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講壇》第一講由我來講，我感到非常榮幸。在中華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學府，從宋初開始辦學，延續(xù)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千年學府。在這所學府里，經(jīng)一代代書生苦心經(jīng)營，使它成為中華民族優(yōu)秀人才的搖籃，學術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的基地。

　　在中華民族遭受苦難之際，這里走出了譚嗣同、陳天華、黃興、蔡鍔，倡導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動社會變革；
當國家發(fā)生“天崩地解”式的劇變關頭，這里站出了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李達等，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民族和國家的棟梁。

　　岳麓書院為何能綿延千年辦學不絕？一代代書生在這里倡導什么樣的教育理念？它又怎么樣以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體現(xiàn)出中國知識群體的精神歷程？

　　岳麓書院的歷史源流

　　聽講提示：北宋初期成為書院

　　據(jù)歷史文獻記載，唐末五代智璇等兩個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購書辦學，形成了一個學校的雛形。北宋開寶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將它擴建為書院，于是岳麓書院成為了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高等學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則重新擴建書院，使岳麓書院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為岳麓書院修廣舍宇，并請得了國子監(jiān)的典籍。李允則的擴建，標志著岳麓書院講學、藏書、供祀三個組成部分的規(guī)模已經(jīng)形成，同時包括學田設置的開始，從而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書院山長。周式辦學成績卓著，聞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見。周式學行兼優(yōu)，真宗要任命他為國子監(jiān)主簿，留在宮中講學，但他無心留在朝廷做官，堅持要回岳麓執(zhí)教。真宗為其精神所動，只得答應他的回山請求，賜給其內府書籍，并書“岳麓書院”匾額。

　　北宋后期，岳麓書院在地方教育體制中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被納入到了“潭州三學”的教育體制之中�！端问贰ひ�谷傳》、明代所編《岳麓志》中有“三學”的記載。所謂“三學”，即指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岳麓書院三位一體，分成三個等級，學生通過考試，以積分高下逐級安排升舍。官辦州學學生考試成績優(yōu)良者可升湘西書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書院。岳麓書院成為“三學”中的最高學府，反映了它在教學水平、教學質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學之上，這是它能夠延續(xù)900多年辦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從北宋開始，它名副其實地成為地方的高等學府。

　　聽講提示:處于北宋書院之首

　　在朝廷和各級官府的支持下，北宋書院蓬勃興起，并產生了一些全國著名的書院，如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和應天書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書院”之稱。其實北宋著名書院不只四所。因而對哪些書院該列入“四大書院”，眾家說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各人說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諸家共推。從歷史淵源、發(fā)展規(guī)模以及辦學成效講，岳麓書院確已處于北宋書院之首。

　　南宋是中國書院制度的成熟、繁榮時期。南宋書院發(fā)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理學思潮和書院制度的密切結合。理學是一種哲學化的儒學，理學家們?yōu)榱苏衽d儒家思想，建立了一個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并吸收佛道兩教宇宙論和思辨方法的理論體系。理學家們利用書院作為自己的學術基地和教育基地，使書院得以蓬勃發(fā)展。岳麓書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是與理學思潮的相互影響分不開。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劉珙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開始修復岳麓書院。岳麓書院修成后，由張栻主持書院教事。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四川綿竹人，和朱熹、呂祖謙齊名，并稱“東南三賢”。他為這次重建岳麓撰寫了《岳麓書院記》。他主教書院之后，除了繼續(xù)實現(xiàn)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學術研究的功能。在教學過程中，張栻和學生一起討論學術上重要的疑難問題，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

　　與此同時，其他學派的學術大師也在岳麓書院展開學術會講。當時湖湘士子聞風而動，紛紛來此研習理學，形成了一個學術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規(guī)模的湖湘學派，在南宋政治界、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成為聞名全國的理學基地，為理學思潮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成為湖湘學派的基地后，它的辦學規(guī)模、成就和影響均進一步擴大，并發(fā)展到了它的全盛時期。

　　聽講提示:朱張會講開創(chuàng)不同學派在書院會講先河

　　南宋岳麓書院的蓬勃發(fā)展，還與另一位著名理學家朱熹的講學聯(lián)系在一起。朱熹來岳麓書院講學有兩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張會講。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遠千里從福建崇安啟程，至九月八日抵達長沙。朱熹當時就是一名頗有名望的學者，來聽講學的人很多，盛況空前，開創(chuàng)了岳麓自由講學的風氣，這次岳麓會講開創(chuàng)了不同學派在書院會講的先河。另一次是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間，他著手振興岳麓書院教育。朱熹興學岳麓，對書院影響最大的舉措是頒布“朱子書院教條”，使岳麓書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學規(guī)。

