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提醒我們，人類不能準確地了解當下的時代。甚至還有先哲說，人類不能準確地認識自己，除非人類能跳出人間來觀察自身。惟其如此，在具有“世界之臍”之稱的古希臘奧姆法洛斯(omphalos)的遺址上，在古希臘的宗教中心與希臘統(tǒng)一之象征的德爾菲神廟里，那句平淡無奇的銘文“認識你自己”才具有高出一般神諭的價值而流傳至今。

　　盡管如此，人類還得不斷地了解當下的時代與人類自身，即便是對剛剛逝去的歷史進程，也需要隨時回味與總結，以便支撐今天的腳步，延伸明日的何去何從。這是因為，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畢竟是一條剪不斷的因果鏈，昨日之果，便是今日之因。不管昨日之你我與今日之你我之間隱藏著多少隱私或陣痛，也不管甫逝的死人與活人之間還牽連著多少不便言說的利害關系，回避過去與背叛過去一樣，都將自縛于歷史的迷宮，人為地增加人類自身的演化成本或發(fā)展成本。當然，在認知昨日之你我與當下之你我時，總會更多地存在認知主體的主觀局限，需要對這種局限保持高度的自覺，盡可能不為情感與利益所左右，并在“還本來面目”之類豪語面前多留一點余地。否則，豪語再多，終究無濟于事。研究云云，更是無從談起。對于當代學術史，亦不妨作如是觀。

　　就當代學術史而言，也許既要關注已經(jīng)發(fā)表的文本結果，更要關注文本發(fā)表的過程。在學術史研究中，對象化的歷史過程往往比對象化的歷史結果更復雜，更生動，甚至更重要，更值得研究。為數(shù)更多的情況是，在大陸作者中，許多專著或論文往往由于非學術因素的干擾，未經(jīng)作者同意，就莫名其妙地被刪減，或者被修改，或者干脆被槍斃，只能養(yǎng)在深閨。這樣的刪減、修改、槍斃不僅存諸我國所有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即“文科”），還波及本來就沒有什么“階級性”的自然科學與技術學科領域（即“理工科”）。而且越是把求真求是當真的作者，就越容易獲得被刪減、修改乃至槍斃的機會。學術史研究者要想弄清近半個世紀以來文本作者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梳理那些流變不居的主流話語與非主流話語之間的互動關系，就需要盡可能從收集與閱讀原稿入手，弄清哪些是作者原稿所有而發(fā)表文本所刪、所改（包括作者奉編輯部之命自己動手刪改），原稿沒有而發(fā)表文本所加的，原稿與發(fā)表文本之間究竟有哪些細微差別或?qū)嵸|(zhì)性差別，以及為什么會有這些差別。在一種普遍現(xiàn)象的背后，肯定還有大量豐富、生動的個案，包括那些數(shù)年一變或一年一變的話語表達。當代學術史的曲折與繁榮都與它有關。倘若依此找去，其收獲也許就不是文本主義者可以望其項背的了，孟軻所倡導的“知人論世”也就不在話下。

　　我由此想到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可能還低估了政治因素對當代學術史的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盡管政治運動已經(jīng)過去了，但政治因素無時不在困擾著我們。政治與學術的關系盡管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會顯得非常清楚，但我們的政治無時不在影響學術的走向與具體的表達，它的力量甚至超出了韋伯的想象力。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學術表達好像就是一門很講技巧的工藝，學者就像工匠。正因為這樣，也許需要先從事實評判的層面入手，去清理學術史研究對象中普遍存在的文本差異。二是如果當代學術史能借助于比較研究的視野，比較一下20世紀50年代前的民國時期和50年代后的人民共和國時期，對照這兩個緊挨著的歷史時段的學術史，也許我們的研究視野就要寬闊很多。

　　比較研究是人們常見的一種研究方法，幾乎無處不在，不管那些琳瑯滿目的論著標題是否使用了“比較研究”之類的標簽。對于當代學術史研究，比較視野尤其必不可少，當代學術史的曲折與繁榮畢竟都不是憑空發(fā)生的。對于我國大陸近50年來的學術歷程及其成就，如果與西方學界的比較會存在范圍過寬、資料收集不易的困難，那么，了解共時性的臺灣學術狀況與歷時性的民國學術狀況就要容易得多，后者不失為行之有效的學術參照。否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似的自討自論與自表自決就在所難免。

