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涉嫌嚴重違紀，被免去職務，接受調(diào)查。他究竟違犯了哪些紀律、法律，外界無從得知。不過，對于許宗衡，民眾的評論呈現(xiàn)出明顯的分歧。 　　―方面，也許是因為曾經(jīng)在出版社、行政學院工作的經(jīng)歷，所以，許宗衡很有表達的天賦，曾經(jīng)說過不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話語，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比如，他不止一次向媒體表示，“要做一個廉潔的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和罵名。”他的“不飄浮、不作秀、不忽悠”，也被廣為傳頌。
　　許宗衡也不是光會喊口號的人，他似乎頗為能干。他任職深圳市長之后，對地鐵情有獨鐘，以迎接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名義上馬五條地鐵線路。
　　深圳市存在著大量無法取得房產(chǎn)證的違章廠房建筑，從而形成“無證企業(yè)”群落。許宗衡執(zhí)掌深圳后，允許其“補辦”各種手續(xù)，獲得合法生存資格，解決了一大經(jīng)濟社會問題。許宗衡也給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積極推動深港兩地發(fā)展。
　　由此看來，許宗衡完全算得上“能員”、“干員”，屬于敢作敢為的官員。中國雖然不實行地方自治制度，但由于法律體系比較粗疏，地方政府官員尤其是主政官員，還是有相當大的自由活動空間的。
　　事實上，目前自上而下任命的人事制度對于官員干事的積極性所能產(chǎn)生的激勵，甚至不弱于其他國家的選舉機制。官員既然自上而下任命，則下級官員就會努力地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nèi)創(chuàng)造好看的政績，以博取上級政府的關注，獲得提拔機會。有學者將這種制度安排稱為官員升遷的“錦標賽機制”，下級官員圍繞著升遷機會在上級面前展開競賽。在這種機制激勵下，總會不時出現(xiàn)一些能干的官員，許宗衡大約就屬于這一類。
　　不過，“錦標賽機制”有一個重大缺陷：上級對于參與競賽的選手們的競賽手段，無法全面地予以監(jiān)控。民主選舉機制未必能夠選出杰出人才，但卻會有成千上萬只眼睛，至少有其他部門、有輿論盯著當選者。相反，自上而下任命、監(jiān)督的機制確有可能使能干者有機會出頭，但由一個上級監(jiān)督幾十、幾百個下級，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能干的官員在積極地發(fā)展經(jīng)濟、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也就會順便讓自己獲得一些利益。在公務方面能干的官員在權錢交易方面可能同樣能干，能干的官員完全可能成為嚴重腐敗的官員，很多能干的官員都有兩副面孔。
　　許宗衡似乎就有這第二副面孔。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兒，外界目前并不知曉。有傳言稱，許宗衡涉及國美電器黃光裕案件。另有媒體懷疑許宗衡與地產(chǎn)界有“特殊關系”，因為，許在任四年，深圳樓市異常繁榮。許宗衡出事后，一些房地產(chǎn)商也蟄伏在香港“避風頭”。還有說法稱，許宗衡可能涉及地鐵等公共基礎設施工程項目招投標腐敗。不論最終是什么，想來許宗衡的問題與其他落馬的高官不會有太大區(qū)別，大概同樣跌入與經(jīng)濟活動有關的權錢交易的古老陷阱中了。
　　也就是說，許宗衡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的時候、在辛勤忙碌地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可能做到了“公私兼顧”。當然，許宗衡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也是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各級政府高度經(jīng)濟化。政府與產(chǎn)業(yè)界、與經(jīng)濟活動過程有過于密切的關系，政府自己甚至就是經(jīng)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借助這種制度安排，某些能干的官員可以很方便地創(chuàng)造出GDP高增長這樣的政績，給自己創(chuàng)造出升遷機會；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收獲巨大的私人經(jīng)濟利益。
　　這一點令人深思。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做《史記》，專門為當時比較著名的官員做了兩篇合傳：《酷吏傳》和《循吏傳》o所謂酷吏其實都具有極強辦事能力，但執(zhí)政風格“武健嚴酷”；循吏的管理風格是“奉職循理，恤人體國”，但通常比較迂腐。司馬遷將兩者分別立傳，也說明了傳統(tǒng)政制的一大困境，即“才”與“德”兩者難以兩全。
　　今天，中國政制依然沿用自上而下的選拔機制，并同樣面臨著德才難以兩全的問題一一盡管在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出現(xiàn)嚴重斷裂的今天，談“德”這個名目有點滑稽，歷史也已證明，只靠官員之德本來就不能完全管用。
　　因而，建立和完善官員的民主任用機制，恐怕是防止許宗衡悲劇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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