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年的兩會一樣，個人所得稅又成為近期一大熱點。有報道說，國務院正考慮調(diào)高個稅起征點。對普通工薪族來說，起征點調(diào)高到3000，甚至5000，直接關系到自己會不會成為個稅龐大稅基中的一員，因為很多人的工資正好在這條線上。
　　其實，在2006年起征點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之前，個稅起征點的討論就已經(jīng)火了一把，很多分析文章也都接觸到了實質(zhì)性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個稅征收完全是一刀切，沒有顧及考慮納稅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家庭負擔，是為征收而征收。
　　中國個稅收入從2006年的2452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837億元，5年增長近一倍，但個稅體制依舊如故。事實上，起征點該不該提高已經(jīng)成為偽問題，根源在于中國的稅制不合理，地方財源日漸枯竭，一切與地方收入相關的稅種，都成為財富汲取器。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稅種。由于涉及到了地方利益的調(diào)整，稅率和起征點自然是剛性難調(diào)。
　　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體現(xiàn)了稅收的強制性和人性化相結合的原則，已經(jīng)被多數(shù)國家采用。對中國來說，應該從總體上把握納稅人的個人收入，同時將家庭作為納稅單元重點考慮，而將征稅主體定為個人而不是家庭，必然會使個稅產(chǎn)生“劫貧濟富”的反作用。
　　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在理論上并沒有什么障礙，只是由于中國獨特的“國情”，比如灰色收入太多，財產(chǎn)申報制度無法建立，個稅在征管上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所以按家庭為對象征收一直未能推行。而近年來圍繞起征點的討論，已經(jīng)將這個改革難點掩蓋起來，大家都糾纏于起征點多高對誰有利的問題上。如果改革不能觸及這個真問題，個稅調(diào)整就只會方便政府征管。同時，如果沒有其他制度的合力，對于社會公平而言，個稅也難獨支局面。既然個稅收入公平的調(diào)節(jié)功能無法實現(xiàn)，百姓又怎么能對起征點討價還價的微調(diào)寄予過高的希望？ （羅岳）
　　
　　2月27日，正在上班的小馬，看到網(wǎng)上跳出一條新聞：溫家寶總理和網(wǎng)民在線交流，稱今年將提高個稅起征點。他立即給老馬打了個電話：“爸，個稅起征點要調(diào)高了，儂的工資變相漲啦！”
　　接到兒子的電話，老馬一下沒反應過來，愣了半晌，回了一句：“臭小子，調(diào)個稅關你什么事，不好好上班！”
　　熱臉碰上冷屁股，小馬笑嘻嘻掛上電話：“我爸就這樣的人，工作了那么多年，快退休了，工資還是那么點，心情不好嘛，也正常�！�
　　說這話時，小馬是上海一家外資企業(yè)的公關（自嘲“很快就不是了”），月入過萬，算是典型的白領一族，而父親老馬，則是郊區(qū)一家不景氣工廠的小頭目，天天思謀著退休后的生活。
　　月收入過萬與“工資28.6元”
　　對稅的敏感，小馬和老馬是從春節(jié)之后開始的――很多城市限購房，自然就談到錢，而談錢，對于小馬爺倆這樣的工薪族，就要說到工資結果，算來算去，小馬認為，每月自己“被扣的太多了”。
　　以1月份工資為例，稅前18190元，加上房補400，共計18590，看起來不少，可單位不避稅，扣掉三險一金，再加上個稅2557.8元，實際到手14102元，扣的，約占總額1/4。
　　老馬慨嘆，兒子扣的錢，已經(jīng)接近他全部工資。而他，已經(jīng)參加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工人，多年的積蓄，竟然不能給兒子在上海買套房――在房價最高的2010年，小馬按揭了一套房，貸款100萬。
　　小馬不是個浪費的人，房是沒辦法，屬“剛需”。車他不打算買，因為，在上海，一個車牌3萬多，停車費是小區(qū)和單位兩頭都要交，還有天天漲價的汽油，算下來，不如打的合算。