　　我在落戶北京的政法大學之前，曾在原單位浙江大學查閱過浙大在20世紀40年代創(chuàng)刊的一本月刊雜志，叫《思想與時代》，感慨良多。該刊創(chuàng)刊于1941年8月，正當抗日戰(zhàn)爭非常艱難的時期，浙大師生在校長竺可楨的率領下，從省垣杭州一路西遷，爬山涉水，在貴州遵義的湄潭落腳，在山洞內(nèi)外賡續(xù)其教書育人的活動。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歷史學教授張蔭麟、地理學教授張其昀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師在校長的大力支持下，創(chuàng)辦了月刊雜志《思想與時代》，營造出浙大師生的精神家園。該刊為大16開，篇幅在50頁左右，每期發(fā)表文章6～8篇。如果按照現(xiàn)在的標準，它可能還不能算作“學術刊物”，因為作者的引文不需要注釋，該刊也不登注釋，“本刊文字大都為通論，不載考據(jù)纂輯之作”，“但窮理力求精密，立論務期徵信，以要言不繁深入淺出者為商�！盵i]倘若細讀該刊，作者立論之嚴謹，刊物學術旨趣之濃，品位之高，價值之顯，恐怕超過了當今許多帶注的學術刊物。

　　我對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內(nèi)容作過詳細的考察，也翻閱過后面的40期，至少可以感覺到有三個特點：

　　一是選題范圍很廣。盡管傾向于以思想性為主，但有深厚的學術積累，沒有什么湯湯水水。它雖然也刊登幾篇類似于我們今天的時評性的文章，但還是注重理論的層面，注重“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ii]，內(nèi)容很扎實，不是泛泛之談。

　　二是有比較穩(wěn)定的作者群，而且還是高手，其中包括主攻史學的張蔭麟、錢穆、繆鉞，周一良；
主攻地理學的張其昀、譚其驤；
主攻哲學的馮友蘭、謝幼偉、賀麟、熊十力；
還有美學家朱光潛、心理學家陳立、經(jīng)濟學家張培剛、法學家韓培德、政治學家費鞏、藝術家豐子愷，等等，其作者陣營，何等壯觀！連擅長氣象學的浙大校長竺可楨也不示弱，他的《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科學與社會》等篇章，都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自然科學家兼擅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力作，至今還能給我們多方面的沉思。不僅刊物作者來自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各路，而且許多作者自身的涉及面廣，視野開闊，既有歷史與現(xiàn)實互相關照，也有豐富的學術內(nèi)容。例如，哲學教授謝幼偉在史家出身的《思想與時代》之創(chuàng)始者張蔭麟病勢不久所撰《張蔭麟先生之哲學》一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張蔭麟先生之死，不獨為中國史學界之一損失，亦中國哲學界之一損失。張君之于哲學，功力甚深，識解亦超人一等，雖專門治哲學者與之談，亦不能不佩服之。”[iii]如果對照馮友蘭、熊十力的文章與感受，可知謝言之不虛。

　　三是整體質(zhì)量高，不僅第一、第二期是如此，其他各期仍然是這樣�？�物主辦者既認真對待來稿，也精心組織約稿，確�？�物質(zhì)量。他們中的許多人當時就在30-40歲左右，正當人生學術創(chuàng)造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段。數(shù)年之后，政事聚變，他們無論是遷移臺灣，還是留駐大陸，都成為海峽兩岸各相關學科舉足輕重的脊梁，這大概可以成為不爭的共識。

　　如果由此考量我們大陸50多年來的學術發(fā)展，究竟是在什么基礎上發(fā)展的，又是怎樣遭到破壞的，然后又是怎樣重建的，就不能低估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意識形態(tài)方面對我們的強勢影響，中華學術好事多磨。