　　元朝時期，岳麓書院仍在綿延辦學。岳麓書院的教學體制恢復后，由朱熹、張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傳統(tǒng)也得以繼承和發(fā)揚。明代岳麓書院教育還有進一步發(fā)展，規(guī)制更加完備。尤其是明中葉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們紛紛來岳麓書院講學，他們所倡導的心學思潮對岳麓書院的學術、教育發(fā)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聽講提示：清初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

　　清朝是中國書院的演變、普及化時期。清初，岳麓書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書院的院舍建設、經(jīng)費收支、管理體制等方面都有進一步發(fā)展完善�？滴醵�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賜御書“學達性天”匾額，并十三經(jīng)、二十一史、經(jīng)書講義遣送到岳麓書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發(fā)布上諭，扶持一些省會重點書院，稱之為“省城書院”。岳麓書院名列其中，進一步確立了它作為湖南地方高等學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賜御書“道南正脈”匾額，以表彰書院傳播理學之功。

　　清代岳麓書院不僅有理學傳統(tǒng)的深刻影響，還受經(jīng)學傳播的影響。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學派的影響，一些從事詁經(jīng)考史的經(jīng)學家主持書院，他們在岳麓書院研究和傳播經(jīng)學，并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同時反映了清代的學術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學術風尚發(fā)生了一定變化。如經(jīng)學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養(yǎng)學生“通曉時務物理”和詁經(jīng)考史的務實學風。道光時，更有湘水校經(jīng)堂設置，它不課時文，專習經(jīng)史，成為岳麓書院的一個組成部分，開辟了經(jīng)學研究的基地。

　　聽講提示：從古代岳麓書院到現(xiàn)代湖南大學，證明中國有著綿延不絕的高等教育發(fā)展歷史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100多年，中國進入社會急劇變革的近現(xiàn)代，中國的教育體制也處于不斷變革的過程中。后來，遂有廢書院興學堂、廢學堂興學校的不斷變革發(fā)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辦學歷史的岳麓書院面臨變革學制的重大轉折。從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時間里，發(fā)生了“岳麓書院——湖南高等學堂——湖南高等師范學�！�—湖南公立工業(yè)專門學校——湖南大學”的學校更替，終于完成了從古代書院到現(xiàn)代大學的學制變革。從古代岳麓書院到現(xiàn)代湖南大學，既反映出教育體制變革的必然趨勢，又充分證明中國有著綿延不絕的高等教育發(fā)展歷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慮在岳麓書院辦學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湖南大學。如1912年湘督譚延闿就有這種想法。1916年籌辦湖南大學的呼聲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楊昌濟、楊樹達、劉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關當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學籌備處。籌備處設于岳麓書院內，并接管了高師留下來的所有圖書設備，由教育家楊昌濟主持籌備處工作。楊昌濟是岳麓書院的學生，對岳麓書院的教育傳統(tǒng)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體會。他1913年留學歸來，即開始醞釀創(chuàng)辦湖南大學。他還專門寫了《論湖南創(chuàng)設省立大學之必要》，提出在岳麓書院原址創(chuàng)設省立大學，既可以延續(xù)岳麓書院千年辦學的歷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師的校舍、圖書、儀器等。楊昌濟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對岳麓書院千年辦學的延續(xù)，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書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學。湖南大學仍以岳麓書院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擴建第二院、科學館、圖書館、工廠、宿舍等，在校學生規(guī)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華擔任校長時，將岳麓書院的石刻院訓“忠孝廉節(jié)”和“整齊嚴肅”列為湖南大學校訓，胡庶華對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釋。另外，胡庶華校長親自撰寫的《湖南大學校歌》中，也明確表示湖南大學是“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既要求繼承岳麓書院千年辦學的傳統(tǒng)，又要求學習歐美的文化教育優(yōu)長，反映了湖南大學作為一所既有傳統(tǒng)繼承、又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現(xiàn)代大學的特點。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9月長沙市軍管會接管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為李達。1950年毛主席手書“湖南大學”額，標志著湖南大學進入新的歷史時代。現(xiàn)在的湖南大學校區(qū)以岳麓書院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已經(jīng)發(fā)展為一所理、工、文、管、商多學科協(xié)調發(fā)展的綜合性大學。湖南大學繼承了岳麓書院千年辦學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成為一所既有千年歷史、又在國際國內享有一定聲望的現(xiàn)代新型大學。

　　中國傳統(tǒng)教育理念的凝聚

　　岳麓書院所凝聚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理念十分豐富，這里只能例舉其中幾項：

　　1.人格培養(yǎng)的教育目標

　　聽講提示：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一方面將教育價值定位于建立和諧的社會群體；
另一方面強調理想道德人格的培養(yǎng)

