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由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席卷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是一場具有空想烏托邦性質的政治運動。今天人們憶及當年的大躍進，馬上會聯(lián)想到「高產衛(wèi)星」、「全民煉鋼」、「公社食堂」等帶有荒誕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躍進并非僅僅是一場烏托邦運動，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借著這場運動的推動，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急速地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張。大躍進運動使國家權威得以擴大和強化，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也大大加強了民眾對國家權威的認知。本文即以江蘇省為例，試圖勾勒出江蘇省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擴張的圖像。

　　一

　　國家權力，國家控制社會的能力和影響力之謂也。本文所稱的國家權力，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國家象征為形式、以黨的權力為主導的黨和政府的權力。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后，依據列寧的國家學說和蘇聯(lián)的建國模式，并參照中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創(chuàng)建了一個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新國家體制。在這個新國家的架構內，黨和黨的具體化身毛澤東位居核心地位，圍繞這個核心，有黨領導的政府和軍隊，黨領導的意識形態(tài)等系統(tǒng)。隨著這套新國家體制的建立，國家的力量急劇增長，并快速向社會各個方面滲透。

　　中共重建國家和社會的途徑、方法，與前蘇聯(lián)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盡相同。中國的黨和政府實現(xiàn)其權力的途徑不僅僅是依靠黨和國家的各級機構，中共更習慣于運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貫徹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共運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奪取革命勝利的模式，此時已成為黨的一個新傳統(tǒng)，并被視為一種可以運用于不同歷史時期，且百試而不爽的成功經驗。建國后，中共領導了土改、鎮(zhèn)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實現(xiàn)了毛澤東的預期目標，而且極大地強化了國家權力。

　　50年代初，隨著新秩序的鞏固，中共開始重建省一級的黨與政府的機構。1949年春，江蘇境內的國民黨政權被摧毀后，中共并沒有馬上建立省一級的黨委和行政機構。由于蘇北是老解放區(qū)，蘇南是新區(qū)，兩地的基礎與任務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國民黨政權的首都，被認為情況特別復雜，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分設中共蘇南、蘇北兩個區(qū)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蘇北、蘇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 月，北京決定將原中共蘇南、蘇北兩個區(qū)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組建江蘇省委；
蘇北、蘇南行政區(qū)與南京巿合并，組建江蘇省。1953年1 月1 日，省人民委員會正式成立。統(tǒng)一的江蘇省黨和政府機構的建立，為貫徹落實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蘇建省后，國家權力在各項政治運動的推動下，借助于各級黨和政府機構，進一步向城鄉(xiāng)各個領域擴散。

　　在城巿：在建國初開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普遍建立了工會、青年團和民主婦聯(lián)等組織。1951年在江蘇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傳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為主要任務的「宣傳網」和報告員制度，在城巿基層建立了居民小組和居民委員會。1951-1952 年，江蘇省所有城鎮(zhèn)，以機關、群眾團體、工廠、企業(yè)、街道為單位，都成立了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為了改變建國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員會主任多由資本家或知識分子家屬擔任的狀況，1954年，江蘇各城巿對居委會進行調整和充實，根據「以勞動人民及其家屬為主，以婦女團體為支柱的原則」，將原資本家家屬等清除出居委會領導崗位。同年，旨在強化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和公安派出所所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城巿綜合治安管理體系建成。至此，國家權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個角落。在新國家的強大政治攻勢下，人民的生活習俗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城巿居民紛紛自動交出麻將牌、參加讀報組，僅南京巿玄武區(qū)居民就交出2 ，600 多副麻將牌，有4 ，500 多人參加讀報組，6 ，500 多人參加夜校學習。

