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胡耀邦和陳丕顯的友誼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文匯報：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陳丕顯的友誼
黨徽、團徽、隊徽既是一種組織的標志，又是一種理論和實踐的象征。它們本無生命、意識可言，但集合在其徽下的成員都是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并有一定信念和組織紀律的人。我國加入共產(chǎn)黨、共青團、少先隊的累計人數(shù)，大概會超過我國十三億人口的一半，這是多么巨大的一種政治資源和社會力量，他們之間的目標是否一致，信念是否堅定，情感是否親密，思想觀點交流是否通暢，無形之中將影響、決定著所在組織的活力、生機和命運。本文是紀念陳丕顯叔叔的回憶文章，我愿意記述他和我父親胡耀邦在兒童團、共青團、共產(chǎn)黨內(nèi)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
初聞尊名
1952年7月，我父親從南充川北區(qū)黨委調(diào)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書曹令中、警衛(wèi)員藍天祿和我。
父親上京時的興致很高，意氣昂揚，真有一股事事爭上游、處處比先進的勁頭。那時也有“小廣播”，人們風傳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籌組的建工部任副部長。部長的后備人選是陳正人同志。陳正人同志早年隨毛主席開創(chuàng)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岡山時期的老戰(zhàn)士、老資格。胡陳二人相識很久，彼此關系很熟，我父親很愿意在他領導下工作。
人民掌權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機，新的經(jīng)濟建設任務擺在大家的面前。當時四川撤省建置行署，行署為省級建制，父親作為川北區(qū)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qū)政委對經(jīng)濟建設十分熱情，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我記得，我當時曾聽到他用極為興奮的口吻說過，川北可能發(fā)現(xiàn)大的油氣田，準備修建飛機場，考慮嘉陵江從南充到重慶如何才能通航運貨等問題。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主持修建的市中心“五星廣場”，修得很寬敞，形狀為五角星，每個角的尖端都輻射出一條馬路，馬路包括兩側的人行便道寬為40米，三條通向嘉陵江邊，一條通向現(xiàn)在的火車站，一條通向大巴山區(qū)�！拔逍菑V場”又名“五星花園”，廣場的中心是一座直徑為40米的大花壇�，F(xiàn)在南充廣大干部群眾都認為五十年前這一杰作至今還未過時，盡管各種車輛成倍增加，車輛的行駛仍然通暢，絕少堵車現(xiàn)象。組織部門推選他到建工部任職，也算知人善任吧！對農(nóng)村道路的建設，他更是熱心。區(qū)黨委、行署用以工代賑的方式，修建了縣縣通的公路網(wǎng)，大大促進了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西南行政大區(qū)則更大膽，一無國家重大項目立項，二沒要國家撥款，單憑自己的財力便建成了成渝鐵路，圓了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在保路運動中的鐵路夢。這一切怎么不叫人產(chǎn)生一種繼續(xù)為人民建功立業(yè)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來，當時坐飛機上京，他真有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樣子。
在北京翠明莊，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匆匆從外邊回來，徑直一人走進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盤在床邊，左腳垂落在地，半晌沒有言語。沉思一會兒后，他慢慢抬起頭來，面帶一絲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道：“我的兒子都這么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哼，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邊說邊搖頭，一掃來京時的興奮。
事后不久，聽周圍的同志們講，那天是劉少奇同志找他談話，分配他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對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人選，有兩位候選人，一為胡耀邦，一為陳丕顯。名單上報黨中央時，毛澤東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親當然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他獨自一人發(fā)的輕微牢騷，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時陳丕顯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腦海。那時他正任蘇南區(qū)黨委書記兼軍區(qū)政委，那里是中國經(jīng)濟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
毛選五卷中的一篇講話
《毛澤東選集》前四卷已成不朽之作，將永傳于世，第五卷卻不能享有這種聲譽，但其中也不乏睿智之作。我認為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就是一篇絕妙生動的演說，如果今天的學生、青年聽到這篇講話，也會興奮雀躍不已。
父親到團中央工作的當年，毛澤東同志就給他出了兩道題目：一個是黨如何領導團的工作；
一個是團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團代會召開之際，親自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毛主席講話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青年團對黨鬧獨立性的問題早已過去了�，F(xiàn)在的問題是缺乏團的獨立工作，而不是鬧獨立性�！彼呶萁驳呐袛嗪蜌鈩菀幌伦游说綀鏊械穆牨�。正當大家關注毛主席怎樣闡述黨團關系，什么是獨立性這樣重大嚴肅的政治問題時，毛主席卻話鋒一轉：各地黨委反映，對青年團的工作是滿意的，現(xiàn)在要來個不滿意，就是說青年團的工作還沒有適合青年團的特點搞些獨立活動。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候，他們的學習和工作負擔都不能過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蹦蹦跳跳，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后還要戀愛結婚。他們一要身體好，二要學習好，三要工作好。在場聽眾怎么也沒想到毛主席會講出這么一番話。體貼入微的話語叫人凝神屏氣，講話時的魅力風采又令人贊佩傾心。毛主席意猶未盡，又談到學生的睡眠。他認為8小時不夠，要9小時，因為學生們?nèi)菀咨窠?jīng)衰弱，經(jīng)常睡不著醒不來。這真是對青年慈父般的關懷。說到這里，毛主席態(tài)度一轉斷然說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要強迫執(zhí)行。革命帶來許多好處，但也帶來一個壞處，就是大家太積極太熱心了，以致過于疲勞。這是談話的第一個層次。
