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自然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我們應當如何、正確地、歷史地評價這場還在持續(xù)的改革開放呢？如何清醒地、客觀地分析我們所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及其后果？如何前瞻地、富有遠見地提出使中國持續(xù)發(fā)展、社會和諧、長治久安的政治主張？

　　一、改革開放的歷史評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變，提出了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經濟建設上來，做出了全面而深刻影響中國長期發(fā)展和社會變化的兩大決定：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由此，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具有5000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最突出的表現(xiàn)：國民經濟持續(xù)20多年的高速增長，大大超過過去1000年、180年和50年的經濟增長率。在人類現(xiàn)代經濟發(fā)展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巨型經濟體，能在相對短的時間里，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長。這是中國發(fā)生“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經濟特征和原因。如果我們從全球歷史的眼光來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比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創(chuàng)造的“美利堅奇跡”和20世紀日本和“四小龍”創(chuàng)造的“東亞奇跡”，經濟成就更大，惠及人口更多，影響更深遠，對人類發(fā)展的貢獻更大。

　　其次，中國社會變遷遠超過歷史任何時期，構成世界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據(jù)估計，1000-1890年中國城市人口比重在3.0%-4.4%之間?平均每年增加0.001%.1950年時也不過11.2%，1890-1950年期間平均每年增加0.11%；
到1978年時為17.9%1950-1978年期間平均每年增加0.24%；
到2001年時為37.7%?1978-2001年期間平均每年增加0.86%，這一期間，全國總人口增加了3億人，其中城鎮(zhèn)人口增加了3億人，總人口達到4.8億人，約有2億人來自人口遷移。

　　再有，中國社會的開放程度與世界的融和也大大超過歷史任何時期。這是中國發(fā)生“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外部特征和原因。歷史上中國曾經歷過多次內部改革，而這次改革卻包括了對外開放，這是最大的改革，使中國真正以大國的角色，并與世界各國互動，也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發(fā)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六大貿易國家，其商品出口額占世界總量比重已經超過4%，而在1870年不足2%，1950年不足1%，1978年也不足1%.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世界新增GDP （PPP ，1990年國際美元）的貢獻率為15.1%?對世界新增商品出口額（美元現(xiàn)價）的貢獻率為2.9%，到90年代其貢獻率分別增加至26.5%和6.5%.

　　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不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明顯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綜合國力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已由1980年的5倍縮小為目前（指1998年）的3倍。如果能夠持續(xù)目前良好的發(fā)展勢頭的話，再用20年的時間（如2020年），中國就能進入強盛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國家，也成為世界最大綜合國力強國之一，為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千年大變局帶來的空前的巨大挑戰(zhàn)

　　然而，市場機制既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的加速器，也是社會變遷和社會分化的加速器，它的魔力之大，足以改變中國社會的一切。其中最關鍵的變化是，無論是在數(shù)量、性質、特點上，還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上，中國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與改革開放前有了規(guī)模性的實質性的不同。

　　利益主體數(shù)量激增：從傳統(tǒng)的大家庭向現(xiàn)代核心家庭的演化，使家庭數(shù)目激增；
國有和集體企業(yè)改制轉讓、個體和私營經濟的興起、港澳臺和外資的涌入使企業(yè)數(shù)目激增。

　　利益主體多元化：擺脫計劃束縛、打破公有經濟一統(tǒng)天下后，各類經濟實體在規(guī)模、資金來源、經營領域、活動范圍方面呈現(xiàn)出千差萬別的形態(tài)。人們的就業(yè)模式和收入來源也愈來愈多元化、靈活化和非正規(guī)化。經濟多元化的直接后果是社會多元化，由過去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到現(xiàn)在可以按照對政治資源、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和職業(yè)的不同，分為10個階層。

　　利益主體意識增強：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動力機制，即個人和經濟實體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當市場把各類經濟和社會實體轉化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獨立體時，便割斷了它們之間原有的種種倫理關系。

　　人員流動性空前加大：市場沖決了種種行政藩籬，不僅跨越了縣界、省界，而且還跨越了國界，擴大了商品、資本、信息、勞動力流動范圍和提高了流動速度，形成了迄今為止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持久的人口流動和遷移。

