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錦濤以輔助弱勢之態(tài)起步

　　十六大之后，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中接過了中共第一棒。江澤民把總書記之職移交胡錦濤時，留下了“三個代表”和“小康社會”重量級的囑托。

　　然而，這些事做起來相當艱巨。

　　擺在新領導集體面前的選擇是：著力促進精英發(fā)展還是著力扶助弱勢改善？孰重孰輕？如何取舍？無疑是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尤其對胡錦濤這個黨中央的“為首者”而言，起步格外重要。

　　結果人們看到，當上總書記尚不足二十天的胡錦濤，于2002年12月25日首次邁出北京大門，即與曾慶紅帶領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人員，伴著漫天雪花，來到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胡錦濤一行在西柏坡究竟想要尋找什么或者想要得到什么，曾引起海內外人士的熱烈猜測。

　　胡錦濤在西柏坡說：毛澤東當年離開西柏坡去北京，形象地稱為進京“趕考”。我們這次來西柏坡，可以說是來“上學”的。自此，毛澤東1949年即將進入北京掌權前提出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成了新黨首胡錦濤的座右銘。

　　對胡錦濤的西柏坡之行，《紐約時報》撰文指出，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行動，意在塑造自己站在弱勢群體的形象，另外也同時向那些老共產黨員強調，艱苦奮斗精神不會丟。

　　不能說《紐約時報》的分析沒有道理。

　　胡錦濤上臺后必須要有所作為，要樹立一種別具一格的清新形象。突破口在哪里？于是，西柏坡被選中，這是于情、于理、于政均合適的選擇。作為中共第一把手，“朝圣”具有意義的革命之地，一方面向世人昭示第四代接班的正統(tǒng)性，另一方面有機展現出傳統(tǒng)繼承的發(fā)展性。胡錦濤在西柏坡強調的三個“很”字：“任務還很艱巨”，“困難和挑戰(zhàn)還很多”，“要走的路還很長”，無疑有著極強的現實性。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江澤民準允私營企業(yè)家入黨的學說，不僅造就了一批富人，而且這些富人正在走進政治領域，形成對富人越來越有利的強勢力量。近來，私營企業(yè)家紛紛“商而優(yōu)則仕”，堂而皇之跨入省級領導層：資產超過十二點五億人民幣的徐冠巨出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重慶著名私企老板尹明善出任重慶政協副主席，另外還有多位私企老板當了省工商聯的會長。據全國工商聯的統(tǒng)計，在過去的五年中，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擔任縣以上各級人大代表的有九千零六十五人，擔任縣以上各級政協委員的有三萬兩千零二十五人。

　　中國人致富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中國的貧富差距卻相當嚴重。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對富人尚存難以扭轉的不平衡心理，社會普遍存在一種觀念，認為不少富人在資本原始積累時發(fā)的多是不義和不法之財。為此弱勢群體中業(yè)已興起一個新現象：仇富。

　　此次“兩會”，代表委員提供的數字顯示：目前農村失地農民2000萬，農村貧困人口3000萬，城市貧民2000萬，徘徊在溫飽線的農民6000萬，進城打工的農民工1.2億。

　　以前留下的貧富差距陰影，一方面是個國家大隱患，另一方面也是對胡錦濤的大考驗。政治體制改革他還不能有效動作，但解決收入差距他必須有所動作。他要解決這個問題，能到哪里借到“尚方寶劍”？他只有去找毛澤東。胡錦濤要找的不是毛澤東的衣缽，而是一種載體，他顯然準備把毛的觀點借來翻新，試圖解決新形勢下的新問題。

　　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在其近期撰寫的國情報告中指出，中國長期對城鄉(xiāng)居民實施的待遇不同的兩種制度，致使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懸殊。對農村建設和農民利益的長期漠視，再加上產業(yè)沖擊形成的越來越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將放大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政治不穩(wěn)定�！�

　　胡鞍鋼1999年初就指出，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重，再次進入社會不穩(wěn)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經濟結構調整；
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yè)洪水”；
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xiāng)差別和地區(qū)差別；
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
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

　　當時有的人認為胡鞍鋼的看法“危言聳聽”，“言過其實”，但當年4月即爆發(fā)了法輪功組織圍坐中南海的事件，結果震驚中央，也驚動世界。

　　胡錦濤當然清楚，突發(fā)事件中有一種叫“能量積蓄型”，其能量的積蓄有如地震和火山爆發(fā)，一旦超過所能承受的臨界值便會突然釋放噴發(fā)。中國貧富差距、嚴重腐敗、官風惡劣、拖欠工資、養(yǎng)老費低等，都有可能在能量蓄集到臨界點時“一觸即發(fā)”。

