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自以為身居其一的時候，也必須極力為其二而竭盡全力�！�

　　——伯爾

　　最近一次接觸伯爾，是在閱讀波蘭知識分子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c）的著作時。在與“六八年人”丹尼爾•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的談話中，米奇尼克回顧1976年自己曾經(jīng)參加了一次關于烏爾蘇斯（Ursus）工人的審判，當聽到宣判結果時，工人們的妻子中爆發(fā)出哭聲，米奇尼克感到巨大的震驚，他覺得不能丟下這些無助的人們不管。他很快寫了一封抗議信，信中談到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應該發(fā)揮的角色。接著，他所屬的持異議者小圈子起草了一封給西方知識分子的呼吁書，呼吁捍衛(wèi)波蘭工人的權利。這個呼吁書出現(xiàn)在西方刊物上面，很快得到了海因利希•伯爾、君特•格拉斯以及索爾•貝婁等著名作家的響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事情不得不改變了，于是KOR誕生了”，米奇尼克講述道。1976年成立的這個“保衛(wèi)工人委員會”（KOR）是后來團結工會的前身。完全能夠想象，伯爾作為享有崇高聲望的作家、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所給予的公開支持，對于尚處于圍困中的波蘭工人運動及為數(shù)稀少的抗議的波蘭知識分子，是多么珍貴和多么大的鼓舞。在某種意義上，海因利希•伯爾的聲援行為，經(jīng)過一系列復雜的轉換，實際上參與了當代波蘭的社會歷史，成了它的催生婆之一。

　　米奇尼克繼續(xù)談自己這年的國外旅行。他寫道：“對我震動最大的是與海因利希•伯爾的會面。和所有波蘭人一樣，我有點排斥德國人，難道不正是德國人把波蘭變?yōu)榈聡�的集中營？盡管從理智上我知道是不應該反德國人的，但是感情上難以抑制。謝謝海因利希•伯爾，他讓我開始喜歡德國人。在我們會面期間，他告訴我，他會在任何時候幫助拉多姆和烏爾蘇斯的工人。西方人沒有人像他這么立場鮮明地表達。他說到做到。任何時候我們需要他的幫助，他總是出現(xiàn)。當他去世時，我卻在牢里。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哀，我沒有機會為了他所做的向他表示感謝。”幫助一位波蘭人糾正了對于德國人的偏見，幫助他恢復了對于德國人民正當?shù)母星椋�在這個意義上，伯爾是自己民族忠誠的兒子，他為這個民族贏得了應該有的尊敬。

　　“西方人沒有人像他這么立場鮮明地表達”！這么說，伯爾在他的時代是一個如此的“異數(shù)”？非�？上У氖�，這位“異數(shù)”作家伯爾實際上沒有恰如其分地進入中國作家的視野。當他197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仍然處于文化大革命的籠罩之下，關于這位作家的情況了解無多。而當七十年代末期我們這個民族重新返回世界，人們重新大量閱讀西方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文學作品、甚至為了一本新出版的書奔走相告時，卻沒有將眼光更多地停留在這位戰(zhàn)后重要的德國作家身上。盡管八十年代初最新出版的那批書中，就有伯爾的好幾本：《伯爾中短篇小說集》（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萊尼和他們》（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小丑之見》（1983），但是比如我周圍的朋友中，不管是平時的言談還是他們的寫作中，很少有提及這位當代德國作家的，幾乎沒有哪一位中文作家表明他受過這位德國作家的影響。人們談論更多的是一些現(xiàn)代派的作家、詩人，比如龐德、艾略特、薩特、加謬，拉美的小說家有馬爾克斯、略薩，以及后來的博爾赫斯等，奧地利德語作家卡內(nèi)蒂的長篇小說《迷惘》也在一個為數(shù)不少的人群中熱烈傳播。對于伯爾，人們的態(tài)度仿佛比較曖昧，讀過幾本他的書之后，就將他放在了一邊，很少加以談論。某種情況延續(xù)到現(xiàn)在，如今閱讀伯爾的人則更少i。