談話的第二個層次是怎么選拔青年干部。團中央提名的團中央中央委員，三十歲以下的只有9個。經(jīng)毛主席、黨中央審議后增加到六十幾個，毛主席認為人數(shù)還不多。他說三國時期，周瑜是個“青年團員”，孫權任命他為東吳統(tǒng)帥，老將們不服，孫權的任命不改，結果周瑜大敗曹賊，火燒曹營連環(huán)戰(zhàn)船。他認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他還詼諧地說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fā)達，團中央的威信已經(jīng)相當高了，有些人還不佩服，慢慢會佩服的�！啊』镒印瘎偵吓_，威信不高，不要著急，不受點批評不挨點罵是不可能的”。
談話的第三個層次是講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主席在十五天之前剛剛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此問題作了重要講話。在對青年團干部的講話中，他先是從青年特點、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來，最后歸結到黨的總路線，話語不多，畫龍點睛�！扒嗄陥F如何執(zhí)行這個總任務，你們應當按照青年的特點，作出適當?shù)囊?guī)定”，他的結語既指出了青年團今后十五年的奮斗方向，又為團中央今后獨立工作留下了廣闊空間。
多次披覽此文，掩卷思索，真讓人有如坐春風、如臨碧波之美。毛主席說的“‘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認為這里既指個體，又指群體。紅軍時期的“紅小鬼”就是一個群體，現(xiàn)在這批幸存下來的“紅小鬼”都變成了“小伙子”，成為黨政軍中的領導骨干。在我父親任青年團第一書記的當年，毛主席簽署文件，調(diào)“小伙子”陳丕顯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書記并代理第一書記。因為第一書記陳毅同志在華東軍區(qū)上班，第二書記劉曉、第三書記劉長勝即將離任，中央對陳丕顯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紅小鬼”的沉浮起落
“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么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nèi)齻�人最后均僥幸存活下來。1933年，我父親和陳丕顯同在瑞金的中央蘇區(qū)團中央兒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他們在兒童團共事的時候，丕顯叔叔是我父親的上級。他是團中央兒童局書記，賴大超同志負責組織工作，李秀英同志負責福利工作，我父親負責宣傳并兼《時刻準備著》雜志的主編。他們一日只能吃兩餐飯，吃的菜既無油又缺鹽，但革命熱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一首《共產(chǎn)兒童團歌》反映了紅軍時期小小兒童團員們蓬勃的朝氣和爭取未來的遠大志向：
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
我們是中國共產(chǎn)兒童團。
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小兄弟們啊，小姐妹們啊！
我們的將來是無限好�。�
攜起手前進，時刻準備著，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紅色的兒童，時刻準備著，
拿起刀槍參加紅軍，
打倒軍閥地主，保衛(wèi)蘇維埃，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不難想像，當年一批又一批的“紅小鬼”，打著小鼓，吹著小號，接受檢閱，后來拿著刀槍，沖入戰(zhàn)場，犧牲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長眠在雪山草地和湘贛閩粵的蒼山林海中，幸存下來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存活下來的人最后畢竟看到了新中國的成立，親歷了共產(chǎn)黨由一個革命黨成為執(zhí)政黨的歷史過程。
當時的兒童團就是現(xiàn)在的少先隊，兒童局就是現(xiàn)在的團中央少工委。凱豐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1933年8月，他們結識了毛澤覃同志。毛澤覃是作為“鄧毛謝古”幫派被批判的重點對象。因有被共同打擊的經(jīng)歷，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很多很多。此時毛主席也因“右傾”離開反圍剿的戰(zhàn)場而賦閑，經(jīng)常來看他這個倔強的胞弟。以后，丕顯叔叔調(diào)往閩贛負責團省委工作，賴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兒童局書記，我父親升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抗日戰(zhàn)爭初期，共青團隨之改名為青年救國會，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又在延安會面。丕顯叔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青年書記、青年部長，我父親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政委。革命陣營擴大了，抗日局面打開了，我父親經(jīng)過長征，丕顯叔叔經(jīng)過三年游擊戰(zhàn)爭，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兩人的友誼更加深厚了。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在團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陜西。丕顯叔叔則在中國工商業(yè)最發(fā)達的上海工作達23年之久，其見識、經(jīng)歷很豐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過我父親。父親關心上海方方面面的發(fā)展，丕顯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導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忽然一夜文革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倫顛倒，批判、奪權、斗爭席卷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要斗，“黑五類”要斗，“紅小鬼”要斗，“劉、鄧”要斗，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后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1966年10月，丕顯叔叔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當時他的心情復雜、彷徨、心中無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緊張而憂郁。