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代科技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為什么受到強有力的抗拒？科學技術在中國的未來走向如何？著名的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近年來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討，并提出了獨到的看法。本文對此作了介紹與評述。

　　【關 鍵 詞】中國傳統(tǒng)文化/科學技術/歐幾里德幾何

　　一　引言

　　文藝復興以后，近代科學在歐洲迅速產生，以1687年牛頓出版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為標志，近代科學革命到達高潮，這本已是歷史，然而，問題是：“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中， 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么，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fā)生呢？”(1)這一問題難倒了20 世紀的科學史學家和其他許多學者。由于該問題是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約瑟本人在內，至今無人能給出滿意的答案，遂被稱為“李約瑟難題”。作為近代科學革命之后，有中國血統(tǒng)和中國文化背景，又為世界科學做出巨大貢獻，與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學家——楊振寧對這個問題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技術、中國科技的未來發(fā)展等有著濃厚的興趣，他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看法。

　　二　中國古代沒有發(fā)展出歐氏幾何及其邏輯系統(tǒng)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發(fā)，楊振寧認為，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經成篇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并給出了種種理由：中國早期的哲學如陰陽五行等理論盡管曾促進過中國早期的科學發(fā)展，可是這些理論本質上的經驗性和思辨性在后來卻成為阻礙實驗科學在中國產生的原因；
中國沒有充分發(fā)展資本主義是實驗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基本的社會原因；
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觀不鼓勵、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產生。……

　　楊振寧指出：“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關系。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他們第一想解決人文問題，第二想從總體上解決人文問題�！�(2) 因此，他們不愿去做具體的事情。古希臘的哲學家中，也有人企圖總體上解決所有的問題，“可是他們也有人從事非常具體的問題”。

　　從解決具體的、現象的問題入手，“希臘人發(fā)現正立方形只有5 個，這是非常美妙的畫像，而這個畫像如果沒有準確的幾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這個定理。后來有人說歐幾里德所以寫了歐幾里德幾何，就是因為要證明這個定理。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結晶�！�(3)

　　歐氏幾何的產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學方面，阿基米德為了鑒別皇冠的含金量，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時，他感覺到身體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決皇冠問題的方法，同時發(fā)現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還發(fā)現了杠桿原理。

　　隨著歐幾里德幾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學原理的出現，更為重要的是與之相關的一套邏輯思維方法、邏輯系統(tǒng)的誕生，這些為近代科學在西方的產生奠定了邏輯及方法基礎。

　　中國古代雖然有“曹沖稱象”的典故，《墨經》、《考工記》等書關于力學現象的總結與記述，在數學方面公元前已出現《周髀》這樣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類似于歐氏幾何邏輯系統(tǒng)方向上，“中國古代完全沒有朝這個方向發(fā)展，是連邊都沒沾上，……我以為中國古代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出現歐幾里德研究這樣具體的幾何問題，以及因為研究這類問題而產生出來的邏輯系統(tǒng)，至少是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原因的一半。……所以歐幾里德幾何的影響非常之大，對于近代科學的產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楊振寧在談到中國的《周易》研究時指出：“有許多中國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現代的，他們既不懂《易經》，又不懂近代科學，到處胡講一通，要么說《易經》里頭有近代科學的種子，要么說《易經》引導出近代科學的發(fā)展。我想實事求是地說，西方跟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不一樣。那么，這個文化傳統(tǒng)不一樣里頭產生出來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文化中萌芽，而且這個萌芽是經過了很長的時期，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這個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騙自己，‘西學中源’說就是蒙騙自己，而這一蒙騙就是兩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學傳入中國時，中國人在對異文化排斥的同時，也拒絕了這些科學技術

　　楊振寧在論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對近代科學在西方產生并傳播到中國來之后，中國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結果如何，對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有什么啟示更為關心。

　　1993年，楊振寧到了澳門，當他站在澳門最高的一個炮臺時，感慨萬千，他想到了中西方兩大文明數百年來的沖突、碰撞、融合的過程，想到了中國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轉換領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紀之前，中國四大發(fā)明傳到歐洲。這些發(fā)明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正如歐洲偉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術使文學改觀，火藥使戰(zhàn)爭改觀，磁鐵使航海術改觀�？梢哉f，沒有一個王朝，沒有一支宗教派別，沒有任何偉人曾產生過比這些發(fā)明更大的力量和影響�！�(6)

　　——15世紀開始三十多年間，明朝三保太監(jiān)鄭和七次下西洋，遠征航隊中最大的船只長440英尺。西方史學家曾存有疑惑， 認為當時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發(fā)現了一只船軸，直徑1.25英尺，高達36英尺。從而使國際上一致認可15世紀初，中國科技仍領先于西方。

