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遂昌警方通緝記者事件里,有人爆出被通緝的經觀記者仇子明是沒有署發(fā)記者證的“假記者”;郭德綱徒弟毆打記者事件里,又有人爆出被打的北京臺記者周廣甫也是沒署發(fā)記者證的“假記者”。
　　最新的消息來自上周的吉林樺甸,兩個去采訪洪災的外省媒體記者,被當地宣傳部門和警方扣留審查了一番,宣稱其中一位記者的記者證過期了,于是“假記者”被護送出境。
　　以上這三件事情里,火眼金睛揪出“假記者”的,分別是媒體副總編、律師、宣傳部長。這三位判定真假記者的依據,則是新聞出版總署的新聞記者證網上查詢中心。OK,這當然沒問題。
　　問題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說的,這種“假記者”實在是數量太多了,抓不勝抓!
　　好吧,我先自首。不要等到被人揪出來,要誠實。
　　我也是“假記者”。
　　我這個半道出家的媒體人,從業(yè)近十年,輾轉南北數家媒體,拿到過不少采訪證件,包括南方報業(yè)集團記者證、21世紀環(huán)球報道記者證、南方周末介紹信、CCTV新聞評論部介紹信、廣電總局廣播電視編輯記者證、南方都市報記者證、南都工作證、南都周刊介紹信等等。除了上述“假”證件,我還用過名片、身份證、飯卡、非線上機卡做過采訪。
　　除此之外,我還參加過不少考試,拿到過上海宣傳系統(tǒng)采編資格合格證、廣電總局廣播電視采編資格證、廣東省新聞出版采編資格證等等。
　　唯獨沒有拿到手的,就是新聞出版署發(fā)的署發(fā)記者證―按照總署的規(guī)定,我是個“假記者”,而且已經“招搖撞騙”近十年了。
　　我2008年采訪過的一家著名財經類報紙,100多名編輯記者里,擁有署發(fā)記者證的不到10人。我還知道一家國家級通訊社主辦的新聞類周刊,創(chuàng)刊7年來業(yè)界享有盛譽,但通訊社正式編制外的記者,截至目前無一人有署發(fā)記者證。
　　而在我混過的CCTV,截至我2008年年初離職前,數千企聘員工里,包括我這種電工,也包括不少名記者名主持人在內,基本都沒有署發(fā)記者證。再加上那些臨工,應是數以千計的CCTV“假記者”,每天如過江之鯽般穿梭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
　　我認識的一位制片人告訴我,我還算是趕上了好時候,好歹一人給一張介紹信。上世紀90年代初期時,他們一個欄目組幾十號人甚至只有一張蓋公章的介紹信。每次發(fā)傳真聯系采訪時,只能用鉛筆寫抬頭,寫完后再擦去反復用。
　　最諷刺的是,即便在外界看來八面威風的央視某訪談節(jié)目,很長時期里也無法避免這一難題。記得2003年,中央領導視察該欄目組,有記者居然當面請求其批示解決欄目組記者證問題。
　　更諷刺的是,最早爆出仇子明是“假記者”的該副總編,所任職的報紙,和仇一模一樣的“假記者”亦所在多有。
　　“假記者”的隊伍如此龐大。在圍脖上討論仇子明案時,我曾半開玩笑地發(fā)起過一個資深“假記者”自首行動。此舉獲業(yè)界不少知名媒體人紛紛招認,如曾經在新聞出版總署任職,做過多任雜志總編現在還是《中國周刊》總編的一位資深傳媒人,也自供是如“真”包換的“假記者”。
　　不靠譜地估計一下,全國專職媒體人里,“假記者”的隊伍應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細究起來,這里又有兩個規(guī)律。一是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媒體里,“假記者”的數量越多;反過來的例子就是,我知道一家以收紅包享譽業(yè)內外的法制類報紙,包括拉廣告的搞發(fā)行的在內,人手一個署發(fā)記者證。
　　二是有這個署發(fā)記者證的真記者,這個證基本用不著;用得著這個證的一線記者,基本沒有這個證(不信你問問本文開頭被緝被打被擒獲的那幾位同行)。
　　問題來了,相當數量的媒體同行無法拿到署發(fā)記者證,而其中相當部分又都符合署發(fā)記者證的辦證條件,原因何在?
　　一是單位內部的人事體制樊籬;二是媒體行業(yè)特有的跳槽頻繁變動快等特點,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記者證辦理機構的官僚體制與極低辦事效率。三是―我懷疑真實的原因就在這里。按照明面上的規(guī)定,似乎辦證不難,真辦起來難死你。這樣,不聽招呼時,你就是被揪出來的“假記者”了。
　　作者為南都周刊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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