“什么是黨內(nèi)走資派？”他的心理活動正像他的回憶錄描寫的那樣：“這種提法實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在心里暗暗為自己劃線。我們是當權派，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捫心自問，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說工作中的錯誤，肯定是有的，但不僅沒搞資本主義，連想都沒想過。因此，我們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煽纯粗車ふご虻模欢纷詺⒌模际呛臀也畈欢嗟娜�，像田家英、鄧拓在運動之初就自殺了，何長工、張霖之被點名，各省市自治區(qū)領導沒有哪個有安全感，隨時準備被揪斗，這樣看來，運動的重點又好像是我們……我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來了……”
毛主席給全黨、全國人民出了一道難而又難的難題，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什么人是“走資派”？正當丕顯叔叔絞盡腦汁，費盡心思，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很快上海就變成了文化大革命奪權的中心和焦點。正如一則諺語所言：寓言換個說法，指的就是你自己！何苦多想，那時的當權派就是走資派，陳丕顯是當權派，必然也是走資派，如果不想當走資派就必須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跟著中央文革的指揮棒走。
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階段，“共產(chǎn)黨”***產(chǎn)黨真是天下第一奇聞。奪權斗爭的第一個回合就出自中國最大的工業(yè)城市、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上海，首當其沖的人物就是陳丕顯。1967年1月l日凌晨3點，周恩來總理親自打電話給陳丕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chǎn)”。中央文革這一條線卻策劃著一場奪權陰謀。1月4日《文匯報》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奪權，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沖進市委大樓，搶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奪權成功。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幾十萬人大會，扣押了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人。1月31日，《紅旗》雜志發(fā)表了《論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的社論。社論說：“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這個無產(chǎn)階級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辉赂锩娘L暴正在席卷全國�！睆埓簶驗榇俗髯ⅲ骸疤K聯(lián)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斗�！敝链�，丕顯叔叔帶著鼻咽腫瘤，開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寄語囹圄
我父親1971年告別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賦閑。隨著父親的到來，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來，熱鬧起來。先是我們兄妹的同學來，同學又帶著他們的朋友來，接著受到?jīng)_擊的干部來，以后沒有受到?jīng)_擊的干部也來……我父親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況，開始了新的思考，也開始他和客人、來訪者的談話。他戲稱自己是沒有分配工作，沒有職務，不在臺上，但仍然可以在臺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顯叔叔的長子陳小津來到我家，他向我父親述說了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他父親的經(jīng)歷和仍被關押的現(xiàn)況。以后他往來更加頻繁，粗略統(tǒng)計，約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謝丕顯叔叔的遺作，他對這些談話作了真實的追述。
我父親以他的親身經(jīng)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毛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jiān)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他還具體告訴小津給主席的信應該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jīng)常耳提面命，經(jīng)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么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愿意繼續(xù)跟戰(zhàn)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親給獄中戰(zhàn)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產(chǎn)生著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著您，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勢太遠了，內(nèi)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當時他所處的環(huán)境太殘酷了。
正如毛主席二十年前對青年特點的分析那樣，青年們要玩，要娛樂，要學習，要工作，要戀愛結婚；
我們這些青年，也到了戀愛的年齡。父親常批評我和一些年輕人，不要認為戀愛求婚是羞于啟齒的事，年輕人應大膽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同時，他也不贊成一味地強調(diào)晚婚，認為應該適當晚育。他還為四對男女青年作過紅娘。一次他對小津講起丕顯叔叔在蘇區(qū)兒童團與一個叫八妹子的姑娘相好的故事。小津把這故事告訴他父親，丕顯叔叔一下子就猜到是耀邦說的，因為這個秘密只有我父親知道。丕顯叔叔也還以顏色：“耀邦年輕時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标P押監(jiān)禁的生活也沒有止住丕顯叔叔對人生情趣的回憶。