　　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一方面總是將教育價值定位于建立和諧的社會群體，強調“明人倫”的教育宗旨；
另一方面又認為和諧社會的建立依賴于道德完善的個人，故又強調理想道德人格的培養(yǎng)。而且，中國傳統(tǒng)教育理念的鮮明特色，就體現(xiàn)在道德人格的培養(yǎng)。在中國古代教育哲學中，從來不把知識傳授作為目標，而總是將教育的目標放在人格培養(yǎng)上。強調從日用倫常的規(guī)范禮儀中獲得“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主張通過個體的道德修養(yǎng)達到“與天地合其德”的崇高精神。在奠定岳麓書院教育傳統(tǒng)的重要文獻、并刻寫于書院講堂的宋代教育家張栻所撰《岳麓書院記》中，就表達與奠定了道德人格培養(yǎng)的教育目標。張栻強調，岳麓書院的教育宗旨是“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至于這種“人材”的標準，張栻強調了其內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說：“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萬物者也�！睆垨蛳嘈�，只有充分擴充、發(fā)展自己的主體道德意識，才可以建立一個和諧、完善的社會秩序。這種重視培養(yǎng)人格的目標，不僅形成為岳麓書院的教育傳統(tǒng)，而且也是整個書院的教育理念，以后一直受到歷代教育家的推崇。

　　張栻強調這種理想人格應該能“傳道濟民”，也就是說，這種人格的價值實現(xiàn)包括兩個方面：內在的自我價值和外在的社會價值。人格實現(xiàn)首先包含著內在的方面，諸如人的潛能、道德本性、自我實現(xiàn)等方面，書院教育的目標就是要使每一個受教育者能夠表現(xiàn)出人性的潛能，使道德自我日臻完善并促成內在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道德人格必須完成外在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任何個人是不可以脫離社會群體而獨立的，相反，他必須在社會群體中才能真正獲得自我實現(xiàn)。所以。朱熹、張栻等理學家強調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必須有一致性。這樣，才能將“內圣”與“外王”、“明德”與“新民”、“正心誠意”與“治國平天下”統(tǒng)一起來。這既是一種外在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同時也是一種內在人格價值的實現(xiàn)。

　　聽講提示：最大成就是培養(yǎng)出大量有道德人格的人才

　　岳麓書院千年辦學，其最大成就，就是培養(yǎng)出大量具有道德人格的人才。岳麓書院的主教者們，力圖使書院能夠成為一所塑造和培養(yǎng)高尚道德人格的場所，培養(yǎng)出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想人格，能達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窮”的精神境界�？v觀岳麓書院千年辦學歷史，曾涌現(xiàn)出無數(shù)忠貞不屈、浩然正氣的愛國志士、豪杰君子，他們保持靈魂高潔，崇尚真才實學；
他們努力追求知識與真理，勇于實事求是；
他們能夠在戰(zhàn)場上流血橫尸，為民族尊嚴和大眾利益，他們樂意服從真理和良知，敢于抵制外辱與邪惡；
他們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性作出價值選擇，絕不使自己成為聲名利祿的奴隸。

　　2.務實的治學精神

　　在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務實”、“求實”是一個衡量知識價值、治學方法、優(yōu)秀人才的重要標準，是一種很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理念、學術傳統(tǒng)。那些具有學術追求、教育理想的知識群體總是要激烈地把批評學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空談”、“虛學”，而張揚“明體達用”、“實事求是”的實學教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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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書院在千年辦學過程中，一直將“務實”、“求實”作為追求的教育理念，故而“務實”精神成為岳麓書院的顯著特征。具體來說，岳麓書院作為一所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機構，它所形成的“務實”傳統(tǒng)，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取向，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學貴力行的治學風格。

　　聽講提示：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取向

　　經(jīng)世致用是岳麓書院所倡導的一種學術宗旨和教育宗旨。在這里從教的學者強調，一切學問必須有益于治國安邦、國計民生，才具有價值與意義。岳麓書院重視培養(yǎng)學生治國安邦的才能，以及傳授有關國計民生的知識，并逐步形成了一種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取向。