　　到底是什么擋住了人們的視線，使得這位重要的德國作家沒有恰當?shù)刈叩饺藗兠媲埃课覀冊谑裁吹胤藉e過了這位海因利希•伯爾？

　　伯爾是作為德國戰(zhàn)后“廢墟文學”的代表出現(xiàn)在文壇上的。1945年他28歲，那場對于德國民族來說也是浩劫的災難，他是作為成年人而經(jīng)歷的。自1944年起，他就想方設法以各種理由泡病假離開部隊，在樹林與公路之間穿梭逃亡，經(jīng)歷了生與死的殘酷搏斗，被死亡和饑餓所逼迫。一篇叫做《列車正點到達》的小說（1949）記敘了這種精神狀態(tài)。主人公安德烈亞坐在正在開往某個前線的列車上，他年輕得不曾與一位女性接過吻，但是清楚地知道一旦到達目的地，那就是他的死期。他數(shù)著時間：三天、兩天、一天、半天，“不久”他就要永遠地離開這個世界。在這之前，他想起自己對不住的那些人，想要吃一頓熱飯，想要聽一次音樂——人家卻同時搭配給他一個妓女。他們想一道逃跑，結果乘坐的汽車被“兩把鋼刀”鋸成碎塊，它們“閃射著瘋狂仇恨的兇光”——真正的敵人是德國人�！翱謶峙c饑餓，饑餓與對德國人的恐懼”，在戰(zhàn)后很長時間內(nèi)伯爾仍然受著它們無休止的糾纏。在1984年他給兒子們的信中寫到：“我今天每次購物仍是害怕風吹草動的搶購，我總是要一下子買太多的面包，太多的牛奶、雞蛋和牛油，并成條地買香煙�！保ā督o我兒子們的信或四輛自行車》，《伯爾文論》，三聯(lián)書店1996年。）

　　這樣的人從顛沛流離中返鄉(xiāng)，“寫戰(zhàn)爭、寫回鄉(xiāng)、寫自己在戰(zhàn)爭中的見聞，寫回鄉(xiāng)時的發(fā)現(xiàn)”，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當人們用“廢墟文學”來形容這批年青的文學現(xiàn)象的時候，卻同時伴隨著一種批評，甚至帶有“責備”和“中傷”在內(nèi)。伯爾納悶：“人們似乎并不要我們對戰(zhàn)爭負責，對把一切都夷為廢墟負責，但他們顯然怪罪我們看到了這一切，并且當時還在看著�！薄丁皬U墟文學”自白》，《伯爾中短篇小說選》，）這種現(xiàn)象對我們并不陌生：沒有人對于某件不幸的事情負責，但是卻要對報道這件事情負責和付出代價。

　　伯爾以法國大革命前的田園文學為例，來說明一種脫離現(xiàn)實的文學多么無聊和危險。在大革命前的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人們仿佛生活在一種牧歌般的遁世的生活當中：“女士們扮作牧羊姑娘，先生們辦成牧人，逍遙于人為的田園美景之中，吟唱嬉戲，密約幽會�！辈疇柵険暨@是在做著一種表里極不相稱的“游戲”（“甜蜜其外、邪惡其內(nèi)”），而這種發(fā)明這種游戲，當時的田園小說、田園戲劇“負有罪責”。在作家們引導這場“捉迷藏的游戲”之下，人們對于即將到來的大革命“毫無預感”，對于當時的尖銳激烈的社會矛盾一無所知，文學的中的輕歌曼舞遮蔽了嚴酷的現(xiàn)實。這是文學風氣敗壞社會風氣的一個范例�！白矫圆亍笔且粋�很好的比喻，那些以各種理由將文字視為游戲的人，都可以歸到這種“牧人和牧羊女”的迷藏之中。

