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海，我曾經(jīng)寫下過許多和我并不相關(guān)的文字。一座舞臺般的空城，街上闃無一人，房子陌生。我夢中看到的上海永遠如此。的確有點刻意，連潛意識也中了毒。1998年寫《老上�！罚�最先是圖片誘發(fā)了我，觀察、援引、諷喻緊隨其后。我在圖片里倘佯，竭力修改夢中所見。那時候，許多人迷上了“上�？脊艑W(xué)”。我覺得我有必要同他們劃清界線。一年以后，我在《地圖與肖像》中徒勞地辯解道：我寫上海，“不是出自熱愛，或不合時宜的懷舊情調(diào)，而是因為不相干。‘不相干’，這雖為冷冰冰的詞，卻也不失其魅惑……那些與我無關(guān)的片斷，一遍一遍地，在無聊時分被反復(fù)默寫，并不全記載到紙上。其實我并不迷戀本城，它一成不變，總是‘在那兒’，同時又即生即滅，不易捕獲。我迷戀的只是‘此在’，它一邊涌現(xiàn)，一邊喪失，剛才還在，轉(zhuǎn)眼無影無蹤。還有，我對迷戀的迷戀，已經(jīng)病入膏肓，就像一個自戀者，到處看到自己的投影，無可救藥了。‘存在即被感知’，許多作家信奉這句話，他們不明白，寫作本質(zhì)上是一種遺忘的治療過程，因為他們夢想克服的就是遺忘。而遺忘的致命之處，正在于記憶注定要隨著‘此在’的淪喪而一同流逝。在遺忘中，或在對遺忘即至的預(yù)感中，他們用詞語去描摹剛剛經(jīng)臨的世事萬象和生活歷程，希望把它們從永久的沉睡里喚醒，就像身邊的照相本，可以隨時拿出來翻閱。為了避免‘此在’陷于萬劫不復(fù)的深淵，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絕望與傷慟，寫作就成為一種最好的紀(jì)念……在本城，懷舊已蔚然成風(fēng)，仿佛是人人皆可參加的考古，又像是千年慶典前夕的一幕傷感劇，它的主題叫‘繾綣’�！�
　　一年一度，藝術(shù)博覽會如期而至。高波的個展《失夢人》在視平線畫廊開幕。又是一個與夢有關(guān)的主題。夜幕再次降臨。雨不停地下，計程車從紫云西路出來，緩緩穿過虹橋路。關(guān)于汽車喇叭和雨傘的變奏曲。在路上。閃過兩個人的名字：凱魯亞克與張恩利。他們的主題是“路”。前幾天剛?cè)チ艘惶四�干山路張恩利的工作室。次日，我在給恩利的短信中說：“很高興你的畫能出現(xiàn)在我的書的封面上，命中注定!看到你的大空間、簾幕、墻和道路我心跳不已!”刮水器在前窗玻璃刮出兩道彩虹，左一下右一下。后來我們從恩利工作室出來，經(jīng)過水塔和裸露的水泥樓梯，去半度酒巴喝啤酒。那天下午大雨如注，天棚玻璃往下滴水，滴到桌子上。酒巴里有一個女孩坐在角落上網(wǎng)，我一直沒看清她的臉蛋。濕漉漉的空氣里飄浮著爆玉米花的香味……徐家匯天主教堂到了，對，向右拐彎，停車，“天天漁港”，四個霓虹燈大字赫然在目。飯?zhí)焯煲�吃，禮拜卻只需七天一做。天主教堂在黑暗里蟄伏。黑暗才是力量。
　　飯桌上，見到程德培、張文中、孫甘露、陳村和吳斐。程德培酒興談興俱佳，眾人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德培帶頭回憶80年代：“你忘了許多重要人物!你的80年代寫得不好�！笔鞘�，那是隨手寫的，我喏喏答道。“風(fēng)箏再漂亮，結(jié)果不是濰坊的�！蹦闶钦f我？“就說你呢!”德培來勁了，“說你像羅蘭•巴特吧，你沒有羅蘭•巴特的根基。”啊，別這么要求我，求求你老兄!我為什么要成為風(fēng)箏呢，為什么要把繩子的另一頭交給某位工匠，哪怕他是濰坊人？我為什么不能做一只鳥，我又不是一根柱子，我要根基干什么用？羅蘭•巴特的根基在哪兒，巴黎高師還是巴黎大街，德培請你告訴我……別再提我的80年代，看我的90年代吧!我們在維也納廳門口握別。維也納廳，名字起得好，不避俗，俗到底，新拿來主義，非常小兒科，非常上海，非常且介亭。
　　唉，我老是跑題。五天前的計劃是先寫洪磊與上海的故事，題目都起好了：《蘇州園林，年譜，食面者與小事物的哲學(xué)》……計劃不如變化，葉芳打來電話，討論《文化的敵意》的出版合同、封面設(shè)計和最快出版時間。我決意用恩利的一幅畫，放在我這本書的封面上：黑夜之下，白雪之上，一條道路筆直地伸向地平線……在恩利的工作室，我們站在“大簾幕”前合影，我說：這畫下個月要去蘇黎士，可能此生我再也見不到它了。恩利說：可能吧。我說：我月底再來你這兒一趟，在它們旁邊坐半天。恩利說 ：好的。
　　1997年，我在一篇題為《每時每刻》的文章中曾經(jīng)這樣解釋“道路”一詞：“真理絕非是隱藏在道路盡頭的一個神秘處所，而是道路本身……真理是隨時敞開的，它晝夜敞開在我們腳下和道路兩旁。真理不僅僅是陽光和颶風(fēng)，真理還是我們腳下的泥濘和道路兩旁的塵土�！痹掝}是大了點，誰不愛聽可以跳過去。
　　“小事物的哲學(xué)”只好留待以后說了，先埋下一點兒伏筆。我的《文化的敵意》全是“大話題”，大話題不等于“大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zé)”是大話，“保護個人，國家有責(zé)”是大話題，依此類推。關(guān)于這本書的幕后情況，哦，很簡單……它源于我1990年代的逃避，以及對逃避正當(dāng)性的哲學(xué)解釋。一本遲到的書。直到去年，2005年我才獲得充足空閑。沒有任何人逼迫我寫這本書。它貌似面對許多時代和社會的大問題，其實試圖解決的只是“個人生活方式必須找到一個正當(dāng)理由”的小問題�！皶r代”和“社會”這兩個詞聽上去總是那么浩浩蕩蕩不可一世，它們好像是一對有生命、有意志和有計劃的超人主體，讓所有渺小的個人自慚形穢，只有超凡領(lǐng)袖能夠代表時代和社會，當(dāng)然這全是彌天大謊……那天晚上我們從半度酒巴出來，蕩到澳門路夏面館吃飯。薛松的膽囊終于切除了，他和張恩利一樣成了無膽英雄。我們喝加飯酒，一杯接一杯。我對薛松說，我想在你的畫廊搞一個派對，以我向90年代認識的畫家們贈書的名義。好啊，薛松一口答應(yīng)，明年1月16號是畫廊年慶，曲豐國趕上四十大壽也想在這天開個展，一起玩吧!
　　有一個小小的計劃我還沒對薛松說：2007年1月16日晚上，我將在雅巢畫廊燒掉我的一本《文化的敵意》，把灰燼裝入一只透明的塑料袋，鄭重其事地贈送給薛松。只是一條關(guān)于模仿薛松的花絮，一次對哈姆雷特的反諷：書永恒，還是書的灰燼永恒，這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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