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在這樣的時候，去神社和寺廟參拜，為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幸福祈禱，是日本社會古已有之的習俗。

　　但是，今年1月5日，筆者動念去位于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看一看，卻并非為了拜神祈福，而是想要知道，人們到底以怎樣的姿態(tài)來造訪這個明顯已成為日中間麻煩與摩擦的象征的設施。

　　乘地鐵在九段下站下車，爬過長長的階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位于九段坂對面的靖國神社醒目的大鳥居。到達靖國神社需上一個陡坡。這一帶在15年前有一個中國研究所，是筆者在學生時代經常光顧的去處。

　　穿過略顯古舊的大鳥居，與日本其他的神社一樣，參道的兩側，有迎合新年的各式各樣的貨攤、賣點。大阪鍋烙、烤墨魚、糖炒栗子等小吃攤點和猴戲雜耍倒也令人賞心悅目。

　　過了大鳥居再往前，是有名的大村益次郎銅像。這個近代日本軍隊的締造者、戊辰戰(zhàn)爭（明治維新之際，發(fā)生于新政府軍與舊幕府軍之間的一系列戰(zhàn)事）的最大功臣，明治維新之后不久遭士族暗殺的長州藩（今山口縣）出身的軍人，其戎馬倥傯的一生，被作家司馬遼太郎寫進小說《花神》，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于1977年在NHK熱播了一年。對于在小學生時代，《花神》逢播必看的筆者來說，大村益次郎是一個再熟稔不過的名字。

　　穿過飾有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紋章的大門，就到了本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然全然不見平時在新聞中屢屢提及的、身穿軍服的老兵和右翼分子的身影。滿眼所見，凈是穿和服的年輕女性、放學回家的小學生等尋常的男女老幼，僅就這一點而言，與日本其他的神社佛閣相比，似乎并沒有什么兩樣。

　　在拜殿的前面，一位女子正雙手合十。一般日本人在參拜神佛時默不出聲，但那位女子嘴里卻叨念著一位好萊塢影星的名字。我想，她大概是在祈禱有一天能親眼見到她所崇拜的名星吧。旁邊那位穿學生服的小學生，也許在祈禱“成績不斷提高”，或者“想要的玩具快快到手”……無論如何，“再次武力侵略亞洲”，肯定不會是他們此時此刻內心的祈禱。

　　沿拜殿的右側往里走，就是著名的“遊就館”。5年前陪同中國學者來參觀的時候，這里還是古舊的建筑，3年前已被修葺一新。只有在這兒，才能感受到其他神社所不具備的、為靖國神社所獨有的“特色”。在落地玻璃窗的新館里，陳列著“零式”戰(zhàn)斗機和在戰(zhàn)場上使用的蒸汽機車的車頭；
與明治維新以來的各種兵器、軍服、戰(zhàn)爭繪畫一起展示的，是在昭和以降的各個戰(zhàn)事中陣亡的軍人的遺書、遺照。

　　館藏資料顯示，作為國內最古老的軍事博物館，于明治15年（1882年）開館的“遊就館”歷來宣稱其具有如下之“使命”：“為近代國家之成立，為我國之自衛(wèi)圖存，進而從世界史的視角出發(fā)，為達成無關皮膚顏色的自由、平等之世界，發(fā)生了諸多難以規(guī)避之戰(zhàn)事。為這些戰(zhàn)事奉獻了寶貴生命的是我們的英靈，而彰顯英靈之武功、遺德，真實地重現(xiàn)英靈們所走過的近代史之歷程，乃本館一向所秉持的使命之所在。”

　　批判、抨擊如此之“歷史觀”，即使是作為日本人的筆者也當義不容辭。盡管我不認為近代以來的日本歷史全部是錯誤的，但就其結果而言，給近鄰諸國造成偌大的傷害是不爭的事實。對此，理應謙遜地反省，而不是自我評價。

　　雖說如此，我們卻不應忘記靖國神社還有另一個側面，即對戰(zhàn)歿者的慰靈與追思。在館內，有一個84歲的老母獻給于昭和20年（1945年）4月在沖繩戰(zhàn)死的兒子的偶人，旁邊是一封信：“每當想到吾兒以尚未婚娶的23歲年紀而撒手人寰，都會感到柔腸寸斷。今天把這個漂亮的花嫁偶人給汝，權當……”

　　誠然，這個士兵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走卒，曾經是侵略戰(zhàn)爭的協(xié)力者。但更加重要的是，因戰(zhàn)爭而失去兒子的母親的悲痛，是一種全人類共通的情感。在《遙遠的山河——東大戰(zhàn)歿學生手記》等文獻中，從那些戰(zhàn)爭后期的所謂“出陣學徒”，被強制征兵后戰(zhàn)死的學生所留下的手記里，多少能讀出一種雖然祈愿和平，對法西斯主義和戰(zhàn)爭抱有疑問，但終難對抗殘酷命運的郁悶與苦痛。后世的日本人，有必要在心中銘記，今天的和平，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士兵，乃至亞洲眾多生命的犧牲之上。作為一個能夠激發(fā)這種戰(zhàn)爭歷史記憶的場所，應該說，靖國神社有其一定的存在理由和價值。

　　但是，我們卻不能不質疑那種把策動并親自指揮了那場戰(zhàn)爭的人物，當作“英靈”來祭祀的做法。因為，正是他們驅使眾多的青年走向沙場，加大害于無辜，進而化國土為廢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毀滅的邊緣。即使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也不容將其行為正當化，更不容許一國之政治領袖拜謁其陰魂。