　　“誰有眼睛，看得見東西，就請看吧�！辈疇柡粲醯馈５�是“看”，不是僅僅看表象，而是看其內(nèi)部，看構成生活的那些結構性的東西，是賦予事物以形狀和秩序�！�—“‘看’這個詞具有超乎光學范疇的含義：誰有眼睛，看得見東西，對他來說，事物就變成可以透視的——他理應能夠洞察這些事物，人們可以設法借助語言去洞察事物，深入地去看這些事物。”伯爾最為推崇的兩個十九世紀的作家是狄更斯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也“捉迷藏”，“但他絕不是生活在捉迷藏的狀態(tài)之中。不把捉迷藏作為一種游戲，而把它作為一種狀況�！� 伯爾自己的小說《萊尼與他們》可以看作普通人卷入身不由己的“游戲狀況”的一幅畫卷，這部小說寫于1971年的小說使他躋身于大作家之行列。其中以年輕漂亮的女主人公萊尼為線索，展示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戰(zhàn)爭結束德國普通人們的生活。萊尼年輕漂亮，但資質(zhì)平平，無法繼續(xù)學業(yè)之后在父親的公司里做事，絕無出人頭地之念，對政治毫不關心，戰(zhàn)爭使得她的生活一再陷入中斷和絕望。她與第一任男友出雙入對，十分般配，但甚至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在黑暗的電影院里拉過手，對方就上前線并死在那里。不久她成了阿洛伊斯夫人，但是總共不過與阿洛伊斯同床兩次，不到二十歲時就成了寡婦。她兒子的父親是一位從戰(zhàn)俘營里出來的俄國人，不知受著什么人的保護與萊尼同在一個花圈工廠工作（那時候對于花圈的需要量是一個驚人的數(shù)字），兩人好容易熬到了戰(zhàn)爭結束，萊尼在墓地的地下室里（被稱為“蘇維埃天堂”）當上了母親。但是最終她的俄國情人仍然沒有幸免，他身上穿著的德國軍服使他落入了美軍手中，之后又轉給了法軍、轉到一座礦山。萊尼騎一輛破自行車穿梭在德國、比利時、法國來回找他，最終找到他時他已經(jīng)躺在了另一座公墓之中，隨即萊尼變成了一座“默然無語、冰涼肅穆的青銅雕像�！边@年她才二十三歲。這位因美麗而被傳聞風騷的女人，一生中與男人發(fā)生關系的機會少得可憐。除了萊尼，這部小說還描寫了一大批被命運捉弄的人們。萊尼的父親，三十年代神乎其神的軍工建筑商人，是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的，死時手里還拿著焊槍。這位當年的建筑大王，對于建筑工地上的實際活兒一竅不通。還有那個花圈店老板佩爾策，唯一的納粹分子，投機取巧，弱肉強食，但在萊尼與她俄國情人的關系上，佩爾策不能說不通人情。戰(zhàn)爭剛一結束，他立志做一件“虧本生意”（搜購廢鋼材），結果還是發(fā)了大財。伯爾所寫的并非幽默小說，但是生活本身的荒謬以及他所采取的底層人物的視角，賦予他的小說一種十分雜沓和悖謬的氣氛。

　　使得伯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小丑之見》（1963），這幾乎是一部針砭現(xiàn)實之作。戰(zhàn)后的人們開始重建家園，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一切照舊，人們期待的是恢復從前的秩序，腐朽的道德、僵硬的清規(guī)戒律也得以沉渣泛起。這個社會仿佛沒有從什么地方得到任何教訓。主人公漢斯•施尼爾是一位褐煤大王之子，他的家族掌握大部分德國的褐煤股票七十年之久，戰(zhàn)爭也沒有改變這種長久的格局。老施尼爾與妻子既貌合神離（他擁有一個情人十年之久），又心安理得，他們完全忘了戰(zhàn)爭快結束的時候，他們曾把十六歲的大女兒亨麗黛送去參加高射炮部隊一去不返。漢斯母親表面上貌岸然，無懈可擊，她的道德狀況可以用這個例子說明：她曾經(jīng)當過三天的反原子能戰(zhàn)士，但是當她聽說堅持反原子能政策會導致股票行情暴跌時，便立刻打電話給那個委員會，宣布“脫離關系”。漢斯決定與女朋友私奔，寧愿當一名“小丑”（啞劇演員），四處奔波，居無定所。他的一個節(jié)目叫做《到達與出發(fā)》，有六百多個動作組成，他都默記在心，看得觀眾到終場也不知道什么是到達，什么是出發(fā)。但是好景不長，他的女友終于不敵輿論壓力與她脫離關系，投入了另外一個人的懷抱。而這在人們眼里，竟是符合天主教的主流道德。漢斯在走投無路之中給神學院的弟弟打電話，為了能夠讓弟弟能夠接聽電話，他不得不發(fā)明“內(nèi)在的事故”、“靈魂正在處于緊急之中”這樣的說辭，而電話那頭的人對“靈魂”感到遲鈍的程度，如同聽到“垃圾、糞便和牛奶桶�！�

