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照《退下來以后的鄧小平》，獲得了荷賽大獎，我問評委為什么喜歡它，他們說，因為我們看到了在家里的鄧小平和我們沒什么兩樣。 　　 　　開國領袖眼里的“小二”
　　
　　我是1942年5月在延安出生的。
　　1948年中共中央主動撤出延安以前，經常和李訥（毛澤東之女）、葉向真（葉劍英之子）、王興（王若飛之子）、任遠（任弼時之子）這些小伙伴一起玩。小孩子嘛都愛吃糖果，我們幾個知道，毛主席手上有糖果，玩高興了就去他那里要。毛主席就會每個小孩都發(fā)幾顆。
　　上學以后，我的作文很好，因為我愛讀書看報。寫作文《我的志愿》時，我說自己將來要當一名文學家。當時真的是這么想的。
　　1949年初，中央機關遷往北京，先是駐扎在香山。有一天，全體中央委員照相，我在旁邊玩，看熱鬧，毛主席看見了，叫我，“來，小二，你也來一起照�！蔽腋赣H當時也在場，我就不敢，結果毛主席硬把我拉在他身邊，拍了張合影，照完還笑著說“小二將來也可以當中央委員，候補期18年”，引來眾人大笑。
　　我們這些中南海里的孩子，從小生活在國家領導人身邊，和他們的感情深厚而且質樸。我在一群孩子里頭又屬于機靈的，所以很多開國領導人都親切地叫我“小二”（周總理和鄧媽媽還叫我“幺兒”），最后這個稱呼就叫開了。
　　
　　中南海小攝影師
　　
　　1954年，我12歲時，我父親說我來教你照相吧。他有一部萊卡相機，后來，又有一部祿來福來相機，我就跟他學了，沒想到這相機一拿起就再也沒放下，搞了一輩子攝影。
　　我一開始學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領導人。因為和他們有感情啊，我就很投入，學起來也用心。當時中南海有個攝影科，都是新華社攝影部中央組的記者，像侯波、杜修賢、孟慶彪等等，我呢，得空就向他們請教。
　　我父親在中央辦公廳工作，領導人有什么活動，他都告訴我，我就想方設法擠出時間趕過去拍，他們一看，噢，小二來了，拍吧。
　　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很不錯了，和攝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們一看，哎，這張不錯啊，給我們“留資”（新華社留作資料）吧，就拿去了，我當然更有癮了。
　　也正是在這時候，新華社來北京四中招攝影記者。我很想報名，我已經迷上攝影了，但是我父母攔住了。
　　父親說，你現(xiàn)在還小，文化基礎還沒打好。你看李訥就上了北大歷史系，你也要考進去。學歷史，可以豐富頭腦啊。一定要到大學里接受高等教育，攝影將來再學也不晚。
　　
　　我也就聽了父母的話，沒有報名，1961年正式考入北大歷史系，專修中共黨史。
　　其實我在高中時，就已經用相機留下了領導人的很多生動瞬間，讀大學時，可以算得上“準新華社攝影記者”了。
　　毛主席訪蘇，我拍下他站在舷梯上揮帽告別；1961年，首都機場毛主席和章士釗聊天，這張照片入了全國影展；我還拍了賀龍讀毛選，陳毅打乒乓球，李宗仁回國，等等。
　　早在1954年，中央決定調鄧小平來北京工作，周總理讓我父親打電話通知他，小平在電話里說，免了吧，我還是在西南工作。我父親說，主席都同意了，要你全家一起來。
　　鄧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為和我父親都是四川老鄉(xiāng)，就經常串門，一起吃川菜，看電影什么的。我趁機也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時候他們家合影，也叫我過去拍。
　　1958年，有一次懷仁堂后面有個接見活動，毛劉周朱鄧還有董必武、宋慶齡、賀龍、陳毅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在前排坐好了，但還沒正式合影，都在說說笑笑。我靈機一動，按了快門，印出來一看，真不錯，每個人都表情生動，神采飛揚。
　　到1966年文革開始，我已經在中南海拍了12年。
　　
　　文革中教了八年書
　　
　　文化大革命對別人是10年浩劫，對我們家則是13年。
　　文革剛開始，我父親就被打倒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文革開始，5月23日，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人的全部職務。5月24日，中央又發(fā)出《關于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打成了“反黨集團”。
　　江青、康生帶領文革小組到北大開會，動員學生起來造反。康生挑撥說：中央剛剛打倒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楊尚昆就是你們的同學楊紹明的爸爸。