　　在50年代中期，國家對城巿經濟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強。1954年9 月1 日，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鎮(zhèn)江、常熟、南通、新海連（連云港）等9 個城巿開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為了緩和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實施后出現(xiàn)的糧食短缺的矛盾，各級黨和政府把「節(jié)約用糧」當作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予以強調。1954年后，江蘇各城巿開展了「愛惜糧食，節(jié)約用油」的政治動員，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礎上重新制訂糧油計劃。1956年，南京、無錫等6 個城巿開展了節(jié)約糧食運動，使糧食銷售量僅在5 、6 、7 三個月就減少了3 萬噸。1956年12月，根據南京巿委統(tǒng)一部署，各區(qū)委又成立節(jié)糧領導小組，僅南京巿玄武區(qū)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礎上，每月再節(jié)糧15萬斤。

　　在農村：廢除保甲制，實行村組制，普遍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把國家的權力全面延伸到鄉(xiāng)村社會。1953年又通過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初步將農民納入國家控制體系。在政治層面，為了體現(xiàn)新國家的階級性質，對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份子建立了「定期訓誡會議制度」。經過政治與經濟方面的一系列巨大變動，50年代中期，一個由國家支配的新社會已基本建成，國家已實現(xiàn)了對社會生活絕大部分領域的控制。

　　在新國家和新社會的環(huán)境中，民眾的意識也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1954年江蘇省人民廣播電臺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于建立廣播收聽網的決定，在全省272 個區(qū)建立了收音站，在363 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和201 個互助組里建立了收聽組。經過長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輸，城鄉(xiāng)大眾已能充分認識代表國家權力的一系列象征符號。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權力有了十分具體生動的感性體會。「毛主席」、「黨委」、「書記」、「人事秘書」、「黨員」、「干部」、「派出所」等詞語的含義已被群眾內化，并用來指導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為。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之前，國家權力主要通過黨和政府的機構來體現(xiàn)，由政府控制的各項運動促進了國家權威向社會基層的擴張，但在全國城鄉(xiāng)仍有個別領域國家權威尚未完全占領，這種情況在大躍進期間發(fā)生了重大轉變。

　　二

　　與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相比，大躍進是一場規(guī)模更大的群眾性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使國家權威向城鄉(xiāng)全面滲透，而且在社會生活所有領域都建立、鞏固和強化了國家權力。

　　城巿雖是國家權力控制最嚴密的地區(qū)，但是在1958年以前，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業(yè)、5.8%的商業(yè)和5%的手工業(yè)未實現(xiàn)社會主義化。在各城鎮(zhèn)仍保留有少許的私人修配攤點和私人診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廟教堂雖然統(tǒng)屬政府宗教事務管理部門領導，寺廟教堂內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但是個別廟庵僅有一兩僧人主持，以致無法落實該項制度。

　　雖然1958年以前江蘇的農村已全部實現(xiàn)社會主義化，但農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農業(yè)社仍可根據本地的情況決定耕種何種農作物。在政治方面，對地富份子的管制還不十分嚴密，在蘇南經濟富庶的農村地區(qū)，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進入茶館議論時事，地富子女在升學和就業(yè)方面也未受到特別限制和歧視。綜合各方面資料分析，利用發(fā)動大躍進運動占領國家權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領域或許不是毛澤東的意圖，毛發(fā)動這場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其烏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趕英超美，是毛在大躍進期間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 年確有不少強調國家權力方面的論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個權力無限擴張的國家和一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是有機地重疊在一起的。

　　根據薄一波回憶，1958年毛在談到國家職能時說，今后「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
毛又說：「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將會逐漸沒有政權�！沟�是，毛又在不同場合表示他對軍事化管理方式的贊賞。在8 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強調要把「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并對河北省徐水縣委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表示支持和稱贊。盡管毛澤東未將強化國家控制作為大躍進的重點，但是這場運動使「控制」成為不可逆的趨勢。在大躍進期間，國家意志透過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組織措施得以全力貫徹，國家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急速擴張。

　　1958年2 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三屆七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名曰「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實際上是落實毛澤東在年初南寧會議上對「反冒進」的批評，為正式發(fā)起大躍進運動制造輿論準備。省委擴大會議之后，在十天之內，江蘇各地紛紛舉行黨代會和三級干部會議，傳達北京對「反冒進」批評的精神，全省有83，000 多名基層干部集中進行了學習。

