負增長的省區(qū)還有：甘肅、貴州、青海、江蘇、湖北、寧夏、云南、河北和遼寧。從公布數(shù)字統(tǒng)計，這15個省區(qū)的凈減人口之和超過了2100萬。這個數(shù)字，比公布的全國總人口凈減數(shù)還多750多萬，超出55％以上。不難想象，實際的非正常死亡總人數(shù)肯定相當驚人。

　　由于中國人口數(shù)量的巨大，各省區(qū)、各部分之間對于總人口增減的相互補償、抵銷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別。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數(shù)，1960年全國男性凈減607萬人，女性凈減393萬人；
1961年男性再凈減403萬，而女性卻增長了55萬人。分別看最高值，兩年中男性凈減為1010萬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凈減393萬人。兩者之和為1403萬人，它比統(tǒng)計意義上的全國總人口凈減數(shù)1348萬高出55萬，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數(shù)。

　　它還告訴人們：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尸體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讓我們再把目光轉向非正常死亡相對更為嚴重的中國農村。

　　再看表1和表2，請注意三年中城、鄉(xiāng)人口增減和市、縣“三率”的區(qū)別。城鄉(xiāng)人口逐年變化中包含了城與鄉(xiāng)之間的人口流動，只有用出生率減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長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減。盡管我們已經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個參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國人口銳減最甚的1960年，全國市鎮(zhèn)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長率。雖然1959-1961年市鎮(zhèn)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別高出了2.97、5.82、3.44個千分點，即三年中市鎮(zhèn)非正常死亡約為157萬人，但市鎮(zhèn)人口按公布增長率算仍增加了約545萬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國總人口是負增長135萬人，這即意味著僅僅中國農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shù)字，就比統(tǒng)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死亡的總數(shù)還要多出680萬人。

　　推論二的2791萬加上這680萬，得到推論三——

　　三年災難中，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就可能達3471萬。

　　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于1983年首次發(fā)布的有關三年災難期間中國總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等數(shù)據(jù)（此后歷年出版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均沿用相同的數(shù)字），可以說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許，在難度很大的人口統(tǒng)計中，難免有多報漏報、統(tǒng)計誤差、計算失準等各種因素。但是，筆者可以斷言，這組誤差如此之大的數(shù)據(jù)，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數(shù)據(jù)，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真假相間虛實結合的信息，雖然我們目前也許尚未能精確地完全破譯它。

　　從表3和圖1，還可以發(fā)現(xiàn)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誤差，并不限于三年災難期間。從那三年前推兩年（1957、1958年）和后續(xù)三年（1962-1964年），誤差都相當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長率與按公布總人口算的增長率誤差就達5.0和3.08個千分點。

　　筆者將1953-1965年間公布的總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長率和表3中列出的補充數(shù)據(jù)，經過反復正向和逆推的演算，發(fā)現(xiàn)這些數(shù)據(jù)雖然在表面上充滿了矛盾，但它們之間又確實有著自身的規(guī)律和內在的邏輯。所有公布的數(shù)據(jù)，包括誤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總人口凈減數(shù)字（1000萬、348萬）及其不著邊際的相關增長率，看來都不是“隨意”給出的。有些數(shù)據(jù)盡管明顯是矛盾的虛假的，但是，它們卻極為微妙地在暗中指點迷津，使人通過這些虛假數(shù)據(jù)搭起的橋，而最終能夠尋找到原始的真實之所在。

　　我們暫且越過三年災難時期往后看，就會發(fā)現(xiàn)公布的數(shù)據(jù)誤差一直持續(xù)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點實事求是的意思。但這馬上又有了一個問題。在按公布總人口計算的增長率已經相當高的情況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長率，分別多出了5.65、6.19、8.82個千分點。為什么呢？這可不是開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總人口，再按這幾年的公布增長率計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國人口就應為71823萬，而不是公布的70499萬。兩者之差為1324萬。這1000多萬人難道飛到月球上去了嗎？1964年7月1日，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總人口和各種分項統(tǒng)計應該認為都是基本準確的。況且，到1964年時那三年災難已經成為過去，似乎也沒有再繼續(xù)修飾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們?yōu)槭裁匆獰o端地極力夸大中國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向來是比較謙虛，并且在公布這些數(shù)據(jù)的80年代計劃生育已成為基本國策。這就更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解。

