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底,日本第45屆大選落幕。民主黨大獲全勝,取代長期盤踞執(zhí)政寶座的自民黨,首次成為執(zhí)政黨。9月16日,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順利當選日本首相,并與社民黨、國民新黨組成三黨聯合政府。這將對未來日本政治權力結構、國內政治思潮、國家發(fā)展模式、內外政策產生何種影響,值得關注。
　　
　　大選后的日本政治權力結構變化
　　
　　以民主黨為首的三黨聯合政府將優(yōu)先考慮如何落實競選時的各項承諾,促進民生的改善,穩(wěn)定執(zhí)政基礎,保持國民對新政府的支持熱度,為贏得2010年7月參議院選舉的勝利而努力。日本政局可能出現以下變化:
　　日本政治權力結構和決策機制發(fā)生變化,出現兩大保守勢力的朝野換位。大選結果使日本眾議院力量對比發(fā)生逆轉。選舉前,自民黨擁有300席、公明黨擁有31席,合計高達331席,超過眾議院的三分之二,而選舉后,自民黨則減至119席,公明黨減至21席,合計竟然丟掉191席。與此相反,選舉前,民主黨只有115席,選舉后則升至308席,加上聯合執(zhí)政的社民黨、國民新黨共有318席,接近眾議院的三分之二。目前,民主黨在參議院是第一大黨,擁有242席中的109席,加上社民黨、國民新黨的席位共有119席,接近半數。為確保執(zhí)政基礎穩(wěn)定,打贏2010年參議院選戰(zhàn),民主黨目前不能不與社民黨、國民新黨聯合執(zhí)政。民主黨獲得這次眾議院選舉勝利,使近兩年來日本國會眾參兩院分別由朝野各霸一方的扭曲現象得到糾正。這有利于民主黨提出的決議案、法案和預算案在國會得到通過。
　　2009年大選總體上強化了日本政壇保守化的格局,并使溫和派占據保守勢力的上風。自民黨和民主黨都是保守政黨。2005年大選時,這兩大黨議席數占眾議院的86%,而這次則升至89%。為確保小黨得以存在的比例代表制選區(qū),這次也出現選票向兩大保守政黨集中的趨勢。在體現政黨偏好的比例代表制選區(qū),2005年大選中民主黨和自民黨獲得的議席比率分別為34%、43%,而這次大選則分別為48%、31%,兩黨合計從77%升至79%。然而實際上,日本選民只是在傳統(tǒng)的保守政黨自民黨和新興的保守政黨民主黨之間做選擇。原來支持自民黨的選民中,這次有30%把票改投給了民主黨。日本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革新政黨在眾議院所占席位進一步萎縮。
　　大選后,民主黨與社民黨、國民新黨聯合組閣,取代了由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出現以兩大保守政黨為主體的政權更迭,但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兩大政黨輪替。民主黨的競選口號之一是“打破官僚主導的政治”,上臺后將著力打破自民黨政客與政府官僚、經濟巨頭所形成的政、官、財“鐵三角”金權政治利益集團,增強執(zhí)政黨和國會對政府決策的主導作用。由副首相菅直人親自擔任新成立的“國家戰(zhàn)略室”負責人,網羅智囊精英,在國家預算等重大問題上直接貫徹民主黨的決策意圖。取消了延續(xù)了123年的各部級單位事務次官會議,使職能部門官員成為政策執(zhí)行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民主黨政府將向政府各部門派遣大量民主黨國會議員擔任副大臣,保證內閣對政府各職能部門的領導和政令暢通。
　　民主黨上臺后引起的上述政治權力結構變化,必將會涉及權利的再分配,有可能引起新的矛盾,影響民主黨政府的穩(wěn)定性。在這次當選的議員中,民主黨有143人是首次當選,占這次所有首次新當選議員的90.5%,其中一些人只是憑借民主黨的選舉招牌便當選了國會議員,缺乏從政經驗,今后如何處理好同政府官僚之間的關系將面臨考驗。在經濟界,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一方面歡迎兩大保守政黨體制形成,另一方面也對民主黨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所作承諾會否影響大企業(yè)的利益表示擔憂。另外,民主黨政要的政治資金管理團體涉嫌違規(guī)集資問題,也可能遭到自民黨及媒體的追究。2010年7月日本將舉行參議院選舉,如果民主黨政績達不到選民期待值,屆時一些人為保持在野黨的制衡作用,就會把選票投給自民黨。
　　
　　日本政治思潮“脫右傾化”趨勢
　　
　　民主黨執(zhí)政,標志著日本政治思潮出現“脫右傾化”趨勢。日本相對溫和的政治勢力民主黨執(zhí)政,客觀上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民黨執(zhí)政期間政治右傾化的否定。這對日本改善同亞洲鄰國的關系有利。