　　——15—17世紀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發(fā)生倒轉。西方人在文藝復興的大旗下，從思想領域、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各個方面幾乎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并導致了近代工業(yè)革命的產生。相反，中國在這兩個世紀，卻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停滯不前。到17世紀初，原先在應用技術方面領先的地位已喪失殆盡。當時的中國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領的原屬廣東的澳門引進火炮技術。再過了兩個多世紀，中國的天朝大門便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所轟開。

　　在這個大轉換前后，中西方兩大文化體系對彼此的科學技術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頗耐人尋味的態(tài)度：15世紀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從中國傳入的許多重大發(fā)明，這些發(fā)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藝復興與近代科學革命的產生，　 然而一個世紀以后，　 當以意大利人利瑪竇（MathewRicci，1552——1610）為代表的第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 并帶來一部分西方科學技術時，中國人在對異文化排斥的同時，也拒絕了這些科學技術。

　　對于在這一過程中發(fā)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楊振寧認為對中西雙方的影響都非同尋常。這就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在西方結出了牛頓力學這么個大果子，傳入中國也并不算晚，卻只是無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瑪竇被中國人尊為“西學東漸第一師”，他來到中國時所負有的重大“使命”是讓這塊廣袤古老、具有久遠文明傳統(tǒng)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時也帶來了“三棱鏡”、《幾何原本》等西方科學技術。

　　從三棱鏡在中國的遭遇，我們也許能看到一點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互補。當16世紀之前的西方人盛贊中國的陶瓷工藝時，他們制造玻璃的技術，已接近爐火純青的水準。三棱鏡對他們來說，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墒牵�最初看到它的中國人卻交口稱贊：真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更令當代學者感嘆的是，也就在中國人首次見到三棱鏡的幾十年之后，牛頓通過這小小的三棱鏡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將狹縫中透進來的一束陽光折射為斑瀾的七色光譜，成為近代光學的一件厚禮。在中國此后的三百年間，三棱鏡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藝”。

　　無獨有偶，就在西方技術無法發(fā)揚光大時，西方科學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牛頓之前，由于開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經典力學已在萌芽之中。當牛頓發(fā)現萬有引力定律、力學三大定律及微積分后，經典力學實際上已宣告誕生。牛頓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一書，楊振寧認為這本書出版的意義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誕生的標志”。然而，這本書無論在思維形式上，還是邏輯上都得益于歐幾里德的《初探》。“查看《數學原理》，就會發(fā)現古希臘幾何學在牛頓身上的深遠影響�！稊祵W原理》全書的結構完全是以歐幾里德的《初探》（Elements）為樣本的：兩本書都從定義開始，然后是公理，牛頓稱其為‘普通意見’，再是引理、命題和證明等等�！�(8)

　　在牛頓《數學原理》一書出版約80年前，利瑪竇和徐光啟已將歐幾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譯成中文，取名為《幾何原本》。雖然這本書未能譯完，可是徐光啟已“十分了解《幾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與中國傳統(tǒng)的推理方法不一樣。”(9) 并且已認識到“掌握了這種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別的學問，對國計民生，對工業(yè)、農業(yè)、軍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響�！�(10)徐光啟一生還編著過《農政全書》及主持編譯了《崇禎歷書》。

　　可惜的是，《幾何原本》與徐光啟的觀點并沒有引起反響�！稁缀卧�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蘭（1811—1882）和偉烈亞力（A.Wylie 1815—1887）譯出。

　　三棱鏡、歐氏幾何學在中國和歐洲兩種不同的命運，實質上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楊振寧的觀點值得人們深思。他說：“1600年到1900年，中國是抗拒西方科技的。為什么？科學史學家列舉了許多原因：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
科舉制度；
文化傳統(tǒng)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學說，缺乏自然哲學和邏輯思維等等。但我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所謂‘夷夏之辯’。滿清康熙皇帝是一個極有心的君主，他以東北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對付反抗，鞏固統(tǒng)治，得顯示自己是中國‘正統(tǒng)’的繼承者，于是著意比‘正統(tǒng)’更‘正統(tǒng)’，排斥‘異端邪說’，與異質文化劃清界限。種族沖突的時代，宗教不能不是個敏感問題，貶拒天主教，現代科學也就跟著倒霉了。”(11)

