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對自己可能會成為一個文化人懷著莫名的恐懼。雖然文字的事我也樂意做一些，但總想找個文字之外的職業(yè)，以便逃避這種恐懼。這種恐懼的主要根據(jù)就是我對于中國文化人的極度憎惡。在我和朋友們的交談中，用為指代最丑惡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國文化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中最丑惡的東西總是在文化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現(xiàn)，而我們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與文化人有點干系，作為自我批判精神強一點的人，自然要把最無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與自己相近一點的人。這種恐懼和批判中暗含著我對另一種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說明的是，我這\"中國文化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國的文化人\"，而是指全面地繼承了中國舊文化，而沒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種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籍華人）。至于那些雖是中國的文化人，卻較多地拋棄了中國舊文化的價值觀，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意識并敢于堅持自我的人，則多多少少總會受到我的尊敬。當(dāng)然，這種人在中國極少極少。

　　遙遠(yuǎn)的古人姑且不論，先說說雖已作古卻并不遙遠(yuǎn)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著較多文化成果的人。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跡，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義的證明。稍有尊嚴(yán)和獨立人格的人都會盡力捍衛(wèi)這成果�？稍谖母镪庯L(fēng)還沒吹進他的院門時，他卻來個先下手為強，主動宣稱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們可以全部燒掉。在那種非常時期說出那種話，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可是西方的一個著名故事卻是另一種結(jié)局和意義。在宗教裁判所的鐵窗里，布魯諾對于自己的眼前虧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卻不想放棄自己的真理去做一個所謂好漢。

　　火舌終于舔上他的身體，他卻驕傲地向那些罪惡者最后一次重申那個真理：\"當(dāng)你們燒死了我時，地球照樣在旋轉(zhuǎn)。\"這實在是科學(xué)的勝利和宣言。在科學(xué)勝利的背后，我們看到了光輝人格的勝利。將這兩個故事中的主角對比一下，究竟誰灑脫誰卑鄙，誰智慧誰丑陋，誰好漢誰痞子，誰維護了自己誰喪失了自己？

　　也許有人說這個對比不能說明問題，因為郭沫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鄙棄。其實無論拿哪一個中國的文化人跟布魯諾相比，或跟別的什么西方人相比，何嘗不可得出類似的結(jié)論呢。

　　艾青和丁玲是飽經(jīng)患難備受尊敬的人�？僧�(dāng)中國文壇剛剛輸進一點新的藝術(shù)方法時，他們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當(dāng)他們無力將其剿滅時，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圖借當(dāng)權(quán)者來懲惡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掃除凈盡，他們便可欣欣然地照當(dāng)名作家，照當(dāng)權(quán)威泰斗。這也不是艾青的發(fā)明，而是中國文化人的老傳統(tǒng)，不過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為了自己能做最受寵的走狗，不惜張開狼一樣的獠牙，將別的狗們一概咬死，40年來這樣的丑劇哪一天停演過？又有幾個中國文化人不是在爭媚奪寵的傾軋中被咬死或咬傷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個巴黎的故事。當(dāng)印象派畫家們新的藝術(shù)主張和藝術(shù)實踐得不到官方認(rèn)可和民眾理解時，似乎并沒有同行來乘機起哄或威壓，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著名的左拉特地寫出長篇評論，舉薦印象派首領(lǐng)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呂克、丟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樣經(jīng)常參加畫家們的討論活動。他們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別人的天才。倘若覺到自己并非天才，便忠誠地做天才們的泥土，共同培植人類精神的大樹，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計蒙住天才靈光的無賴似的\"灰塵\"（魯迅語）。艾青在巴黎留學(xué)幾年，而且是為學(xué)習(xí)美術(shù)而去的，難道竟然連這則左拉與馬奈的故事都沒聽說過嗎？

　　聽過了又能怎么樣呵，這些可憐的中國文化人！西方世界那么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樣不為中國人所知呢。在課堂上滔滔不絕講著它們的，把它們譯成漢字編成書的，將它們一本一本買回家來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錢遠(yuǎn)涉重洋去將它們寫成博士論文的，不都是我們的中國文化人么？這一切又能怎么樣呢？

　　再講一個巴金與契訶夫的故事。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切丑惡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愿我的文字不會在任何意義上對這位老人再剌傷一點點。當(dāng)許多人都用惡意攻擊和誣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風(fēng)于死地時，巴金的文章是那么溫和，完全是為了敷衍過關(guān)。在人人都要表態(tài)的威壓下，寫點這樣的文字算不上什么罪過，事后也很少有人引為自愧�？墒窃诙韲�，當(dāng)沙皇因了高爾基的進步傾向而不批準(zhǔn)他進入國家科學(xué)院時，契訶夫等人憤然宣布退出科學(xué)院，以示對政府的抗議。高爾基進不了科學(xué)院，只是少享受一項榮譽，契訶夫們卻如此怒不可遏。胡風(fēng)的被打倒，乃是關(guān)于一種文學(xué)理論和個人的（其實何止是一個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國文化人們卻如此隨和，連最正直最純潔的巴金也聽任他人指使，去干落井下石的勾當(dāng)，這種對比是何等鮮明。順便說明一句，在俄羅斯和歐洲，契訶夫遠(yuǎn)不是猛鷙的英雄�？删褪撬�這種較平和的人，也總是手握長劍，時刻守護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惡前來進犯，他就不顧一切地?fù)]劍而上，顯出斗士的雄姿。

