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漁:最是文人不自由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風吹枷鎖滿城香”
上個世紀初的某個夏天,巡捕們押著一個長發(fā)披肩的中年男子、一個穿著西裝的少年男子以及幾名華服男子經(jīng)過上海的街頭。馬車駛過,觀者嘩然,一時竟有“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的詩句到處流傳。略通典故者可以發(fā)現(xiàn),這句詩輾轉(zhuǎn)來自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和陸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不過,李白寫下那首詩的時候,正與一群酒店女子、金陵少年廝混,一副春風得意的風流才子模樣;
陸游寫下那首詩的時候,很有可能僻居鄉(xiāng)村,一副暮秋晚鐘的憂郁文人模樣;
而那些男子則是震驚中外的“蘇報案”被拘嫌犯,“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的詩句頗給人一種“生如夏花之絢爛”的感覺。
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對多次發(fā)表過激言論的《蘇報》員工發(fā)出拘票,那名中年男子就是36歲的章太炎、少年男子則是18歲的鄒容。在租界方面的斡旋下,涉案人員最終得以從輕發(fā)落,但“蘇報案”卻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個重要事件。胡道靜先生認為革命派雖然犧牲了一個報館,卻使得清政府“焚書坑儒的威嚴全消失了”。我沒有那么樂觀,更傾向于認定它掀起了“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新篇章。傅國涌先生的新著《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以《風雨百年“蘇報案”》為開篇,似乎佐證了我的這個觀點。順著目錄往下看,尤其第二輯最讓人觸目驚心,宋教仁、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楊杏佛、費鞏構(gòu)成一份“七君子”名單,幾乎每個姓名都加上了“之死”的后綴。但最讓人激賞的卻不僅是他們,還有那種“風吹枷鎖滿城香”的景象:身陷囹圄者無需等待漫長的歷史和時間來追認,在事發(fā)現(xiàn)場就得到了足夠的承認!疤K報案”之后《蘇報》居然還可以繼續(xù)出版七天,甚至發(fā)表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記者書》:“吾輩書生,未有寸刃尺匕足與抗衡,相延入獄,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質(zhì)皇天厚土,下可以對四萬萬人矣。”南京的《新民報》?,王蕓生率先在《大公報》發(fā)表社評《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要求廢止與憲法抵觸的出版法,給新聞界以言論出版的自由。”
通覽全書,幾乎每次事件都遭到了新聞界、法學界等各界人士的抗議,卷入麻煩的主角立即成為閃爍著光芒的英雄。這種聲援通過滿足當事人的“虛榮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蛟S有人會對這種“虛榮心”不以為然,認為歷史和時間的長河自然會證明一切。事實上,有一定限度的“虛榮心”未必是壞事,那種“樂觀的必然規(guī)律”非?梢桑簹v史常常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時間更無法證明什么。做一個街市爭看的員外郎,還是把自己交給不可靠的蔡中郎?在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國,無疑前者更具魅力。不過,我想補充一點:一個人可以選擇“成仁”,慨然入獄;
也可以拒絕“成仁”,出國逃亡。章太炎坐而待捕,自然有大家風范;
但他寫信讓鄒容投案,則有“越界”之嫌。從表面上看鄒容可以拒絕章太炎的建議,但那封信使他處于一種道德弱勢,不管是否自愿,迫于道德壓力都不得不走向監(jiān)獄。
“秋風秋雨愁煞人”
盡管“滿街爭看員外郎”,也不是所有的當事人都能成為眾人皆知的英雄。本文開頭提到的那群男子,除了章太炎和鄒容,其他人都基本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其中有一位叫做陳仲彝,系報館主人陳范的次子,雖然不在拘票名單上卻也被捕。他的父親僥幸逃脫,東渡日本,結(jié)果貧困潦倒,以至于兩妾改嫁、長子出走。后來陳范返回上海,依然沒有逃脫鐵窗之災。等到民國成立,眾多“仁人志士”論功行賞之時,他卻超然物外,自認為不敢“貪天之功為己功”。“秋風秋雨愁煞人”是秋瑾的絕命詩,我每次讀到這七個字都會有一絲困惑:秋瑾怎么能得到紙和筆?絕命詩又如何從戒備森嚴的獄中傳播出去?讀過《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才知道這與山陰縣令李鐘岳有關(guān)。這位書生官員不肯刑訊逼供秋瑾,而是讓她自己寫供詞,于是七字絕命詩得以流傳。秋瑾被處決后,他也因辦案不力被撤職,離職前“將大堂所陳天平架等劈毀”。賦閑杭州期間,李鐘岳經(jīng)常獨自面對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反復念叨“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終自縊于屋旁,離秋瑾被殺不到一百天。值得注意的是,傅國涌沒有采取體制內(nèi)/體制外的兩分法。當下有一些所謂民間思想者,發(fā)明了新版“出身論”,根據(jù)一個人的身份來判斷他的行為。按照這種邏輯,陳范曾有宦海經(jīng)歷、李鐘岳則是“秋瑾案”的提審者,兩人的身份似乎注定他們是“幫兇”。事實上,一個頂撞上級的縣令要比一個腹誹當權(quán)者的旁觀者更具勇氣,盡管后者看起來更有獨立性和道德感。