　　首先,自民黨制造的“靖國神話”破產。自民黨制造了一個政治神話,即參拜靖國神社可以獲得“日本遺族會”的選票支持,并成立起“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而這次大選則徹底打碎了這個政治神話。鳩山由紀夫首相在競選期間明確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而民主黨并未因此失去選票,他本人還以201461票的最高票當選國會議員。鳩山組閣后,《日本經濟新聞》民調顯示,民眾對其支持率達75%,僅次于當年小泉內閣的支持率,居戰(zhàn)后歷屆內閣的第二位。相反,近年來積極組織參拜靖國神社的島村宜伸、中山成彬、中川昭一等自民黨右翼鷹派人物,則紛紛落選。自民黨新星、麻生內閣的“消費者行政擔當相”野田圣子,在競選期間的8月15日高調參拜靖國神社,結果在小選區(qū)照樣落選。靖國神社這次不僅沒能“保佑”自民黨候選人當選,今后反而有可能成為導致一些候選人落選的“魔咒”。
　　
　　其次,在日本政壇總體保守化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鴿派溫和勢力影響上升。日本左翼政黨社民黨與民主黨聯合執(zhí)政,是自1995年村山富市內閣以來再次成為執(zhí)政黨,也會對民主黨政府的政策產生一定影響。而在民主黨內的原社民黨重量級議員橫路孝弘,這次則出任眾議院議長。自民黨下野后,推選出前財務大臣谷垣禎一出任自民黨總裁,收拾殘局。谷垣在自民黨內也屬于溫和派的代表人物,對中國頗為友好。
　　第三,民主黨拒絕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小泉、安倍內閣曾積極主張修改日本憲法,謀求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為自衛(wèi)隊在海外配合美軍作戰(zhàn)開路。而民主黨則嚴格遵守“無核三原則”,堅持“作為唯一原子彈受害國,遵守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主權在民’、‘尊重基本人權’三項原則”,“第一要務是全力重振國民的生活”。
　　第四,鳩山首次組閣揚長避短,沒有讓鷹派人物掌握外交和安全事務大權。例如,曾經擔任民主黨影子內閣防衛(wèi)大臣的前原誠司曾宣稱“中國是現實威脅”,所以早就被排除在鳩山內閣防衛(wèi)大臣的人選之外,而被任命為國土交通大臣,去清理自民黨執(zhí)政期間在這方面的權錢交易、浪費稅金等痼疾。9月15日,國民新黨黨首龜井靜香一度被任命為防衛(wèi)大臣,可還未正式宣布就被改任為金融和郵政大臣,負責對自民黨推行的郵政改革民營化糾偏。這是因為龜井的防衛(wèi)政策思想屬于鷹派,主張修改憲法,行使和美軍聯合作戰(zhàn)的所謂“集體自衛(wèi)權”,這有違民主黨的既定政策,而他最擅長的是,反對小泉的郵政民營化,讓其單任金融郵政大臣堪稱鳩山組閣的一步高棋。
　　今后的問題在于,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不會就此消退。那些成為在野黨的自民黨右派政客,有可能聚集起來,在歷史認知、臺灣、西藏、新疆等問題上,牽制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給中日關系制造麻煩。日本民主黨內在外交、安全政策問題上也有不同主張。例如,強調“中國威脅論”、支持“臺獨”的長島昭久、中津川博鄉(xiāng)等民主黨內的“臺灣幫”便與森喜朗等自民黨內的“臺灣幫”一起宴請2009年9月再度訪日的李登輝。鳩山由紀夫缺乏執(zhí)政經驗,容易受到一些人的影響,自民黨前朝政客、某些掌管安全保障事務的官員、民主黨內強硬派都會對鳩山內閣施加影響。一旦與鄰國發(fā)生糾紛,鳩山內閣會否顧忌國內民眾的支持率而調整“友愛外交”的立場,尚待觀察。
　　
　　日本國家發(fā)展模式再度轉型
　　
　　未來日本變革的關鍵是能否實現國家發(fā)展模式轉型。戰(zhàn)后日本經濟一度高速增長,其重要原因是戰(zhàn)后日本國家發(fā)展模式的改變。戰(zhàn)后日本擺脫了軍國主義統(tǒng)治,吉田茂首相當政時確立了日本戰(zhàn)后初期所謂“輕軍備、優(yōu)先發(fā)展經濟”的治國之道。此后,日本充分利用廉價進口石油,大力發(fā)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在外交和安全方面則完全依賴和服從美國,形成“對美依附型的經濟優(yōu)先國家發(fā)展模式”。
