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和巴黎知識界別的明星不一樣，米切爾•�？拢∕ichel Foucault）總是不愿意就重大政治問題發(fā)表意見。不是因為他對政治不感興趣，或對人類的苦難漠不關心，而是因為他對所謂的思想家“宇宙知識分子”心存疑慮。他這樣稱呼他們，因為這些人把指點江山，維護國際秩序當作自己的特權和責任，就好像歷史已經安排他們代表世界講話，或者道德要求他們成為人類的良心。

　　任何讀過他1960年代早期出版的書《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醫(yī)院的出現》（Birth of the Clinic）或他在1984年57歲去世前還在寫作的多卷本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人都明白�？聻槭裁床辉敢獯�表別人說話。他是個獨特的實地考察歷史學家，花半輩子時間在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里研究一碰就破的古老文獻，是個對小規(guī)模過程有特別興趣的社會理論家，他稱這些“微型權力”為穿行在我們生活的機構中間的“毛細血管（capillaries）”。另外，他還是個體現法國獨特傳統(tǒng)的杰出作家，是超現實主義詩人雷蒙•魯塞爾（Raymond Roussel）所說的“光輝燦爛的不確定性”的崇拜者。在�？碌乃�有作品里都有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濃厚氛圍，他一直對某些話題高度警惕，與世界標準模式格格不入---喜歡怪人、幻想家或狂熱者的故事，或特異反應，例外情況，或差異等。他是個不合常規(guī)的詩人，不講哲學的哲學家，不講歷史的歷史學家，不講政治的政客。

　　福柯1950年代早期在巴黎當學生的時候，曾加入共產黨三年。后來鬧得不歡而散，雙方都很糟糕，盡管他一直呆在左派陣營，可是激烈批評左派保守主義，多情善感，和懷舊思鄉(xiāng)等情緒的人。他的政治熱情從那時起局限在支持散落各處的囚徒，精神病患者和失業(yè)的年輕移民，鼓勵他們按自己的條件組織起來，根本不提獄吏，護士，或社會工作者，更不用說政黨，或者像他自己一樣的超現實主義文學（littérateurs）。

　　不用說他從不指責脫離常規(guī)模式的格格不入，精神錯亂，過失懈怠，怪癖等，但他的獨特性在于他也并不稱贊這些。或許他是第一個指出進步思想的倒錯反常，期待被壓迫者采取抵抗和造反的先入之見模式的思想家。按照進步模式，不公平的真正受害者應該使苦難變得崇高，折磨變得堅強，痛苦變得純潔。他們會通過在古老的民主抵抗戲劇中扮演主要角色竭力證明其真實性。他們會滿足于充當贊助人，給予新動力和好戰(zhàn)性，或鼓動宣泄性的革命暴力，更不必說無可爭辯的道德權威。如果�？律�活中有任務的話，那就是揭露和反駁完美反抗者的進步模式。

　　他的從來沒有完成的《性史》著作中主要的觀點就是“性解放”的鼓吹者可能和他們自豪地挑釁抨擊的一本正經者一樣虛夸，霸道，自我欺騙。自我任命的解放者的觀點，在�？驴磥�，可以追溯到威廉•萊希（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但是他認為他們?yōu)楦�大問題的一部分。1978年4月在東京，他甚至建議說性解放的虛假咒語可以在西方的整個歷史中聽到。�？抡f我們歐洲人，確切說，他自己更改為“我們外來者”已經卷入千年之久的唐吉訶德式冒險，世界其他地方沒有出現：以“性的真理”的形式認真地追求關于我們自己的真相。而且在整個20世紀，我們“歐洲外來者”已經盡情享用關于弗洛伊德如何戳穿長期以來的虛偽面具的故事，讓性最終“從羈絆中解放出來”。

　　第一個運動：古希臘羅馬，那時性行為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約束。其次，基督教，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對性實行限制禁止，對快樂和性說不。但是到了16世紀，資產階級發(fā)現自己處于經濟支配和文化霸權的時代，將基督教對性的拒絕吸收過來成為自己的，并用空前的力度和嚴厲執(zhí)行，并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直到最后面紗被弗洛伊德揭開為止。

　　為了避免日本聽眾誤解，�？虑宄�說明他的觀點：性解放的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史詩是“誤導人的，站不住腳的，有一百個原因這樣說�！钡�是在《性史》中他只是簡單表達了一系列蹩腳和和怪異的個案研究，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畢竟，他的目標不是用新東西取代我們從前自鳴得意的確定性，而是用盡可能明顯的試驗幫助我們形成對自己的不確定性的認識。教條主義和爭辯術從來不是他的風格。