　　假定一，經過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總人口70499萬是基本真實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長率也是基本真實的。（筆者猜測，統(tǒng)計人員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職業(yè)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數(shù)據(jù)中保留下了這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

　　種種跡象表明，三年災難過后，中國的人口有了一個補償性的超常增長的時期。據(jù)中國人口年鑒（1985）公布的數(shù)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長率為27‰，年均增加人口100萬以上；
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長率達3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年均增加人口206萬；
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長率更達43‰，年均增加人口122萬多人。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全國人口經過幾年的迅速增長，到1964年底達到了70499萬。

　　顯然的，三年災難時期中國總人口的最低點要比公布的數(shù)字低得多。我們只要從1964年的總人口數(shù)按公布增長率逐年遞減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萬（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萬（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萬（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總人口數(shù)65859萬少了1214萬。

　　并不僅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長率這一組數(shù)字中暗示了1200多萬的誤差。我們以1959年底的公布總人口為基數(shù)，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長率計算，得到的結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總人口多1295萬人。這樣，我們就有了三個數(shù)字：1324萬、1214萬、1295萬。三數(shù)平均為1278萬。其與公布總人口凈減數(shù)字1348萬之和為2626萬。

　　再來看兩組數(shù)字。以1959年公布總人口67207萬按公布的歷年增長率計算到1964年，結果比同年公布總人口70499萬多出2736萬；
而若以70499萬為基數(shù)，按公布的歷年增長率遞減到1959年，則比同年公布總人口少2511萬。2736萬與2511萬兩數(shù)平均為2624萬。

　　還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萬（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萬（65859×0.01424），兩數(shù)之和為2622萬。其與前邊數(shù)值2626萬和2624萬的“巧合”，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它不是當年的死亡率，而是總人口的凈減值。

　　上述幾組自相矛盾、誤差極大的數(shù)字，卻都指向同一個數(shù)值，它們顯然就不是什么“誤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尋真的路標。除非誰能對這些“一塌糊涂”的數(shù)字另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而在此，筆者則認定這2620余萬是1960年和1961年間全國總人口的凈減值。[5]

　　由此推定，全國1961年底的實際總人口，還不及1957年底的總人口。4年間中國大陸人口總數(shù)約為負增長60余萬。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凈增人口5857萬；
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數(shù)凈增人口6679萬，而實際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萬。

　　三年災難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國少增長了6000-8000萬人口。

　　推論二中的1959-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2791萬，加上1961年公布總人口數(shù)中抹掉的這1270余萬，便有了推論四——

　　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災難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可能高達4060萬。

　　40,000,000人——無聲無息消失的四千萬人。

　�。�439枚廣島原子彈殺傷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發(fā)一場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萬，這無疑是人類生命史上單位時間內最大的人口減員。

　　在人類歷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饑荒和戰(zhàn)爭，常常導致大規(guī)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來數(shù)百次災難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總數(shù)也不超過500萬人（中國人則獨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嚴重的水災，亦極少有亡人百萬人級規(guī)模的。

　　1987年12月，聯(lián)合國通過決議規(guī)定本世紀最后十年為國際減災十年。據(jù)專家估計，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災害（熱帶氣旋、地震、洪澇、龍卷風、火山、滑坡、海嘯等）造成了大約280萬人的死亡。

　　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歐洲黑死病，在14世紀中期據(jù)說奪去了三分之一歐洲人的生命。

　　饑荒則頻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饑荒，使數(shù)百萬人喪生。18世紀南亞大饑荒、19世紀中國和印度的大饑荒，據(jù)估計亡人都達到上千萬的創(chuàng)紀錄規(guī)模。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幾次長期戰(zhàn)亂和連年饑荒使總人口銳減上千萬至數(shù)千萬的記載，但其時間跨度是十幾年、幾十年至一兩個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打了5年，死亡840萬人。日本軍國主義的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8年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7年間，全世界總共有4000-6000萬人死于戰(zhàn)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萬人。

　　然而，我們中國，卻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時期，在風調雨順的歲月中，消失了數(shù)千萬人。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災多難的祖國，我們無聲無息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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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與發(fā)展，第39頁，科學出版社，1989。