　　在毛澤東一再批評「反冒進」的緊鑼密鼓聲中，全面發(fā)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于1958年5 月5 日在北京召開。5 月8 日，中共江蘇省委發(fā)出《關于學習和宣傳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和決議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 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出席會議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xiàn)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yè)生產不能高速度發(fā)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yè)可以『一翻再翻』；
二是大破了辦工業(yè)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yè)可以自力更生大發(fā)展；
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yè)�！箷�議結束后，一場大規(guī)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蘇各地各級黨組織立即召開會議，傳達部署落實省委三屆八次會議精神，南京巿有20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墻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大躍進運動不同的階段，宣傳的側重點也相應不同：大躍進初期，以鼓動落實《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為中心，繼而宣傳「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孫萬萬代」，再宣傳「全民煉鋼」和迅速實現(xiàn)「人民公社化」。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城巿街道居委會全部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高度活躍。江蘇各個城鎮(zhèn)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4 月27日，南京巿玄武區(qū)舉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數萬與會者唱著「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為了加強對基層運動的領導，江蘇省的黨政部門根據中央的精神對原有的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1958年4 月，江蘇省委決定：今后有關全省性的方針、任務、規(guī)劃問題，由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和決定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一安排，并決定成立工業(yè)、農業(yè)、政法、黨群、文教五個小組，在省委統(tǒng)一領導下，代表省委處理有關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蘇各地、巿、縣委紛紛對原有機構進行調整。南京巿玄武區(qū)區(qū)委將區(qū)機關各部門按工業(yè)、財貿、文教、肅反、政法、街道六個系統(tǒng)組織起來，分別成立領導小組，實行所謂「下去一把抓，上來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此項決定的意義在于，作為組織安排全省經濟生活的各級政府的工作權限實際上已被黨委完全取代，換言之，原先由黨和政府共同組成的國家權力象征，今后將主要由黨來體現(xiàn)。

　　進入1958年后，要求加強黨對工農業(yè)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領導，成為來自北京的不斷重復的聲音。江蘇省委將12名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和21名省委部長、副部長調往地方。副省長韋永義、周一峰分別調往無錫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書記，原省委組織部部長高嘯平被調往揚州地委任第一書記。4 月，南京巿委又抽調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學校工作。向知識分子集中的文教單位「摻沙子」，其實早在反右派運動后就已著手進行。1957年9 月下旬，江蘇省委就已從工礦企業(yè)抽調了500 名干部派往省內的學校、醫(yī)院、報社和其它文化單位。1957年12月，江蘇省委又選調五十余名領導骨干，分別到省內各高校擔任黨委書記、副書記和系總支書記等領導職務。

　　在這期間，根據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委在黨政機關內部就開展第二批審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區(qū)對全區(qū)工業(yè)、手工業(yè)、財貿、文教、衛(wèi)生、公安、中小學教員3 ，124 人進行了審查，經初審發(fā)現(xiàn)有33.2% 的人需要進一步弄清問題。為此，玄武區(qū)委在1958年2 月成立了新的審干辦公室，各系統(tǒng)成立了審干小組。3 月13日，玄武區(qū)又成立審干委員會和肅反領導小組，由區(qū)委副書記兼任主任和組長。自然，那些被認為「有問題」或「待查」的干部是不會被派往基層擔任領導的。大躍進高潮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上級機關下放到地方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或從工礦企業(yè)選調到文教單位的干部，作為權力和權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層單位的尊崇，他們的到來使基層單位更生動地體會到國家權力的力量。大躍進期間，國家權力通過大兵團式的興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煉鋼」也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和強化。在中國歷史上，較大規(guī)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國家督導建造，因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國家力量調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蘇北部是歷史上水患嚴重的地區(qū)，中共在建政前，蘇北根據地地方政府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就曾領導建造過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國后，蘇北行政公署領導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這一類的活動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過準軍事部隊水利營前往蘇北，但治水的主力是當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數眾多，當局對民工的管理帶有準軍事性質，要求實行較為嚴格的統(tǒng)一勞動、統(tǒng)一作息的制度。