　　靖國神社的甲級戰(zhàn)犯合祀，肇始于昭和53年（1978年）。據天皇的侍從長，曾服侍天皇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德川義寬（已故）的口述（見《侍從長遺言》，朝日新聞社，1997年版。以下簡稱《遺言》）：戰(zhàn)前，靖國神社的合祀者，由陸軍、海軍省決定。戰(zhàn)后，厚生省與靖國神社協(xié)調，將認定為“戰(zhàn)爭公務死”者的名單通報給神社方面。根據名單，由神社方面實施合祀。靖國神社在昭和34年（1959年），開始了乙、丙級戰(zhàn)犯刑死者的合祀。昭和41年（1966年），在從厚生省發(fā)往神社方面的名單上，追加了12名甲級戰(zhàn)犯的名字。

　　昭和45年（1970年），在神社的運營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崇敬者總代會”決定，視時機對甲級戰(zhàn)犯實行合祀。而當時主持神社工作的、舊皇族出身的筑波藤麻呂宮司（神道教神官，相當于佛教寺廟里的住持）最終也沒能下此決心。真正邁出決定性的一步的，是接替筑波任宮司的、舊軍人出身的松平永芳，他于昭和53年（1978年）就任宮司后不久，就在是年的秋季大祭上一舉實現(xiàn)了全面合祀。

　　另據德川的證言，曾不遺余力地大力推動合祀“事業(yè)”的青木一男（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大東亞相）當初主張，“如果不實行合祀的話，就等于承認了東京審判的結果。”合祀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歷史觀之下被操縱出籠的，由此也可見一斑。據說，宮內廳方面在當時就認為，“厚生省的行政操作與靖國神社的祭神化是不同的問題”，對合祀決定不止一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遺言》還暗示了昭和天皇對合祀方針的抵觸態(tài)度。昭和62年（1987年）8月15日，天皇吟誦了一首自創(chuàng)的“御筆”和歌：“又逢今年之此日（指8月15日，戰(zhàn)敗紀念日），靖國（神社）宮墻，朕的憂思無邊涯。”而在和歌發(fā)表之際，向天皇面陳的（左近人士對和歌的）意見中，雖有“合祀原本怪異，為之糾纏亦屬滑稽。腳踩雙船，不亦說乎？”之說，但實際上，天皇的心情無寧是傾向于前者的。德川本人也認為，“靖國神社之本，旨在‘靖國’，本應祭奠那些為國捐軀的志士。如將那些陷國家于危亡之中的人也一并合祀的話，就難免會有異議�！�

　　事實上，雖然從靖國神社方面一再傳出請求天皇參拜的呼聲，但自從甲級戰(zhàn)犯合祀之前的昭和50年（1975年），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參拜以來，現(xiàn)在的（平成）天皇除了在皇太子時代的參拜經歷，尚未以天皇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

　　而一而再、再而三，對靖國參拜樂此不疲的小泉首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日本國民心情的“代言者”，筆者深感疑慮。

　　“不問死者前生罪”，這是在靖國參拜問題上，我們被屢屢告知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觀”。但是，我要說，這種“生死觀”，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具有常識性、普遍性的生死哲學。因幕府末期的戊辰戰(zhàn)爭，在薩摩、長州（今鹿兒島、山口兩縣的古稱）及被其攻滅的會津（今福島縣）之間，綿綿遺恨至今難以消弭。筆者從前在福島縣的溫泉旅館下榻的時候，曾與旅館的主人對飲�！拔斐綉�(zhàn)爭中，我們會津人可給薩長（薩摩、長州）害慘了”，主人一邊喝酒，一邊流淚向筆者傾訴的情景歷歷在目。

　　日本哲學家梅原猛接受《世界》雜志的采訪時說，“給鄰人制造了相當的麻煩。對自家人來說，也許是必要的人，但既然給人家造成了麻煩，那么當著鄰人的面，默默地祭祀，不要搞得過于扎眼，這難道不是國與國之間起碼的禮儀嗎？因此，要祭祀的話，首相也應該在心里默默地祭祀才好。”

　　遺憾的是，今天圍繞首相的靖國參拜問題的議論，無一不是在賦予靖國神社以某種“新義”，即作為上述的那種排外、獨善、復古的歷史觀的“牙城”的履新使命。而宣揚這種史觀的書籍就擺放在“遊就館”內的精品店里。

　　然而，以這種形態(tài)讓“英靈”在當代復活，決不是“英靈”們的本來愿望。不要打擾我們，再也不要生產像我們這樣可悲的戰(zhàn)爭受害者……這難道不是他們共同的希冀嗎？就讓他們懷抱著這種希冀安息吧，讓靖國神社像遍布日本全土的成千上萬個神社一樣，安靜地存在下去吧。

　　吊詭的是，中國越是要求停止參拜，在日本國內引起的反彈便越是升級，其結果，反而使靖國神社的存在價值一再得以強化。有鑒于此，中國至少應該像韓國那樣，從操作層面上，把停止參拜的要求與首腦互訪分開來加以考慮、處理。

　　筆者過去雖曾數度造訪靖國神社，但卻從來沒有在祭壇上雙手合十地正經拜祭過，這次也沒有。而與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面向祭壇，筆者在心中默禱了片刻：你們，也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但同時，你們中的一部分人，以錯誤的方向誤導日本，并使他國眾多的國民蒙受莫大損害。如果你們承認那是一個錯誤，如果你們真的愛日本的話，就請再也不要讓這個國家挑起、或者卷入什么戰(zhàn)爭，請保佑這個國家與鄰國的永遠的和平與繁榮吧。

　�。ㄔ�文發(fā)表于1月20日《南方周末》）

相關熱詞搜索：靖國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