　　伯爾有一個“阿登納時代的批判者”的聲譽。而這個時期，正是德國戰(zhàn)后經(jīng)濟起飛、恢復元氣的時期。這個阿登納，戰(zhàn)后因領導德國人民重建家園成效卓著，在2003年底德國電視二臺評選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名列榜首，其次是馬丁•路德，其余巴赫、歌德、愛因斯坦排在稍后的位置上。那么，為什么在一個在別人看來是飛速發(fā)展、蒸蒸日上的時代，伯爾看上去則是一個“心懷不滿”、“四處扒糞”的人？一個作家與他的時代的關系是怎樣的？1973年，他在瑞典諾貝爾演講會上的發(fā)言提供了答案。

　　他先是舉了一個建橋的例子，指出即使像橋這樣理性的、由許多設計人員、工程師、工人嚴格把關而建造起來的東西，也存在那么幾毫米乃至幾厘米的誤差，或者稱“難以計算的東西”。這主要是在將計劃付諸“實施”過程中，對材料的加工成型而產(chǎn)生的微乎其微的偏離。也就是說，任何一張藍圖，在它的實現(xiàn)過程中，都會存在這種難以估算的空間，他又用“彈性變化”、“間隙”來形容它們。同樣，他的一位烤面包的朋友曾經(jīng)告訴過他類似的道理：在夜色未盡的清晨去烤面包，需要憑借直覺去弄清楚如何配料、溫度多高以及烤的時間長短，這些都是不確定的、“冒險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將最終出現(xiàn)的結果中包含著所有因素都考慮在內(nèi)，總有那么一小部分——哪怕再少——超出了人們的計算或視野。伯爾進一步拿自己使用的“語言”為例，說明“總會剩下一點殘余，總會留下一個哪怕是微小的區(qū)域，是我們凡俗的理性無法進入的。依此類推，在任何領域中，都存在這么一個難以解釋的“中間地帶”，一些難以清理的“間隙”，這就是詩的理性，是詩所棲身的場所。在這個有待探索的、可能也是危險的領域面前，人們必須抱有足夠的謙卑，而不能傲慢；
傲慢只會毀了它們，毀了詩的理性或者想象力。

　　從“剩余部分”的視野看過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哪怕是設計完美的人間天堂，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誤差，這樣未被關照和清理的“角落”和“陰影”，人們對此應該有所意識，不要認為自己已經(jīng)將天下的好事全部做完，已經(jīng)窮盡了一切的善；
更何況任何一個現(xiàn)實社會遠非人間天堂，而是因種種利益關系形成各種各樣社會矛盾的場所，其中許多甚至是嚴重對立的；
那些掌握和控制著著一個社會主要資源的人們，他們所處的優(yōu)勢地位，不斷在繼續(xù)強化一個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的差距，而這往往是通過各種合法的理由和制度來完成的。而這個制度的代表者——形形色色的政客們，天生不愿意正視存在的問題，他們更愿意把這個社會打扮得光滑如鮮，給人們以太平盛世的印象，他們最反感地就是不和諧的“噪音和雜音”，對那些“剩余部分，”他們更寧愿以掩蓋和隱瞞起來，仿佛一切從來都是如此嚴絲合縫，過去和現(xiàn)在都不曾有過任何問題；
唯一有問題的就是那些看出問題的人們。他們用“陰暗面”來稱呼伯爾所說的“間隙”、“中間地帶”、“微小的區(qū)域”。

　　而當伯爾認為晦暗未明就是詩所棲身的場所，是文學想象力的合法所在，他是少有的能夠將“政治”與“文學”歸并到一條線上的人們之一，這種“政治”當然是“反抗的政治”。當想象力參與到這“剩余的部分”中去，這就使得它具有了一種反抗性，反抗“光滑無暇”、反抗“太平盛世”，反抗各種謊言和故意的隱瞞，反對以各種理由為現(xiàn)存現(xiàn)實辯護以及擺出一副“現(xiàn)實就是這樣的”蠻橫態(tài)度。而這樣做，也完全符合藝術的原則——想象力是一種發(fā)現(xiàn)，是讓未曾發(fā)聲的發(fā)聲，未曾看見的看見，即海德格爾說的“去蔽”，給予仍然處于“深水”之下的東西賦予一種秩序。伯爾繼而用一系列詞來形容這個無法穿透的領域，所有這些詞匯指向同一個東西——“諷刺、虛幻、剩余部分、上帝、神秘和反抗”。這些東西意味著永遠的不安，永不疲倦的批判和揭露。將“反抗的政治”與文學的想象力、與“詩性”同處一處，這便是作家的政治。在這個世界上，并非只有“政治家的政治”，并非只能由政治家來壟斷政治。