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小津匆匆跑來看我父親是否安全。父親送他出門時臉色凝重，聲音堅決地對他說：“今后要丟掉一切幻想，告訴阿丕不要再想出來工作了。”
未竟的事業(yè)
文革結束，經(jīng)過全黨的努力，改革開放的大業(yè)如春潮而起，我國的經(jīng)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要改，思想文化體制要改，就是共產(chǎn)黨的領導也要在改革中加強，在改革中發(fā)展。
父親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對事業(yè)看得很重。他對丟棄事業(yè)一味大樹特樹什么思想、權威、接班人的作法向來不以為然，文革中，他多次讓我看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時寫的文章。毛主席說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動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一切進步力量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yè)的繼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紀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段話深深地感動了他，但現(xiàn)實和理論相距太遠。我父親說，像文革這樣搞法，不要說建成什么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就是連飯中國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yè)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chǎn)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于從實踐中涌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yè)。
為政謀國，他十分積極，雖有困難但也無法遏制他在所處職位上的責任感和熱情。同時，他的兩位“紅小鬼”出身的戰(zhàn)友也處處幫助他、提醒他、規(guī)勸他、配合他。譚啟龍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書記，后任四川省委書記，1982年在他68歲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辭去領導職位，退居二線的請求。丕顯叔叔則在1980年就向鄧小平同志推薦38歲的年輕干部王兆國同志。這有《鄧小平文選》二卷為證，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陳丕顯同志到第二汽車制造廠，有個副廠長陪同我們參觀，我發(fā)現(xiàn)這人不錯。我說他不錯指什么？一個那么大的汽車廠，他是技術骨干，工作勝任，這是講能力。他的年齡那個時候是三十八歲，現(xiàn)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點，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的，他是反對打砸搶的，以后一直是表現(xiàn)好的，包括對待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問題在內(nèi)。這樣的人才特別可喜。這樣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鑒別。這件事要放在我們經(jīng)常的日程中間。我們講了幾年了。大家一致認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來很不容易。不解決選擇人才的問題，我們交不了班，歷史會給我們寫下一筆。”這位副廠長就是王兆國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顯叔叔的推薦下，我父親不敢怠慢，并代表組織親自作了考察。
我父親和丕顯叔叔從中央蘇區(qū)兒童團、團中央時相識，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書記處共事，在黨的歷史上確實罕見。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大好年華所從事的民族偉業(yè)，使他們深感黨的建設的重要性，他們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陽歲月，越是對德才兼?zhèn)涞娜瞬拧⒛贻p干部、專業(yè)人員、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人員充滿著希望和期待�！靶脑谌嗣裨瓱o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這是我父親1958年在南陽隆中諸葛亮草堂改寫的一副對聯(lián)。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兩人在一次會議上，又為在場年輕人揮筆寄語：“致力四化建設，勿忘振興中華。”為了推進改革開放事業(yè)，更多地提拔年輕干部，1983年，黨的十二大以后，黨中央以干部四化為標準提拔了一大批年輕干部，又于1985年召開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給年輕干部的篩選、任用再鋪設一級臺階，再進行一次全黨性的選拔。這次會議得以召開，丕顯叔叔無疑是個積極分子、促進派，其作用應充分肯定。
我父親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對開闊的鄱陽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頭像，撰有他的生平。他雙眼凝視的前方鐫雕著黨徽、團徽、隊徽。三枚徽章代表著一個組織整體。胡耀邦、陳丕顯、譚啟龍、賴大超只是這一整體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體的存在，他們將永遠不會干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和廣大黨員的成長、奮斗密不可分。共產(chǎn)黨之所以有今天的執(zhí)政地位，絕不是與生俱來的，否則何以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和犧牲；
同時這種執(zhí)政地位也不會是一勞永逸的，否則何以和中國共產(chǎn)黨有著同樣奮斗歷史的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會頃刻瓦解覆滅。今天的共產(chǎn)黨人應該面向未來，重視自己的歷史，讓黨的歷史陪伴著黨的生命，如影相隨，繼續(xù)譜寫出史詩般的壯麗畫卷。
2004年10月24日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