　　老馬心中也有一本帳，一個月工資五千多，單位把獎金和工資分開發(fā)，能避點稅，可總量少，各項扣完，到手只有四千多，加上日常開銷、妻子吃藥、贍養(yǎng)老母親，一年到頭，存不下了什么錢。
　　1954年出生的老馬，年輕時遇上“文革”，書沒讀多少，留下終身遺憾；年齡稍微大點，又碰上“上山下鄉(xiāng)”，稀里糊涂跟著同學們一起去了北大荒，一呆8年，“剛?cè)�時挺新鮮，后來就想跑路……”
　　資料顯示，1968-1969那兩年，上海約有110多萬知青，前往黑龍江、安徽、江西等地插隊。老馬，是那百萬分之一。
　　幾十年后，回看當年那段插隊生活，老馬感慨萬千：“下鄉(xiāng)的那個邊境村，就靠著中蘇界河――黑龍江。從村頭走到村尾的那一排馬號，還抽不完半截葉子煙，一共就百十來戶人家……”
　　“文革”結束，“返城潮”風起云涌，老馬稀里糊涂又隨大部隊回到上海�？伞暗苊枚即罅�，家里狹促得很”，他只好到處湊合。后來，閘北一個新成立的服裝廠招工，二十多歲的老馬從農(nóng)民成了工人。
　　第一月的工資，老馬記得很清楚：28.6元，“學徒轉(zhuǎn)正后可以拿到三十多”。車間主任把錢發(fā)到老馬手上時，他激動得不行，“花了兩塊多錢，割了幾斤肉，全家人飽餐了一頓，那味道香�。　�
　　1979年6月，老馬結婚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個月，全國各地的財稅專家、各省稅務局局長，以及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云集大連，幾名來自美國著名大學的經(jīng)濟學教授也被悄悄地邀請來了，專程傳授美國個人所得稅法的立法經(jīng)驗。
　　3個月之后，中國首部《個人所得稅法》草案，誕生于這批中外精英之手。幾經(jīng)討論，最終，中國的個稅起征點定在了800元。
　　這在當時是個什么概念呢？
　　老馬說，大概是他兩年的工資。
　　1980年9月10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自公布日起實施。也是這個月，小馬降生了，老馬四處給人報訊，托關系找人弄票給老婆買補品。
　　“為什么他們不交個稅？”
　　時光如水，流走了老馬的青春，從普工到領班，再從領班熬成車間副主任、主任，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資（不固定，要看具體每月績效），在弄堂里不算少了，可距離800元的個稅起征點，依然十分遙遠。
　　“整個80年代，整個廠子，好像都沒聽說過誰交個人所得稅�！崩像R說，倒是有一年冬天，他回父親的老家蘇北探親，聊起收入，一個遠方伯伯抱怨，種地不賺錢，“公糧”卻一點都不能少。
　　“當時還沒有人稱呼那個為農(nóng)業(yè)稅，但農(nóng)民都要交，我們工人呢，自己掙工資，好像不給國家交什么�！崩像R說，由于經(jīng)濟不寬裕，去一次鄉(xiāng)下，看那邊豬肉便宜，一般都會多買一些，腌起來慢慢吃。
　　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之初，上海的很多產(chǎn)品代表著高品質(zhì)，但開放后的第一個10年，它的經(jīng)濟增長幅度不僅遠不及江浙和廣東，甚至，有幾年僅為全國平均增長率的1/2。
　　所以，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仿佛成了一個末路貴族，市區(qū)充斥著破舊的廠房、落后的設備、堵塞的交通。上海人的居住環(huán)境，仍然是螺螄殼里造道場。1988年甲肝大暴發(fā)，黃浦江渡船上擁擠喪命，令老馬等上海人記憶猶新。
　　1990年，鄧小平視察上海，指出，“浦東開發(fā)比深圳晚，但起點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來居上。”在鄧的指示下，開放上海浦東，成為國家戰(zhàn)略，上海自此進入一個迅猛發(fā)展的快車道。
　　老馬的工資也是那幾年迅速增長，由于時間久遠，他已經(jīng)忘記了是哪一年，突然有一天，發(fā)現(xiàn)到手的工資單上，被扣去了幾十塊錢的個人所得稅。直到那時候，他才知道有這個個稅的存在。
　　與老馬蒸蒸日上的生活相反，弟弟馬強似乎走了背運，上海大開發(fā)，他先是下崗，接著是擺地攤，從產(chǎn)業(yè)工人變成了小商販：“每天4點半就要起來，進貨，擺貨，一直忙到半夜。”