　　理學家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時，就倡導這一價值取向。他鼓勵學生將道德精神的修養(yǎng)和經(jīng)邦治國的功業(yè)結合起來。他要求學生們能夠學習那些“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的有關國計民生的種種有用學問。故而，岳麓書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種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端卧獙W案·岳麓諸儒學案》中記載：“南軒\\(張栻\\)弟子多留心經(jīng)濟之學”。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取向，在清代岳麓書院的學術和教學中，又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清代許多著名山長均將經(jīng)世致用之學擺到重要地位。王文清主持書院期間，制訂了《岳麓書院學規(guī)》，將“通曉時務物理”作為教學內容。主教岳麓書院27年之久的山長羅典，也注意將品德教育與時務結合起來。他的教育主張是：“務令學者陶泳其天趣，堅定其德性，而明習于時務�！痹缆磿�院山長的賀長齡，也是一個以講求經(jīng)世致用之學而聞名于晚清的重要學者，他和魏源主持編撰的《皇朝經(jīng)世文編》成為推動晚清經(jīng)世致用學風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著作。經(jīng)世致用的教學傳統(tǒng)對于岳麓書院發(fā)展成為一所現(xiàn)代大學，起到了十重要的推動作用。

　　聽講提示：“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務實”不僅是一種價值取向，也是一種尊重事實、追求真理的思想方法�！皩嵤虑笫恰笔侵袊�古代學者治學的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思想方法，它最早見于《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彼未�湖湘學者堅持并論證了實事求是的哲學前提。湖湘學者認為，無論是從事學術研究或從事教育，都應該引導人們從天地萬物中探索這一真實的“理”或“道”。湖湘學派大師張栻說：“離形以求道，則失之恍惚�！保ā赌宪幰渍f》卷一）

　　實事求是思想傳統(tǒng)的進一步發(fā)展是在清代。這一段時期內，“實事求是”成為乾嘉漢學的治學宗旨和基本方法。許多漢學家都標榜自己的學術是“實事求是”，或者稱贊他人的學說能夠“實事求是”。清代岳麓書院的許多山長，都十分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治學原則。道光年間，湖南巡撫吳榮光在岳麓書院內創(chuàng)設專門研究乾嘉漢學的湘水校經(jīng)堂。吳榮光深受他老師阮元“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影響，在湘水校經(jīng)堂的教學、研究活動中，努力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乾嘉學派的“實事求是”思想方法，表現(xiàn)出重事實、重歸納、重證據(jù)的特點，與以實證為特征的近代科學精神十分接近。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精神，也就發(fā)展演變?yōu)榻�代自然科學的實證精神。具有實事求是傳統(tǒng)的岳麓書院也開始進行教育改革。這些改制后的高等學校，亦在自覺繼承岳麓書院“實事求是”的教育傳統(tǒng)。賓步程在擔任岳麓書院改制后的湖南工業(yè)專門學校校長期間，要求學生們繼承和發(fā)揚岳麓書院“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親筆題寫“實事求是”匾額，懸掛于書院講堂前，使得傳統(tǒng)的\"實事求是\"，成為指導現(xiàn)代科學、現(xiàn)代教育的思想方法，使千年一脈的“實事求是”教育傳統(tǒng)更為光大。

　　聽講提示：“學貴力行”的治學風格

　　岳麓書院務實傳統(tǒng)的另一表現(xiàn)是它的“學貴力行”的治學風格。當求學者問張栻什么是“務實之學時，他簡要地答復：“于踐覆中求之。”（《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張栻還明確提出“學貴力行”的主張，他說：“學貴力行�！�…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保ā缎岳泶笕�》卷四十九）岳麓書院強調“學貴力行”的治學風格成為一種有影響的教育傳統(tǒng)。王夫之繼承并發(fā)展了岳麓書院重實踐的傳統(tǒng)，他在岳麓書院讀書期間，創(chuàng)辦了“行社”。他認為，人的一切知識都來之于實踐，他常說：“由行而行則知之�！保ā蹲x四書大全說》卷六）

　　岳麓書院所堅持的“學貴力行”的思想傳統(tǒng)，還表現(xiàn)在把知和行看成是一個互相促進、不斷深入的過程，岳麓書院的師生們依據(jù)“知”“行”自身的本質特點，將這一學習過程概括為“知行互發(fā)”、“知行并進”。他們認識到。所謂“知”，就是為獲得指導“行”而必需的知識；
所謂“行”，又能夠更深入理解其所學到的“知”，所以，“知”和“行”是一個不斷促進、不斷深入的過程。這種教育理念、學術理念不僅是將中國古代的知識理論發(fā)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也促進了實踐為本、力行為要的治學精神。

　　“務實”不僅是中國文化中一種極具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學術傳統(tǒng)，同時也是推動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轉型的動力，并直接融入到現(xiàn)代化的思想文化體系中來。如“實事求是”在經(jīng)過進一步理論提升后，不僅成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至于“學貴力行”、“經(jīng)世致用”更是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論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實踐論是在汲收“學貴力行”、“經(jīng)世致用”中積極因素的前提上的思想發(fā)展與超越。事實上，強調一切知識必須與社會發(fā)展、人民福祉相聯(lián)系，必須與人們的生活實踐相聯(lián)系，仍是今天知識界、教育界所普遍認同并努力追求的。