　　政策與策略，是政治家的生命線。從胡錦濤上任的四個月里可以看出，他的政策和策略是首選兩頭再擇中間，即先對弱勢群體和老干部加以安撫，然后再對先富階層和中產階級著眼。不難看出，他對種種隱患都在穩(wěn)步采取行動：新年剛開門就去內蒙訪貧問苦，適時強調憲法的權威和法律效力，研究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強令補發(fā)對農民工的欠薪等，胡錦濤已在作為。

　　二、行勝于言是胡錦濤的座右銘

　　若以通俗的性格特征歸類，胡錦濤屬于內向之人。筆者在寫《胡錦濤》一書時，接觸過不少與胡錦濤相熟的故交，眾人對他的看法是，不嗜夸夸其談，寧愿多做少說。

　　胡錦濤身上表現出的“內向”，除有天生因素外，還與后天的修煉有關。胡錦濤八歲喪母，父親長年在外經商無暇顧及家庭，他小小年紀便以長子身份擔起了照料自己和兩個妹妹的責任。無論他兒時還是“文革”期間或是在甘肅的艱苦歲月，人們紛紛抱怨這不滿那不滿的時候，從沒人聽到胡錦濤發(fā)過牢騷。他向來有難自己擔，理性對待問題，長于化解危機。

　　1959年他從江蘇泰州考入清華大學。清華園禮堂廣場留下的前輩碑刻“行勝于言”四字，對他影響至深。另外，他步入政壇后，中國特殊的形勢和環(huán)境，更造就了他“訥于言而敏于行”的作風。

　　胡錦濤1985年7月前往貴州上任時，尚未滿43歲。當時一家報紙以“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對他報道后，他從朋友那里聽到了人們私下的議論紛紛。他很敏感，非常不愿意成為人們議論的對象，當即表示以后再不能發(fā)生諸如此類的事。另外，他赴任貴州時，因只身前往未帶家人，也引來非議陣陣。他以沉默對待。

　　聰明的胡錦濤非常懂得實干的作用，因為實干可以抵消非議。他初到貴州時，很少發(fā)表施政設想和宏論，在貴陽市上上下下拜訪了一番后，乘坐面包車跑向了基層。他把隨行人員減到最少，每到一地就把縣委書記請上車，一邊聽匯報，一邊向山里開。多山的貴州很貧窮，胡錦濤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農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他的秘書抱怨，也太隨便了，難免不擔心他的安全。

　　幾個月下來，胡錦濤成了貴州通，心里已不慌。他帶回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過親身所見所聞，對貴州的省情已了然于胸。

至此，他才開始談論如何治理貴州。他派出一支支政府扶貧工作隊到貧困山區(qū)實地調研，并親赴山區(qū)同扶貧隊員座談。胡錦濤告誡扶貧隊員：要搞好農村各項工作，不能只是一般性號召，要深入下去加強具體指導；
不能只在干部中進行，要深入發(fā)動廣大群眾；
不能只是提指標、算數字，要狠抓具備措施的制定；
不能只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要抓緊時機，說干就干，落實在行動上。

　　胡錦濤雖不是多言多語之人，但他口才超出常人，只是以前人們不曾領略。此次“兩會”期間，他去政協香港團與委員們座談，終讓港人識其風采。那日，曾經屢被香港媒體點評為“最佳朗誦者”和“最佳背書者”的胡錦濤，面前僅擺一份簡單的提綱，卻滔滔不絕無稿講了五十多分鐘。其間，各種數字迭出，觀點論據鮮明，被在場人士評價為，“記憶力非凡，邏輯清晰有條理”。

　　由于胡錦濤過去十年所處的敏感儲君位置，國人沒有機會看到他的能力展示。胡錦濤當年以國家副主席身份出訪國外時，曾有記者問他為什么總是那么神秘低調，他只說，“那種描寫對我不公平�！�

　　現在，他登上了新位置，“有所作為”是他的追求，他的能量已開始顯露。

　　三、以柔克剛乃胡錦濤的制勝法寶

　　今年初以來，各地政府換屆換人，新當選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新當選的上海市市長韓正，新當選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三個中國最重要地區(qū)的領導人均出自青年團系統(tǒng)之現象，令得所有關心中國政治走向的人士無不為之驚嘆。

　　雖然團派背景官員迅速上升的作用不能全然歸結到胡錦濤名下，某種程度上看，也是一種水到渠成的使然，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選拔“四化干部”后，以團中央為首的各級地方團組織，在胡耀邦的推動下建立起中共高級干部儲備的大本營，但今日高官成批發(fā)酵，胡錦濤因素當然也是不能回避的。