　　當�？碌娜毡局魅烁兄x他說清楚自己的立場，他優(yōu)雅地拒絕了感謝。他說晦澀難解是不可原諒的，實際上是專制主義的形式。但是他承認他自己的注釋解釋有時候受到（cafouillage,）的影響，把很多事情糾纏在一起，讓讀者看了后更加不知所云。但是至少他從來沒有被指責為虛假和宗派性的清晰。他從來沒有模仿弗洛伊德主義那種自信地發(fā)現大量潛藏在我們生活的虛假意識外表下意識不到的現實。他也沒有渴望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不移，這些人責罵愚昧無知的政治現狀，描繪任何人都沒有見過的光輝未來。福柯從來沒有打算區(qū)分最初的已知者和無知者，他的論述不是漫無目的的廢除知識分子的責任，廢除逃避權威原則性，他只不過想顯示不確定性。

　　從日本回來后不久，�？碌玫搅硪粋�到非歐洲地方的機會。1978年初以來伊朗抗議沙政權的示威游行越來越激烈，到了8月份的時候，數百萬的伊朗人參加罷工和示威活動。9月份�？伦鳛橐獯罄�日報（Corriere della Sera）的特約記者來到伊朗，在伊朗的街頭和罷工者和示威者一起呆了10天。

　　在他的一份早期報道中，他采用標準的西方視角分析伊朗的危機。沙國王雖然不是最讓人愉快的政治家，仍然體現了“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力量，應該有自己的未來，而那些反對者只是一幫由落后的農民，和不能適應現代世界現實的宗教極端分子組成的烏合之眾。而�？略谝晾实男侣勍�行則不這樣看。對他們來說，他們的斗爭是反對腐敗而不是反對現代化。

　　西方“誠實的人民”可能對“充斥于我們貿易，工業(yè)，和金融領域的欺騙，腐敗，貪污，詐騙”視而不見，但是抗議者已經忍無可忍了。伊朗的腐敗明顯表現在“權力使用的靈活和根本的經濟體制”，但是它是個寄生蟲已經開始在摧毀自己依附的主體。那曾經看似不可阻擋的現代化進程開始被腐敗扭轉了方向。�？聦懙健白鳛橐粋�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原則，現代化成了伊朗的歷史�！�

　　十月初，�？旅鑼憶]有武裝的示威者大聲呼喊“伊斯蘭，伊斯蘭，以及我們共同挽救可蘭經”攔截政府的軍隊車輛，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揭示馬克思主義的格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鴉片�！眲傞_始他吃驚地發(fā)現左翼學生高呼“建立伊斯蘭政府”的口號，后來他認識到什葉派神職人員和等級分明的天主教同行根本不一樣。它沒有教皇，沒有紅衣主教，沒有集中的權威體制，如果毛拉煽動民眾反抗腐敗，不是因為他們有命令的權威，而是因為他們給了普通伊朗人正好需要的東西：“一種團結的方式，一種聽說的方式，一個相互理解和相互安慰的途徑�！�

　　呼吁建立伊斯蘭政府的抗議者向福柯解釋了原因，說按照他們理解的伊斯蘭價值觀形成的“理想或烏托邦”：勞動的尊嚴，尊重少數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要受人民監(jiān)督，對人民負責。�？鲁姓J他感到尷尬和失望，因為他們說：人們常說伊斯蘭運動的定義是不準確的。但對我來說非常清楚，而且再熟悉不過，必須說不是為了強調，“這些不過是民主的口號，資產階級或革命民主的口號。”我說“我們西方人從18世紀開始就一直在重復它們，在看他們理解我們多少�！钡�是他們立即回答“這些口號在你們的哲學家采用之前很久，就是可蘭經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工業(yè)化的基督教的西方，民主已經失去它的意義，但是伊斯蘭要恢復它的價值和力量�！�

　　�？聸]有被說服，但是在學生詳細解釋他們理想的伊斯蘭政府，他突然意識到他在經歷“政治脫俗和凈化”的爆發(fā)，類似于在加爾文或克倫威爾時期席卷歐洲的情形。雖然沒有達到政治項目的程度，但是仍然給人印象非常深刻。被稱為“政治意愿”的東西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對現行問題的回應，來把社會和宗教結構政治化，作為在政治中打開精神維度的嘗試。