　　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后，省委要求實現(xiàn)「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穿梭般地忙碌來往」，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zhàn)。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 個小時以上。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迄至那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于1957年的13倍。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生產的突出事例是大煉鋼鐵運動。由于毛已將他的個人聲望與國家威權全寄放于實現(xiàn)「1 ，070 萬噸鋼」的指針上，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大煉鋼鐵就完全成了一種國家行為。在1958年6 月間，土法煉鋼、煉鐵已在南京、蘇州、常州等地出現(xiàn)。6 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區(qū)在巿委領導下成立了鋼鐵領導小組，各行各業(yè)已試辦小高爐。6 月29日，南京大學建起第一座小高爐。1958年8 月北戴河會議后，江蘇省全面展開「全民煉鋼」。為了保證鋼鐵「元帥」升帳，數百萬工人、農民、干部、學生、軍人、城巿居民日夜奮戰(zhàn)，大搞低溫煉鋼——炒鋼（把廢鋼鐵熔化后拌一下就作為新鋼）。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區(qū)辦了一個以土高爐為主的玄武鋼鐵廠和一座以「洋」高爐為主的高速鋼鐵廠，區(qū)委還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報》以指導全區(qū)的煉鋼運動，區(qū)內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齊上陣，家家戶戶為鐵忙」的局面。剛剛實現(xiàn)公社化的武進縣抽調二萬余人大煉鋼鐵。徐州專區(qū)更抽調30% 的農村勞動力用以支持鋼鐵戰(zhàn)線。在任務最緊張的11月，全省農民組成的煉鐵隊伍共達到500 萬人。如果沒有國家威權做后盾，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讓數百萬農民自帶口糧、不分晝夜地侍候鋼鐵「元帥」升帳的。

　　如果說全民煉鋼體現(xiàn)的國家權力主要表現(xiàn)為以國家為后盾、動員人民追逐某種具有空想烏托邦的計劃，那么國家法權機關的大躍進則直接強化了國家權力。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與其它部門一樣，也展開了大躍進運動。公安部門除了修建小高爐、搞「土法煉鋼」和為群眾做好事以外，更搞實實在在的強化管理和肅反。1958年1 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規(guī)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此條例的正式頒布，標志著建國后的戶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蘇省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列為大躍進的重要內容，迅速在全省范圍內重新檢查、審核住戶戶口，使全省居民個個皆有戶可查。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各單位、機關、企事業(yè)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wèi)系統(tǒng)，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

　　在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形勢下，北京對公安工作發(fā)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zhèn)反運動。在1955-1957 年，全國進行了機關、企事業(yè)單位、工廠的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yè)、手工業(yè)合作社等其它基層單位共141 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謂任務繁重。但是，經過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四十余萬件，對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 月，江蘇省在鎮(zhèn)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巿、縣的肅反現(xiàn)場會議。6 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余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壞份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xù)開展肅反運動，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xiàn)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況見底，現(xiàn)行破壞事故見底�！勾筌S進期間，作為國家權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顯的突出。1959年，為了加強對城巿基層的進一步領導，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與街道支部合并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公安部門與所轄地段的所有單位建立了經常的工作聯(lián)系，對城巿社會的控制已全面滲入到每一個角落。