　　不過，從胡錦濤的作風看，他不會在上臺僅數月時間里，就親自上陣，大刀闊斧地力推三位“嫡系”人員接掌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個中國重鎮(zhèn)的主官。顯然，有人在為他做這件事。也許可以這樣說，做這件事未必出自胡錦濤主動的意愿，系因有關方面分析領導意愿后積極推動而起。

　　即使胡錦濤有意為之，而以歷史的和國際的眼光看待，也有其合理性和現實性。古人講，“一朝天子一朝臣”。西方國家的選舉人，一旦勝出首先面臨的就是組閣問題。作為一個需要眾多干才輔佐的國家領導人，啟用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人，當然比用陌生而不了解的人心里有底。一個人有無能力和忠誠心，不熟悉不了解自然無從知道。

　　另外從此現象中還可以看出，江澤民似乎并不在意省部級干部中成批量地安排團派人馬，即使是把團系統(tǒng)的人安排他在上海這樣的“老根據地”也無所謂。就此判斷，盡管江澤民仍任軍委主席，但他歸權于胡錦濤，應是氣定神清的。

　　胡錦濤做事，善于以柔克剛。對此，熟悉他的人有一致看法。他曾經的故交和同事透露，胡錦濤做事最后好像沒有不成的。他身上有一股看不見的韌勁，威力在不知不覺中發(fā)揮，其功效有如水滴穿，即使做的過程中遇有再多困難和阻力，迂回前行也好，暫時停頓也好，但最后證明他總能達到目標。

　　回首望去，果然如此。筆者在寫《胡錦濤》一書時，從他走過的幾十年歷程中發(fā)現，“以柔克剛”的評價，對他確實恰當無比。

　　由此可以想見，胡錦濤今后主導的中國改革，哪怕是政治體制改革，有他“以柔克剛”的功夫墊底，只有具備充分時間，相信最終也將達至目標。

　　說到政治改革，近來出現在新聞領域的“春動”，頗為引人注目。十六大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宣傳思想工作的李長春，對新聞宣傳部門傳達中央精神：會議少報道領導，新聞要貼近群眾。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長劉云山把這種精神總結為“三性”和“三貼近”，即：體現時代性，把握規(guī)律性，富于創(chuàng)造性；
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而這種精神產生的直接誘因則來自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重在開拓創(chuàng)新、力求實效的工作作風”(《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之語)。

　　眾所周知，中國是個盛行“文山會�！钡膰�家，凡各色領導人出席的大大小小的會議、會見、考察，每日占據著報紙要聞版面和電視要聞時段。對這種靠政治強力占用和浪費國民寶貴時間和信息資源的作法，以及讓各級政治人物尤如明星一般有無必要都經常在報紙和電視上露面的行為，百姓的怨聲截道已是越來越強烈。

　　胡錦濤在貴州就曾發(fā)起過一場新聞改革。1986年9月，貴州省委機關報《貴州日報》編委寫了一份“關于改進會議報道的意見”，省委領導通過后批轉了這個意見，同時以省委辦公廳名義下發(fā)通知：“會議報道改革是新聞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貴州日報》編委所提的改進意見，也適合于電視、廣播等傳媒工具的會議報道，望一并按此掌握并執(zhí)行�！�

　　當時胡錦濤在貴州轄內推行的新聞改革，與現在于全中國推行的新聞改革，簡直如出一轍，重點都是會議要少報領導，新聞要貼近群眾�？蓤罂刹粓蟮臅�議或領導活動不報，群眾不甚關心的會議內容只發(fā)標題或簡訊，群眾真正關心的問題作為會議報道的重點。

　　胡錦濤早就深諳百姓心理。所以他從貴州起，就不惜犧牲自己的“風光”以帶動他人。時至今日，他又把這種作風帶入中國政壇的最高峰�！皟蓵�”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團組討論時，只有政治局常委在本代表團發(fā)言時才發(fā)專門新聞，而去別的團組活動，只以綜合新聞，一改過去“兩會”主角總是中央領導唱的風氣，把鏡頭和版面讓給了與會的代表和委員。

　　此外，這次“兩會”在多項改革中還包括，人大代表和委員會前集中學習憲法和兩會制度，以增強代表和委員的法律和參政意識。會議期間取消了一切娛樂性的活動，不再設專場電影、演出、招待活動，本著“兩個務必”的精神認真開會。

　　胡錦濤本人的帶頭做法以及“兩會”的帶頭作法，其上行下效的放射作用，對今后的示范可想而知。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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