　　到了1978年10月，街頭仍然回響著“建立伊斯蘭政府”的口號，但是沙國王仍然在他的王宮，精神領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公開談論他在巴黎的日子，不排除任何選擇。在國內，自由派評論家在盡力把新的政治可能性結合進傳統(tǒng)的進步訴求中。但是伊朗并不代表類似的特征即在思想純潔的年輕反抗者和心靈黑暗的反動派之間的斗爭，這個困難同樣出現在1968年的中國，古巴，越南，或第二版的巴黎。同時，“政治脫俗凈化”的觀點本身就像時代錯誤，在現代世界根本沒有吸引力。

　　剛剛回到巴黎的�？虏桓疫@么肯定。他承認“他對伊朗了解很少，”但是在他看來，整個伊朗人民的表現就像龐大的政治刺猬，有單一的矛盾的激情：渴望一個過程能夠某種程度上“阻止政治得到立腳之地”。這個運動明顯不能持久，但是并沒有讓它偏離常規(guī)或面目可憎讓人悲嘆。伊斯蘭政府的主張最終會扎下根來，但是它將證明是“個妥協(xié)，一個矛盾，或新東西的門檻”，結果如何現在還不知曉。福柯在10月中旬總結說“我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西方人并不適宜給伊朗人提供建議�！�

　　兩個星期后他回到伊朗。他驚訝地發(fā)現反抗不僅蔓延到軍事力量，而且通過情報力量�？棺h通過情報交流系統(tǒng)持續(xù)進行，國家根本無法監(jiān)督或控制。沒有明確出處的消息通過電話和講道，最重要的是通過“反消息的絕妙工具”收錄機傳播開來。他說“如果沙要倒臺，就要首先歸功于磁帶。”與他談話的每個人都期待霍梅尼很快就回來，但是�？孪嘈拧皼]有霍梅尼黨，也不會有霍梅尼政府。”抗議者想要的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革命。“每個人都明白他們想要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它的后果可能讓政治行家感到驚訝。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蘭的新反叛是“無法阻擋的”和不可預測的---“反叛的形式是最現代化的和最不理智的�！�

　　�？逻M行政治新聞報道的實驗從一開始就遭到法國輿論界的批評。一個德高望重的伊斯蘭馬克思主義學者馬克西姆•羅丁森（Maxime Rodinson）告訴他伊斯蘭政府肯定迎來某種程度的“過時的法西斯主義”。一個流亡的伊斯蘭女權主義者聲稱“�？聦� “政治凈化”的興趣使他盲目，像許多別的西方人，對伊斯蘭的繼承下來的不公平，尤其是對婦女的苦難視而不見。就在當時，�？戮芙^反應，但是事情的發(fā)展好像證明他的批評者是對的。沙國王在1979年最初的幾個星期就逃亡國外，霍梅尼勝利返回，在3月底，伊斯蘭共和國在公民投票中獲得正式批準。這是個經典的例子，好像反動派的極權民粹主義的卷土重來。�？骂A測的種種可能性都沒有出現，在4月份，他發(fā)表了給伊朗新總理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的公開信表達在新成立的“毛拉政權”下權力限制的失望和驚訝。

　　盡管他勸戒過伊朗的朋友，但從來沒有對巴黎的批評家屈服一英寸。雖然受到他們的指責，他并沒有鼓吹伊斯蘭政府。他只是記錄了抗議者的一些愿望，同時試圖拆除西方觀察家頭腦中的陳腐的，保護性的觀念。他寫到“作為政治力量的伊斯蘭問題對我們這個時代以及以后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不能以一點點的情報就去接近它，我們不能從憎恨的立場出發(fā)�！痹�3月底，當老資格左派分子布羅埃夫婦（Claudie and Jacques Broyelle）呼吁他承認他的“錯誤”，說“讓我想起我一直在反對的一些事，許多事�！比绻�在伊朗，事情確實變得很糟糕，并不能讓他的觀點作廢，也不表明事件肯定會顛覆熟悉的模式，失去讓我們吃驚的能力。但是批評者的奚落和嘲笑傷害了�？隆Ｔ�1979年5月底，�？路艞壛诉@個爭論。他作為敵對政治記者的冒險結束了。

　　福柯有關伊朗新聞總共有15篇文章和評論，1994年在法國重新出版，作為他四卷本的零碎作品的一部分。從那以后，法國批評家一直利用他的伊斯蘭“錯誤”做文章，有些人試圖把他和2001年華盛頓和紐約遭受襲擊聯系起來。然而，在英語世界，伊朗人一直忽視這些，但是這個反�，F象現在被有權威的詹尼特•阿弗雷（Janet Afary ）和凱文•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被更正了。在《�？屡c伊斯蘭革命》（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交代了�？峦蝗贿M入記者領域的來龍去脈，講述了他和在巴黎的流亡者和在伊朗的反抗者的接觸，最后還附上100頁的附錄�？挛恼碌姆�譯本，包括這些文章引起的反響，以及大量的注釋和解釋。（翻譯的質量還可以，雖然我修改了一些地方）人們不大可能找到更全的東西了。