　　可沒幾年，兄弟倆再坐到一起的時候，弟弟已經(jīng)賺到了人生的第一個10萬、20萬，而老馬的工資單上，扣除的個稅依然是幾十元。能帶來些許安慰的是，兒子小馬考上了南京一所名牌大學，而女兒只讀了職專。
　　“我弟弟那段時間，包括現(xiàn)在，掙的比我多多了，但一直沒見他交什么個稅，這是為啥呢？”老馬有些疑惑，“是不是他們做生意，稅都已經(jīng)從公司里扣除了，然后不再扣他自己的稅了？”
　　“稅感時代”
　　2005年，中國的個稅從施行了25年的800元起征點，上調(diào)至1600元。不過，這對于老馬，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他的廠子倒閉了，他剛跳槽去了一家私營企業(yè)，還是加工服裝，但“忙多了”。
　　這期間，父親過世了，妻子生了一場大病，家中的積蓄，刷地一下減去了大半，讓老馬心疼又難過。好消息也有，2003年，小馬大學順利畢業(yè)，起薪已快和他的工資持平。
　　至于馬強，七浦路的服裝生意早已不干，資金轉(zhuǎn)向了房地產(chǎn)，專業(yè)炒房。最高峰時，手中握有近20套房，輕輕松松，鈔票大把。女兒職專畢業(yè)后，一天班沒上，直接在網(wǎng)上賣起了眼鏡。
　　“我的那個妹妹啊，折騰了這幾年，現(xiàn)在生意做大了，每個月的流水就一百多萬，我是趕不上嘍……”小馬略帶羨慕地介紹他的堂妹，盡管和他同一年畢業(yè)，還是中專，只在網(wǎng)上賣隱形眼鏡，但月入幾十萬。
　　至于個稅，小馬說他從未聽堂妹提起過，“他們公司是否繳稅，我都表示懷疑，因為很多眼鏡都是走私過來的，然后批發(fā)給那些淘寶賣家，哪里繳什么稅啊，個稅估計更不要說！”
　　羨慕歸羨慕，小馬感覺自己大學也沒白讀，這不，畢業(yè)七八年了，工資按部就班地漲，也慢慢步入了白領之列。惟一不爽的是，感情方面一直不順，讓他自嘲為“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
　　對于網(wǎng)上瘋傳的《公民稅權手冊》，小馬說他看過，但遠不如實際買房給他的刺激大――“上家的稅，加上我自己的，150萬的房子，全部算下來，要十多萬，實在是太讓人肉疼啦！”
　　而他做眼鏡生意的堂妹，去年國慶節(jié)也買了房子，沒花家里一分錢，直接拍出300萬現(xiàn)金，一下買了個比自己氣派得多的新房。“不能比啊，她雇了十多個員工，生意越做越大嘍。”
　　繳稅這么多年，自己究竟交了哪些稅，哪些方面，比如母親生病、高額房貸、供著奶奶等，是否可以申請個稅退稅返還，小馬一臉茫然：“說不清楚啊，中國好像還沒有這方面的政策吧�！�
　　這也是大多數(shù)人的狀態(tài)――某門戶網(wǎng)站在2009年2月進行的“一生都交多少稅”的調(diào)查中顯示：45%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我連自己交了什么稅都不清楚”，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我交了稅但不知道稅干嘛用了”。
　　可人們對稅的敏感卻在增加。小馬就說，從買房繳了那么多稅后，他就有意識多關注這方面的信息，結果發(fā)現(xiàn)中國老百姓繳納的稅還真是不少，“柴米油鹽醬醋茶，處處都有稅”。
　　2010年10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草案)》在網(wǎng)站上公布，一個月就收到了近十萬份書面意見。其中，要求對草案進行修改、降低稅負的有53137條，占54.62%；反對制定車船稅法的有8379條，占8.61%。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這次民眾參與立法的熱情，遠比想象的要高，甚至有媒體驚呼，中國進入了“稅感時代”。
　　又開兩會了，個稅又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對象，而對于新的個稅起征點，小馬說，他給老爸電話，只是一時興起罷了，其實并無期待――“即便起征點能提高到3000元，我算了下，對我們這樣的工薪階層來說，意義非常有限，更不要說我堂妹那樣的生意人了。
　　
　　 （注：應采訪對象要求，隱去文中人物姓名和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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