　　我當時也參加了這個大會，就站在臺下，康生一說這句話，我頓時就被學生圍起來了……
　　我在大學里是很求上進的，當時我父親給我規(guī)定了兩條：一不準談戀愛，二不準戴手表。我平時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是北大團委委員，批判《海瑞罷官》時，還抽我去寫文章，在北京日報社住了一段時間。
　　但是文革一來，我從天堂跌到了地獄。
　　后來，我和妹妹到了瑞金，打算徒步重走長征路。有人發(fā)現(xiàn)后報告了中央文革小組，聶元梓派人把我們從贛州抓了回來，我回到北大就被關進了牛棚，是當時牛棚里最小的“反動學生”。他們開全校大會批斗我，陪斗的是校長陸平、黨委書記彭佩云。
　　武斗很快開始了。一次我在臺上被打昏，被押出會場時，一個造反派用紅纓槍猛扎在我頭上，頭皮被扎開長長的一塊，昏倒在地，他們把我扔進了地下室。幸運的是還有同情我的同學，他們晚上偷偷進來給我縫上了頭上的傷口。
　　后來我由“新北大公社”看押，他們把我蒙面綁在椅子上，讓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我是從來不承認的，因為沒有事實。他們就上電刑，給我過電……
　　當時北大歷史系在北郊的南口有個開門辦學點，好心的同學把我送到那里養(yǎng)好了傷。
　　
　　1968年，我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張家口4627部隊農場種稻子，從播種到收割，我整整干了兩年。最苦的是插秧，“兩層冰一層水，中間夾個肉大腿”。我從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干部子弟成為真正的勞動者，對我的成長很有好處。
　　1970年，又讓我到河北隆化縣張三營中學教書，我教的是語文、歷史和常識。從此我開始和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和農家子弟朝夕相伴，深深體會到底層群眾的純樸。在講臺前，我充滿了激情，與學生之間師生情深，至今我們仍然來往。
　　至于我的攝影設備，早被抄走。只有一臺康泰斯相機，借在同學手里，才“幸存”下來，我就隨身帶著，我給張三營的學生拍照，后來到了臨汾，又給工人學員拍照。
　　早在1965年底，我父親就被調離北京，任命為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66年5月22日，降為肇慶地委副書記，5月28日，調任山西臨汾地委副書記，6月2日，我父親到了太原，7月3日，被“隔離審查”，從此一直被“監(jiān)護”到1975年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被平反。
　　因為身心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1975年，我媽媽李伯釗偏癱。中央專案組在請示周總理后，同意讓我回到父母身邊，照顧他們。我從隆化到了臨汾動力機械廠的“721工人大學”教書。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父親恢復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了新華社廣東分社做一名攝影記者，終于圓了自己青春年少時的夢。
　　
　　為您拍下傳世之作
　　
　　文革后有一次見到小平，是1980年夏天，他在四川爬峨眉山。他爬到半山腰上，路邊有一位朝香的農村老太太坐在石頭上休息，小平走了過來，問老太太：老鄉(xiāng)，萬年寺還有多遠？老太太回答：不遠了，前面就是。就在這一問一答之間，快門按下了。照片上鄧小平站著問，老太太坐著答，他們的身后是綠油油的玉米地。這樣的構圖在文革以前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后來老太太想起了此人大概是鄧小平，就又追了上來，趕到小平跟前要下跪，工作人員趕緊把她扶起來。小平見此情景，以他特有的風格幽默了一句：“又不是要拜菩薩。”
　　我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我知道對于領袖，不要神化，也不能神化，用小平的話說，“又不是要拜菩薩”。所以，當新時期到來，當小平成為領袖時，我要把他拍成人民公仆。
　　這張照片也正是由于正確還原了領袖與人民的關系，在全國攝影評獎中得到了銀牌獎。
　　從此，一直到1992年9月，我給鄧小平拍了12年照片。這12年，鄧小平迎來了他晚年的輝煌，我給他拍的照片大概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展示他作為時代偉人的杰出非凡的一面；另一類是日常生活中的鄧小平。