　　滿清最高統(tǒng)治者為鞏固統(tǒng)治地位，顯示‘正統(tǒng)’，最終拒絕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最為正統(tǒng)的儒家文化長期以來形成的封閉、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傳入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利瑪竇來了，德國人湯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來了，傳教士大批涌入，帶來了“地球是圓的”的觀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們坐不住了，開始頑強地抗拒異族文化。其中有一種“西學中源”之說：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說過了！這個“西學中源”說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數學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幾何即勾股也”，“誰知歐陸言，乃與周髀同”。楊振寧曾多次提到的另一個典型的反對傳教士的人物是楊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個頑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實上是一個“妄得敢言名”的“市儈之魁”。他有過一句名言：“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擇手段地彈劾已做了欽天監(jiān)掌印官的湯若望，在湯若望去世時，楊光先做了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極端聰明的大學者都全力支持并傳布西學中源說，就令人體會到當深厚的文化出現斗爭沖突的時候，要轉移觀點而接受外來文化中的優(yōu)點是多么困難的事�！�(12)

　　統(tǒng)治階層的利益、文化傳統(tǒng)的保守可以暫時關住天朝大門。但是，在炮艦的外交下，軍事接連失敗，不僅大門關不住了，還得賠款又割地，受盡凌辱后的古老而驕傲的民族終于認識到既要打開大門讓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進來，還要走出去向人家學習。

　　四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

　　楊振寧認為，20世紀前50年是中國高速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50年。雖然這50年是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1900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入侵、軍閥混戰(zhàn)、國共內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到1949年才結束的解放戰(zhàn)爭，使得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動蕩，生活不安，但是，從19世紀末，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成立，開始派遣留學生，廢除科舉制度等為標志開始接受并引進西方科技，到20世紀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學領域已經達到世界水平。以理論物理學為例，從1927—1933年中國有三位留學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他們是王守競（1904—1984）、周培源、吳大猷，也是中國最早的三位理論物理學博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1948年，楊振寧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成為有中國血統(tǒng)的第十六位理論物理學博士，中國人的理論物理學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從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論物理學博士，也就是兩代人的間隔，“兩代先輩引進了足夠的近代科學知識，令我這代人可以在出國前便進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紀后50年，楊振寧認為，近代科學技術已在中國本土化，并且開始加入國際科技競賽。反應堆、原子彈、氫彈、衛(wèi)星的研制成功，數以百萬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被培養(yǎng)出來，科技對經濟的巨大貢獻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中國人近幾個世紀以來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堅定的信念：中國人有能力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貢獻。

　　楊振寧還樂觀地預言：到了21世紀中葉，中國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為此，他提出了“將對下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fā)展起決定性作用”的四個條件：

　　第一、人口眾多的中國擁有千百萬極聰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誠，注重家庭人倫關系，注意個人勤奮和忍耐，重視子女教育。這些文化特征曾經，而且將繼續(xù)培養(yǎng)出一代又一代勤奮而有紀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國三個世紀中抗拒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這種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識。

　　最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猛進，每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都超過9％。相信中國在2010年左右變成世界工業(yè)大國之一。

　　楊振寧說，科技發(fā)展取決于上述四個條件，前三個中國現在已有了，最后一個到下世紀初也會具備。

因此， 沒有理由不對“中國科技在21世紀的發(fā)展持極其樂觀的態(tài)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楊振寧所提出的四個條件有兩個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關。這個觀點在國際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也得到了認同。90年代中期開始，華人家族企業(yè)管理方式日益成為國際管理學界和媒體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學者們通過對許多華人企業(yè)的案例分析，發(fā)現華人家族企業(yè)的管理方式實際上同現代化美國的大部分商業(yè)原則迥然不同；
華人家族企業(yè)同為數眾多的、經過現代化管理科學改造的西方家族企業(yè)比較，也完全不同，但是結果卻是華人家族企業(yè)增長幅度和增長速度更快。更令學者們疑惑的是，這種冰山尖頂底下究竟隱蔽著多少寶藏呢？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不過都一致認為，華人家族企業(yè)既是一個經濟課題，也是一個文化課題。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亞洲華人把家族資本、傳統(tǒng)觀念即儒家文化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特有的親和力。

　　過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保守性阻礙了中國科技、經濟的發(fā)展，今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另一面卻成為支撐中國科技、經濟進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參考文獻】

　　(1)李約瑟，《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李約瑟文集》， 遼寧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頁。

　　(2)(3)(4)(5)資料由楊振寧采訪錄音整理所得。

　　(6)轉引自楊振寧，“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 載《明報》月刊，1993年10月號。

　　(7)(11)心遠，“在碰撞中產生能量”，載《科技日報》， 1994年5月5日。

　　(8)(12)(13)轉引自徐勝藍、孟東明，《楊振寧傳》，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343、346頁。

　　(9)(10)黃新炎，方延明， “近代科技進入中國的歷史回顧與前瞻——記楊振寧教授在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國科學報》1997 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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