　　借助于〈思想與時代〉的風采，我們還不難感悟，人生最好的創(chuàng)造力就是30～40歲這個年齡段。我們要關心中青年學者的生活與生存狀態(tài)，加大呼吁力度。我國高校目前的評價體系雖然與學術刊物的評價體系有關，但還有別的，一些中青年學者仍然面臨著生存危機，甚至面臨著下崗。另外，如果浙江大學不是在1952年被強行一分為四，而且還把一批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與科學家撤離西子湖畔，流失到中國科學院與復旦，如果不是強行拆散那些知名的學者，我看現(xiàn)在就不需要去喊口號，浙大早就是世界一流大學了。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早在1940年代就把浙大譽為東方劍橋，他就是在貴州的山洞里發(fā)現(xiàn)浙大的。由此可以想象，今昔之間，學術條件與學術成果之間，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反差，如何看待我們的教育改革與“教育革命”，我們的思維可能將面臨挑戰(zhàn)。

　　至于學術規(guī)范，近20年來，與其說我們是受益于歐、美地區(qū)學術影響，還不如說是受港、臺地區(qū)學術的影響更大。而港、臺學術的傳承，特別是臺灣地區(qū)，還是30～40年代留下來的，在30-40年代，一批留學歸來的學子就結合中西學術傳統(tǒng)，基本完成了近代學術規(guī)范的轉(zhuǎn)型。例如，如果是專業(yè)性的學術論文或?qū)W術著作，他們一般都能自覺地認真地對待引文作注，有的還非常規(guī)范。史家張蔭麟與蔣廷黻就是如此，只要不是通俗性的讀物，如果屬于專業(yè)論著，哪怕是和誰談話，都有注釋的交待，自覺地對待知識產(chǎn)權問題。那既是權利意識的喚醒，更是對“天下之公器”的自覺尊重，他們不需要像我們今天這樣，還要花大力氣討論學術規(guī)范問題。通于古史與近史的張蔭麟在《清華學報》第10卷第1期發(fā)表的論文《甲午中國海軍戰(zhàn)跡考》，為中、英文資料用注就多達64條，對絕大多數(shù)引文或資料出處也有頁碼標識。工于近史的蔣廷黻在《清華學報》第6卷第3期發(fā)表《琦善與鴉片戰(zhàn)爭》一文時，全文用注達50條，中、英文資料互相參引，所注書刊資料多有版本交代，還有頁碼標明，尤其是撰述過程中的談話資源，在注釋中也有詳細的交代。[iv]

　　所以，我們談學術傳承，不僅要注意到歐美的影響，還要認真考量1949年以前學術的影響和當代港、臺學術的影響，要重新盤清我們的學術家底。人文學科中的很多問題，我們還不能說已完全超越了前人的智慧，至于社會科學，我看更是如此。談自由，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嚴復？談國情與民主，我們能繞過梁啟超嗎？至于憲政話語，我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輕視張君勱呢？甚至現(xiàn)在流行的知識社會學，連某些關于知識社會學的宣傳者與研究者都以為是近10多年才從西方引進來的，但我的一個學生就發(fā)現(xiàn)，在此之前，就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張東蓀就出版了兩本關于知識社會學的專著。我相信這個學生的判斷是對的，我們不要低估那個時代的學界對西學介紹的廣度與深度，包括那時的翻譯質(zhì)量與水準。

　　總之，借助于比較研究的視野，走近前賢，我們可能會受益很多，還能變得更加謙慎起來，倍添對學術的敬畏之心。

　　注釋：

　　[i] 《思想與時代》第1-14期刊首，“征稿啟事”，1941年8月-1942年9月。

　　[ii] 同上。

　　[iii] 謝幼偉：《張蔭麟先生之哲學》，《思想與時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出版），第12頁。

　　[iv] 參見郭世佑為楊玉圣、張保生主編的《學術規(guī)范導論》中篇撰寫的第4章《中國史》，《學術規(guī)范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132頁。

　　（2006年5月26日，北京，在《云夢學刊》召集的“當代學術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載《云夢學刊》2006年第4期，作者授權天益網(wǎng)絡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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