　　各類經濟和社會風險加大：計劃經濟時代，個人自由有限，但有絕對安全。市場擴大了個人和經濟實體自由選擇的空間，但獲得自由的代價是不得不獨自承擔各類風險，如失業(yè)、患病、喪偶、養(yǎng)老等。在這個意義上，市場經濟完全有可能讓一部分人成為幸運者、強者的天堂，讓另一部分人成為不幸者、弱者的地獄。

　　外來影響加大和信息來源多元化：隨著國門的開放，中國對外貿和外資的依賴度逐步加深；
人員交往和通訊手段的革命使得各種信息（包括我們不喜歡的信息和虛假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自由度跨越國境流動，人們的生活方式到價值觀都受到外部的強烈沖擊。國際因素對國內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

　　非對稱信息占有的嚴重性增大：市場經濟就是信息經濟，誰擁有信息，便可贏得市場先機。然而，信息分布是不對稱的，例如生產和銷售者（尤其是制假售假者）比消費者更了解產品的質量；
醫(yī)生比病人更了解什么樣的治療方案最經濟有效。

　　非對稱權力占有的嚴重性增大：不僅政府與政府官員擁有權力，在經濟和社會中占有較多資源的個人和實體也擁有權力。因此，市場經濟并不等于自由人之間的平等交易。在等價交換的形式下，實質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制度安排下、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資本擁有者是強者，對勞動者實際上操有極大的權力。

　　分配向非勞動要素傾斜：計劃經濟時代，收入分配服從于行政決定。市場經濟要求收入按所謂“要素”（勞動、土地、資本、知識等）投入分配，與按勞動投入分配相比，土地、資本、知識等要素回報更高、收益更快。

　　權力關系向資本占有者傾斜：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所出現(xiàn)的市場經濟體制往往支持資本雇傭勞動和資本管制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和勞動制衡資本。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雖然人數(shù)眾多，勞動很難取得與資本平等談判的地位。政治權力追求經濟增長，必然偏愛資本、依靠資本，也因此出現(xiàn)大量與資本勾結、受資本賄賂的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現(xiàn)象。在市場新貴面前，政治權力已難以維持唯我獨尊的地位，有時還顯得有些自慚形穢。各級政府忙于“招商引資”、各級政府官員千方百計攫取財富，資本大有凌駕權力之上的趨勢。

　　這些歷史性的變化帶來了三重挑戰(zhàn)。第一，相當多的人不能適應急劇的社會變革，處于高度迷惘與混亂的狀態(tài)。

　　第二，經濟和社會結構迅速變化使我們原有的國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用。急劇變化的經濟基礎與變化極為緩慢的上層建筑之間的嚴重脫節(jié)、不協(xié)調、不適應恰恰成為產生引發(fā)各類普遍性、甚至爆炸性社會問題的根源，如吏治不彰，貪污腐敗橫行；
就業(yè)不足，失業(yè)問題嚴重；
市場混亂，制假售假屢禁不絕；
監(jiān)管失靈，惡性事故頻頻發(fā)生；
環(huán)境破壞，生態(tài)危機迫在眉睫，等等。

　　第三，各種市場的、政府的、社會的力量正在加速推動中國沿著三個緯度方向變成一個不斷“失衡”、加劇“斷裂”的社會。這是一個統(tǒng)一的、穩(wěn)定的、繁榮的、民主的中國的心腹之患。

　　城市鄉(xiāng)村之間的失衡與斷裂：像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中國也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斷裂的二元經濟和社會。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內部的城鄉(xiāng)差別比中國更大。在改革初期，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別曾一度縮小，廣大貧困農民是中國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從1984年開始，這種差距又開始擴大；
到2001年，已達到建國以來最高水平，且還在不斷擴大。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正在花巨資打造國際一流的超級都市，而農村的很多地方卻出現(xiàn)明顯的凋敝。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城鄉(xiāng)差別主要是由行政阻隔造成的，但畢竟城鄉(xiāng)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而現(xiàn)在，在障礙城鄉(xiāng)流動的行政壁壘逐步瓦解的同時，市場力量卻可能扭斷城鄉(xiāng)之間的連接，因為從國際市場進口城市需要的食品或其它生產原料往往質量更高、價格更便宜。