　　伯爾甚至把這個“反抗政治”的領域擴展為一種國際性。實際上，無視他人的傲慢是無所不在的：如果一個地區(qū)人們的反抗，在另一個地區(qū)的人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那么，這就構某種傲慢的結果。伯爾舉例說：“對一個譬如在蘇聯(lián)的政治犯，或者哪怕只是被隔離的反對派來說，西方世界抗議越南戰(zhàn)爭也許是錯誤的或者甚至是瘋狂——人們可以從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他，因為他身陷囹圄或者與社會隔絕——但他必須認識到，一個人的責任不能與他人的相抵消。他必須認識到，在為越南示威游行的時候，也是在為他示威游行�！� （《試論詩的理性》，《伯爾文論》）那么，發(fā)過來也同樣成立：比如在七十年代，處于西方世界中的那些反戰(zhàn)的人們，也不要因為自己出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望和批判，從而把東方國家的統(tǒng)治者當作了能夠實現(xiàn)他們訴求的代理人，對這些國家的反對派采取一種不理解、充耳不聞的態(tài)度，覺得他們的事業(yè)不那么重要或緊迫。如同西方的反對派是在為東方的反對派示威一樣，東方的反對派在自己的國家也在為西方的反對派奮斗和受難。這是否可以解釋該文前面提到的——在七十年代，伯爾為什么成了西方世界里的為數(shù)甚少的、支持波蘭年輕的反對派的重要作家？

　　伯爾進一步旗幟鮮明地指出：“我覺得，如果我們依然再去討論干預文學和另外一種文學的劃分，那簡直是在自殺……如果你自以為身居其一的時候，也必須為其二而竭盡全力”。此話說得多么好�。耗阍谄渲兄�一做事，同樣也在為其中之二出力；
其中之二所取得的成果，也會帶到其中之一當中來，它們是互相促進、互相生發(fā)的，美的根源和合乎人性的政治的根源是相通、相連的。不僅從反抗的政治可以走到詩的想象力、詩的理性上去；
同樣，從美學的立場也可以走到反抗的政治上去——“美也可以和所傳播的思想一樣，作為它自身或者作為它所表現(xiàn)出來的挑戰(zhàn)解放他人�！边@個過程當然不是簡單的，號令式的，伯爾理解的美這種作用是緩慢的，因為美的形式并非那些直接，而是通過“暗示”的方式，文學作品中那些能夠對現(xiàn)實產(chǎn)生刺激的部分，如同所安放的“倒鉤”，在表面上可能不起眼，讓人瞧不上，但是“這倒鉤會給人猛烈的促動和頓悟”；
據(jù)此伯爾認為藝術“不是用來存放炸藥，而是思想的火藥和社會的慢性導火線。”（《試論詩的理性》）

　　在《萊尼和他們》中描寫了這種藏有“倒鉤”的存在及其奇特作用。萊尼的俄國情人博里斯是一個德語文學的熱心愛好者，但在當時，包括卡夫卡在內(nèi)的許多德語作家是被嚴格禁止的，于是提及這些作家成了兩個年輕人的秘密信號，用來傳遞一種特殊的親昵感。一次，俄國小伙子咬著萊尼的耳朵說了一個詞“Georg Trakl”，可是萊尼當時并不知道這是誰，甚至猜成了這位小伙子想要替萊尼肚子里不許出生的孩子所起的名字。第二天，她只好忍痛犧牲寶貴的咬耳朵的十秒鐘，再去問博里斯，究竟那個名字是什么人。小伙子告訴她，那是一個“詩人，德文的，奧地利，死了。”萊尼十分珍惜博里斯傳遞的這個信息，跑到圖書館借這位叫做特拉考爾的詩人的詩集時，卻受到了圖書管理員冷臉的對待。終于她找到了一本特拉考爾的詩集，以致把其中的詩歌背得滾瓜爛熟，但是他們身邊的那位納粹卻懷疑這位被萊尼整天放在嘴上的詩人是不是一位布爾什維克，并且拿這件事情去請教了他的“黨的領導”。任何的專制不能不是野蠻的，專制者視人類文明財富、詩與想象力為危險和可怕的敵人，他們本能地感到了在那些詩句中存在的顛覆他們的力量，而那些處于極度壓迫之下的人們卻會把特拉考爾這樣對這個世界來說是無足輕重的詩人，看作黑暗中的啟明星。