　　1989年，金日成訪問中國，鄧小平與他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就在會談休息時，小平來到走廊上，陽光很好，他的表情是放松而又顯出凝重，處于一種很自然的狀態(tài)，我站在遠處，用長鏡頭拍了下來。現(xiàn)在深圳深南大道邊上掛著的就是這幅照片，它已成為鄧小平的標準照之一。
　　在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的過程中，我抓拍到了他與戈爾巴喬夫的第二次握手。當時他們已經握了手，就要開始正式會談了，禮賓人員請中外新聞記者退場。正在大家都在收拾家伙要離開時，戈爾巴喬夫說：今天不僅是兩國關系的恢復，也是兩黨關系的恢復。說完向鄧再次伸出手來，鄧小平也很高興，兩人第二次握手。我當時還在工作狀態(tài)，但背對著他們，聽到這句話，趕緊扭頭，緊跟著就拍了下來。這是一張與全世界的新聞同行同臺競爭時，我搶到的獨家照片。
　　當然，流傳最廣的還是我拍攝的安享晚年退休生活的鄧小平。在我拍攝的這類作品中，廣大讀者看到的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
　　
　　晚年鄧小平很疼愛外孫和外孫女，雖然有了外孫，但他和一般老人的想法一樣，非常想有個孫子。1985年，鄧質方夫人在美國生下了小弟，后來，他們帶著小弟回國了。不足一歲的小弟有點對眼，長得很是可愛，鄧小平心里特別喜歡。于是就有了他坐在藤椅上輕輕地掀起小被子，憐愛地看著襁褓中的小弟這張照片。
　　隨著小弟慢慢長大，又有了那張流傳最廣的“82+1”，就是一歲左右的小弟撅著小嘴巴親爺爺。這張是我在北戴河海水浴場抓拍的，我按下快門后心里就感覺有了，很快沖印出來，子女們拿給小平看，他哈哈大笑：“兩個丑八怪！”他的子女們不同意了，他跟著解釋：“兩個撅嘴巴！”但是隨后又說了一句：“好，趕快加洗，一家一張！”
　　那張小平抓外孫女眠眠的辮子，也是在北戴河拍的。那天，眠眠梳了很多小辮子，到外公身邊玩，小平很奇怪地問她：“怎么今天梳了這么多辮子？”我拿著相機站在旁邊，半提醒半開玩笑說：“抓辮子！”小平馬上明白了，他想起七十年代他第二次復出時自己說過的“我就像維吾爾族姑娘，辮子一抓一大把”，一下子笑起來，伸手緊緊抓住了眠眠的小辮子。這是一張頗具深意很有歷史感的照片。
　　有一天，我去鄧伯伯家，正好撞見他坐在那張很普通的木條扶手沙發(fā)上看《參考消息》。他戴著花鏡，沒有穿鞋，沙發(fā)前放個軟凳，兩腿伸開搭在凳上，是個很隨便但很舒服的姿勢。孫子小弟鬧著要找爺爺玩，卓琳阿姨走過來坐在另一張沙發(fā)上拿起一份小參考，說給小弟講故事，小弟也就乖乖地聽奶奶說話。我毫不猶豫地拍了下來。這張照片成為組照《退下來以后的鄧小平》中的一張，獲得了荷賽大獎，我問評委為什么喜歡它，他們說，因為我們看到了在家里的鄧小平和我們沒什么兩樣。
　　有一次，新華社攝影部領導請我代拍一張鄧小平辦公像，因為他的這類照片太少了。我就先去報告了卓琳阿姨：“卓阿姨，能不能拍一張鄧伯伯的工作照？”她同意幫忙，就幫我去說服小平：“我們幫著打燈，紹明來拍一張，好不好？”鄧小平聽完就回一句：“我從來就不辦公，拍什么辦公照片？”
　　這樣的話只有他能說出來。日常生活中，他本來就是隨意而不拘泥于形式的，他批閱文件并不是坐在辦公桌前，而大多是在家中那張木條沙發(fā)椅上，或坐或半躺，隨看隨批。
　　在家人的耐心勸說下，小平最后還是同意了，就在他看電視的休息室里，坐在沙發(fā)上，現(xiàn)場拿起一張人民日報，我拍了。
　　這也體現(xiàn)了他一貫的風格，最討厭形式主義。
　　我是站在歷史的高度拍攝鄧小平的，但我至今感到遺憾的是，在一次次“閃電式的奇襲”之后，我所留下的這些瞬間凝固的歷史照片，沒有多少人能真正讀懂，即使是我的同行，真正能夠讀出它們背后的歷史激蕩、風云變幻的，也為數(shù)不多。
　　在小平身邊拍攝了十二年，我深感必須把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他作為泱泱大國領袖的風采，同時也要反映出他作為常人的一面，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
　　我是不是站在歷史的高度拍攝了鄧小平，這也許并不重要，但我必須“飲水思源”，從照片中領略小平崇高的品格和幽默的情懷。
　　七年前，中國著名文學家柯靈先生細賞我的作品，用幾個月時間寫下他的評論：“楊紹明的重要的新聞攝影，大氣磅礴，氣度恢宏，傳神射髓，卓爾不群。”我相信他是在鼓勵我為小平拍下真正的傳世之作。
　　
　　楊紹明簡歷
　　
　　1942年生。前國家主席楊尚昆之子，著名攝影家，以拍攝中南海領袖人物聞名。中國內地首位荷賽獎獲獎者，現(xiàn)任荷賽青年大師班中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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