　　東西地區(qū)之間的失衡與斷裂：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存在地區(qū)差距并不奇怪。但中國各地區(qū)之間的差距之大，遠遠超過其它國家�？梢院敛豢鋸埖卣f，現(xiàn)在我們面臨的局面是“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同時存在著北京、上海這樣的第一世界，廣東、江蘇、浙江這樣的第二世界，廣大中部省份這樣的第三世界，以及諸如貴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這樣的第四世界。在這四個“世界”之間，不僅在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且沿海省份與國際市場的聯(lián)系遠比與內陸省份的聯(lián)系更密切。

　　階層、階級之間的失衡與斷裂：如果說在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曾使幾乎所有人受益的話，其后的發(fā)展趨勢發(fā)生逆轉，越來越象一場“贏家通吃”的游戲。無論是在城鄉(xiāng)內部，還是在各地區(qū)內部，階層、階級差別正在以加速度擴大。在小一部分人享受燈紅酒綠、寶馬香車的同時，一大批農村居民從未脫貧，相當一部分城市居民因失業(yè)等原因陷入貧困。富人階層和集團相當部分是由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獲取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控制權的特殊人群組成。知識和文化精英也在市場初次分配和政府公共財政分配中獲得了遠高于人口比例的份額。另外，相當一批黨政官員與市場經濟中的強勢集團相互勾結，貪贓枉法，結成利益相關者，躋身于新貴、新富俱樂部。而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工人和農民仍處于社會底層，相當多數(shù)人群被歧視化、邊緣化、底層化。他們中一些人不僅相對社會地位滑落了，而且絕對生活水平也下降了。

　　所謂失衡社會是指，在一個社會中，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擁有的各類社會資源（包括獲得的公共資源）占社會總資源的比例遠高于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另一個利益集團或階層擁有的各類社會資源（包括獲得的公共資源）占社會總資源的比例遠低于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所謂斷裂社會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幾大板塊（利益集團和階層）并存，彼此之間不僅缺乏有機聯(lián)系，又不能互換、交易、妥協(xié)。社會中存在差別總是難以避免的。只要差別是連續(xù)的、可交易的，這樣的社會盡管會面臨種種挑戰(zhàn)，但由于能夠妥協(xié)，既不可能革命，不太可能崩潰。斷裂社會則不同，治理這樣的社會十分困難。出臺對某一板塊有利的政策，往往必須以另外的板塊為代價。在“零和游戲”里，當事人不愿妥協(xié)，局外人也難以協(xié)調。更嚴重的是，上述三種“斷裂”中，受傷害的主要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工農大眾，尤其是居住在中西部省份的農民。長期以來，正是這些人構成了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基礎。他們的不滿意味著黨的執(zhí)政基礎受到嚴重侵蝕。

　　三重挑戰(zhàn)疊加在一起，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面。有些人把過去十來年說成是“歷史最好時期”，甚至有人將這個時期頌揚為“太平盛世”。不過明眼人都十分清楚，我們所處的時代充其量只是“盛世”，卻并不“太平”。經濟上的繁榮也許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但在日益經濟繁榮的過程中，各種不穩(wěn)定的因素也在隨之呈指數(shù)型增加。事實上，過去幾年各項對城市居民進行的社會形勢問卷調查都表明，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前蘇聯(lián)東歐的共產黨政府在一夜之間下臺，社會崩潰，在臺灣長期執(zhí)政的國民黨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政權，就是斷裂社會演變的結果。我們不能排除這種情況在中國出現(xiàn)的可能性。實際上中國現(xiàn)階段的斷裂社會情形遠比他們更為嚴重。“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易經》），這是中國歷史上“安邦治國”最重要的政治經驗與教訓。盡管目前中國還不太可能發(fā)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我們寧可把困難與挑戰(zhàn)估計得嚴重一點，認識得清楚一點，把應對預案與對策準備得充分一些。這樣才能避免被動，立于不敗之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三、應對重大挑戰(zhàn)之道