　　中國文化人呵，你已經(jīng)完全沒有了正義感，完全沒有了自我意識么？連你的最優(yōu)秀分子，也已經(jīng)找不出一絲光輝來了么？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許是那名噪一時，為整整30年的中國文壇提供了完美無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統(tǒng)治地位）的楊朔。這個人把中國文化人的丑陋和中國文體的丑陋都發(fā)展到了極致。那樣地不敢正視現(xiàn)實，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氣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勝過天堂的蓬萊仙島。文風(fēng)上是那樣矯揉造作，那樣地充滿八股氣，那樣地干燥，那樣地?zé)o病呻吟，牽強附會，拿腔拿調(diào)，那樣地千篇一律。每一個文字都充滿了叭兒狗的媚笑和媚笑后的沾沾自喜。這幾年來，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學(xué)講壇上大講楊朔們的散文時，我就像進了地獄一樣充滿恐懼和絕望。這樣罪惡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蝕下一代的心靈，這是怎樣難以容忍的罪惡，可是我不但容忍它，還幫助他們完成這樣的罪惡，目的不過是求一口飯吃，我實在不能原諒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來還如此惡心，真想到衛(wèi)生間去吐個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國空氣的外國溫泉去認(rèn)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種卑鄙和下流的勾當(dāng)，正是我現(xiàn)在棄職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jù)說，楊朔是個很有詩人氣質(zhì)的人，是個十分真誠的人。我完全相信這種說法。但正是這種說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劇更加深刻。如果純粹是為了謀求私利，睜著眼兒求寵，我們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這樣。他是不自覺地充當(dāng)奴才的，他覺得為主子唱贊歌是一個文化人無需懷疑無需論證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贊歌為先人之見，他當(dāng)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對真實，不需要為苦難和尸骨和罪惡和丑陋動一絲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萊仙境，只需要去看海蜃樓，只需要動用化腐朽為神奇的中國文化人的老伎倆，編出一篇篇粉飾現(xiàn)實的文字。即使是那些無法點化的純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紅葉\"，\"童子面茶花\"，出于那種需要，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強令他們像自己一樣承擔(dān)起歌功頌德的使命。連如此真誠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惡之中自丑不覺，這個世界還有什么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國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惡因素不是別的而是奴道主義。當(dāng)西方暢行所謂神道主義時，他們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壓，一旦解放出來即有光輝閃爍。而奴道主義則是一種內(nèi)在的變質(zhì)。人性的一切內(nèi)容都已徹底腐爛。奴隸精神成了靈魂中唯一的內(nèi)容。即使外部壓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義的陰魂依然不散。何況那奴隸主的空缺，及時可以遞補。因為我們是全民皆奴。廣大的奴隸隊伍乃是產(chǎn)生奴隸主的最好資源。每個奴隸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當(dāng)之無愧的奴隸主，正如每個農(nóng)民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忠于職守的皇帝一樣。像楊朔的所作所為，不應(yīng)解釋為迫于外部壓力，實是出于奴才的本性。這種人一旦晉升為奴隸主，他所制造的悲劇和罪惡，決不會遜色于我們已經(jīng)認(rèn)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隸主們。中國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樣遍野橫陳，而絕對沒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無疑就是中國文化人。讓自己去做這樣的典型，豈能不感到恐懼。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到郭沫若楊朔們的尾巴后邊，這是我無法接受的奇恥大辱。

　　現(xiàn)在我終于知道，做一個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脫的命運，也是我別無選擇的選擇結(jié)果。選擇的同時我抱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堅持自我。我可以沒有恩寵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名氣沒有桂冠，但我決不可以沒有自我，決不可以沒有獨立的人格。

　　我一定要把自己與中國文化人區(qū)別開來，與一切中國奴格區(qū)別開來。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圣靈，我就甘為邪念，倘若人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為自己取名為摩羅時，便是這番寓意。同時我知道，我的靈魂早被奴隸的氣息所浸透，要完全摒棄奴性哪是一個中國人所能輕易做到的？

　　我只有懷著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虔敬之心，按著自己的要求盡力去做。

　　最后再談幾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后，誰曾站起來承擔(dān)過一絲責(zé)任？中國文化人固然沒有，他們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訴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化人呢？那些直接的責(zé)任者呢？又有誰反省過？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沒法一點一點地追究個人責(zé)任，可是，如果誰都以此為自己開脫，那么，社會運動中人的主體性又作何解釋呢？而且，那些應(yīng)該由組織由民族所承擔(dān)的集體責(zé)任，又有過真正的自審沒有？倒是那個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著那樣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審。他對于自己靈魂的苛刻，他對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誠，他對于人的尊嚴(yán)的虔敬的竭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化人和非文化人之上，成了魯迅以后中國僅有的一顆良心。這個民族在經(jīng)歷了如此丑惡悲慘的歷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絲勇氣來作一份集體反思，卻讓這么一位顫顫巍巍的龍鍾老人，獨自背負(fù)著如此深重的懺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極度的窒息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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