　　3.博學多思的教育方法

　　高等學府是生產知識、傳播知識的地方。從方法上來說，無論是生產知識，還是學習知識，均離不開“學”與“思”兩個關鍵環(huán)節(jié)。所以，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最有影響的教育家孔子就系統(tǒng)地討論了“學”與“思”的特點及其之前的辯證關系。

　　作為集中國古代教育理念、教育傳統(tǒng)于一體的岳麓書院，在繼承中國優(yōu)秀教育傳統(tǒng)的基礎上，不僅系統(tǒng)地探索了學思結合的教育思想，同時還使這種教育理念成為一種極有特色的書院制度。應該說，現(xiàn)代大學教育仍沒有很好地解決“學”與“思”的教育方法問題，所以書院的教育理念尤其是教育制度，確實是中國現(xiàn)代高等學校應予注重和弘揚的。

　　聽講提示：“學”即廣泛地獲取知識學問

　　作為一所古代的高等學府、教育機構，求學是學生們來書院的主要任務。岳麓書院的師長們總是將廣泛地獲取知識學問，作為書院教育的重要目的。南宋初，主持岳麓書院教事并在此發(fā)展湖湘學派的張栻，就非常重視“博學”的教育。他認為，天下萬事萬物，均有自己的道理，學生來書院求學，就是要探明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他向學生反復強調這一點：“蓋君子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南軒文集·跋孫子》）。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兩度來岳麓書院講學，他本人就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在哲學、經(jīng)學、歷史、文學、美學、宗教、軍事、天文、地理、數(shù)學等領域均有深刻造詣。他在主持書院教學時，就把“博學”作為對生徒的一項基本要求。

　　“博學”是岳麓書院歷來教育家、思想家們對生徒的一項教育主張，并被許多師長以“學規(guī)”的形式明文規(guī)定下來，作為對書院生徒的一項基本要求。清康熙年間岳麓書院山長李文κ即制訂了一個《岳麓書院學規(guī)》，他要學生不應局限于“各有專經(jīng)”，而是要“務在身通六籍”，“亦當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畫地自限”。乾隆年間任山長的王文清，也在他所制訂的《岳麓書院學規(guī)》中，對“博學”的要求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包括經(jīng)學、史學、時務、物理、古文、詩賦等等。由于岳麓書院堅持貫徹博學精神，故而能培養(yǎng)出知識面廣、能力又強的學生，滿足社會的需求。岳麓書院涌現(xiàn)出了那么多博學多能的人才，都與岳麓書院重視博學教育分不開。

　　聽講提示：“思”是從事實和知識中獲得深刻全面的道理

　　“學”一般指了解事實、獲得相關的知識，而“思”則是要從這些表面的事實和知識中獲得所以如此的深刻而全面的道理。所以，岳麓書院的師生在談到“思”時，總是將“思”看作是探究其“所以然”的過程，也就是由表面的“學其事”到深刻的“窮其理”的過程。思不是憑空冥思苦想，而是要建立在所學知識、所接觸事實的基礎上。張栻總是要求以學為基礎的思考，他認為：“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jù)之地，危殆不安矣�！保ā墩撜Z解》卷一）。朱熹認為，要窮究事物所以然的道理，要能提出疑問，以引發(fā)學者深入思考，解決問題。朱熹提出：“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群疑并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語類》卷十）

　　岳麓書院作為理學的基地，同樣受到這種敢于懷疑精神的影響。學者們敢于懷疑漢唐儒家學者的傳注經(jīng)學，大膽地提出新的經(jīng)說。張栻就敢于對那種被視為權威的“圣賢之言”持懷疑態(tài)度。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手定的《讀經(jīng)六法》包括為“正義、通義、余義、疑義、異義、辨義”，《讀史六法》則為“記事實、玩書法、原治亂、考時勢、論心術、取議論”等，更是突出地強調了“思”在讀經(jīng)、讀史中的重要性，并且將“思”的過程進一步分解為這些重要的步驟而體現(xiàn)在學規(guī)之中。

　　中國知識群體精神歷程縮寫

　　聽講提示：“士”的精神傳統(tǒng)是知識與道義

　　什么是中國“士”的精神傳統(tǒng)？我們認為最基本的有兩點，即知識與道義。一方面，士作為中國古代的知識群體，一定要承擔起文化知識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歷史使命；
另一方面，士作為“天下有道”的追求者，又總是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人民立命”的社會責任。