　　[2]據(jù)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qū)第一政委張國華將軍的一位秘書回憶，文化大革命中，張先生的一位老戰(zhàn)友問:你們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到底多少人?張先生伸手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8萬？”張先生搖搖頭�！�80萬？”張先生又搖搖頭�！�?……”對方駭然了。張國華先生低聲道:“800萬�！比羲拇�總人口凈減就為620多萬，那么非正常死亡的總數(shù)肯定在800萬以上。

　　[3]據(jù)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qū)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當年整頓時安徽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qū)餓死150萬人；
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fā)的數(shù)字是餓死了240萬人。

　　[4]據(jù)作家蘇曉康等先生在紀實文學《烏托邦祭──1959年廬山之夏》中披露，三年災難中，僅河南省信陽地區(qū)就“餓死近100多萬人”。

　　[5]“破譯”到這一步，筆者已經毫不懷疑制作這些數(shù)字的統(tǒng)計人員的良知和智慧。如果僅僅是奉命“做假帳”，那么很容易將其做得“天衣無縫”，而不會留下諸多顯而易見的漏洞；
故意把假帳做成表面上的爛帳，卻在其中隱含了巨大的歷史真實，這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另外，根據(jù)前面破譯過程中的規(guī)律，即1960、1961年的數(shù)字中包含了自身的真實并通過1962-1964年的數(shù)字相印證，那么，1959年及1957-1958年的數(shù)字則同樣暗示出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約為550萬。

　　[6]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16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考證：是“三年自然災害”么

　　“三年自然災害”如今已經成為現(xiàn)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是沒有經歷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場災難，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道、黨政文件到后來的各種說法，無一例外地都證明著和重復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歷史的定論。

　　在這里，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災害”么？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guī)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干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災害”這么一個籠統(tǒng)的習慣說法。

　　80年代初，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表，似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jù)。

　　說明一下表4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從表4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都遠遠高于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災年。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后果——糧食減產。從1959-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xù)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
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只有14350萬噸；
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害的后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tǒng)計年鑒（1984）公布的數(shù)字計算，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余萬公頃耕地的“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而只是“正�！钡摹＜词谷绱�，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xiàn)了穩(wěn)步增長。

　　如果除去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災面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為2232公頃（1968年的數(shù)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災面積，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災面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面積為100，則1956年為68、1957年為67、1962年為74、1963年為89、1978年為97、1979年為67、1981年為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72。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chuàng)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歷史最好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shù)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面積并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只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個“不同尋�！钡睦�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并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蛘哒f，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么多。

　　其實，從氣象概率和統(tǒng)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里有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jù)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制的，它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tǒng)一劃分為5個等級，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tài)勢。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shù)據(jù)綜合整理為表5，選擇的年份與表4相同。其中：－2度為澇，－1度為偏澇，0度為正�；蚝禎诚喈敚�1度為偏旱，2度為旱。一般而言，－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中的總指數(shù)和平均指數(shù)越趨近于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于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里邊也包含了先旱后澇或先澇后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銷。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shù)字，則使這一統(tǒng)計更接近于真實的準確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干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支持。

　　表5顯示，1959-1961年期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tài)勢相當正常。

　　1959年總指數(shù)為－9，平均指數(shù)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
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
澇的－2度站13個；
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shù)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shù)為＋11，平均指數(shù)＋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
2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qū)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個；
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shù)的1／5。

　　1961年總指數(shù)為－1，平均指數(shù)－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開原、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
2度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shù)的1／3。澇的－2度站12個；
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shù)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shù)、平均指數(shù)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shù)＋27，平均指數(shù)＋0.208）和1958年（總指數(shù)－21，平均指數(shù)－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shù)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shù)僅為＋0.003，這在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shù)達－79，平均指數(shù)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shù)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shù)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shù)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shù)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shù)、平均指數(shù)，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shù)，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yè)還是實現(xiàn)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tài)得到了復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tǒng)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面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zhàn)”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yè)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么“自然災害”。在后面的附錄中，我們將會看到安徽省鳳陽縣關于種種人為災難的原始記載，將會深切理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fā)生大的戰(zhàn)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shù)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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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上海《社會》雜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編輯致謝：本文圖1由知無涯先生制作提供，謹表由衷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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