　　綜上所述，中國面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怪象（Paradoxes ）：一個是“中國怪象”（theChinaparadox ），另一個是“中國政治怪象”（theparadoxofChinesepolitics ）。中國怪象表現(xiàn)為，一方面中國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由度擴大了）；
另一方面從上到下都感到中國面臨著重重危機（政府的正當性危機，社會危機，道德危機，環(huán)境危機）。中國政治怪象表現(xiàn)為，一方面人們抱怨政府太強，管的太多，太死；
另一方面人們也有理由抱怨政府太弱，對很多該管的事（如懲治腐敗，打擊制假販假，防止災難性事故，從嚴執(zhí)法等）往往顯得無能為力。這兩個怪象表明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關頭，它必須尋求新的思路才能克服當前的危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標。問題是，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應對之道？談到應對之道，目前有體制內、體制外兩類改革思路。

　　體制內的思路是指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以“效率優(yōu)先”為原則，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優(yōu)先目標，我們已經在第一節(jié)中以大量事實充分肯定了它的合理性、進步性和歷史作用，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它的局限性、片面性和某些負面作用。這種改革思路十分簡單的以為只要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希望高速增長會自動地惠及全體人民，以緩解社會矛盾。不可否認，作為一個發(fā)展中人口大國，爭取高速經濟增長是完全必要的。但過去十幾年的經驗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回應和解決上面提到的三重挑戰(zhàn)，也不會自動導致社會穩(wěn)定。究其原因，道理其實很簡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必然要以“效率優(yōu)先”，犧牲社會公平，往往容忍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
以“市場優(yōu)先”，犧牲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以“資本優(yōu)先”，犧牲勞工利益和人力資本的投入；
以“外資優(yōu)先”，犧牲內資利益和國家利益；
以“生產優(yōu)先”，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效益。雖說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其實“兼顧”往往就是不顧或者犧牲公平。表現(xiàn)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支出上，就是寧可“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我們原以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就會自動地幫助和帶動全體人口和全社會富裕起來。但事與愿違，先富起來的人和地區(qū)希望“越富越要快富”，“越富越要暴富”，并想方設法加強政治上的優(yōu)勢地位和影響力。他們中的一部分變成了社會中的特殊利益集團，占有和迅速擴大遠高于其人口比例的各種資源，不斷拉大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過去20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xù)的高速增長，出現(xiàn)了空前的經濟繁榮，與此同時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不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弱化，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化，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極大的反差。為什么我國的經濟高增長并沒有帶來人們滿意和社會穩(wěn)定呢？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有不同的模式，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果。并非所有的高增長都會帶來社會穩(wěn)定。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wěn)定，才能實現(xiàn)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
反之，不公平的增長卻往往帶來社會不穩(wěn)定甚至是社會動蕩，中斷經濟增長。不幸的是，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像是“無就業(yè)增長”（joblessgrowth ）、“不公平增長”（unequalgrowth ）和“不可持續(xù)增長”（unsustainablegrowth ）。