　　在岳麓書院的講堂上，曾經(jīng)匯聚過從古代到近代最為杰出的思想巨子、學術大師，培養(yǎng)了一代代最為優(yōu)秀的知識精英、人才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發(fā)生一系列重大變革的時候，勇敢地承擔中華思想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歷史使命，致力于中華民族的自強與發(fā)展。岳麓書院的歷代學子成為中國古今知識群體的代表，岳麓學子的精神歷程也成為中國知識群體精神歷程的縮寫。

　　正如兩宋以前中國思想學術史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先秦諸子、兩漢經(jīng)學、隋唐佛學等重要學術形態(tài)一樣，隨著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等歷史條件的變化，學術文化的形態(tài)也根據(jù)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故而演化出宋代理學、明代心學、明清實學、乾嘉漢學等不同的學術思潮，他們體現(xiàn)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群體在文化創(chuàng)新、社會責任方面的成就。這里要指出的是，作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中心的岳麓書院，在上述每個思潮崛起時均有特別的表現(xiàn)，充分說明岳麓書院學子是中國知識群體精神歷程的縮寫。

　　聽講提示：宋代，最著名的四大理學基地之一

　　兩宋時期出現(xiàn)了理學的新興學術思潮，理學一方面以復興先秦儒學為旗幟，要求重新解釋儒家經(jīng)典，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綜合了佛、道兩家的宇宙哲學和思辨方法，將儒學發(fā)展為一種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體系�？梢�，理學的形成本身也是中國思想文化向更高層次綜合發(fā)展的體現(xiàn)。宋代創(chuàng)建的岳麓書院很快就成為新興理學思潮的大本營。當時學術界最有影響的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真德秀、魏了翁等紛紛講學于此，他們倡揚儒家價值信仰、重建儒學知識體系，集聚于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岳麓書院聚集了一大批理學之士，并且形成了當時學界很有影響的湖湘學派，成為宋代學術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學基地之一。

　　聽講提示：明中葉，心學思潮的重要學術基地

　　明中葉的時候，中國學術文化界又開始醞育一場新的學術思潮。元明以來由于程朱理學已經(jīng)成為官方哲學與意識形態(tài)，讀書人只能在欽定的理學典籍尋章摘句，思想僵化、道德墮落、學術空疏成為知識教育界的痼疾。這時，一種弘揚道德主體意識、倡導道德實踐精神的心學思潮崛起。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思想成為一種遍及大江南北的新興學術思想，他們倡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術思想，追求“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的社會目標。在這段時期內，岳麓書院亦成為心學思潮的重要學術基地，當時重要的心學代表人物王陽明及其弟子王喬齡、張元忭、季本、鄒元標紛紛來岳麓書院講學。岳麓書院因此成為這個時期富有學術創(chuàng)新精神的大本營，在明代思想文化的更新發(fā)展中繼續(xù)發(fā)揮重要作用。

　　繼明代中期的心學思潮之后，明末清初的思想學術界又興起一種批判理學、心學“空談心性”，而倡導“明道救世”的實學思潮。站在那個時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學者都是以經(jīng)世務實為特征，具有功利主義、人文主義的色彩。這個時期的岳麓書院的書生中又出現(xiàn)明清實學思潮的代表人物。無論是來這里講學的東林學派代表人物高世泰，還是在這里潛心學術教育的吳道行，他們均是實學思想的倡導者。

　　聽講提示：王船山思想代表著明清實學的最高思想理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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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書院有名的學生王船山更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承傳了兩宋形成的理學思想傳統(tǒng)，并對理學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總結和批判；
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學術文化的轉型者，他以“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的文化使命感，在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哲學觀念、人格精神等各個領域均有新的開拓。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君主政治批判，“天下惟器”的哲學思考，以及以利為義的倫理觀念和對豪杰人格的推崇等等，都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精神。因此，王船山思想中倡導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和文化精神，也代表著中國明清實學的最高思想理論水平。

　　聽講提示：清代，考據(jù)學派的重要學術基地

　　清乾隆、嘉慶年間，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轉向于重視詁經(jīng)考史的漢學思潮。他們倡導東漢古文經(jīng)學那種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張揚一種對《六經(jīng)》的理性主義態(tài)度，故而將中國古典主義的學術文化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岳麓書院又成為清代考據(jù)學派的重要學術基地，一些著名的漢學大師如王九溪、王先謙等就推動著漢學學術思潮的發(fā)展。尤其是有名的漢學家阮元的弟子、湖南巡撫吳榮光在岳麓書院專課經(jīng)史的“湘水校經(jīng)堂”，成為那時湖湘之地研究漢學的重鎮(zhèn)。湘水校經(jīng)堂的創(chuàng)辦，反映了岳麓書院在推動乾嘉漢學方面所具有的學術成就，其“實事求是”的學風更為近代教育所弘揚。

