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要為武漢三鎮(zhèn)排座次，放在老大位置上的還應該是武昌。 　　 首先是人家出生得早。史書記載，黃初3年吳侯孫權把以鄂州為中心的地方叫成了“武昌”，并遷都至此，意思是要“以武而昌”。
　　 黃初是曹丕廢了漢朝皇帝，開張發(fā)市自己稱孤道寡時用的年號。那時候三國鼎立，大家都想當皇帝，勁頭已經憋了很久了。曹丕一帶頭，劉備緊接著就換了帽子，最“低調”的孫權憋到了第三年頭，也不管東漢皇帝的年號叫什么建安、延康了，武昌這一片是吳國，年號就叫黃武！人家曹丕把漢朝搞“黃”還要謙虛一下，說我這才開始：“黃初”啊。他孫權雖然后稱帝，卻一點也不客氣，“我憑么事把你攪‘黃’了？憑武力��！”他叫“黃武”嘛。
　　 那時的武昌，治所雖然在鄂州，但后來的武昌城是在它版圖之內，黃鶴樓就是黃武二年修的么。
　　 它對岸的漢陽是什么時候“出生”的呢？漢陽作為縣一級建置是在隋朝大業(yè)2年，即公元606年，武昌定名的黃武元年是公元222年，漢陽得名要比武昌晚384年。
　　 這個時候，漢口還在漢陽的懷抱里，在一片大水包圍的叢蕪之中孕育著，要等到千年之后，到明憲宗成化年間才與漢陽砰然分離，而且經五百年掙扎獲得獨立的戶頭。
　　 武昌建置以后，隨著朝代的更迭逐步把“帽子”移到了蛇山這一片。城墻啊，衙門啊，都圍繞著蛇山搭起了架子。在沒有“省”的年月州是地方行政的最高機構，武昌城就是州刺史衙門所在地。后來有了“省”，“省”的最高長官還是駐武昌。到了清朝，有了類似今天大軍區(qū)司令的“總督”（清代官場尊稱為“制臺”，正一品，管1――3省軍政要務），管湖南湖北兩省的湖廣總督衙門還是在武昌。也就是說，武昌城安放的都是“除了皇上我最大”的封疆大吏，憑這它也該稱老大。
　　 作為省府的武昌，并不全是靠行政的力量保持全省中心的地位，它自身的條件也是極其優(yōu)越的。
　　 首要的一條是水。
　　 在“仗舟楫走天下”的年月，哪里有水哪里就活，就富，武昌的水資源足以令天下人“羨慕、妒嫉、恨”：城墻之內有“三臺、八井、九湖、十三山”，而且這“九湖”只是一概說，細數之下，蛇山之南即有九湖，蛇山北還有四湖（有名的司湖、筷子湖就在山北），總數應該是十三湖。城墻之外，即使是現在還存在的，也有東湖、沙湖、曬湖、湯遜湖、梁子湖、南湖等等。小河細水，內連湖泊，外通長江，造就了一處處商業(yè)港口。自唐以來，靈泉古市、鲇魚套、金沙洲、新河口等城外碼頭，無一不是帆檣林立，人煙稠密，百貨云集的商業(yè)大埠。它們和武昌城內、黃鶴樓下的繁華互相呼應，使歷代文人的吟詠又多了些題材。
　　 南宋詩人范成大曾這樣寫黃鶴樓下的情景：
　　 誰將玉笛弄中秋，
　　 黃鶴歸來識舊游。
　　 漢樹有情橫北渚，
　　 蜀江無語抱南樓。
　　 燭天燈火三更市，
　　 搖月旌旗萬里舟。
　　 堪笑鱸江垂釣手，
　　 武昌魚好便淹留。
　　 我們從“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這一聯(lián)里，可以感覺出那時武昌的“市”該是多么有活力：三更還燈火通明，是延續(xù)昨夜生意的紅火，還是來搶今朝的早市？
　　 “堪笑鱸江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更是意味深長，意味就在于說這“垂釣手”來自鱸江。相傳唐代詩人張翰在外居官，思念家鄉(xiāng)江蘇吳江鱸魚的美味而不得，就干脆辭官掛印返回了故里。而今這來自鱸魚故鄉(xiāng)的人，竟因武昌魚之鮮美，就留在了團頭魴的故鄉(xiāng)！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柳永的《八聲甘州》，突然大起童心，讓柳永問：
　　 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
　　 讓范成大答：
　　 武昌魚好使淹留！
　　 從這個“淹留”可以看出，商業(yè)繁盛的武昌城，和古往今來許多商賈云集的地方一樣，也是由商而容留移民的城市。
　　 事實正是如此，明代的地方志描寫武昌城居民，有這樣兩句話可謂畫龍點睛：
　　 五方雜處，家自為俗。
　　 “五方”之說，比“四方”略有夸張，無非描述城中居民來路之廣。而“家自為俗”在今人中倒有例可資佐證。比如老漢口，那對門對戶、隔壁左右的鋪子，幾乎都不是來自一個地方。過春節(jié)時，漢陽人講究黃燜丸子、夾干肉，而他對門的黃陂人卻講究糯米丸子（由里及外食材全是糯米）、糖蒸肉。過元宵時，湖北人講究光湯園粘糖，而寧波人卻一定要有餡子的湯圓，還要講究餡料的香甜潤滑。一家一年俗，正是商業(yè)城“大”之所在：容納天下客，沒有大肚量行嗎？肚量大，方能大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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