如果歷史存在規(guī)律,那也是非常殘酷的:英雄往往都是由極少數(shù)的主角來擔任,配角和客串者只能被遺忘。在大多數(shù)時候,后者付出的代價并不亞于那些閃爍的名字,得到的卻幾乎為零。傅國涌試圖打撈那些破碎的記憶,不僅關(guān)注陳范和李鐘岳,還用兩篇文章的篇幅講述了費鞏的故事。這位浙江大學教授因言獲罪、神秘“失蹤”,最后慘遭殺戮,連尸體都被丟入硝鏹水池?上н@些“遺忘的大多數(shù)”在書中所占的比例相當有限,我所感興趣的一些身影,也常常在書中一閃而過!疤K報案”事發(fā)后,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負責人殷次伊憤而投水自殺。這讓我非常好奇,是什么信念支撐著他以了結(jié)自己性命的方式提出無聲的異議?在“秋瑾案”中,除了山陰縣令李鐘岳還有一位陳姓“府署刑席”,“聞以辦秋瑾案為不然,告病辭去”。他后來有沒有受到迫害,辭職后又以什么維生?書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做沈藎的記者,因為披露中俄密約被活活杖斃。這個事件背后又有多少曲折?《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在解答部分疑問的同時,留下了不少懸念。或許相關(guān)史料實在稀少,比如前面提到山陰縣令李鐘岳經(jīng)常獨自一人面對秋瑾遺墨,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不太清楚這則記載是否輾轉(zhuǎn)出自當事人自述,否則后人怎么會知道他一個人獨處的細節(jié)呢?
“夏瑜式敘事”和“秋瑾式敘事”
在魯迅《藥》中有一個叫做“夏瑜”的知識青年,不僅牢頭無法理解他,老百姓也會把他當作“人血饅頭”的原料。整篇小說,唯一的亮色是他的墳上出現(xiàn)一圈紅白的花。夏瑜的原型是秋瑾,但傅國涌似乎過于“敬仰”前輩和傳統(tǒng),甚至有將它們“完美化”的傾向。在他的筆下秋瑾光芒四射,不需要面對無法被民眾理解的問題,反而是主謀官員陷入“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遇,惶惶不可終日。雖然《藥》是虛構(gòu)作品、《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是非虛構(gòu)作品,我卻不敢輕易判斷何者更接近真實。或許兩者恰巧構(gòu)成互補:前者偏向于“秋風秋雨愁煞人”的一面,后者偏向于“風吹枷鎖滿城香”的另一面。
同樣是“秀才遇見兵”/“文人論政”的主題,“夏瑜式敘事”把它描述成一個人(先行者)與所有人(烏合之眾)的戰(zhàn)爭,“秋瑾式敘事”則把它描述成所有人(民意)與一個人(獨裁者)的戰(zhàn)爭。不難看出,這兩種敘事都摻雜著敘述者的想象,他們根據(jù)個人經(jīng)驗或期待視野改造了筆下的“現(xiàn)代中國”。但讓人遺憾的是,《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隱約閃現(xiàn)著好人頂天立地、壞人卑鄙猥瑣的“忠奸模式”,缺乏內(nèi)在的多重性。比如作者對楊杏佛的評價是:“他為人權(quán)殉身即使放在世界人權(quán)運動史上也足以光耀千古”,而時人鄒韜奮則擺脫了這種單向度思維,既充分肯定“他的死是值得永遠紀念的”,又沒有諱言“楊先生平日的私人行為也許不盡如人意”。不同的敘事還會有不同的話語,“夏瑜式敘事”是一種注重反思的內(nèi)向型話語,“秋瑾式敘事”則是一種強調(diào)批判的外向型話語。批判固然重要,但反復講述同樣的句子卻會耗盡批判的能量。書中有著許多真誠然而老調(diào)重彈的話語,比如《宋教仁之死》的最后一段、《毋忘宋教仁》的前三段和最后一段。類似的句子散落于全書,時時讓人想起中學生作文里的“英雄故事”。
可以說,《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是一本內(nèi)容大于形式的書,書中人物的跌宕起伏掩蓋了作者的不足。它類似于范泓的《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廣西師大,2004年5月),不是出色的學術(shù)著作,卻是值得一讀的啟蒙讀物。(原題:追尋傳統(tǒng) 打撈記憶,南方都市報)
《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傅國涌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3.90元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