　　文化的生命來之于它自我更新的能力。綿延的江河所以能夠萬古長流，波濤滾滾，在于它不斷地融匯百川的新流；
而在兩宋時期崛起的岳麓書院能夠在近代不斷地發(fā)展壯大，亦在于它具有一種不斷演進、承舊開新的變革能力。從晚清至民國的百年期間，由于中國發(fā)生急劇變革步入近代社會，岳麓書院師生在這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也實現(xiàn)了學術文化的轉型。他們站在近代變革的前沿，力圖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在中國文化史上發(fā)出耀眼的光彩。

　　岳麓書院的知識群體既重視對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的思考，還有濃厚的經(jīng)世情懷，總是表現(xiàn)出關懷現(xiàn)實政治、力圖康濟時艱的強烈愿望。而當中國正在發(fā)生“天崩地解”式的社會劇變時，岳麓師生的經(jīng)世之志表現(xiàn)得尤為強烈。體現(xiàn)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對文化變革的積極倡導。由于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是急劇的，歷史的階段性特征十分明顯。那些抱著經(jīng)世宏愿的岳麓師生總是密切地關注著時代的變革。所以，在中國近代每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岳麓書院的知識群體總是走在時代的前沿，提出了最具時代特色的文化觀念，在中國近代史上再度發(fā)出耀眼的光彩。

　　聽講提示：魏源等代表了向近代化文化的轉型

　　中國近代化的起步，是從這個時期的引進西學、西藝，興辦新式學堂和近代工業(yè)開始的。而在這次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運動中，這些有名的岳麓書院學生走在時代的前列，從而也推動中國學術文化的近代轉型。在目睹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后，魏源是國內最早倡導改革開放、并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倡議者。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他介紹引進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科學技術、軍工制造、歷史地理、社會制度等等。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這些均是最新的近代文化成果。魏源等人倡言“師夷長技”，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郭嵩燾等人則是以自己的社會政治實踐實施“師夷長技”。這批湘軍頭領最早在國內創(chuàng)辦近代軍事工業(yè)、近代學校、派遣外國留學生。因此，他們也就成為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從魏源到曾國藩，代表了岳麓書院學生在求新中實現(xiàn)著向近代化文化的轉型。

　　聽講提示：譚嗣同等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導者

　　甲午海戰(zhàn)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間，岳麓書院學生在推動文化的近代化又前進了一大步。中國的近代化不能僅限于工業(yè)制造、科學技術等器物層面，還要包括社會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因甲午海戰(zhàn)中腐敗的清帝國敗之于日本，這就激發(fā)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倡導學習西方、進行社會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變革的決心。岳麓書院學生以及在書院改制時期的師生們再次成為這場運動的倡揚者、領導者和實施者。他們創(chuàng)辦傳播新學的新式學堂，編輯出版宣揚維新的報刊和圖書，舉辦各種各樣倡揚維新變革的講學活動。譚嗣同、陳天華、唐才常、黃興、蔡鍔、程潛均是那個時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導者，為推動中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貢獻。與這場制度文化近代化過程相一致，湖南的維新運動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湖南也涌現(xiàn)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傊�，這個學府中培養(yǎng)的人士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實現(xiàn)著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

　　聽講提示：毛澤東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使學術文化向最新、最高層次發(fā)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中華民族以更堅決的態(tài)度力圖實現(xiàn)和完成中國文化近代化。新文化運動的建設任務，具體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學、民主為標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運動中涌現(xiàn)出一種超越舊民主主義文化的新思潮——馬克思主義思潮，湖南更涌現(xiàn)出一批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李達等。他們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使中國學術文化的近代化能向著最新的、最高的層次發(fā)展。而這批人物中又有大量的歷史人物正是千年學府岳麓書院改制后建立的湖南高等師范、湖南大學的師生，他們以更有時代感的思想觀念、更加科學的學術精神，為新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以上就是岳麓書院知識群體的思想脈絡，它確是宋以后的一千多年來中國知識群體精神歷程的縮寫。不管這一代代書生們的學術思想發(fā)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但是這個群體的知識與道義的精神傳統(tǒng)卻貫穿在千年思想學術的脈絡之中。它們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尤其應該在現(xiàn)代社會繼續(xù)發(fā)揮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中，當代中國的知識群體將會對民族復興、社會發(fā)展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國知識群體所承擔的知識與道義的雙重責任與使命，在今天更顯得特別重要！