　　保持中國社會穩(wěn)定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政府的優(yōu)先社會目標。如何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是有不同的思路。最為流行的觀點是把社會穩(wěn)定的“寶”押在經濟增長上，這是基于一種未加言明的假設：高速經濟增長可以無限期地持續(xù)下去。它是一種危險的假設。我國經濟已經在高位連續(xù)增長了二十多年。也許，這種勢頭還可以繼續(xù)若干年，但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永續(xù)增長。被稱作“奇跡”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不是例外，美國也不是例外。在二十世紀最后十年，美國曾一度信心滿滿，自認為擺脫了經濟周期的束縛，進入了所謂不間斷增長的“新經濟”（theneweconomy ）�，F(xiàn)在看來，只不過是“黃梁一夢”而已。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huán)境十分不利。依靠巨大的內部市場，我國經濟應該能夠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天有不測風云”。凡事需做最壞打算，未雨綢繆才能防患于未然。我們必須正視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xiàn)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一旦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很容易激化各種社會矛盾沖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維爾就注意到，社會大動蕩往往不是發(fā)生在經濟長期停滯的地方，而是發(fā)生在經歷了經濟增長的地方。根據(jù)他的觀察，最可能發(fā)生動蕩的時刻是經濟停止增長、開始出現(xiàn)下滑的那個拐點。法國革命正是發(fā)生在這樣一個時刻。后來，研究革命和動蕩的學者把與托克維爾類似的觀點稱之為“倒J ”假設，并在各國歷史中找到了很多證明“倒J ”假設正確的證據(jù)。最近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出現(xiàn)的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經濟危機引發(fā)的政治危機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體制外的思路則把希望放在三個流行的概念上，即“自由”、“公民社會”和“民主”。強調“自由”的人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在于政府無所不管，鉗制了人們的自由。他們相信，只要政府撤出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動會將社會經濟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條。在此意義上，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他們斷定，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是讓國家“縮水”，實現(xiàn)有限政府。強調“公民社會”的人未必同意自由派有關市場的神話。他們認為，無論是市場經濟組織還是政府組織都無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領域，他們看到了非營利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如扶弱濟困，保護環(huán)境）。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相信，非營利和非政府組織有制約國家的潛能，可以使之無法為所欲為。強調“民主”的人并不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勢力。壞的不是政府，而是不民主的政府。他們認為一個民主的政府大有可為。因此，他們希望政治改革從推進公民參與政治入手。一旦人們獲得了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的權利，中國就可以實現(xiàn)將國家機器民主化的目的。強調“自由”、“公民社會”和“民主”的體制外人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側重制約公共權威。

　　面臨巨變帶來的挑戰(zhàn)和應對挑戰(zhàn)的不同思路，經過對中外國家制度建設和發(fā)展歷史經驗的理論思考和反復討論我們得出結論：沒有一部有效的國家機器，無論是“自由”、“公民社會”，還是“民主”都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我們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一條具有現(xiàn)實性的新的思路?即民主的國家制度建設。這條思路的基本假設是，沒有必要的國家制度建設，一個國家難以持續(xù)、穩(wěn)定、協(xié)調地發(fā)展經濟，也不可能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民主政治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礎；
反過來，如果國家制度建設不包含民主的因素，得到加強的國家可能變成任何組織、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怪獸”。這個思路的理論假設來自于對其它國家歷史經驗的觀察：凡是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和具有穩(wěn)定民主制度的國家都有堅實的國家制度建設作為其基礎（如歐美國家）；
而在缺乏必要國家制度建設的地方，經濟發(fā)展難以持續(xù)；
即使民主化出現(xiàn)，也難免曇花一現(xiàn)。缺乏國家現(xiàn)代制度基礎的民主化還可能進一步削弱國家能力，使社會和經濟失序（如俄羅斯、獨聯(lián)體國家、印度尼西亞等），甚至有可能導致內亂和無政府狀態(tài)（如非洲一些國家）。

　　與廣為流行的“增長至上論”和“增長萬能論”不同，我們認為，經濟增長本身不可能解決超大規(guī)模的、急劇的、多重的轉型引發(fā)的各種相互關聯(lián)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相互制約的，只有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時，社會才能平穩(wěn)發(fā)展。當經濟基礎發(fā)生變化時，必然會提出變革上層建筑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歷了廣泛而深刻的改革，其經濟、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國家的政治體制卻未能作出相應的重大調整。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日趨尖銳，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民主國家制度建設或重構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當經濟結構比較簡單時，政府也許可以用指令性計劃管理經濟。一旦經濟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哪怕有最聰明的計劃者，計劃經濟體制也不可能有效運作。這時，引入市場機制勢在必行。同樣道理，當社會結構比較簡單時，政府也許可以用專斷的方式管理社會。然而，當社會變得相當多元化時，即使有最無私、最仁慈的領袖，政府也難以有效地調節(jié)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這時便有必要逐步開放言路、拓寬民眾參與決策的渠道。