　　三

　　在大躍進期間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下，群眾已普遍對國家權力的象征符號加深了認識，人人知道大躍進的含義，人人知道議論、懷疑大躍進將會犯不可饒恕的錯誤。江蘇的大躍進與全國其它省份一樣，都是以大批判開道，以反各種右傾保守思想為推動力。1958年3 月，根據北京的精神，江蘇省開展了「反右傾、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全面興起后，又通過所謂「鳴放辯論」，著重打擊對大躍進的浮夸目標抱懷疑態(tài)度的「觀潮派」、「算帳派」。在這種辯論中，上級部門選擇事實上和假想中的對立面，動員群眾以大字報、斗爭會的形式，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揚大躍進的各種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標和計劃。進入6 月以后，江蘇省的大批判已開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業(yè)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業(yè)部門，針對不少干部群眾對打破生產管理秩序、違反操作計劃的擔心和憂慮，大批「唯條件論」、「科學技術神秘論」和所謂「先進不可超越論」�！溉�民煉鋼」運動掀起后，批判對象又增加一個所謂「爐前搖頭派」。

　　在農業(yè)領域，大躍進的「敵人」則是對密植持異議的所謂「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江蘇省以常熟縣為推廣密植的試點地區(qū)，繼而在全省農村推開密植運動，「有的縣組織15萬人的大兵團突擊深翻」。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增產聲浪中，江蘇省又在全省三萬多個農業(yè)合作社展開一場早已定論的所謂「三麥要不要趕水稻，能不能趕水稻」的社會主義大辯論，在這場自問自答式的大辯論的推動下，全省開展了一場「踢翻老歷本」、培植三麥的突擊運動。常熟縣23個鄉(xiāng)黨委向全省各兄弟鄉(xiāng)發(fā)出倡議書，提出要大力批判「懷疑成倍翻番論」，實現(xiàn)「三麥趕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計劃。1958年7 月下旬，江蘇省委召開各地巿縣委書記會議，「號召繼續(xù)立大志，鼓大勁」。會后，組成萬人檢查團分赴各地檢查躍進指針落實情況。檢查團所到之處，「滿山遍野紅旗招展，五級干部將近百萬人會師田頭」。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躍進年代，產量翻一番很快就成為「右傾保守」的代名詞了。公社化運動興起后，江蘇在全國一片高產衛(wèi)星紛紛上天的壓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畝產2 萬斤的大衛(wèi)星。到了畝產幾萬斤的大衛(wèi)星紛紛上天之際，各種大批判已欲罷不能，再也無法降溫。

　　在大躍進年代中，江蘇文教單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氣，與其它戰(zhàn)線相比毫不遜色。盡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爐，并動員廣大師生在高爐工地日夜奮戰(zhàn)，但高校畢竟不是生產單位，因此，高校的大躍進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高校的大躍進早由北京制訂了明確的方針，這就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具體落實的方法則是「拔白旗，樹紅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學者和每個知識分子都具有的「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壞思想和壞作風。江蘇各高校師生不僅紛紛檢查自己的個人主義壞思想，還輕裝上陣，向被學校領導挑選出的「白旗」展開批判斗爭。為了表示革命師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壯志，一些大學還主動參與批判全國性的「白旗」。1958年，尚鉞教授（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金日成青年時代的馬列主義啟蒙老師）被認定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錯誤，南京某著名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們主動請戰(zhàn)，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編寫了一本批判尚鉞修正主義史學觀點的論集。

　　「拔白旗」是為了給「插紅旗」開道，高校的「插紅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論」和「教材神秘論」。1958年上半年，江蘇各高校學生平均每人勞動達300 個小時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歷史系還取消了「訓詁學」、「中國歷史文選」等課程。為了趕上全國教育革命的新形勢，革命師生打破框框，自編教材和講義。新編教材往往一兩個月就能大功告成。隨著一本本速成教材的問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學者們那些所剩無幾的學術自信心也就徹底蕩然無存了。盡管知識份子已表現(xiàn)出對大躍進的強烈激情，但國家似乎不太相信他們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國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中普遍展開的「交心」運動。江蘇省及南京巿各民主黨派成員兩千多人，分別于3 月9 日和4 月1 日先后兩次舉行了社會主義大躍進誓師大會，表示堅決接受黨的領導，加速組織和個人的改造。3月25 日，南京大學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教師以及南京林學院全體教師聯(lián)合舉行改造促進大會，他們抬著「大紅心」的標志上街游行。4 月4 日，南京巿各高校師生與科研機關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舉「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的旗幟在南京巿舉行大游行。游行后，又舉行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4 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開大會，宣布「立即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民建中央主席黃炎培親臨會場予以支持。4 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黨派提出向黨「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號，表示要把「接受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心二意，躍進到一心一意」。江蘇省宗教界人士也開展了「交心」運動，天主教界通過「自選」、「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局面」。在「交心」運動中，全省11個城巿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4 ，106 人，共交心47萬條。據當時的記載稱，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們長期隱瞞的腐朽思想和反動行為」。對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組織上規(guī)定的原則是「自梳自理，求醫(yī)會診」。先讓他們對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導他們懇請黨員和領導對他們的「壞思想」有針對性地進行批評，并鼓勵他們打破庸俗的情面觀，「比先進，比干勁」，互相展開批評和思想斗爭，以使「交心」落在實處，防止「交心」走過場。