　　伴隨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日美貿易摩擦的發(fā)展,自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的國家發(fā)展模式開始發(fā)生變化。對內謀求修改戰(zhàn)后憲法、增強軍備,對外謀求成為政治大國的國家戰(zhàn)略取向抬頭。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83年提出政治大國發(fā)展目標,小澤一郎提出日本的“普通國家論”,目的都是向吉田茂優(yōu)先發(fā)展經濟、限制軍備的治國路線靠攏。與此同時,吉田茂“對美一邊倒”的外交與安全戰(zhàn)略則得到繼承和發(fā)展,從而形成日本“對美依附型的政治大國國家發(fā)展模式”。正是這種國家發(fā)展模式的轉型,導致日本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重心偏離了經濟發(fā)展,埋下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衰退的禍根。只不過當時日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尚處在上升階段,日本當政者和政策智囊有些飄飄然而未能預見到其國家發(fā)展模式存在的隱憂而已。
　　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實力地位相對下降,國內政治右傾化引起的對外關系緊張,導致日本企圖改變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主觀戰(zhàn)略訴求上升與客觀國際影響力下降的矛盾日益突出。小泉純一郎利用迫切希望變革的民意,打出“摧毀自民黨”等改革旗號,實際上推行了一條“右傾化的大國路線”,把“對美依附型政治大國國家發(fā)展模式”推向極端。小泉一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一面派遣自衛(wèi)隊支援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竭力爭取“入�！�,即是典型表現。面對小泉政治的失敗,其后任雖做出部分調整,但自民黨缺乏“自凈能力”,不可能從根本上重塑日本的國家發(fā)展模式,因而也無法帶領日本社會擺脫經濟困境。這是自民黨最終喪失選民支持而下野的根本原因。民主黨取代自民黨上臺后,能否實現國家發(fā)展模式的再轉型,將是決定未來民主黨政治是否成功的關鍵。鳩山內閣提出“建立對等的日美關系”與“全力重振國民的生活”兩大主張,實際上已經勾勒出日本“擺脫對美依附型的經濟優(yōu)先國家發(fā)展模式”的雛形。這是順應時代大潮流變化的合理選擇,但要實現轉型尚需時日。
　　
　　鳩山“友愛外交”開局
　　
　　“友愛”是鳩山由紀夫從其祖父鳩山一郎繼承來的執(zhí)政理念。對內主張建立“友愛社會”;對外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外交,堅持和平發(fā)展,推行對美國和亞洲并重的政策,而不再重提自民黨政府“以日美同盟為機軸”的戰(zhàn)后日本傳統(tǒng)外交方針。
　　以民主黨為首的三黨聯合政府達成的執(zhí)政協(xié)議提出:“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關系”,同時“確立同中國、韓國等亞太地區(qū)的信賴關系,努力建立東亞共同體”。鳩山內閣在保持日美同盟關系的同時,會更多地強調本國利益和日本民意。在沖繩基地問題上,鳩山內閣成立的第二天,外相岡田克也立即要求外務省徹查是否存在放任美國艦載核武器進入日本港口的所謂“日美核密約”,明確拒絕運進核武器。鳩山內閣防衛(wèi)大臣北澤俊美也表示,2010年將撤回在印度洋向美軍供油的日本自衛(wèi)隊艦只,并將訪問沖繩,了解當地民意,為和美國就重新談判美軍基地搬遷等問題做準備。
　　民主黨謀求建立平等的日美關系,主要是反對自民黨執(zhí)政時期特別是小泉內閣期間的“對美一邊倒”。鳩山首相上臺前曾撰文指出:“很多人從金融危機中認識到,美國單邊主義的時代也許會終結。金融危機也使人們對于美元作為關鍵全球性貨幣的永久性地位產生了懷疑。”“由于伊拉克戰(zhàn)爭的失敗和金融危機的發(fā)生,美國主導的全球主義的時代正走向終結,我們正邁向一個多極化的時代。”鳩山強調與美平等,并不是要擺脫美國,成為獨立的軍事大國和世界軍事中的一極。他曾明確反對日本討論和武裝,甚至因此遭到右翼鷹派的攻擊。
　　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看,鳩山由紀夫并不贊成以謀求本國權力為國家利益目標的“現實主義”,而是信奉國家間相互依存關系重要性的“理想主義”和通過和平方式構建東亞共同體的“建構主義”思想,認為可以通過共有知識的形成,增進國際或地區(qū)認同,建立國際規(guī)則等,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他明確提出:“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個位于亞洲的國家。我認為,正在日益顯現活力的東亞地區(qū)必須被確認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圍。所以,我們必須持續(xù)建立覆蓋整個地區(qū)且穩(wěn)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框架�！彼�主張在建立國際合作的新架構之際,“必須克服民族主義過度的問題,走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之路”,“不遺余力地建立對鞏固貨幣一體化至關重要的永久性安全框架”。