　　然而，人們可能有更多的疑問。雖然阿弗雷和安德森花費10年時間撰寫這本書，但不是出于對�？碌膼郏�他們對�？鲁删偷目偨Y是一貫的充滿敵意和偏見的。注意到�？聦ψ晕夜ЬS的西方進步和現代化的描述的懷疑，他們做出了荒謬的假設認為“福柯喜歡前現代社會關系而不是現代社會�！闭f到性，他們引用�？略谌毡镜年P于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性解放的演講，但是把它解釋成對忠實的莊重宣言，而不是微妙的諷刺，因此不僅表現了對諷刺的缺乏認識，也說明沒有認真閱讀原文，沒有閱讀�？碌奶嵝颜f這些故事在他看來是“誤導人的，站不住腳的，有一百個原因這樣說�！币稽c都不奇怪，他們后來又誤解了�？聦κ杖菟�，醫(yī)院，學校的歷史的描述，作者阿弗雷和安德森看來這些不是慶祝受壓迫者的自我認可的內心主觀性，而是主張主觀性作為紀律系統(tǒng)的復雜的副產品。最后，他們企圖給他們的譴責以哲學的深度，暗示�？率艿胶５赂駹枴按嬖谧呦蛩劳觥庇^念的影響，也許是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雖然福柯可能告訴他們海德格爾試圖解釋我們對未來的意識和我們對過去的意識之間的差別，而不是擁護提倡一些不顧后果的與“有限的情形”賭博。

　　阿弗雷和安德森塑造了一個想象的�？�，在他的著作中陶醉于“真實性”“創(chuàng)造性”“危險地生活”的觀念，除了作為他戲弄的矛盾說法的靶子以外沒有別的。該書讓讀者吃驚的發(fā)現“�？碌恼鎸嵭愿拍钜馕吨�，觀看人們危險生活的情形，一直和死亡糾纏，創(chuàng)造性產生的地方�！卑蜒刍�繚亂的不確定性的溫和信徒轉化成邪教徒殺人魔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哲學版，他們竭力宣揚�？隆皩σ晾室了固m運動的不加批評的熱情�！备？聦σ晾始燃�動又失望的古怪組合，連同他對腐敗作為政治議題的敏銳的評論以及穆斯林世界政治凈化的復發(fā)都被悄悄地忽略過去了，因為阿弗雷和安德森譴責他“不加批評的擁抱”伊斯蘭并試圖用別出心裁地熱衷于“有限的經驗”“創(chuàng)造性的新形式”和（他們是嚴肅的）霍梅尼的“超越約束的權力”。

　　阿弗雷和安德森注意到福柯有時候把伊朗革命描述為“不可阻擋的”，建議說法語詞匯irréductible對他有特別的意義，傳達了包括一切的合理性為任何形式的“反抗西方現代性”。但是關于這個詞沒有神秘可言，隨便進入法國幼兒園，你就會發(fā)現在經典的小兒書里的阿斯特力克斯（Astérix）和其他勇猛的高盧人，都被作irréductibles Gaulois為因為他們拒絕服從歷史已經建立起來的法律，不向羅馬帝國的強權屈服。不管你對他們還能想到什么別的，伊朗革命者就像Astérix, Obélix and Panoramix;一樣是不可征服的，因此哲學歷史學家也一樣，他盡可能聽他們說的東西。

　　我曾經和�？乱娺^一面，在1976年巴黎他的無瑕疵的白色公寓里。他表達了對自己的著作翻譯成英語的不安。他說反對共產黨的萬事通左派主義，沒有了那個框架，就不知道它們可能產生的影響。我試圖向他保證，就在我品嘗威士忌，他頭往后仰，對我微笑，然后喝礦泉水。這些年后，阿弗雷和安德森好像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的懷疑激進主義不容易被移植。有人提醒我福柯以平靜的方式面對吹毛求疵的批評：他只不過乞求政治存在的最原始的公理。有些人非常喜歡（Some Like It Hot）“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譯自：“The Treason of the Clerics”by JONATHAN RÉE

　　http://www.thenation.com/docprint.mhtml?i=20050815&s=ree

　　譯者簡介：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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