　　根據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凡展開政治批判斗爭皆需有一個對立面，批判各種右傾思想不能僅滿足于思想教育，還需揭露出右傾思想的代表人物，這樣就可以使斗爭有了目標，并且推動各項中心任務的實現(xiàn)。1958年8 月，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員、南京工學院院長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調整后即任南京工學院院長）和省委委員、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少儻（自1955年以來任此職）在整風反右斗爭中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后，江蘇各地又有一批領導干部約兩百多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給予撤銷職務的處分。另有2 ，500 余名干部被公開點名和「會診」、「擦背」，基層的干部與群眾被沖擊的人數則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蘇省為從1958-1960 年受到錯誤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干部黨員進行了甄別。至1962年底，共甄別、平反21萬余人，約占受批判、處分干部黨員總數的98%.另外，還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2 2.9 萬多人。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對為數眾多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公開批判和懲罰，只會進一步加強民眾對國家威權的認識和對大躍進的支持。

　　在火熱的大躍進的形勢下，領導機關「有破有立」，在批判和處理了有問題人員后，各級組織大量吸收公社化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入黨。自1958年9 月以來，全省農村在4 個月內就吸收了2.51萬名新黨員�，F(xiàn)實的經驗對廣大干部和群眾是最好的教育。人們已從生活中學會如何保護自己，在大躍進的弊害已公開顯現(xiàn)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于「一手右傾帽，一手高指針」，使得絕大多數干部和群眾都不敢言——人們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語癥」。領導干部也深知大躍進符號的巨大威力，許多人都口唱贊歌，生怕稍有不慎就會跌入「右傾機會主義」的深淵。在大躍進期間，廣大干部和群眾對新符號認識的水平迅速提高——諸如「黨委決定一切」、「正確掌握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保衛(wèi)總路線」、「保衛(wèi)三面紅旗」已化為人們的常識，并迅速調整自己與這些新符號的關系。

　　在那個時代，國家威權與語言禁忌互為依靠、相互支撐。當大量農民因饑餓紛紛死亡時，在內部報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饑荒蔓延全國，北京號召「低標準，瓜菜代」，開發(fā)「糧食代用品」。江蘇隨后就開發(fā)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糧食代用品」，并在城鄉(xiāng)普遍推廣以節(jié)約用糧為目的的「新式蒸飯法」（用較多的水放在較少的米中，使米膨脹，反復蒸煮，達到有較多米飯的視覺效果）。由于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作后盾，盡管大躍進造成空前的經濟危機，但國家權力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躍進得到擴張。在城巿，黨的領導進一步被強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觀教堂數量減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戶口制已經全面鞏固，公安治保系統(tǒng)警惕地注視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四類份子」（地、富、反、壞）定期向派出所匯報改造情況已成為一項被固定下來的制度。