　　我們與體制外思路之所以不同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就中國發(fā)展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而言，擴大個人自由、推動公民社會、加快民主進程無疑是必要的，但只能解決其中的某些問題；
大量問題是不能以制約公共權威的方式解決的。這只要看看印度、海地、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實行了40-50年的民主實踐就很清楚了。大量經濟、社會、政治、法治方面的問題必須要靠建立和完善國家制度才能解決。實際上，民主制度本身說到底也是一種公共權威，一種國家制度。因此，中國的政治轉型應著眼于強化和改善公共權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權威。換句話說，在中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不僅應該將現(xiàn)有國家機器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且應該大力加強國家制度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建立一個高效、有很強的良治能力的政府。更具體地說，我們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三句話：
　　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應優(yōu)先于大規(guī)模的民主化，要先行一步，因為它是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
否則民主化就可能演化為泛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

　　國家制度建設應當包括民主政治的成分，而且其最終目的也是在中國建立穩(wěn)固的、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體制。

　　有序地擴大公民參與公共政治是建設民主國家制度的必經之路。

　　在過去兩年里，本課題組成員通過分工協(xié)作對以下幾個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首先我們試圖確認國家建設的基本要件，并從理論上討論各項要件的重要性及其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意義。

　　我們認為，任何現(xiàn)代國家都應該具備八項基本職能，它們履行這些職能的程度反映國家能力的強弱。如果一個政府具備履行所有職能的能力，我們便稱它為一個有效的政府；
如果一個政府僅能履行其中的某些職能，我們稱它為一個低效或低能的政府；
而如果一個政府無法履行其中的大部分職能，我們則可以稱它為一個失敗或無能的政府。

　　這八項基本國家職能與相應的能力是：維護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的能力（強制能力）；
動員與調度社會資源的能力（汲取能力）；
培育與鞏固國家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的能力（濡化能力）；
維護經濟與社會生活秩序的能力（監(jiān)管能力）；
確保國家機構內部的控制、監(jiān)督與協(xié)調的能力（統(tǒng)領能力）；
維護社會分配正義的能力（再分配能力）；
將民眾參與需求納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納能力）；
協(xié)調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

　　其次，我們討論了國家基本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在這方面，我們將把國家基本制度建設與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以及政治轉型聯(lián)系起來加以思考，其結論是：要在工業(yè)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條件下解決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僅有共產黨本身的建設是不夠的，必須從加強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方面入手。不強化國家基本制度則無法保證經濟發(fā)展的持續(xù)和社會的穩(wěn)定；
沒有國家制度建設作為基礎，草率的民主化可能加劇社會失序，甚至導致社會動亂。反過來，沒有廣大人民大眾參與的國家制度建設可能加劇政府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危機，也不可能加強國家能力。

　　再次，我們提出了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思路的雙重目的。一方面，我們希望逐步消除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亂象，實現(xiàn)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另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國家基本制度建設，為民主政治的建設奠定制度基礎。為了說明國家基本制度建設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lián)，我們用各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證明，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自由、法治、民主和社會正義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最后，我們討論了如何在中國推進國家基本制度建設。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是一個連續(xù)性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分清輕重緩急，循序漸進。我們認為，突破口應該是在加強黨的建設的同時，調整黨和國家的關系、建立現(xiàn)代公共財政制度、以及擴大公民參與政治的渠道。我們相信，圍繞上述三方面進行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我們多年的其它一系列挑戰(zhàn)，如監(jiān)管問題、分配不公問題、腐敗問題等。

　　任何國家、民族和地區(qū)的發(fā)展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戰(zhàn)，為什么有的能夠持續(xù)成長，走向強盛，而有的停滯不前，走向滯脹，有的中斷了成長，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是不同的國家對挑戰(zhàn)作出不同的響應�，F(xiàn)在中國需要第二代的改革開放思路，即“以制度建設為中心”，更加積極的主動的應對那些不可避免的挑戰(zhàn)，加速學習積累知識能力和應變能力，并比較成功的實現(xiàn)連續(xù)的、穩(wěn)定的、協(xié)調的經濟成長，實現(xiàn)國家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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