　　岳麓書院的現(xiàn)代復興

　　聽講提示：歷史證明，無論書院經(jīng)歷何種歷程，千年書院，文脈永在，精神永在

　　岳麓書院在中國古代文化史、教育史、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它在文化傳承、人才培養(yǎng)、學術研究等方面創(chuàng)造過輝煌的成就。自二十世紀初，岳麓書院先后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大學�，F(xiàn)存的岳麓書院古建筑群既是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歷史遺跡，又是中國高等教育現(xiàn)代發(fā)展的見證。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們啟動了這個千年學府岳麓書院的現(xiàn)代復興工程。這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發(fā)生的一個重要文化教育現(xiàn)象。

　　岳麓書院作為中華民族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原狀保護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在湖南大學的主持下，經(jīng)過十多年的修復陳列，岳麓書院基本上恢復了歷史上辦學最盛時期的建筑規(guī)制，書院講學、藏書和祭祀三位一體的基本格局已獲重現(xiàn)。其講學部分包括講堂（忠孝廉節(jié)堂）、湘水校經(jīng)堂和文廟明倫堂；
書院藏書的建筑御書樓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修復，并繼續(xù)藏有古籍圖書；
書院的祭祀是崇祀先賢、尊師重道、砥礪后學的重要場所，已經(jīng)恢復了書院包括供祀孔子、屈原、周濂溪、二程、朱熹、張栻、王船山、羅典在內的祭祀建筑與原狀陳列，岳麓書院大成殿、六個專祠及屈子祠均恢復歷史原貌。與此同時，我們恢復了清代書院的園林與書院八景，使書院既有“整齊嚴肅”的嚴謹，又有“鳶飛魚躍”的活潑，充分體現(xiàn)了儒家士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追求。今天，當你踏入千年學府———岳麓書院這座典雅而質樸、莊重而幽深的庭院后，會被這種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圍所震撼，都會對古代士人文化傳統(tǒng)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復興岳麓書院自身涌動的積淀千年文化底蘊的教書育人優(yōu)良傳統(tǒng)。這是一個偉大而艱巨的工程。岳麓書院在歷史上就是研究型教育機構，教育家楊昌濟稱書院教育相當于西方大學的研究生培養(yǎng)。根據(jù)書院教育這一特點，近年來我們把書院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重點放在碩士、博士的層次，這契合了書院作為古代高等學府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的特點。近年來，岳麓書院陸續(xù)取得了歷史學門類專門史和中國古代史的兩個博士學位授予權，獲得了哲學門類中國哲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以及歷史學、哲學、文學、教育學等學科門類的碩士學位授予權，每年為國家培養(yǎng)國學方面高層次研究型人才。

　　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岳麓書院還積極開展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和社會教育活動。文化素質教育以湖南大學本科生為主，開設了涉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系列課程，得到了學校師生的好評。其中體現(xiàn)岳麓書院文化傳統(tǒng)特色的教材《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導論》評為全國優(yōu)秀教材，有關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課程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在社會教育方面，我們吸取書院的會講傳統(tǒng)，邀請國內外名師來書院講學，并利用現(xiàn)代傳媒，宣傳古老書院的歷史，傳播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其影響遍及國內外。

　　與此同時，岳麓書院又逐步恢復其國學的研究功能。從八十年代中期成立關于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紀全面恢復合國學研究、人才培養(yǎng)、文物保護為一體的書院建制，那個像歷史上能夠承擔中國傳統(tǒng)學術研究的“岳麓書院”終于逐漸恢復起來。書院目前主要以中國思想學術、中國典章制度、中西文化比較、儒佛道與文學藝術、歷史文物與文獻、書院文化、湖湘文化為學術研究方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五千年文化歷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進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來文化的猛烈沖擊。傳統(tǒng)文化在社會近代化中的尷尬遭遇同樣體現(xiàn)在古代書院身上。從歷史發(fā)展角度講，書院改學堂對中國教育以及學術文化思想，乃至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書院千年的發(fā)展史上，有創(chuàng)新、改革，也有守成、衰落。歷史證明，無論書院經(jīng)歷何種歷程，千年書院，文脈永在，精神永在，今天在“知識與道義”的感召下，傳統(tǒng)書院在先進文化建設中，同樣承擔著重大任務，一定能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我們決心繼承與弘揚先賢的文化精神并復興岳麓書院，為中華文化的現(xiàn)代重建，為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復興貢獻一份力量。(光明日報)

　　朱漢民，1954年生，湖南省邵陽市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部級跨世紀學科帶頭人。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明理學通論》、《湖湘學派史論》、《中華文化通志·智育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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