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從廣州刮起來的禁電動車風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根據(jù)廣東省政府的批復，廣州市政府近期即將正式出臺有關規(guī)定，在大廣州地區(qū)（從市區(qū)、郊區(qū)、小區(qū)到所轄縣市）將全面禁止電動自行車上牌、上路行駛。禁令一出，便引起普遍質疑。

　　中國經歷多年的改革之后，經濟體制已經發(fā)生變革，但是公共事務管理體制，基本上還完全沿用計劃經濟公共事務管理方式。在這樣的制度下，公權力的任何決策，都可以毫不猶豫地讓民眾承擔全部成本。一切政策和決策都服從于公權力自身的便利和需要，民眾必須公而忘私，民眾的一切利益必須為公權力讓步。

　　廣州市政府的這次“禁電”之舉，就是計劃經濟下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典型注腳。無怪乎有人批評說，廣州當局拿弱者的出行權來交換城市交通壓力的緩解已經是一種既定思維下的下意識選擇。緩解城市交通變成了緩解權貴交通，方便民眾出行變成了方便部門管理。

　　如果這件事發(fā)生在若干年前，可能不會引起任何公開的爭論。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經有了很大的覺醒，民心已經義無反顧地向往現(xiàn)代文明社會。而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公理之一就是，任何公權力不得以任何形式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承認公民人身的自由，就必須承認公民出行的自由。公民有出行的自由，就有選擇交通工具的權利。剝奪公民選擇交通工具的權利就是侵犯公民的自由選擇權，（變相）剝奪公民的交通工具就是侵犯公民的財產權。廣州市有關部門的做法，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彈，就是因為這樣的政策，既無視公民的人身權和自由選擇權，也無視他們的財產權。

　　現(xiàn)代文明社會是以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本位的，不是以公共權力為本位的。因此，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公共事務管理方式和管理體制也應該圍繞著這樣的使命：如何全面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如何盡最大可能方便民生。換句話說，現(xiàn)代文明社會是民本位的，而不是官本位的。廣州有關部門的做法，完全是出自官本位，民眾的權益，尤其是弱勢民眾的權益，在決策者的天平上完全失去重量。

　　現(xiàn)代文明社會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利益難免要發(fā)生碰撞與沖突，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因此，現(xiàn)代文明社會必須有相應的利益聚合、利益表達、利益保護和利益沖突解決機制。為此，公民在言論、參政等方面也應享有多重的權利。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政體形式因此也被稱為代議政體：即公民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議士來行使公共權力，以確保社會各界，不論強勢弱勢，在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代表，都有充分的發(fā)言機會，利益得到充分的尊重。為此，作為民意匯聚和協(xié)調場所的代議機構在協(xié)調利益沖突和制定公共政策中發(fā)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

　　而在廣東的這次電動車風波中，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到民眾、廠家、官員、傳媒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身影，但就是看不到選民與代議士溝通，代議士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溝通�，F(xiàn)在文明社會中最關鍵的成員——選民和代議士以及最關鍵的機構——代議機關雙雙“失蹤”了。

　　這次風波，表面上是民間與公權力發(fā)生分歧。但是，其背后是中國在公共事務管理體制上的嚴重滯后所引發(fā)的危機。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已經初步與現(xiàn)代文明社會接軌了，現(xiàn)在是轉變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時候了。（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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