　　1960年，大躍進再現(xiàn)高潮，盡管這時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難，但并未影響以國家權力為動力的各種政治運動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蘇省城鎮(zhèn)糧食供應已日趨緊張，根據省委指示，為「減少糧食浪費，緩和供應矛盾」，全省各級政府設立糧食辦公室，對城鎮(zhèn)戶口糧食供應計劃進行全面檢查，南京巿玄武區(qū)政府歷兩個月完成檢查任務，全區(qū)共減少月供應計劃41，920 斤。1960年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糧食一片緊張的情況下形成高潮。江蘇各主要城巿區(qū)一級政府紛紛掛牌宣布成立區(qū)一級人民公社。與此同時，江蘇各城巿又掀起大辦公共食堂的運動。至4 月下旬，僅南京巿玄武區(qū)就辦起各類食堂454 個，平均每個居委會有兩三個大中型食堂、四五個院落食堂，搭伙人數達52，927 人，占應搭伙人數的72% （1961年7 月玄武區(qū)的人口是242 ，542 人）。據當時的報導，城巿居民熱烈擁護公共食堂這個新生事物，稱贊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實現(xiàn)城巿人民公社化和「節(jié)糧」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1960年下半年為緩解城巿糧食壓力，江蘇遵照北京指示開始動員城巿人口下放農村落戶，并以大躍進后進入城巿的「新工人」為重點。這項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南京巿委要求動員10萬人下放，玄武區(qū)至10月底共動員11，898 人上山下鄉(xiāng)，為巿下達計劃的99.2% ，1961-1962 年又動員了4 ，672 人回到農業(yè)生產戰(zhàn)線。至1962年6 月，南京巿減少城鎮(zhèn)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壓縮城鎮(zhèn)人口46萬。下放人員胸戴大紅花，在敲鑼打鼓聲中被送往饑餓的農村。隨著經濟形勢日益惡化，1961年7 月，江蘇省各城巿再次壓縮城鎮(zhèn)人口糧食供應，僅南京巿玄武區(qū)8 月份銷糧就比7 月份減少供應糧20萬斤，人均供應由27.11 斤／月下降為26.33 斤／月，全年少銷糧71.9萬斤。

　　江蘇在大躍進期間創(chuàng)辦的71所大專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難以為繼。1962年初，江蘇省對高校規(guī)模進行調整，僅保留26所高校；
中等專業(yè)學校從281 所壓縮到37所。失學青年或被動員下鄉(xiāng)，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單位就業(yè)。在強大的國家威權下，失學青年都冷靜地接受了現(xiàn)實。大災荒下的江蘇農村也十分平靜。在實行嚴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國家通過階級斗爭不斷調整農村的社會關系，對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嚴格，階級出身問題開始被反復突出強調。1960年2 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蘇省委發(fā)出通知，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思想斗爭。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發(fā)出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雖然相繼發(fā)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僅寶應縣就死亡35，391 人，占農村人口的6.2%，該縣因死亡、病亡、外流而喪失的勞動力就約占農村總勞力的30% ），但由于江蘇省領導機關采取了救災緊急措施，農村情況迅速得到緩和。

　　在大躍進的大背景下，江蘇省在當時施行的各項活動和措施，只是奉命辦事。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只屬中等狀態(tài)，并無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甚至稱「江渭清思想右」、「江蘇省委右」。對北京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又留有余地。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害民傷財且毫無功效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干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wèi)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數目也遠較其它省份少。江蘇省國家權力在大躍進期間的擴張只是全國類似情況的一個縮影。

　　大躍進雖為一場烏托邦運動，但在落實、鞏固、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色彩。毛澤東的空想烏托邦雖未能實現(xiàn)，但全國已成為一座大兵營。1960年下半年后，大躍進的狂熱已逐漸降溫，然而政治運動的快車并未減緩速度。1960年5 月，新一輪「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在江蘇各地掀起……在毛澤東一手創(chuàng)建的兵營式社會主義體制下，國家力量籠罩一切，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到了20年后，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國才出現(xiàn)劃時代的轉變，社會逐漸掙脫國家的控制，開始成長發(fā)育，才有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

　　來源：原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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