　　在他看來，語言遠非是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的東西，而是敞開著與這個世界連接的通道，語言所蘊含的能量，對這個世界具有一種催生和催發(fā)的作用，在一篇《語言作為自由的庇護所》的演講中，他將這個問題挑得非常清楚：“在我們這個世界里，語言是個多么具有兩面性的東西。話一出口或剛剛落筆，便會搖身一變，給說出或寫下它的人帶來常常難以擔當其全部重負的責任。說出或寫下“面包”這個詞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為了這個詞，曾經(jīng)進行過戰(zhàn)爭，也出現(xiàn)過謀殺。它負載著沉重的歷史遺產(chǎn)。誰要是寫下這個詞，也應該清楚它所負擔的歷史遺產(chǎn)，以及它能夠發(fā)生何種變化。倘若我們意識到每一個詞身上的這種歷史遺產(chǎn)，倘若我們?nèi)パ芯恳幌略~典，——那是我們財富的清單——就會發(fā)現(xiàn)，每一個詞背后都有一個世界。每一個和語言打交道的人，無論是寫一篇報刊新聞，還是一首詩，都應該知道，自己是在驅動一個又一個世界，釋放著一種具有雙重性的東西：一些人為之欣慰的，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害�！�

　　引用伯爾的這些原話，是想直接從中得到一種對比，回答該文題目種所提到的那個問題：即中國作家為什么錯過了這位同樣是從廢墟中走出來的德國作家伯爾？伯爾的做法是：站起來回過頭來看看是到底什么力量導致了廢墟？是什么導致了對于民族的巨大災難以及如何防止它的重新出現(xiàn)？他在考慮作為一個作家如何承擔自己民族歷史中那些“剩余的部分”，將這些沒有人要的“殘余物”擔當起來，從而能夠促進自己所處的社會朝向進步方向的改變。伯爾盛贊眼光有些“濕潤”的狄更斯，認為他獲得了作家極少能夠獲得的成功：使得“監(jiān)獄制度得到了改革，對貧民窟和學校進行了徹底的考察�！边@個贊譽也可以用到伯爾本人的頭上，前面提到的他促進了七十年代波蘭民主便是一例。而許多中國作家采取的是將自己的頭深深地埋藏在沙堆里，迄今對于任何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他們只知道一種政治，即政治家的政治，強權的政治，強奸和被強奸的政治，而不知道作為一個人自己也可以采取自己的政治立場，作為一個作家也有作家本身的政治，那是用他自己的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寫作得來的。

　　伯爾下面的這段話，仍然像洪鐘一般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敲響，值得我們警示：

　　“而當一個作家屈服于權勢，甚至主動奉迎權勢時，他犯下的，將是可怕的罪行。這種罪行更甚于盜竊，更甚于謀殺。對盜竊和謀殺，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可以量刑。判了刑的罪犯，因為有法律為他們提供與社會和解的機會：犯罪者會有所償還，盡管這種償還不像作一道數(shù)學題那樣便當。然而一個作家，如果他背叛了語言，那么他背叛的時所有說同一種語言的人，而且無法對他繩之以法，因為他所服從的是沒有條文的法律。這不成文的法律，針對的是他的藝術和他的良心�！保ā恫疇栁恼摗罚�

　　2005年11月

　　【《同濟大學學報》2006年第二期發(fā)表】

　　【注釋】

　　i在我為了準備這篇伯爾的文章尋找資料的過程中，從我校（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借到的這本《萊尼和我們》（1981年版），從1981年至1991年的十年之間有過八位讀者，這之后從1991年之后，便沒有再借出過。而這本《伯爾中短篇小說》（1980年版），在該書出版之后的當年有過四位讀者，從此二十多年之內(nèi)無人問津。我所處的這個規(guī)模較小的高校圖書館沒有1996年出版的《伯爾文論》，這也許應該視為正常，但是在我住處的附近北京師范大學，這個全國文科的重鎮(zhèn)，在該校圖書館的ALEPH書目查詢上也找不到這本書，這應該是比較奇怪了。我在網(wǎng)上查到一些舊書店有這本《伯爾文論》出售，根據(jù)經(jīng)驗，它們很可能是沒有售出的新書，因為滯銷變成了“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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