　　盡管中日之間還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但日本民主黨上臺,對加強中日關系是個新機遇。民主黨干事長、實力人物小澤一郎積極推動同中國的交往。首相鳩山由紀夫、副首相菅直人、外相岡田克也組成的“三駕馬車”,是民主黨政府的領導核心。他們都是戰(zhàn)后出生的日本政治領袖。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同中國保持密切交往。鳩山首相當選后首先于9月21日利用出席20國集團金融峰會之機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晤,并將于10月10日訪華,出席在中國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日方將就進一步充實日中戰(zhàn)略互惠關系、建立東亞共同體和中日韓合作、應對經濟金融危機、能源環(huán)保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挑戰(zhàn)等問題,加強與中方的溝通。
　　關于日中之間的領土爭端,鳩山認為,“難以通過的雙邊談判得到解決。雙方對這些問題討論得越多,情緒被激發(fā)、民族主義加劇的風險也就越大”。所以,“只有邁向程度更大的一體化,阻礙地區(qū)一體化的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歐盟的經歷告訴我們,地區(qū)一體化能夠化解領土爭端”。而且,“地區(qū)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是我們在實現日本憲法主張的和平主義和多邊合作原則方面應該遵循的道路。這也是為保護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在身處美中之間的情況下追求我們利益應該遵循的適當道路�！兵F山2007年任民主黨干事長期間曾會見訪日的達賴,引起中方交涉,估計他擔任首相后不會重蹈覆轍。岡田克也已就涉及西藏和新疆的問題表示,這是中國內政,民主黨不應干涉。關于東海油田問題,他認為:“微妙的問題應該在重視信任關系的情況下對話。”
　　日本民主黨執(zhí)政后,朝核問題能否打開僵局值得關注。近來,朝鮮與美國、韓國關系出現松動跡象。美國政府已表示將與朝鮮進行雙邊對話,以利恢復六方會談。日本民主黨執(zhí)政后,朝鮮也表示愿與日本新政府以《朝日平壤宣言》為基礎,構筑“富有成效的雙邊關系”。2009年9月18日,金正日在會見到訪的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時表示,朝方將繼續(xù)堅持無核化目標,致力于維護半島和平穩(wěn)定,愿通過雙邊及多邊對話解決有關問題。跡象顯示,朝核問題正從危險邊緣逐步轉到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軌道上來。民主黨曾提出建立東北亞無核區(qū)的主張,即要求美俄中等核國家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對東北亞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日、韓、朝等東北亞國家堅持無核三原則。如果民主黨政府能改變自民黨政府一味對朝制裁施壓的做法,朝日關系便可能出現轉機,從中長期看,這將有利于解決日方關切的“綁架問題”和六方會談復會問題。
　　今后民主黨內、聯合執(zhí)政的三黨之間能否保持團結,特別是在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方面保持協(xié)調一致,也可能影響鳩山內閣的穩(wěn)定性。美國鷹派勢力已對民主黨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表露了不滿和不安,今后很可能繼續(xù)直接或間接對日本民主黨政府施壓。自民黨內鷹派勢力、被綁架人家屬組織和《產經新聞》等部分媒體有可能牽制鳩山內閣。如果民主黨過分顧及2010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而喪失外交機遇,便可能難有很大作為。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副所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
　　(責任編輯: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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